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趙力平
- 所處時代：民國
- 出生地：河北定縣大定村
- 出生時間：1926年
- 丈夫：朱琦
人物經歷,子女家庭,丈夫病逝,
人物經歷
1944年，抗大七分校女生大隊教導員顧玉玲通知我到大隊部來一下。我們校部有一隊二隊，我在二隊。當時我也不知道朱琦是誰，隊部裡頭有幾個人坐著，有個男同志，當時也沒介紹他是誰。人家看我，我沒看他。他走了以後，校部說沒事，讓我回去。
朱德與兒子朱琦、兒媳趙力平
朱德與兒子朱琦、兒媳趙力平第二天，顧玉玲指導員問我說：“小趙你看那人怎么樣？”我說：“上次那人啊？我沒看他呢。”指導員告訴我那是誰，說想給我介紹總司令的兒子。我說：“我現在多大呀，18歲，太小了，不行。我們那有風俗，找對象得通過父母，父母不同意還不能結婚。”當時我一直沒同意。
後來我問我一個同學，也是好朋友：“你說，指導員給我介紹對象，是總司令的兒子，我跟不跟？”我朋友說：“那么大的官肯定不跟，大官不自由。”朋友們都反對。
幾個月以後，組織上把我們調到一起了。我從女生大隊調到了七分校校部，分配在佇列科當參謀，負責統計工作，歸朱琦領導。我工作上向他匯報。天天見面，那時我還是堅決不同意。
有一次，他說：“咱們兩個怎么樣啊？組織跟你談了嗎？”我說：“談了，不怎么樣。你們家官太大了，我們家是老百姓，不行。”他也就不敢再說什麼了。
其實，我對他的印象還行，比較熱情，也挺客氣的。
1945年9月，七分校校部遷離延安，轉移到晉綏根據地的內蒙古豐鎮。我和朱琦都到了一二零師司令部，他當通訊科科長，我是文書科參謀。
後來賀龍天天動員談話，他是晉綏軍區司令員，這是交給他的任務啊。賀龍和甘泗淇將軍的夫人李真沒事吃了飯就說，小趙出去遛遛吧，遛遛就問我想好了沒有。
有一次，賀龍跟我談話說：“咱們快進張家口了，小趙，你們兩個的事定下來，定下來我們就進張家口了，不結也得結，結也得結。同意不同意？什麼時候結？”他說：“我是司令員，我說了算，我簽字，說結婚你們就算結婚了。”他拍著桌子說：“怎么還沒同意，還等什麼？今天不同意也得同意，朱琦哪不比你好？馬上結婚！”
說完，賀龍就寫了一張條子：“批准朱琦同志與趙力平同志結婚。”邊寫邊說：“這是你同意的，可別說我逼你的，我沒逼你。”
條子寫好後，交給了政治部，算是我和朱琦的結婚證書。
1946年3月23日，我們在豐鎮結婚。晉綏軍區司令部的人都來參加了，擺了五六桌，差不多三十多個人。賀龍主持的婚禮。他叼著菸斗眯縫著眼睛說：“我的任務完成了。”
朱琦和朱敏
朱琦和朱敏進了張家口，我們照了結婚照，朱琦給他爸爸一張，我送給舅舅一張。解放後，我去找婆婆肖菊芳家的人，發現都沒有人了，肖媽媽的親弟兄、孫子輩都沒有了。
大約一年後，1948年8月，我才第一次見到爹爹和康媽媽。西柏坡首長住得也挺簡單，都是窄窄的小窗戶那種房子。
見面時，爹爹穿著一件褪了色的舊軍裝，待人和藹，慈祥的臉上總泛著笑容，言談舉止間一點架子也沒有。我心裡一下踏實了，拘束感也消除了。
康媽媽還笑著說：“你們早點要個孩子吧，爹爹喜歡孩子。”我和朱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三天就早夭了，由於怕引起他們傷心，我們沒有告訴兩位老人。
不久，鐵道部需要人，朱琦去了石家莊鐵路局當工人。因為爹爹說要從頭學，已經是團級幹部的朱琦先當練習生，後來又當火車司爐，三年後當副司機，又由副司機轉為司機，學會了開火車。
子女家庭
1949年天津解放，我參與接管了偽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分行隨後成立，我擔任組織科科長。1957年，幹部支援文教系統，我被調到了天津市中心婦產醫院做副院長，一直做了17年。
那時候讓你上哪，你從來不會說我不願去，讓你去你就去。所以我在天津呆了將近50年沒動過工作，也不敢要求調動。我想調也不敢說。我愛人在北京，我在天津，這么來回跑，又辛苦。我星期六晚上十點了回北京家裡，休一天，星期天晚上就得返回天津。他在鐵路，我坐火車不要錢，就這點方便。有時候星期天晚上回來，有時候星期一早上六點坐火車回來。
後來，朱琦調往天津鐵路局。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在北戴河建立避暑區。在北京與北戴河間的往返中，火車常常會在朱琦工作的天津鐵路局換車頭。
一次，朱琦從北戴河開車回到天津，他還未離開機車，就接到通知：“朱琦同志，首長請你立即到車廂里去一趟。”因為乘車首長的身份是保密的，朱琦也不知這位首長是何人，來不及收拾，就匆匆趕到會客室。
因為那時開的是蒸汽機車，燒的是煤，朱琦手上、臉上和身上都是黑的，雪白的沙發套都被他坐黑了。這時會客室的門開了，爹爹走了進來。朱琦這才知道，他今天拉的首長原來是爹爹。
從司爐乾起，朱琦一直到“文革”前夕，才當上北京鐵路局車輛處的處長。
1950年，我又懷孕了。孩子降生之際，正好是抗美援朝的第三次戰役結束，攻占了漢城。於是，爹爹給孫子起名“援朝”。爹爹和康媽媽一再要幫我們帶孩子。我只好把10個月的援朝，送到了北京。
一年後，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又出生了。此時，雙方已開始在三八線附近的開城為停戰而談判，雖然常常是談談打打，但和平前景可瞻，因而爹爹為他取名“和平”。
和平剛8個月，就被送進了中南海。因為兩個孩子都在北京，我們的周末和假期，便大多要到北京度過。
爹爹一直沒有忘記家鄉的兄弟，他參加革命早早離家，養家餬口的擔子全落在兄弟們身上，家境困難。爹爹決定儘自己所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
如此一來，孫子、外孫、侄孫們聚在一起，有十五六人了。再加上爹爹和康媽媽老兩口，將近20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飯廳一起吃飯，就得擠滿兩大桌。
當年，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家生活比較困難，就是爹爹家、劉少奇家和陳雲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補助，但是爹爹從來沒有去領過。
當時只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是一級工資，但根據毛主席的建議，他們拿的都是四級工資，也就是400多元。
在那個時候，任何一層的領導人，除了死工資外，就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了。和黨政幹部相比，軍隊幹部的薪金更高，元帥的工資和各種津貼加在一起約有700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他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什麼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丈夫病逝
朱琦在“文革”中受到了很大的牽連。當時造反派不敢對爹爹太放肆，他們整不著爹爹，就拿朱琦撒氣，批鬥、抄家便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
1969年6月，朱琦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幹校”學習。當年年底，他從山西回來後，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個叫漢溝的小車站改造，在那兒當倉庫保管員，一直乾到1972年，才給重新安排了工作。
恢復工作後，由於勞累，也由於“文革”這幾年的折磨，朱琦患了心臟病，在家休養。
1974 年6月的一個周一，我和往常一樣上班去了，朱琦和單位一位老同志在家聊天，突然感到不舒服。等我趕回家，他已經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孩子們都不在家，他們都當兵去了，我一個人在家。朱琦走時，只有50多歲。
怕爹爹經受不住這個噩耗，只說“朱琦突然犯病了，在醫院搶救”。6月20日，朱琦去世後的第10天，我們回北京去見爹爹，康媽媽才告訴爹爹。
那天，爹爹顯得很虛弱。看到爹爹拄著拐杖步履艱難地來到客廳，我忍不住就哭出了聲。爹爹看著我，喉結動了幾下，好像要說什麼，但一時沒有說出聲。這時，坐在我旁邊的康媽媽，輕輕地拍了拍我，示意別再哭了。爹爹說：“你們開始不告訴我，這不對，我就這么一個兒子，這么年輕就走了。他上過中央黨校，受過高等教育，走得這么早，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