路易-艾黎

曾獲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17年至1918年在紐西蘭第二遠征軍服役，兩次負傷。1920至1926年在維弗萊附近的牧場工作。1927年4月21日來到中國，此後長期居住中國。他與中國人民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奮鬥了整整60年。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路易·艾黎
• 外文名：Rewi Alley
• 出生地：紐西蘭坎特伯/斯普林菲爾德
• 出生日期：1897年12月2日

人物簡介

80多年前，一位紐西蘭年輕人抱著好奇的心態來到中國。從此，他的命運便緊緊地與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建設事業聯繫在了一起。這個人就是路易·艾黎。他在中國生活了60年。這60年，是他幫助中國人民生產自救的60年，是他向世界介紹新中國的60年，更是他推動中新友誼的60年。

20世紀30年代，路易·艾黎積極參加了在上海的國際性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並向國外撰寫了大量宣傳中國人民抗日鬥爭的文章。抗日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並發起組織了工業合作社運動（簡稱工合），成為失業工人和難民生產自救、支援抗戰而興起的一支獨特的經濟力量。在那硝煙瀰漫、戰火紛飛的艱苦歲月，它為供應戰時軍需民用、特別是援助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游擊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40年代，他在甘肅省山丹縣創辦了以手腦並用、創造分析、理論聯繫實際為辦學宗旨的培黎工藝學校，吸收勞動人民子弟，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能吃苦、講實幹的技術人才。他同當地人民一起生活了9年，1953年到北京。

新中國成立後，路易·艾黎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與各國人民友好事業。他熱愛新中國，宣傳新中國，為發展中國人民同紐西蘭及各國人民間的友誼、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了解，做出了重要貢獻，贏得了中國人民、紐西蘭人民和廣大國際友人的尊敬和愛戴，曾受到我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鄧小

平、宋慶齡、鄧穎超等的親切會見。

路易·艾黎

1982年路易·艾黎85歲壽辰時，北京市政府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1985年，甘肅省政府授予他“榮譽公民”稱號。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病逝。鄧小平為他題詞：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垂不朽。

2009年12月，在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家外國專家局主辦的“新中國成立前後百年間對中國貢獻最大、最受中國人民愛戴或與中國緣分最深的外國友人”評選活動中，被評為“中國緣·十大國際友人”。

著有詩集《工合》（1948）、《山丹筆記之頁》（1950）、《充滿生氣的北京的片斷》（1955）、《今日中國》（1957）；散文《京戲》（1953）、《外蒙古之行》（1957）、《洪湖精神》（1966），論著《中國：古代瓷窯和現代陶瓷》（與加納西合著）等。此外還有《艾黎自傳》、《中國見聞錄》等。還將一些中國古典詩集譯成英文。

人物經歷

十幾年前，當地的人們為了紀念他誕辰100周年，建起了一座路易·艾黎紀念園。在這個紀念園裡，人們不僅可以聽到這首專門為他創作的歌曲，還可以看到他的生平簡介，了解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中新兩國友好所做的貢獻。他的雕像邊上有一塊碑，上面寫著：“路易·艾黎，中國人民真誠的朋友，中國人民和紐西蘭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

1927年，路易·艾黎隻身來到中國，本來只是想看看這個神秘的東方國家，待幾個月就回去。然而，在看到中國百姓在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貧苦生活後，艾黎毅然決定留下來幫助他們。沒想到這一留就是60年。艾黎的外甥戴維說，他的舅舅就應該是做大事的人：“這個家庭對於人生的態度非常嚴謹。對他們來說，人生是一個嚴謹的事業，你不能隨隨便便地過生活，你需要努力去構造世界，你需要去幫助別人，而不是無所事事。”

路易·艾黎的母親克萊拉是紐西蘭著名的女權運動者。受家庭的影響，艾黎從小就形成了堅韌的性格，這也成就了他在中國的事業。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的工業幾近癱瘓，物資短缺、物價飛漲和失業讓無數中國百姓苦不堪言。艾黎認為，應該把失業工人和難民聯合起來進行生產自救。在他與埃德加·斯諾夫婦的倡議下，旨在恢復和發展中國工業、幫助中國工人生產自救的“工業合作社運動”（工合）組織於1938年成立。艾黎擔任秘書長，開始為工合運動四處奔走。

1942年，艾黎在陝西成立了培黎學校，專門培養技術工人。後為躲避日本的轟炸，學校又從陝西搬到了偏遠的甘肅省山丹縣。這就是著名的山丹培黎學校。這個學校為新中國培養了大量的技術人才，直到今天還在為當地培養技術人才發揮作用。談起這些，山丹培黎學校副校長劉國忠不無感慨：“在山丹，你要一談起路易·艾黎，大家都知道，都懷著特別尊敬，特別崇拜的心情。你到農村或是城市，一提到艾黎，都知道那是工合，那是培黎學校。”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西方國家的敵視和制裁，路易·艾黎這個支持紅色政權的紐西蘭人一度被紐西蘭政府視為叛國者。不過，他在紐西蘭的家人和朋友並沒有拋棄他，曾經一起為工合運動奔走的人們又成立了“紐西蘭－中國友好協會”。協會現任主席李雲史東說，正是因為路易·艾黎，紐西蘭和中國的關係才會如此密切：“我們很自豪，在中國領導人去歐洲訪問之前，我們（紐西蘭人）就有機會見到中國的主要領導人。我想這正是路易給我們留下的兩國友誼的傳承，他永遠是我們紐西蘭偉大的英雄。”

李雲史東的妻子朱迪也是新中友好協會的負責人。已經退休的老兩口完全是無償自願地在做著協會的工作：“因為我們喜歡中國人，路易·艾黎的精神激勵了我們，我們希望兩國人民能夠走得更近。”

1987年，路易·艾黎在北京去世。按照他的遺願，人們把他的骨灰撒在了他的第二故鄉－－甘肅山丹。鄧小平在輓聯上寫道：“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永垂不朽”。

今天，無論是在紐西蘭還是中國，人們仍在以不同的方式紀念著這位偉大的英雄。他的母校法倫奴易國小成立了一所以路易·艾黎命名的中文學校。校長呂智紅說，正是因為以路易·艾黎命名，學校不僅承擔了中文教學的工作，還承擔著發揚路易精神的使命：“我們學校在這裡已經10多年了，正是因為這所學校與路易·艾黎、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特定的淵源，使我們能夠在這裡穩定長遠地發展起來，所以我們也有責任把路易·艾黎先生的精神傳承下去。”

當聽說路易·艾黎在“中國緣－十大國際友人”活動中被評選為中國的十大國際友人之一時，艾黎的侄女菲利帕備感驕傲：“是的，我為他感到自豪，對他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是一個偉大的人。”

宋慶齡與路易·艾黎

宋慶齡是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精神，中華民族的精神!近一個世紀以來，宋慶齡是締結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友誼的橋樑和紐帶。她與眾多的國際友人建立了廣泛的聯繫，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她得到了國際友人的熱情幫助；她也幫助在華的國際友人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使他們成為中國人民的忠實朋友，為中國和世界人民的進步事業作出傑出的貢獻。在這其中，宋慶齡與長期留在中國的紐西蘭作家路易·艾黎經歷了半個世紀之久的交往。

宋慶齡說:“我從1932年起就認識路易·艾黎。他為中國作了貢獻，幫助我們保衛國家。……我覺得他是新中國的一位誠實忠誠、不屈不撓的朋友。”

路易·艾黎說:“我認識她以後，她要求把所有給我的信閱後立即銷毀。所以我手頭無信可翻閱。”“在‘文化革命’初期，1968年8月31日，她親筆為我寫了一份證明信，使我免遭懷疑和迫害。”“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謝的花朵，永遠使人鼓舞，永遠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1977年12月2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在人民大會堂為路易·艾黎的80壽辰舉行熱烈隆重的晚宴。鄧小平同志代表我國黨和政府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稱讚路易·艾黎，“為中國革命事業盡力的國際朋友有千千萬萬。但是，像艾黎同志這樣五十年如一日，不管在艱難困苦的時候，在我們創業的時期，或者在我們革命勝利以後的日子裡，始終如一地，一貫地為我們的革命事業做出了大量努力，這是很不容易的。因此，他受到了中國人民理所當然的尊敬。我們感到，他的工作非常值得我們感謝。”

路易·艾黎於1897年12月2日誕生於紐西蘭坎特伯里省斯普林菲爾市。

1926年，路易·艾黎被報紙上不斷刊登的中國北伐戰爭的訊息所吸引，到中國去!看看這個東方大國，究竟發生了什麼。1927年3月13日，他乘坐一艘載運中國勞工回國的輪船，經菲律賓抵達香港。在香港逗留的3天中，艾黎聽到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訊息，於是他換乘另一艘輪船，於4月21日到達上海。

當時的上海正處於動亂之中，在周恩來親自領導下的第三次武裝起義中，工人控制了上海。被工人勝利嚇破膽的蔣介石，決定以武力制止共產黨迅速擴大的影響。這個利用人民革命的浪潮上升到統治地位的新軍閥，開歷史倒車，進行了一場血腥大屠殺，使上海和中國其它一些地方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剛剛抵達上海的路易·艾黎，雖然不甚了解在此之前發生的事。但從一踏上碼頭，他已感受到了如同紐西蘭麻奧里人對英國統治者那樣的仇視。當他經過一個碼頭工人身邊時，那工人朝他的臉上吐了口唾沫。

“為什麼對我這樣仇視?”他望著這個工人遠去的背影問自己。他環顧了一下這個租界上的氣氛，自己得出了一個結論:“上海在當時有許多外國軍隊，工人中有強烈的排外意識。”

艾黎到達上海的第四天，就在給家人的信中談到這個城市的貧富不均的現象:一面是住著宮殿式宅邸的“擁有巨大財富的人”；一面是“辛苦勞動，比牛馬還不如”的“處於最底層的階級!”他感到這種制度有強大的社會基礎，“我們在當時無能為力去改變它。”

路易·艾黎於1927年5月16日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消防處，擔任檢查工廠防火措施的見習官。幾個月後，任該處督察員。他經常深入工廠，直接接觸工人民眾，把自己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全都消磨在有大多數中國人居住的街巷裡。他花大量時間學習中文和上海話，熟悉了解普通中國人的思想感情。在從事督察工作期間，最使艾黎痛苦的經歷之一，是看到在當時的繅絲業體制下，童工所遭受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折磨。1929年，當艾黎看到一批繅絲工會的人在無錫被作為共產黨殘殺之後，他對在舊制度下可能進行改革的幻想最後破滅了，開始意識到，“只有進行根本的變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1933年，艾黎開始結識了宋慶齡，他和上海一些進步的國際朋友在宋慶齡幫助下，成立了社會科學研究小組。負責人是艾黎和西普。學習的書籍有《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還有其他關於剩餘價值學說、土地私有制問題、社會發展史、亞細亞社會革命道路的論述。他們結合國內外時事進行討論。這類聚會，根據各成員的意見，不定期地在不同的地點舉行。

在宋慶齡的鼓勵和支持下，小組成員與中共地下黨建立了聯繫，使他們可以不斷獲得關於江西革命根據地多次反圍剿的訊息。艾黎明白了中國國內的鬥爭，並越來越關心這些鬥爭。

路易·艾黎是一個作家，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早在1926年北伐戰爭時期，他已開始從報紙上注意有關宋慶齡與何香凝發起組織“北伐紅十字會”，在武漢地區開展卓有成效的救護活動的報導。後來，宋慶齡到莫斯科，艾黎又從美國記者文森特·希恩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中了解宋慶齡的情況。艾黎在回憶宋慶齡的文章中寫道:“遠在1933年我認識她以前，她就是遵循孫逸仙博士的遺志，盡一切可能，致力於革命工作。並視它為己任。”“但直到1933年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帶我到她在上海莫里哀路的寓所，我才認識她本人。我聽她回顧20年代初期從廣州脫險的往事。當時軍閥陳炯明的士兵在街上射擊革命者。她藏身在死者中間，後來伺機匍匐逃離現場，到一家家店鋪去要求避難，終於找到了一家。她後來弄到一條船，與丈夫在珠江上的一艘軍艦上重聚。”自從結識宋慶齡以後，艾黎的政治生涯與中國革命開始發生傳奇性的結合。他的住所經常被革命志士用作避難居留地，他為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活動和擴大紅軍的影響，做了大量工作。他還同宋慶齡、史沫特萊一起，通過國際組織，為蘇區傷病員購買藥品，為紅軍根據地購買無線電器材，輸送專業人員。這些革命實踐活動，使他逐步轉變為一名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事業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上海期間，艾黎曾多次配合宋慶齡安排一些“不速之客”的活動。

1935年的一天晚上，史沫特萊陪同一個身材不高的人來到艾黎家，介紹說這是“查爾斯”。於是查爾斯成了艾黎家的一員，在艾黎家住了將近一年。後來，艾黎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劉鼎。1936年，劉鼎被黨中央正式委派為駐東北軍的代表。劉鼎住在艾黎家期間，當局曾以查電錶為名，搜查艾黎的住宅，為了劉鼎的安全，艾黎在風聲緊時，把他送到宋慶齡家裡躲避了幾天。

劉鼎在上海期間，宋慶齡得知張學良將軍曾來上海托李杜(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尋找中共的關係。宋慶齡認為劉鼎最適合代表中共去張那裡，並可以讓張幫助劉鼎去陝北，就安排了董牧師與劉鼎接洽。劉鼎臨走時把宋慶齡托他轉的密信塞在錘子把內，又用台虎鉗扳緊錘子頭。到達陝北後，他參加了周恩來和張學良在延安的歷史性會見，以後又奉派常駐在西安張學良將軍的總司令部。

1936年9月間，西安的工作迫切需要用錢。劉鼎要艾黎到西安去，把紅軍在山西繳獲的山西省銀行鈔票，兌換成可以通用的中央鈔票。艾黎在兌換這筆巨款的過程中，利用他的大鼻子和冷靜、鎮定、略帶一點西方人的傲慢，迅速、機智、敏捷地完成了任務。宋慶齡將這筆款湊滿了1萬元，並說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章乃器將款電匯給劉鼎。在西安事變之前，這筆款子被劉鼎派了很好的用場。

艾黎家頂樓的小房間裡，設定了共產國際中國組的秘密電台。由甘普霖負責，兩個德共年輕的女黨員協助他工作。他們通過這部電台，與在國內進行長征的紅軍保持著通訊聯繫。1936年，中央電台傳來了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的訊息。大家無比喜悅，借紀念十月革命節的機會，在艾黎的寓所里，舉行了慶祝酒會。宋慶齡、史沫特萊和正在籌辦《中國呼聲》雜誌的美共黨員馬克斯·格蘭尼奇夫婦都趕來參加，劉鼎也參加了這次聚會。宋慶齡一反往常文靜的儀態，端莊的臉上泛著紅暈，與艾黎等國際朋友頻頻舉杯，祝詞慶賀長征的勝利。

路易.艾黎在上海居住了11年(1927-1938)，他是懷著一種對中國革命的好奇心來到上海。當他親眼看到國民黨反動分子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瘋狂鎮壓、屠殺革命工人和青年，出於人道主義的同情心，他感到憤恨和不平。後來，他結識了魯迅、史沫特萊和其他進步人士。在這些人的影響下，他的憤怒和不平變為要求改革的力量。與宋慶齡結識交往以後，艾黎與宋慶齡之間的來往一直沒有間斷過，友誼日益加深，一直到晚年，他仍然以崇敬的心情在“自傳”中寫道:“我在上海的年代充滿著記憶，其中許多是關於宋慶齡的。從國民黨在1927年接收上海到1937年撤離內地，她從未停止鬥爭。她表面上是一位退隱的夫人，住在法租界莫利哀路29號先夫孫中山博士的寓所。其實，她一直很活躍，感到自己有責任繼承丈夫的遺志，盡一切方法繼續為革命工作。她堅如磐石，是一個鋼鐵女人；她從未失去還政於人民的理想，以卓越的辦法堅持不渝。然而，她總能保持個人的魅力，善於將它用於工作。她雖然專心致志於需要她決定的大事，卻也會以幽默和妙語給老朋友的許多聚會帶來輕鬆氣氛。‘蘇吉’，朋友們這樣稱呼她，她給同她一起工作或以各種方式受她影響的人留下溫馨的回憶。”

“隨著歲月的流逝，從我後來同她的交往中，越來越感到在她秀麗文雅的外表下，包容著一顆鋼鐵般堅強的心。她總是利用自己最熟悉的陣地，來幫助那些為她所堅信的一切而奮鬥的人們。這不僅僅表現在文化陣地上，而且表現在具體的實際工作中。”

有一回，需要從上海的東市區取來一大包槍枝彈藥，秘密運送給遠在外地的紅軍。儘管警察檢查極嚴，宋慶齡還是把武器放在她乘坐的黃包車車座下，順利地通過了租界上的重重警哨和關卡。艾黎可以知道那一包傢伙有多重，因為在宋慶齡離開上海之前，這包東西又轉到艾黎的住處，後來，艾黎要離開上海時，才把它轉移到別的地方去。

最使艾黎難以忘懷的是1937年，日軍占領上海後，宋慶齡離開上海時，那個寒冷灰暗的冬天的早晨，宋慶齡打電話給艾黎，要他乘一輛出租汽車到她家裡去。艾黎到達時，見她正在和兩位同意看管她房子的外籍婦女喝臨別咖啡。壁爐里燃燒著明亮的火焰，她說笑著與她們揮手告別。然後坐上了艾黎的車。李媽坐在前座上，手裡提一個小布包袱。當她們從那些面目猙獰、虎視眈眈的惡棍們中間走過時，宋慶齡安詳地挽著艾黎的胳膊，與他談笑風生，旁無若人。他們沒有遭到任何盤問。

30年以後，1968年8月31日，宋慶齡在文革中為艾黎寫的證明信中說“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時候，是他在內地創辦了工業合作社，幫助我們培養年輕的一代。為了這項工作，他甚至犧牲好職業。當白色恐怖籠罩上海的時候，當中外特務追索共產黨員的時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為共產黨員的避難所。當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時候，是他在甘肅內地不怕任何艱苦的生活條件，為中國人民工作著。解放以前，他支持我們的文化革命運動，寫了很多的書、詩與文章。當世界和平委員會派他去外國時，他為我們講演和辯論。解放前和解放時我都了解他。……我極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樣，是國際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的信徒。”

1937年10月，路易·艾黎從歐美各國考察後回到上海，親眼目睹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諸多暴行。他為失業工人中日常發生的騷亂和從戰場上撤下來的殘廢士兵的問題感到擔心。艾黎開始考慮如何以他在工廠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實際經驗來為抗戰力量服務，把勞力資源組織起來建立抗戰的工業。11月，在上海的斯諾夫婦和艾黎議論了一個“在非敵占區發起一個建立一連串的小工業合作社的想法”，“給人們一個機會自救和救亡”。⑿於是，先由艾黎起草了方案，三個人又對方案進行了修改，然後請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鮑威爾印成小冊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發。

艾黎在上海醞釀籌辦“工合”的過程中，隨時把情況告訴宋慶齡和八路軍上海辦事處，宋慶齡為路易·艾黎等人的計畫深受感動。她對這一運動“百分之百地支持”，高興地當了“工合”運動的“保證人”，並且徵求到她的兄弟宋子文的援助。

中國“工合”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正如斯諾所說:“如果沒有宋慶齡和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這兩位十分熱心人士的發起贊助，工合是永遠辦不起來的。”宋慶齡憑藉她的智慧和直覺，從一開始就看到，“工合”可以補充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最重要也是最被忽略的部分。她說:“這就是他所說的民生的意義，但使其成功，它必須是一個受生產者管理的真正的民眾運動。”“中國工業合作，代表人類的復興，經濟的進步與民主政治的教育。”

工合的創建還得到了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支持。艾黎在武漢籌組“工合”總會時，經常同斯諾去找周恩來研究關於工合組織的性質和人事安排等問題。周恩來鼓勵他們要把這一事業進行下去，並指出:組織工合的主要任務是拉住國民黨抗戰，最好能取得國際上對抗戰的支持，國民黨對此十分在乎。當問到國民黨抗日派中誰最有影響時，艾黎認為最起作用的兩人是宋美齡和端納。周恩來還認為:如果能把某些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愛國民主人士吸收到領導位置上來是最好不過了。這樣工合組織才不會成為一個官僚機構。

宋慶齡於工合成立初始，便多次在演講、文章和給國外友人的信中，闡述中國工合的性質、作用，呼籲國際友人、援華機構和廣大華僑援助新生的工合事業。1938年8月15日，即工合總會在漢口成立後10天。52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紐約召開世界青年大會。宋慶齡在對大會所作的廣播演說中，向全世界人民介紹了中國的工合運動。她說:

“日本不僅毀滅我們的家和居屋，尤其在企圖毀滅我們的新式工業，希望將我們的人民變成它的農奴。”“對於日本的這種毀滅，我們的反應並非失望，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政府，都已決心即在戰爭中，也要將日本所毀滅的生產力重建起來。我們打算在所有的內地，甚至在日本所占據的鐵道兩旁建起成千成百的小工廠。”“它是以合作社的方式開展著的，是政府與消費者共同經營的。”她指出建立工業合作社的作用是:“能夠維持經濟穩定，能夠維持內地市場，避免鄉村的紊亂與匪患，……工業合作社能夠利用一切的失業工人……工業合作社能夠支持長期抗戰，使日本對於占得城市絲毫無利圖”。

“工合”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從紙上計畫到實際行動之間的最短距離的紀錄。從克服的困難來看，“工合”可以作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勇敢、機敏和持久力的紀念碑。“工合”在抗戰中成為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援助中國抗戰的重要紐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合作運動”的先驅。從國內來說，除了紅十字會以外，“工合”是唯一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保持脆弱聯繫的組織。

路易·艾黎與中國人民一道生活和工作了整整60個春秋。他一輩子沒有結婚，沒有兒女，卻收養和照顧了一批革命烈士的遺孤。1952年，艾黎應周恩來總理之邀請，定居北京。從此，他便開始從事國際和平運動。1952年6月，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籌備會。10月，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由宋慶齡致開幕詞。她列舉了許多重要事實以說明“要求和平的隊伍正在迅速地壯大，向前邁進，成為世界上一支占優勢的力量”。她說:“讓我們動員人民，爭取有助於和平共居的道德條件。”

作為紐西蘭代表團的副團長一一艾黎在發言中指出:世界上引起戰爭的各種力量是互相關聯的，普通人有能力為和平而鬥爭，這一鬥爭具有國際性。“和平是一切建設性的生活的基礎。不管有多少困難，走向和平的路是永遠無法切斷的。”

在積極投入國際和平運動的同時，路易·艾黎開始了寫作生涯。他把發生在中國的偉大變革，報導給世界人民。從1952年起到現在，世界上出版他的著作和譯作已達70多種。1972年，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為他在著述方面的驚人成就，授予他文學博士學位。1986年12月19日，紐西蘭總理戴維.朗伊在致路易.艾黎的信中說:“很少有人與一個國家及其人民，在如此重大的動亂和轉變時期，一直有著如此密切的關係。你對中國的發展所作的貢獻在中國和紐西蘭都廣為人知並受到尊敬。你確實架起了縮短新、中兩國之間距離的橋樑。”

1987年3月，鄧穎超在《艾黎自傳·序言》中對艾黎的一生予以高度評價:

“在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中，有不少國際朋友給予我們寶貴的支援。但像紐西蘭的路易·艾黎那樣，為中國人民工作的時間那么長、活動範圍那么廣、對我們了解得那么深的朋友，卻是不多見的”。“艾黎同志從30年代在上海就是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忠誠支持者。抗戰期間，他組織的“工合”運動，為我後方生產救亡作出了重大貢獻。40年代他創辦山丹培黎工藝學校，從農民子弟中培養了一批能吃苦耐勞的技術人才，他們至今仍在各生產戰線上發揮骨幹作用。……他積極投身於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以及他傑出的社會活動更使他在國際上贏得了崇高的聲望。……他在促進中國和紐西蘭以及各國人民間相互了解和友誼的事業中起了獨特的作用。……周恩來同志在解放前後都經常關心艾黎同志的工作和生活，認為他是中國的一位久經考驗、意志堅強的朋友。艾黎同志在長期的鬥爭中不怕艱辛、不計得失，把一腔熱情和全部精力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不論是在順境還是逆境中，始終堅定不移，真不愧為一位無私無畏、襟懷坦蕩的偉大國際主義戰士。中國人民由衷地尊重他、愛戴他。”

艾黎在中國找到了他認為值得為之獻身的事業，因為他知道，他所尊敬的中國人民需要他的才幹；他同樣意識到，世界需要中國。他說:“中國是通過千難萬險的考驗來鑄造一種新型人的熔爐。”他斷言:全世界翹首注視著中國宏偉事業的不斷成功。只要延安精神和老革命家的精神常存，就阻擋不住中國走向統一和振興。正在進行的改革預示著全國持續發展的經濟繁榮。和平意味著發展，人們將進入一個更有希望的新世界，達到夢想不到的高生活水平，並跨進宇宙。作為全球穩定的一支強大力量，北京將繼續修建連線各國的橋樑，以促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從而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