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儷生文集

內容簡介

這篇序文，按正常的情況應該是邀請一位年高德劭的老先生，他熟悉我垂愛我，而我又終生尊重敬仰他，請這樣的人來寫。但是，自兩個世紀交替之際，前前後後，這些人紛紛下世去了。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所以編輯部就自然而然把這任務派到我本人頭上來了。

但這有困難。別人寫和自己寫，口氣就完全不一樣。老先生寫的口氣，不免帶些勖勉和鼓勵，或者再加一些指摘和置疑。自己寫就不行，只剩下?恕我沿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辭彙?交待和檢討了，而這樣的文章，不久前我已寫過兩篇。

一篇是給山東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趙儷生史學論文自選集》寫的《後記》，一篇是應北京師範大學《史學史研究》編輯部的命意而進行的一次專訪答辭。至此，已沒有什麼需要再交待和檢討的了。現在來寫這篇《序》，就準備以上述兩文為基礎，儘量避開重複的可能，用新的心情筆觸，來概括一下我這一生既適應大時代又努力自我塑造自己的全部過程，一是給後代學人留下一點求教的遺念，另一是給本書讀者提供一點閱讀全書的“楔子”。

按照一個人頭腦發育的自然過程，我是先接觸了詞章，而後晚一步又接觸了邏輯和分析的。前者不免就是讀一些唐詩、宋詞、古文和傳奇故事，這大概是十五歲前後的事。到十七歲前後，通過數學證恆等式、解方程式的操作，加以外語語法分析的鍛鍊，培養了一點邏輯分析能力，這才慢慢走上了寫點東西和做做學問的漫長道路上來。

進入史學，已經是二十四歲了，所以我檢討說，“晚了點”。為什麼進入史學，理由很簡單，它比兄弟學門更深邃，耐人探索。作為進門的引薦，我讀了幾部書，一是傅青主的《霜紅龕集》，二是全祖望的《鮚培亭集》，三是錢牧齋的《初學集》和《有學集》。我被這幾部書勾引的神魂顛倒，自己對自己小聲呼叫“過癮呀，過癮呀”。我夢想有朝一日我會像全祖望寫張煌言那樣，像錢牧齋寫孫承宗那樣，寫出我自己當代的革命者和愛國者的事跡。這就是立志了，立下很大的志，終身的志。

光搞人物不行，還要搞社會，搞古代社會、地主的社會、資本家的社會，以及革命成功後理想主義逐漸實現的社會。這樣，就不能單靠史料了，還得搞理論。所以搞理論史學，不是哪個誰像填鴨一樣填進來的，是自然而然演進來的。這就自必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接觸社會發展史。

但當時的主流不是理論，而是考據。他們主張史學是若干細小問題的解決，有一分史料說一分話，至於“理論”嘛，那只是大哲學家們的幻想。這話說的很客氣，說白了就是理論只是狂人們的胡說八道。果真如此嗎？這就需要辯一辯了。我的辯詞見於上述《史學自選集》的《後記》，茲不贅。

史學結合理論，又產生出若干問題。首當其衝的是教條主義。對偉大理論家的論斷不是活學活用，而是生搬硬套，套框框。舉兩個例，對傳統思想家的思想不是具體分析，而是施行一種剪紙帽的辦法，唯心主義一頂，唯物主義一頂，非此即彼。人們思想的多樣性、複雜性，就這樣被排除了。再如社會的發展，純按照西歐的模式(不考慮東方特點)，劃為五種生產方式，一個銜接另一個，單線傳遞，排除了社會形態的可能有跳越和遲滯的現象，排除了複線傳遞的可能。這就說明，史學結合理論以來所產生的麻煩。幸虧有學術爭論，經歷後半世紀悠長的歲月，這種弊病總算得到了某些克服。

但說來不幸，時下有些人不是幫助克服弊病，而是全部抹黑。在我來說，我是1949～1979這三十年史學大流的參與者，因此，我既不能因為我是其中的一員而錦上添花，又不願眼看著自己親自參加過的事業被說的一塌糊塗。不能用“歐洲中心論”和“東方主義”的帽子強暴地扣到這三十年事業的頭上，記得《聖經》中有一段說，上帝吩咐魔鬼進入豬里去，豬就闖下山崖，跌到湖裡，淹死了。我讀了時下文章後經常自己默聲責問自己，“難道我們都是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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