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趙宗培
- 號：春載
- 所處時代：民國
- 出生地：河南光州直隸州（今潢川縣）
- 出生日期：1881年
- 逝世日期：1950年
- 主要成就：參加黃花崗起義、辛亥革命
人物生平,歷史記載,
人物生平
趙宗培青年時代家境貧寒，父親早亡，隨兄長度日。兩湖總督張之洞在光州帝子宮招募新軍，他應招從軍，開赴武昌。1904年（光緒三十年），考入廣西龍洲邊防將弁學堂，1906年9月畢業，任廣東新軍第一協步二團三營左隊官。他對腐敗的清王朝極為厭惡，思想同情革命。1909年（宣統元年），經革命黨人趙伯先（趙聲）介紹，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從事聯絡革命同志工作。
同盟會決定在1909年年底發動起義，令趙宗培密約同志，準備以待。1910年2月10日（正月初一）早飯後，趙宗培密令各營士兵發動起義。數十名革命同志迅速行動，先將周蕃隊官及衛兵司令拘禁，接著他又率大隊人馬衝進協統司令部，捉拿協統張哲培。張聞風逃走。宗培當機立斷，集合步炮工輜各營同志，徒手出發趕至第二標，毅然在講武堂宣告起義。各營士兵熱烈回響。此時義軍約有六營兵力，駐紮在廣州郊區，並決定向廣州挺進。趙宗培率領有槍彈的同志百餘人，於2月12日向廣州進發。行軍途中，發現息鞭亭、牛頭山一帶仍被清軍控制，但革命軍已逼近此地區，該處又系必經之路，在此緊急情況下，必須主動發動進攻，殲滅這股敵人。清兵喊話佯稱“請上山來”，接著用機關槍掃射，革命軍傷亡甚重。趙宗培指揮同志開槍還擊。激戰數小時，終因寡不敵眾，暫時後退，分散潛伏。2月14日，趙宗培秘密潛至高塘墟、清湖村，在黃氏宗祠居兩宵，又轉避於該村豬欄內達十九日。月底赴香港，不久轉回家鄉光州聽候訊息。
1911年2月，他奉趙伯先函召赴香港。4月23日，又同黃克強一起潛入廣州，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黃昏前，革命黨人分四路攻打兩廣總督衙門，戰鬥十分激烈。趙宗培不顧生命危險，冒著清兵的炮火衝殺在前。戰鬥中，方聲洞等一批同志先後犧牲，後葬於黃花崗，歷史上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此時，趙宗培腿部受傷，次日由大南門撤出，登船去香港醫治。香港當局搜查極嚴，使在港的同志無法存身。經胡展堂介紹，宗培到新加坡中華俱樂部鄧子瑜、陳鳳韶處居住，協同革命同志宣傳革命，散發書籍。
武昌起義後，趙宗培又與趙念伯、趙光、姚兩平等二十餘人，攜帶數十箱手槍、炸藥，乘車去南京，以備暴動之用。此刻南京宣布戒嚴，搜查甚緊，不可久留。他和趙翊山等離寧去滬。
1911年11月4日（農曆九月十三日），趙宗培同趙翊山、鈕惕生、李平晝等一起參加了攻打上海江南製造總局的戰鬥。他和趙翊山率領八十多名學生軍，奮猛衝擊，至翌日晨，攻克兵工廠。他隻身進入倉庫區，將各武器彈藥庫的鑰匙檢交洪承點收存；又率學生軍乘勝前進，一鼓作氣攻進龍華港。
歷史記載
有關趙宗培還留下了不少逸聞趣事，在1987年第四輯《光州文史資料》中，有一篇趙凌雲口述，劉緒德記錄的回憶文章《辛亥老人趙宗培逸事》 ：
（趙宗培）抗日戰爭開始後，回故鄉潢川。雖生活困難，靠親友接濟過日子，但他一生耿介，剛直不阿，不僅不與當時的達官顯貴同流合污，反而對不平事敢於仗義執言。有些事在我的記憶中仍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僅列舉數端予以介紹，以期讀者對我父親的性格、品質有更多的了解。
一
1926年，父親因受排擠返回南京，退居鈕惕生先生處。數年後遷往鎮江，住五條街中藥店後面。因生活貧困無人過問，只得靠變賣衣物餬口。1935年4月27日，江蘇省和鎮江市各界人士在實驗國小附近的體育場召開大會，紀念黃花崗起義。主持大會的是國民黨江蘇省黨部書記長張道藩和江蘇省主席葉楚倫。張道藩這時想起我父親參加過黃花崗起義，他為了沽名釣譽，抬高其地位，一反平時漠不關心、視若路人的態度，邀請我父親到主席台上就座。在會上，張道藩手拿記載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跡的《黃花血》一書，第一個上台講話。他照書念一段，便大言不慚地把他自己吹噓一番，儼然是鬥爭中的勇士。實際上他並未參加黃花崗起義。父親對他這種貪天之功為己功，借革命烈士的鮮血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做法非常反感。當輪到我父親講話時，他上台第一句話就是：
“我不是照書本上的說，我參加革命是親自乾出來的。”
人們聽了，一對照剛才張道藩的講話，便心領神會，面露笑容。而張道藩卻滿面通紅，非常尷尬。我當時站在實驗國小的隊伍前面，靠近主席台，所以看得很清。
二
1935年10月10日，鎮江各界舉行提燈大會慶祝“雙十國慶”。人們手持紅綠彩燈參加盛會，我父親卻拿一個白紙燈籠上街。行至四牌樓附近，有人問：“老先生，您為什麼拿白燈籠？”父親說：“我老了，不中用了，也看不清楚了！”父親的意思是：一方面譏諷國民黨新貴違背孫中山的遺志，倒行逆施，聽不進辛亥革命老人的規諫；另一方面影射社會黑暗，是非難辨。
三
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日本侵略軍的魔爪便伸向滬寧地區，戰火蔓延鎮江。因在鎮江無法居住，父親便帶我們回到潢川。1941年夏，原謝晉元部的一個排長劉文源途經潢川，到我家看望父親。謝晉元在抗戰初期，曾率領八百壯士，堅守上海“四行”倉庫。他們浴血奮戰，抗擊日軍的事跡，早已聲震中外，但事後卻無人過問，成為被遺忘的人。如今壯士們生活無著，貧困交迫，有的被遣散，有的下落不明。劉文源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輾轉流落潢川的。父親對此深感氣憤與同情，並協助他在城西十里棚找地方住下。雖然我家生活非常困難，也盡力給他一些援助。
四
1947年，我們住在潢川南城后街。此時我家生活異常困難。有一次，豫南行署主任張軫到潢川，曾專程到家中看望我父親。看到我們家徒四壁的情況，他不禁喟然嘆息。此時正值蔣介石派的視察團也在潢川，張軫向他們介紹了辛亥老人趙宗培貧病交迫的情況。視察團回南京不久，父親便接到一封由蔣中正署名的慰問信，內容大意是“宗培老先生對辛亥革命有功，由軍事委員會總監部轉交法幣一千萬元以示慰勉”。一千萬元，數目可不算小，但當時物價飛漲，早晚有異，等把一千萬元領到手時，只能買一雙布棉鞋。父親氣憤、失望之餘，請我表叔劉仁軒將蔣介石的信裝裱保存。父親之所以這樣做，是真的為了作紀念，還是有意諷刺，很值得思索。
五
1946年，錢祖圖任潢川縣長。父親發現私人糧行在經營糧食時，向買賣雙方同時索取佣金，同時還把賣糧農民的剩餘糧食無償拿走，名之曰“搞合（ɡě）子”。這些二道商對農民和市民進行盤剝，令人切齒。父親對此非常氣憤，於是寫了一篇稿子投送《豫南日報》。
稿子的頭兩句是：“我的眼已瞎了，看不見潢川縣的黑暗；我的腿也跛了，見不到地方上的父母官……”
錢祖圖見老革命出來說話了，事情又已見諸報端，怕影響他的名聲，因而非常驚惶，乃立即下令：糧行只許向買方或賣方一次收傭，量糧食也要公平合理，並親自登門向我父親作說明。
六
1950年，父親患食道癌，飲食難進，飢餓難忍。臨終前，他向我們說：“我是追隨孫中山幹革命的。孫中山臨死時革命還沒有成功，是共產黨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而且比孫中山看得高，看得遠。你們要跟著共產黨努力建設新中國。我死之後，把孫子新政的名字改叫建國吧！”說完即逝。我們含悲安排後事之後，遵照他老人的遺願，給侄兒改名“趙建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