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信息
一張張發黃的紙片,一個個陌生的
名字,記載著過去的
硝煙與
鮮血:
“趙獻,605團4連副
指導員,1943年入黨,1946年入伍,犧牲時23歲,籍貫不詳。”“一、他15歲就參加了
革命工作,殘酷的‘五一’掃蕩中他搶救革命幹部。一貫工作積極、埋頭苦幹。1948年經過兩次遠征。刻苦精神好,團結每個同志;二、在戰鬥中勇敢、不怕犧牲,在負傷後還鼓舞大家,我死了是為了革命,也是光榮的,只要你們完成任務。”
“陣亡通知書”訴說鮮為人知的故事
這些“陣亡通知書”上手工
繪製的表格用
鋼筆填寫,內容欄中還記載了烈士的英勇事跡。遺憾的是,在
烈士們的籍貫欄中,竟有29個是空白。在那個戰火紛飛的
年代,他們甚至來不及讓身邊戰友知道自己來自何方,年輕的
生命便如流星匆匆划過天際。
一張張發黃的紙片,一個個陌生的名字,記載著過去的硝煙與鮮血:
“趙獻,605團4連副指導員,1943年入黨,1946年入伍,犧牲時23歲,籍貫不詳。”“一、他15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殘酷的‘五一’掃蕩中他搶救革命幹部。一貫工作積極、埋頭苦幹。1948年經過兩次遠征。刻苦精神好,團結每個同志;二、在戰鬥中勇敢、不怕犧牲,在負傷後還鼓舞大家,我死了是為了革命,也是光榮的,只要你們完成任務。”
“龍華章,604團戰士,犧牲時32歲,1949年2月入伍,
貴州同仁縣明組鄉
新莊村人,安葬地點為
太原市新城東門外北角。”他的英勇
事跡被描述為:“作戰勇敢,屢立戰功。”
……
去年11月,
王艾甫賣掉了
收藏的300塊
銀元,湊足了1萬元路費尋找“湖北雲縣雙郝村”郝戴虎烈士的家屬。經了解才知道,“雲縣”原是雲夢縣之誤,解放前的“雙郝村”已更名為鐘垸村。聽說失蹤50多年的郝戴虎有了訊息,而且還是
革命烈士,小小的鐘垸村沸騰了。幾十位老人聚集在村委會,燃起鞭炮迎接王艾甫。村委會主任郝朝陽說:“沒想到我們村還有這樣的革命英雄!我們要專門建一個小
陳列室,讓年輕人都學一學。”
解開烈屬半個多世紀的“心結”
王艾甫在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中旗
桂井村找到了烈士孫耀72歲的女兒孫秀峰。孫耀自1937年參軍後就沒有下落,孫秀峰和母親、女兒一家三代輾轉十幾個地方尋找都一無所獲。母親臨去世時還抱怨:“你爹不要咱娘倆了,到城裡享福了。”孫秀峰從王艾甫手中接過“陣亡通知書”,哭了半個多小時,反覆說的只有兩個字:“謝謝!”
在河北省民政部門配合下,王艾甫找到了趙獻烈士的家鄉正定縣
諸福屯鎮朱河村。已80歲的趙獻妻子梁貴蘭哭著說:“我們結婚還不到一年,趙獻就應徵入伍。當時是悄悄走的,因為我們這裡還沒有解放,我也沒敢去送他。”
在
貴州省有關方面幫助下,王艾甫找到了龍華章烈士的家鄉貴州省
銅仁市(“陣亡通知書”上誤作同仁縣),過去的明組鄉已改為河西辦事處。龍華章的侄子龍和生清楚地記得:“1939年農曆正月十五,叔叔被國民黨抓去當兵,我哭著到鄉政府找,但沒有找到,此後就沒有音信。”
河北的王滄言老人知道了丈夫路煥文的下落後,忍不住老淚縱橫:“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本來已經絕望了,這下夫妻可以合葬了。”
偶然發現的84份“陣亡通知書”
今年67歲的
王艾甫是山西太原收藏協會
會長。1996年的一天,他在一個舊書攤發現4本發黃的《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記載了866名解放軍
陣亡將士的基本情況,裡面還夾帶著84份“陣亡通知書”,籍
貫涉及湖北、山西、河北等10個省區。王艾甫用3000元買下這套登記冊——這些錢相當於他當時一年的收入。
太原戰役發生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此役殲敵12萬人,我軍犧牲1.8萬人,結束了閻錫山對山西長達38年的統治。
這些部隊的資料究竟是真是假?怎么會遺落在民間?王艾甫找到有關專家求證。山西省軍區黨史研究室主任
高榮貴仔細對照有關史料後確認:登記冊上記錄的確實是當年解放太原戰役時一些陣亡將士名單,可能因為部隊經常轉移,不慎流落民間。曾參加過
太原戰役的原十四軍副
軍長王立崗說,這本冊子上的
名單與當時十九兵團和二十兵團的情況是一致的,印章也確是當時的
印章。
為烈士“尋親”
看著一張張發黃的“陣亡通知書”,有20年軍齡,也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王艾甫想起了昔日的戰友張廣元。這位曾經救過他生命的戰友犧牲後,王艾甫親手掩埋了他的遺體。而在張廣元家鄉縣民政部門,竟然查閱不到任何有關這位烈士的記載。戰爭中有多少個張廣元?每當夜深人靜,王艾甫總是難以入眠。
王艾甫萌生了為烈士“尋親”的想法。“我不敢想像,當年他們在彈雨紛飛的戰場上倒下的情景;我也不敢想像,一位位烈士的親人遙望遠方、悲痛欲絕的情景。為烈士‘尋親’,只是一種紀念的形式,但這種形式的實質是:我們應該為先烈招魂!”王艾甫在
記事本扉頁上寫道。
這一“尋”就是10年
10年來,王艾甫走遍了太原市5個烈士陵園,查閱了數千位烈士資料,一一核對人名找到了這84位烈士的安葬地點。他按“陣亡通知書”上的地址逐一給
烈士親屬寫信,給當地
民政、公安部門打電話,還經常到外省實地尋找。因此而支出的路費、接待烈士家屬來
太原祭奠等花了幾萬元。去年,他把一家三代僅有的70平方米房屋
抵押貸款7萬元。為了烈士的英魂能夠安息,千難萬難他也要堅持下去。
接過“尋親接力棒”
由於登記冊和“陣亡通知書”上大部分地址寫得過於簡單,加上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變遷,很多地方的地名都發生了變化,王艾甫10年尋找,只找到不足10位烈士的親屬,於是就求助於媒體。
王艾甫為英烈“尋親”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些地方媒體或派記者幫助尋找,或刊登英烈名單與讀者互動找線索,《武漢晚報》記者湯華明複印了11名湖北籍英烈的名單,利用去年國慶節黃金周時間,深入湖北各村鎮逐個尋找,找到3名英烈的親屬。《燕趙晚報》
記者劉勇峰說,因為他報導了“尋親”新聞,在今年5月份以來平均每天都會接到十來個提供線索的電話。人們對英雄的尊敬和仰慕使他深受感動。
媒體的介入在大江南北掀起一股“尋親熱”。去年
寒假,
華中科技大學組織170名湖北籍大學生參與“尋親”。他們分成6組拉網式查找,走訪了湖北籍烈士所在6個縣、市的100多個村莊,累計行程上萬里,為5位烈士找到親人。為尋找“襄陽縣
郭耀山”烈士的親屬,他們逐一到村名帶“郭”字的地方找,直到第三天,在郭家灣村無意中碰到71歲的郭景樹老人,終於找到郭耀山家。
華中科技大學團委副書記陳鋼說,84名
英烈中尚有60位的
親屬沒有找到,他們將在今年暑假選拔300名大學生接過“尋親接力棒”,把活動向全國推開,讓“尋親之旅”成為
大學生的信念之旅、淨化心靈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