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女論劍

越女論劍見於東漢史學家、文學家趙曄撰寫的《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說的是越王向“越女”請教“劍戟之術”的事。越王與越女之間的這段對話在中國體育史、中國武術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越女論劍
• 時代：漢代
• 出處：《吳越春秋》

原文

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輿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謬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

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拔箖箊竹。竹枝上枯槁，未折墮地，女即捷末。袁公操其本而刺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

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大悅，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校之隊長、高才習之以教軍士。當此之時皆稱越女之劍。

越女論劍是漢代流傳不廣的故事

越女故事除趙曄在《吳越春秋》中有較為詳盡的記載外，同為會稽人的東漢思想家、文學理論家王充（27-約97）僅有一小段記載，他說：“劍伎之家，鬥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鬥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而與王充、趙曄同時又同鄉（會稽）的袁康、吳平在專門記載越國事的《越絕書》中卻沒有關於“越女”的記載，另外考慮到趙曄關於“越女故事”的一些描述——“南林”之地、袁公化猿等——含有濃厚的“小說”色彩，由此可以推測“越女故事”當在漢代流傳不廣，“越女只是一位流傳於會稽地區的民間人物”。

“越女論劍故事”所反映的是漢代的情形

《吳越春秋》是漢代文獻，“它只能作為作者生活年代的史實的旁證，它不可能成為春秋時期的實錄史料來引用”，這主要是基於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吳越春秋》的雜史性質決定了其描寫有“率爾而作”、“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的成分。

（2）“五校”在越國還沒有出現，西漢時常駐京師的北軍設“八校尉”，東漢時並為北軍“五校尉”，至此才出現了“五校”的說法。

（3）“手戰”一詞在漢代才出現。如《淮南子》有“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卷手之一挃，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為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漢代王充《論衡》中有“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群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的記載，《後漢書》中亦有“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的說法。

由上述分析來看，“越女故事”當是漢代社會現實的反映，“越女故事”所反映的是漢代的武術思想比當作先秦史料來運用更為合理。

越女論劍中的武術信息

吳越地處江南水鄉，盛行於北方的車戰在這裡無法施展，水兵、步兵是主要作戰力量。由於劍輕便鋒利，長短兵配合能夠“戟抅其頸，劍承其心”，利於近戰而得到將士們的高度重視並出現了“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的現象。

吳越是我國較早發明煉鋼的地方。鑄劍成功的人在吳有干將、莫邪夫婦，在越有歐冶子。其中，歐冶子和干將還是同學。現浙江莫乾山、江蘇蘇州虎丘均有劍池，傳為干將、莫邪鑄劍處；而浙江龍泉秦溪山麓有井七口，寒泉清冽、狀如七星。傳為歐冶子鑄劍處。在這樣的地方出現高妙的劍術理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通觀全文，我們可發現如下一些武術信息：

（1）“越女”之劍術高潮，全國聞名。

（2）民間比試已開始使用代用品——竹。

（3）秦漢時期已經出現了可以“誦之不休”的“技擊之道”。

（4）“劍之道”的精闢總結。

（5）越女論劍的劍學思想與《周易》、《老子》、《孫子兵法》的理論有共通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