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敬璞

趙敬璞

趙敬璞(1918除夕-1990.10.22),出生於南京市浦口。籍貫江蘇銅山縣 房村鎮小趙莊。1936年底,在徐州市新新中學高中一年級時因參加“西安事變”學生運動被開除。1937年5月離家出走到太原考取山西國民師範軍政訓練班。1937年6月,集體參加犧盟會,從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戰爆發後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 為決死一縱隊三大隊八連隊員。1937年10月被派往長治縣任人民武裝自衛隊副總隊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趙敬璞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南京區浦口
  • 出生日期:1918年除夕
  • 逝世日期:1990年10月22日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山西國民師範軍政訓練班
  • 主要成就: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
    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
    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生平,鄧稼先和趙敬璞找核彈,

生平

趙敬璞(1918除夕-1990.10.22),出生於南京市浦口。籍貫江蘇銅山縣 房村鎮小趙莊。1936年底,在徐州市新新中學高中一年級時因參加“西安事變”學生運動被開除。
1937年5月離家出走到太原考取山西國民師範軍政訓練班。1937年6月,集體參加犧盟會,從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戰爆發後參加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 為決死一縱隊三大隊八連隊員。
1937年10月被派往長治縣任人民武裝自衛隊副總隊長。
1938年2月,調回決死一縱隊三總隊工作,此時雖不是黨員,但由於組織信任,擔任了一營一連指導員。
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到1940年期間,任團政治處組織幹事,代教導員。閻錫山發動攻擊新軍的“十二月政變”後,為充實部隊,新軍游擊一團與決死三總隊合併為八路軍新軍第25團,調任連指導員。
1940年2月調任八路軍太岳縱隊青年知識分子訓練隊(簡稱青訓隊)任指導員。
1940年秋,青訓隊與太岳縱隊教導大隊合併,調任指導員、組織幹事、大隊總支書記(教導員)。
1943年3月,調任軍分區巡視組長。
1945年2月任八路軍太岳一分區第38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上黨戰役第一階段作戰結束,為執行中央搶占東北的戰略決策,太岳軍區組成太岳支隊(五個幹部團)赴東北。任幹部團副政委(政委未到任)率部於
1945年10月出發。途徑洮南車站時遭到當地政治土匪的圍攻遇險,頑強抵抗堅持一晝夜,得到白城子軍分區和蘇聯紅軍駐軍的支援,始得脫險。
1945年12月抵達嫩江軍區後,任警備二旅四團政委,該團有關內老八路的五個整連,形成二旅的主力。解放戰爭期間,在龍江、景星、甘南等地發動民眾,進行土改,剿滅土匪,先後任東北騎兵二團、騎兵一團政委。
1948年4月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巡視團巡視員、組織部幹事。四野打到廣州後,任第15兵團直屬政治處副主任。在廣州與同在兵團直屬政治處的李燕結婚。
1950年7月,在廣州的15兵團領導機構與在河南的第13兵團領導機關對調,兵團機關北上組成東北邊防軍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任志願軍司令部直屬政治處政委、直屬政治部主任。
1956年5月離開朝鮮回國。
1957年8月任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 4系(裝甲兵系)政委兼裝甲兵科學技術研究所政委。
1960年6月調任第二機械工業部九局(核武器局)的第一任專職黨委書記,在青海實地領導核子彈研製工作,直到1962年10月因肺結核病情惡化,醫生診斷有肺穿孔的危險,才離開青海,住院治療。
1964年10月,調任二機部三局(核地質局)黨委書記,所領導的核地質戰線,職工多達3、4萬人,工作地區艱苦,隊伍分散。文革初期,因抗戰時期的山西新軍的革命經歷而靠邊站停止工作。
1969年秋,獲得解放。
1971年2月,重新工作,任二機部辦事組(辦公廳)組長,部黨組成員。
1973年初去四川地區的九院解決問題。
1974年二機部恢復機關的司局建制,任九局局長,後任副部長兼軍工局局長,1982年12月離休。是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5年被授予大校軍銜,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榮獲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頒發的二級國旗勳章、二級自由獨立勳章。趙敬璞是我國核武器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鄧稼先和趙敬璞找核彈

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最後一個年頭,我國在戈壁灘上的一次空投核彈過程中,因降落傘沒有打開而出現了事故。在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倒計數之後,核彈本來應該飄到預定的空中爆心處,可是核彈卻從高空直接摔到了地上,天空沒有出現蘑菇雲。雖然這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但是弄不好會引起嚴重後果!核彈哪裡去了?它還可能炸嗎?是不是在預定範圍內炸?或者已摔碎了,不會再炸?那核彈片的放射性污染在哪個地區?會造成什麼樣的危害?指揮部立即派出100多名防化兵去尋找,由於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始終沒有發現核彈的痕跡。但這是一件不能不了了之的事情。人們都記得日本廣島、長崎在遭受核子彈襲擊後留下的慘景。哪個國家也不能在自己本土上來這么一下。
“文革”中周恩來總理和幾個老帥就多次說過,降落傘是個大問題,一定要保證降落傘能打開。可是恰巧就這一次,沒有打開。
許鹿希說:“因為我在1987仔細問了當時二機部趙敬璞副部長,所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馬蘭有一個機場,飛機是從馬蘭飛上去的。這個核彈是從飛機上投下來,飛機飛得非常高。因為那個核彈不能扔在馬蘭,馬蘭是有人住的地方,要扔在完全沒有人住的羅布泊,扔到羅布泊的天上,在羅布泊的天空中有一定的高度才能爆炸。爆炸以後當時算好了蘑菇雲應該在哪兒,蘑菇雲應該往哪兒飄,要對我們國內沒有任何害處。
這裡唯一保密的就是飛機的高度不能說。
飛機扔核彈,那個核彈必須得掛著降落傘飄,要是不掛降落傘的話,一扔出來核彈就爆炸,飛機就完蛋了,所以必須得算好降落傘怎么飄,風向是多少,飄到一個爆心再爆。
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傘沒有打開,很多人不理解,說降落傘怎么還打不開?普通人用的降落傘是好打開的。核彈是一噸重,你算算,比平常那個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號的降落傘展覽過,很大的,從這頭到那頭,巨大展廳的樓頂整個都是。1979年用的那么一個降落傘沒有打開,飛機扔出來這個核彈從高空一直掉下來,直接摔到地面,就給摔碎了。
可是這次的核彈,是鄧稼先簽的字。鄧稼先簽字就表明說向國家保證這個彈是成功的,所以他決定自己親自去找,許多同志都反對他去。陪他一塊去的就是當時(二機部)的副部長趙敬璞。他們倆一塊坐上吉普車去找。這時候基地的一位領導說‘老鄧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錢’。這位基地的領導叫陳彬,鄧稼先聽後心中激動不已。他此時被一群生死與共的同志的真摯情感所打動,但他已不可能聽這位將軍的勸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鈽 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體,極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體內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進入體內後200年還剩一半。這就是說,它將終生傷害著‘被輻射’的人的身體,永無解除之日。這一切,鄧稼先是再清楚不過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這些情況一樣,沒有聽從好心同志的多方勸阻,坐在車上,他心裡有一句沒有說出來的話‘這事我不去誰去?’
鄧稼先當時不可能不去,因為當時不知道這個彈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這個彈是什麼情況,如果這個彈爆炸的話,那就壞了,廣島什麼樣,長崎是什麼樣,你可以看到畫面是吧,我們不能自己在自己國土上幹這么一下,對不對?
戈壁灘上不是沙漠,戈壁灘是大大小小的石頭。大石頭跟籃球那么大,小石頭就是小石頭塊,吉普車就在滿是石頭塊的戈壁灘上到處跑,那天他和趙敬璞同行,乘坐一輛吉普車,向戈壁深處駛去。在汽車上,他們沒有說什麼話,這並不是沒話可說,而是鄧稼先的腦子裡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麼事故?有幾種可能性?最壞的結果是什麼?他什麼都想到了,但就是沒有顧得想想鈽239對於人體的傷害。
他這時還不知道,因為降落傘沒有打開,導致核彈從飛機上直摔下來的著地點,偏離預定的爆心處很遠。他一門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彈,探明原因。車子在大戈壁上到處亂跑。他終於找到了,因為這是他們製造的,他認得。
到了發生事故地區的邊緣時,鄧稼先鎮靜地說‘到了,停車’,他要汽車停下來。一下車,鄧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對於身體的危險性,這是核科學家的直覺。他堅決阻攔趙副部長和司機等人與他同行。趙敬璞副部長堅決要跟他一起過去,鄧稼先就呵斥趙敬璞副部長,他當時也顧不上禮貌了,他說‘你們都給我站住!你們進去沒用’。鄧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邊兒,他自己卻進去了。
他獨自向裡面走去。他終於找到了,這是他們九院的寶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許鹿希說:“趙敬璞副部長,大概摔碎的那個範圍呀,像半個足球場那么大,就是整個彈都摔碎了。”
聽到這裡我問,他知道很危險,也阻攔別人進去,自己為什麼不注意呢?
許鹿希說:“那時候他已經顧不上了。”
說到這兒,許鹿希輕輕擦了擦流出的淚水繼續說:“那時候有人說他是傻子,我也說不出來他是什麼人,是傻子還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鈽239是怎么個毒性,鈾235是怎么個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進去以後,找到了那個摔碎的彈片的時候,最糟糕的是他還雙手捧了一下,捧起來一看,他馬上就放鬆了,他們最擔心的後果沒有出現。他拖著疲憊不堪的步子向停在遠方的吉普車走去。
鄧稼先見到趙副部長的第一句話就是‘平安無事’。這意味著對全國老百姓來說,沒有影響。但就在此時,他也意識到自己的身體一定會有問題了,因為他是搞核物理的。當時在上車前,他主動邀請趙副部長與他合影留念。”
許鹿希說:“那是鄧稼先已經去世有幾年了。有一次趙敬璞副部長打電話說你到我這兒來一下,我有一件東西給你。我跟我兒子去的,我去他們家時,恰好李覺副部長在趙敬璞家裡,趙副部長給了我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鄧稼先生前沒有給我,我也不知道有這樣一張照片。趙副部長說‘這個照片你應該有’。我把那張照片複製以後,把原件還給他了。”
那張照片是兩個頭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護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邊、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上的紀念照。左邊的高個子就是鄧稼先,右邊是趙敬璞副部長。
鄧稼先在研製核武器這一緊張的工作中,從來沒有主動邀請別人合影。他工作起來節奏很快,匆匆忙忙。這次他要特別留下一張紀念照,一定是內心裡有另外什麼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覺察到自己此後壽命的期限了吧。儘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險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極為嚴重的放射性鈽239的輻射傷害,這將是他身體狀況的巨大轉折。
這次對鄧稼先身體的傷害是現代醫學水平無法補救的。因為他已經多次受到輻射傷害,再加上這一次,埋下了他死於癌症的惡果。
那是一次當時在內部許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隊的領導都在現場等著觀看。據說,試驗場地擺上了許多試驗品:坦克、鐵架、活著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數三二一起爆的時候,沒有蘑菇雲,也沒有聲音,爆心地方什麼也沒有,不知道核彈哪兒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灘上來回找,防化兵不認識,因為這個核彈不是整個摔下來的,而是彈已經摔碎了。核心裝置為什麼鄧稼先去找呢?雷管、外殼不能作數,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應了還是摔碎了。沒有核反應表示沒有在我們中國國土上放一個核彈,那全體老百姓平安無事,最關鍵是這個。所以鄧稼先自己要去找。
許鹿希說:“鄧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著明天找,明天找不著後天找,反正總有一天會找著。
但是鄧稼先就想找到以後親眼判斷一下,如果當時是一個核反應,等於在中國本土上放了一顆核彈,可了不得的,比廣島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馬上就得撤退,幸虧沒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鄧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慘。
這些事是趙副部長在鄧稼先去世後告訴我的,還給了我那張照片。他還說,在回去的車上,鄧稼先向他解釋‘你們知道放射鈽最容易被什麼吸收嗎?人的骨髓!那玩意兒如果侵入人體,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嗎?200年後還剩一半’。”
那個時候,三機部說二機部九院的臭彈,二機部說你們三機部的傘不好,鄧稼先一看降落傘摔在那兒,根本沒有打開,這個事情今天說起來沒有問題,不泄密,因為這個事情在1989年的時候,國防科工委有一個科技局的局長,他把這件事情寫出來了,這本書的名字是鄧小平親筆提的《中國核工業的四十年》。
許鹿希說:“書出來了,我們再說就沒有問題了,就不算泄密,過去不許講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許說,現在我可以很公開地說,我們中國一共是45次核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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