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宴者》是華裔作家嚴歌苓所寫的一本書。該書通過一個荒誕的故事，講述了一群特殊的社會群體——“宴會蟲”騙吃騙喝的怪誕生活。
《赴宴者》於2006年在美國出版後，受到國際文壇的普遍好評，並榮獲華裔美國圖書館協會授予的“小說金獎”，在美國亞馬遜網站上被評為五星級圖書，其荒誕的故事、豐富的情感和流暢的文筆被英國BBC廣播作為“睡前一本書”整篇朗讀。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赴宴者
- 外文名稱：The Banquet Bug
- 創作年代：2005年
- 文學體裁：長篇小說
- 作者：嚴歌苓
- 首版時間：2006年
- 字數：194000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人物形象,作品鑑賞,作品主題,藝術特色,作品評價,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赴宴者》講述了一個源自真實生活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下崗後的董丹苦於生計，在應聘酒店保全時，意外被錯認為赴宴記者。無驚無險的初次“赴宴”，讓他發現了一個好營生，於是他偽裝記者，成為專職的“赴宴者”。又是一次陰差陽錯的對談，讓他與著名畫家陳洋結為知音，並被自由撰稿人高興誤作是大師的密友。董丹將錯就錯，在他與高興的合作中，他以記者的身份接觸了社會的多行多業多人：按摩女、追討薪水的農民工、賣血申冤的老農民、狡猾的房地產商、囂張的高幹子弟、麻木不仁的新聞媒體等。為了讓妻子小梅也享受免費的高檔美食，他們籌劃共同赴宴，可是魯莽的小梅暴露了。警察因此順藤摸瓜，揪出了潛伏的“宴會蟲”董丹。
創作背景
《赴宴者》是2005年用英文在非洲創作的小說，2006年問世於美國，2007年在英國和澳大利亞發行。用英文寫這本小說的初衷是為了完成自己的“美國夢”——寫英文小說掙生計，選擇“宴會蟲”題材是因為它篇幅不會太長，寫砸了投入也不會太大。
而“宴會蟲”這個題材的靈感來自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來自作者的好朋友陳冲所見的一個故事，1999年，陳冲在北京偶然看到電視上對一個“宴會蟲”的訪談，並建議作者找關係從中央電視台把錄像帶拿來看，作為一個黑色幽默的喜劇電影素材看，也作為對國內社會的荒誕西洋鏡看。二是作者的丈夫所授課的一個中國商業代表團儘管連作者的名字、作品都一無所知，但卻宴請作者為主賓，其目的是為了“吃公款”。這兩件事引發了作者無限感慨，於是寫下了《赴宴者》這個故事。為了使細節不失真實，嚴歌苓還嘗試當了兩次“宴會蟲”，在長安街的兩家知名酒店混吃混喝。
作者因童年失學的原因，在寫作的過程中，作者寫一個英文句子要在電腦上反覆三四遍，沒有像用中文寫作那樣遊刃有餘。
人物形象
董丹
主人公董丹是一個“下崗職工”，下崗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宴會蟲”。他是一個具有悲劇意識的人物，其所傳達出個體存在的悲劇意識是個體無法拯救迷失的自我。事實上，他冒充記者的目的很簡單，只是想給自己和妻子買一套屬於自己的小房子，但是命運弄人或者說是他內心的善良和正直，使他沒能夠安安穩穩、不管不顧的做“宴會蟲”。董丹在小說中扮演著雙重角色，一個是下崗職工，另一個是記者，宴會讓他看到了現實的荒誕和虛偽，同時，也讓他學會了某些社會手段。
小梅
小說中男主人公董丹的妻子小梅是一位具備地母型特質的女性。她的第一次出場，就把這特點顯露無遺。董丹再次赴宴前，問妻子是否相信他已經嘗過了所有的中國美食，小梅立刻答覆“相信”，其回答速度之快、態度之篤定令喜歡挑戰的男性董丹有點兒失望，因為每次董丹想給妻子驚喜時，都發現她太容易獲得滿足了，她心中的他是當之無愧的天下第一男人，就像母親愛自己的孩子一樣，她眼中的他毫無瑕疵或有小瑕疵也不想看見就看不見的。雖然董丹這樣的丈夫，不太符合世俗觀念中合格的丈夫標準，他雖高大帥氣，但似乎太無男人的硬性條件——一技之長的養家本領，但這個影像沒有映在小梅充滿母性之愛的大腦中，她不是妻子是母親，母親角色的她包容了只是宴會蟲的他。但一個妻子錯位成了毫無底線溺愛孩子的母親時，妻子的角色就籠罩了一片淒涼，雖然董丹關心疼愛自己的妻子，但這是兒子對母親的親人般關心，不是平等意義上妻子該得到的愛情，他那毫無歉疚的多次情感出軌，使讀者對妻子小梅產生同情和可憐。而最悲劇的是，她從頭到尾不知自己的悲劇處境，這更加深了她的悲劇色彩。
老十
老十出生在多子的農村家庭，雖是家中的最小孩子，但沒得到父母的疼愛&為了能讓比她分別長兩歲和四歲的哥哥讀書，父母犧牲了她和姐姐，她們被迫輟學打工。
老十作為按摩女，一方面在色慾橫流的環境中維持生計，一方面想找人替姐姐伸冤，在按摩院這個社會大染缸的縮影里，她變得複雜、神秘最後逐漸走向墮落。當“報社記者”董丹出現時，她複製了姐姐的經歷，主動獻身，卻不知所託非人。這種古老的女性用身體報恩或奉獻方式，在現代社會的文明中顯得非常原始和無奈。老十的最後出現是在一場“人體盛宴”上，她的身份搖身一變為女大學生，赤裸著身體躺在貪婪的宴會蟲面前，身上僅有的遮掩是一盤盤菜餚，而貪婪的食客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和菜，他們快速吃下眼前的遮掩物為儘快“欣賞”那盤子下面青春的裸體。雖然董丹把吳總打個半死，但老十被踐踏的自尊和生命已然難以修復。
高興
女記者高興 是個特立獨行的自由纂稿人，過著表面看起來自由悠哉的生活。她雖出身書香門第，但在她的眼裡她的父親是天下最不完美的人，是她那個不正常家庭里的魔鬼。她上大學時，因為抽菸、喝酒、亂交男朋友、對老師出言不遜、還參加了學生的示威抗議，最後被學校開除了，她終於以叛逆者的形象，實現了對父親的報復。她樣樣通，卻樣樣不精，不能對某一件事專注，她永遠有更大的野心、更大的目標。她時而把自己當成男人，試圖報導獨家專稿，寫出最聳動的新聞事件。
紅玉
紅玉是畫家老陳的同居女友，二十幾歲的青春耗費在六十幾歲的男人和他的孩子身上，而這根本不是基於感情的忘年戀。因為當老陳被第三個前妻舉報偷稅漏稅時，她立刻離開去照顧“生病的母親”，老陳的事情一天沒有個結果，她“生病的母親”就沒法康復，在她沒法與老陳共赴風險時，他的畫作是她無法不在意的，她給董丹和老陳的司機還有秘書分別打電話，使這三個人都認為自己是她最信任的而別人都可能是偷畫的賊。那么年輕就那么虛偽，是她的悲劇也是社會和時代某種程度的悲劇。
老畫家陳洋
藝術大師老陳畫作等身，一畫難求，他對世事洞察秋毫，有著公知的良心和責任感，對藝術界的墮落非常痛心，在一次為觀鳥活動捐款的晚會上，當主辦方把做好的野生孔雀諂媚地擺在陳大師面前時，他掀翻了桌子，像殉道者般含淚訓誡。就這樣一位憂國憂民的大師，在現實生活中卻因耗費諸多精力周旋於權錢之間而內心分裂。“文革”期間妻離子散的他，有過三次婚姻，而紅玉就是想成為第四任陳太太。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嚴歌苓的小說《赴宴者》通過一位下崗工人緊張刺激的“偽記者”經歷，鋪展開社會各色人等的現實主義人生。小說主人公董丹表面上是一個混跡飯局、騙吃騙喝的冒牌記者，作家卻通過這個負面人物的眼睛審視了人世間的光怪陸離，最後作家借人物之口發出“高尚不再是高尚者的通行證，而卑鄙也不一定是卑鄙者的墓志銘”。
捍衛尊嚴
在小說中董丹不僅要捍衛自己的尊嚴，而且還藉助自己的“偽記者”身份幫助別人獲得尊嚴。作者對尊嚴的思考在“人體宴”的描寫中集中顯示了出來，當偽裝女大學生做“人體盛”的老十的身體被完全暴露出來的時候，偽記者董丹對她輕輕喚了一聲：“老十”。“除了老十，沒有人聽見。她的身體開始輕微抽搐。頃刻間她的身體害臊壞了。一具裸體竟然有著如此的害羞表情”。“雖然她一動不動，董丹卻能看出她在她的肌膚下掙扎，想從他目光下逃開”。意在呼籲弱勢群體的尊嚴尤其值得關注。
樂觀的生活態度
小說的表層文本充滿了對現實對社會及對生活的絕望，表面上看，作品的主題是悲觀的，事實上，作者通過雙線的敘事結構塑造了一個人物形象——小梅，小梅的真純，面對現實，知足平實默默地給人以希望。不管發生什麼事，小梅總能鎮定自如，以平常心去對待"即使最後董丹被捕，小梅也情願等他七年。作者塑造小梅這樣一位真性情淳樸的女子似乎在告誡世人儘管生活中有種種不公和悲傷，但應該堅強勇敢地笑對，並盡力踏實地去生活。所謂平平淡淡才是真，小說潛在的文本意義就在於此。生活應該像小梅那樣，即使貧窮困苦，也能不卑不亢，簡單快樂地生活，小說的基調並不完全是悲觀的，小梅這一人物形象賦予了作品更為深刻的主題意義。
傳統文化的回歸
從文化層面看，作者通過董丹光怪陸離的生活，不斷尋求心靈的回歸，充分寄託了久違的中國傳統文化，展示了北京當時的社會，回應了中國當代的民族文化，還融合了中西文化。
小說中各個人物蘊含的傳統文化各異。北京下崗職工董丹，為了應聘，穿最體面的行頭，典型一個“愛面子”的中國人；而董丹的妻子小梅則給人傳遞了“只要人們踏實地去生活，生活畢竟是充滿希望的”“知足常樂”的傳統；專業記者高興更多地展現了她敏銳的洞察力、記者的嗅覺和老練、嫻熟，以及對自己事業孜孜不倦的追求。這一個個富有特色的形象折射出嚴歌苓的雙重性格，一面，英語語言中的董丹、小梅、高興等表現出美國個人文化的勇猛、魯莽和直白的性格，另一面，作者通過“愛面子”、“實在”、“知足常樂”、“老練與嫻熟”的文化特徵尋求內心文化向祖國傳統的回歸。
對社會文化的呼籲
作者身兼中西兩種社會文化，以英語語言手段和黑色幽默表現手法描寫中國北京下崗工人的生活，透過社會中各行業的場景，呼籲社會積極文化的恢復和回歸。小說中，董丹不斷揭露社會各行業的內幕：愛鳥協會以保護野生鳥類的名義大啖孔雀宴；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老闆卻可以盡情享受”人體宴“，置農民工不顧；工廠為了牟取暴利竟用頭髮做醬油，無視消費者健康；白大爺的兒子因檢舉貪污捐助扶貧款的村幹部而被打成癱瘓，卻無人主持公道······如果說董丹在宴會上盡情享受的一場場饕餮盛宴是一名”記者“無盡的”狂歡“，那么董丹以”記者“身份揭露的社會各行業的爾虞我詐、假”號召“與真”浪費“、”獻身“背後的苦難、欺騙消費者以牟取暴利、以及貪污扶貧款並打老百姓的事實，則是”狂歡“之後的“救贖”。
藝術特色
限制性敘述
作者通過限制性全知敘事視角和人物的有限視角敘事增強了文本的懸念和趣味性"例如，董丹想讓妻子也享受盛大宴會中的美食，於是便帶他的妻子小梅參加宴會"結果中途他被白老爹一夥的叫走"到底小梅的假記者身份是否被識破，具有限制性全知視角的敘述者沒有交代，不在場的人物敘事者董丹並不知情"直到後來董丹詢問小梅他走後的事情，通過人物小梅之口讀者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這樣就形成了一定的懸念，引發讀者的好奇心，迫不及待地閱讀文本尋找答案"因此增強了閱讀的趣味性"。
全球文化融合
作者跨越中西兩種文化，不僅在小說中彰顯了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從更深的意義上更是把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融合。在小說中，董丹居住的環境同時折射出了中西方下層人民的貧困生活，兩種不同社會的國情一明一暗，一顯一隱，交相輝映。在全球文化紛繁交融之中，作者將董丹的“記者”身份延伸到西方的“宴會蟲”，將“舌尖上的中國”推向“舌尖上的世界”，將中國下層人民貧困引向世界人民貧困······這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揭露和紕漏，二是世界不同文化的回歸與融合。
女性視角最小化
女性視角在作者作品中占據了主導地位，但《赴宴者》最小化了女性視角，反而是將人性關懷上升到了極致，不只是對於女性，是對每一個“人”的個體，並且透過男性看女性，以男女兩性寫人性。這既是對於作者一貫“人性”書寫的承續，也是作家為了適應非母語寫作所做的拓展。小說中語言的幽默戲謔，不僅僅反諷出女性角色的可悲可嘆，更在於表現整個人物群體都是性格上的殘缺者。作者在處理時都將他們的人性面放大，直斥社會環境的渾濁不堪，敘事者本身並不加以評價，還原真實的本來面貌。
旁觀者敘述
小說《赴宴者》圍繞著主人公董丹描繪4種典型人物關係：董丹——陳洋，董丹——小梅，董丹——高興，董丹——老十。無論是哪一種關係，敘事者都極少以“我”開始展開敘事，而多是以旁觀者的角度，採用“他”、“她”或者直接人物名字。如“董丹這才知道剛才的‘地震’是陳洋導致的。藝術家指著那隻跌得稀爛的鳥說：‘你們不覺得羞愧嗎？’大師憤怒的眼神掃過男女東道主。他奪門而出時眼裡泛著淚光。”這個畫面以及人物的反應，只有董丹或者其他身處會場的人才能知道，敘事者站在角落記錄下這一切，董丹在這裡不是隱指作者，更不是作者。對陳洋這一個人物的4種不同人稱代詞是“陳洋、藝術家、大師、他”，這種敘事技法在嚴歌苓以往作品中不曾出現過，而且小說中時間空間上的不斷跳躍與轉換。以往嚴歌苓的小說多是單純依照人物、事件的發展，層層鋪墊，並沒有單獨點出時間和空間的概念，在敘事上遵循的還是中國傳統文學技法上的場景式模式。
存在主義
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存在主義，強調人的存在先於本質，道德和靈魂是人在存在過程中創造出來的，所以人沒有義務受某個道德標準或宗教信仰所約束，人有選擇的權利，人當然也要承擔絕對自由選擇帶來的一切後果。想養家餬口的下崗工人董丹為了生存去酒店尋找工作，此時他的選擇是理智的、正常的和積極的，用自己勤勞的雙手支撐家庭，但陰差陽錯被當成來酒店參見宴會的記者後，他作出了另一種人生選擇，進入了另一種人生存在狀態，那便是噤若寒蟬又鬼使神差地遊走於一個又一個豪華宴會，變身為一個依附於絢麗的名利場中的宴會蟲。當然，最後他不得不承擔這自由選擇的嚴重後果’’’喪失了本可以靠自己的雙手生存的自由，鋃鐺入獄。從主人公董丹的荒唐人生路程中，有著人類生存意義的警示。正如莎特所言：存在是先於一切的本質，而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是同一的，既不受上帝的支配，也不受任何外界事物和內在本質所決定。
真假悖論
作者在真與假之間製造了強烈的反諷，董丹的假記者，陳洋的假藝術，高興的假新聞，房地產商的假話，老十的假大學生，甚至小梅的工作都是編織假髮。就是這一連串的“假”，打造出了生活的表面和諧。所有的“假”建構了一條完整的人生軌道，人在假相中體驗了生存的權利和價值。董丹被捕讓人不禁反問“假如我是真的”呢，如此他的“赴宴”就是順理成章，但陳洋、老十、白大叔，他們的悲劇仍然不能倖免。陳洋繼續違心地辱沒藝術；老十依然從事“人體盛”的職業；老白還要扮演“屍體”，無限期地等待為兒子和鄉鄰申冤的“包青天”。“真”的再現沒有安頓好所有人的新未來，反而打亂了原來的生活秩序。小說的嚴肅不是呈現在廓清了“假”，而是體現在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社會的弱勢群體無論在真相面前還是假相面前，一樣只能卑微而孱弱地活著。如果說僅僅是呈現了真，批判了假，那小說就落入了創作定勢，《赴宴者》的真假討論是複雜而豐富的。有人滿足於假，如高興，她的“高興”正是來自浸淫並沉醉於“假”。有人執著於真，如老白，他的痛苦在於真理不昭、真相不得。而董丹，他是從“洞穴”中走出來的人，他從自己營造的“假”中重拾遺失的個體獨立的價值判斷標準，於是不再滿足從眾蜷縮在“洞穴”中，享受著觀看世界的種種假面，而是選擇主動擊散人生的一切美妙的幻影。
作者在真與假之間製造了強烈的反諷，董丹的假記者，陳洋的假藝術，高興的假新聞，房地產商的假話，老十的假大學生，甚至小梅的工作都是編織假髮。就是這一連串的“假”，打造出了生活的表面和諧。所有的“假”建構了一條完整的人生軌道，人在假相中體驗了生存的權利和價值。董丹被捕讓人不禁反問“假如我是真的”呢，如此他的“赴宴”就是順理成章，但陳洋、老十、白大叔，他們的悲劇仍然不能倖免。陳洋繼續違心地辱沒藝術；老十依然從事“人體盛”的職業；老白還要扮演“屍體”，無限期地等待為兒子和鄉鄰申冤的“包青天”。“真”的再現沒有安頓好所有人的新未來，反而打亂了原來的生活秩序。小說的嚴肅不是呈現在廓清了“假”，而是體現在陳述了這樣一個事實：社會的弱勢群體無論在真相面前還是假相面前，一樣只能卑微而孱弱地活著。如果說僅僅是呈現了真，批判了假，那小說就落入了創作定勢，《赴宴者》的真假討論是複雜而豐富的。有人滿足於假，如高興，她的“高興”正是來自浸淫並沉醉於“假”。有人執著於真，如老白，他的痛苦在於真理不昭、真相不得。而董丹，他是從“洞穴”中走出來的人，他從自己營造的“假”中重拾遺失的個體獨立的價值判斷標準，於是不再滿足從眾蜷縮在“洞穴”中，享受著觀看世界的種種假面，而是選擇主動擊散人生的一切美妙的幻影。
作家嚴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