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走向共和•晚清歷史報告:流放紫禁城
- 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
- 頁數：305頁
- 開本：16
- 定價：30.00
- 作者：張建偉
- 出版日期：2011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5452153, 7535452159
- 品牌：長江文藝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走向共和·晚清歷史報告:流放紫禁城(插圖本)》以史家膽識小說筆法，告訴你一個不為人知的晚清辛亥歷史。《走向共和·晚清歷史報告:流放紫禁城(插圖本)》適合歷史愛好者閱讀。
作者簡介
張建偉，記者，作家，劇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范長江新聞獎獲得者，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主要著述有：新聞文集：《第五代》、《命運備忘錄》、《深呼吸》、歷史文學：《大清王朝的最後變革》、《袁世凱傳》、《楊貴妃秘史》、《錦衣衛》、電視劇：《走向共和》（59集）、《朱元璋與沈萬三》（30集）、《努爾哈赤》（40集）、《茶女》（30集）、《戰國》（60集）、話劇：《萬曆十五年》（改編）、《上帝來到中國》、《辛亥年》。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部作品最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大膽地突破了五十年來，甚至近百年來歷史學界已經形成的刻板的臉譜化的形象，並大體上使眾多歷史人物更接近於其歷史真實的面目。
——歷史學教授，著名學者 蕭功秦
——歷史學教授，著名學者 蕭功秦
名人推薦
這部作品最成功之處就在於，它大膽地突破了五十年來，甚至近百年來歷史學界已經形成的刻板的臉譜化的形象，並大體上使眾多歷史人物更接近於其歷史真實的面目。
——歷史學教授，著名學者 蕭功秦
——歷史學教授，著名學者 蕭功秦
圖書目錄
修訂版總序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母子君臣
1.國旗與飯碗
2.玉碎瓦全
3.金紐扣熱湯圓
4.對表
5.吳永接駕
6.罪“己”詔
第二章士大夫的末日
1.父與子
2.狀元殉葬
第三章太子黨
1.第一種忠誠
2.太上皇的最後日子
3.天上人間
第四章軍機大臣
1.蛻變的革命傳統
2.出恭自殺記
3.死不瞑目
第五章榮祿——政客肖像
1.不在名單上的人
2.政治青春奏鳴曲
3.中南海牌局
4.亂雲飛渡
5.兩個大炮的故事
6.死裡逃生
第六章愛國的坐標
1.琦善與鴉片戰爭
2.林則徐的兩份遺產
3.第三條道路
第七章東南無戰事
1.張謇易幟
2.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3.永遠說不的人
4.總督的最後抉擇
5.東南互保議
6.悲歌一曲“駱賓王”
第八章鬼子們的鬼胎
1.與鬼為鄰
2.紫禁城大遊行
3.《賽金花自述》
4.瓦德西來華
5.試金台書院
6.娘子關
第九章李鴻章——政治家肖像
1.兩廣獨立案
2.灑淚珠江
3.感覺大上海
4.框中人
5.兩棲人
6.世間已無李合肥
第十章迴鑾
1.《辛丑條約》
2.袁世凱接班
3.回歸紫禁城
庚辛西狩大事記
參考引用書目
後記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母子君臣
1.國旗與飯碗
2.玉碎瓦全
3.金紐扣熱湯圓
4.對表
5.吳永接駕
6.罪“己”詔
第二章士大夫的末日
1.父與子
2.狀元殉葬
第三章太子黨
1.第一種忠誠
2.太上皇的最後日子
3.天上人間
第四章軍機大臣
1.蛻變的革命傳統
2.出恭自殺記
3.死不瞑目
第五章榮祿——政客肖像
1.不在名單上的人
2.政治青春奏鳴曲
3.中南海牌局
4.亂雲飛渡
5.兩個大炮的故事
6.死裡逃生
第六章愛國的坐標
1.琦善與鴉片戰爭
2.林則徐的兩份遺產
3.第三條道路
第七章東南無戰事
1.張謇易幟
2.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3.永遠說不的人
4.總督的最後抉擇
5.東南互保議
6.悲歌一曲“駱賓王”
第八章鬼子們的鬼胎
1.與鬼為鄰
2.紫禁城大遊行
3.《賽金花自述》
4.瓦德西來華
5.試金台書院
6.娘子關
第九章李鴻章——政治家肖像
1.兩廣獨立案
2.灑淚珠江
3.感覺大上海
4.框中人
5.兩棲人
6.世間已無李合肥
第十章迴鑾
1.《辛丑條約》
2.袁世凱接班
3.回歸紫禁城
庚辛西狩大事記
參考引用書目
後記
文摘
著作權頁：
插圖：
初聞大變，崇綺看上去似乎很鎮靜，在榮祿看來，是已堅定一死的模樣。於是榮祿便對他百般勸慰。但崇綺一聲不吭，只是堅定地揉搓著一根繩子。繩子搓好了，他舉在手上，看著榮祿，一字一頓地說：“都是因為你！”
榮祿想了想，忽然臉色蒼白，一跺腳，轉身離開了他。
崇綺找來一條板凳，擺在書院裡，登上去，把繩子拴在樑上，系了個死結，套進了脖子。然後，他便把凳子踹翻了。
彌留之際，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榮祿大人還在他的身邊。
說來不是生人。崇綺這個人，讀者不熟悉，許多歷史學家也都忘了他。但其出身之顯赫，學識之淵博，聲名之鼎盛，在整個大清朝，曾經無倆。
崇綺的父親是道光朝的執政宰相穆彰阿，其權傾當朝之威赫，看過電影《林則徐》的觀眾當不會忘記。史載，穆彰阿權力之大，幾能回天。有個叫羅椒生的知識分子，大考後殿試，入翰林，再考試差，得到了官職。這姓羅的所以如此幸運，因為他的老師是當朝軍機大臣潘文勤。因此，得官之後，立刻前來拜謝老師。潘大軍機問他：“你去見了穆相嗎？”
羅答：“未也。”
潘不禁駭然：“哎呀，你好糊塗！未見穆相，先來見我，你的前途危險啦！”
羅少年氣盛，心想：“你也是軍機大臣，穆彰阿也是軍機大臣，你的弟子當了官，而且聖旨都下了，他還能把我罷了不成？”於是竟未理會老師的勸告。
次日，羅忽然接到聖旨：“羅椒生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
羅椒生這才唬了一跳：皇帝已經任命的官員，穆彰阿一個不高興，就能讓皇帝收回成命，這人的氣焰，還了得嗎！
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百姓的口頭語，專制王朝的鐵律。道光帝死後，鹹豐三年（1853），廣西太平軍起義，身為宰相的穆彰阿居然被派去邊陲，風餐野飲，動刀動槍，一個閃失，清軍敗北，穆彰阿被革職查辦，連家都抄了，兒子崇綺也被牽連革職，從此，門庭冷下車馬稀，好像再沒希望了。
但有時候，苦難真是成長的老師。從天堂掉進煉獄的崇綺，竟不屈不撓，決心再次出人頭地。他一邊給人充當幕僚，一邊閉門讀書，居然學問大進。
插圖：
初聞大變，崇綺看上去似乎很鎮靜，在榮祿看來，是已堅定一死的模樣。於是榮祿便對他百般勸慰。但崇綺一聲不吭，只是堅定地揉搓著一根繩子。繩子搓好了，他舉在手上，看著榮祿，一字一頓地說：“都是因為你！”
榮祿想了想，忽然臉色蒼白，一跺腳，轉身離開了他。
崇綺找來一條板凳，擺在書院裡，登上去，把繩子拴在樑上，系了個死結，套進了脖子。然後，他便把凳子踹翻了。
彌留之際，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榮祿大人還在他的身邊。
說來不是生人。崇綺這個人，讀者不熟悉，許多歷史學家也都忘了他。但其出身之顯赫，學識之淵博，聲名之鼎盛，在整個大清朝，曾經無倆。
崇綺的父親是道光朝的執政宰相穆彰阿，其權傾當朝之威赫，看過電影《林則徐》的觀眾當不會忘記。史載，穆彰阿權力之大，幾能回天。有個叫羅椒生的知識分子，大考後殿試，入翰林，再考試差，得到了官職。這姓羅的所以如此幸運，因為他的老師是當朝軍機大臣潘文勤。因此，得官之後，立刻前來拜謝老師。潘大軍機問他：“你去見了穆相嗎？”
羅答：“未也。”
潘不禁駭然：“哎呀，你好糊塗！未見穆相，先來見我，你的前途危險啦！”
羅少年氣盛，心想：“你也是軍機大臣，穆彰阿也是軍機大臣，你的弟子當了官，而且聖旨都下了，他還能把我罷了不成？”於是竟未理會老師的勸告。
次日，羅忽然接到聖旨：“羅椒生年紀太輕，未可勝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
羅椒生這才唬了一跳：皇帝已經任命的官員，穆彰阿一個不高興，就能讓皇帝收回成命，這人的氣焰，還了得嗎！
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百姓的口頭語，專制王朝的鐵律。道光帝死後，鹹豐三年（1853），廣西太平軍起義，身為宰相的穆彰阿居然被派去邊陲，風餐野飲，動刀動槍，一個閃失，清軍敗北，穆彰阿被革職查辦，連家都抄了，兒子崇綺也被牽連革職，從此，門庭冷下車馬稀，好像再沒希望了。
但有時候，苦難真是成長的老師。從天堂掉進煉獄的崇綺，竟不屈不撓，決心再次出人頭地。他一邊給人充當幕僚，一邊閉門讀書，居然學問大進。
後記
我每次講述一個歷史故事，都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片段。但我希望，從我重述的那段相對封閉的歷史時空中，能讓讀者發現一個寬闊敞開的世界，已經被世人遺忘的東西，我又給撿了回來，讓它們有可能進入歷史。於是突然之間，一個事件，被歷史的時空照亮，而事件本身，卻仿佛成了背景，甚至遠景，成為早已被遺忘的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暗示。是的，它早被暗示著“存在”了，好像一個又一個的宿命。如此，報告文學將把讀者“生活的世界”置於歷史的永恆的光芒下：作者提升著報告文學，同時，報告文學也提升著讀者。
自從報告文學的鼻祖、捷克作家基希先生為這種介乎新聞和文學之間的文體起了“Report”(報告)這個名字，報告文學就與“批判性”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國，新時期的報告文學也是以批判開始的，我們至今能聽到那一時期的吶喊。但這一“現實的批判的狂飆突進時期”卻突然中斷了，有好幾年的功夫，除了田園牧歌，我們幾乎什麼也沒聽到。
是“批判的武器”給打磨鈍了，還是“武器的批判”需要反省了？
一篇報告文學，如果在我們熟悉的“文革”後的“現實批判時期”，是在這裡就結束了：起於勇敢，終於揭露，最後是一聲怒吼。但這暴露了那一時期的報告文學的先天不足；還沒有提出問題就急於批判。這時，需要“勇敢”以外的事情，它存在於“勇敢”背後的某個地方，這就是“客觀理性”。這理性的光芒，有可能成為照亮暗夜的閃電。在文本的意義上，今天的報告文學應該給前一時期的“批判性報告文學”一個批判性的“說法”：事情比你想像的要複雜。這是報告文學存在的獨特理由。
“文革”後的報告文學，在一陣陣猛烈的現實的批判以後，又出現過一個輝煌的“浪漫理性”時期。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當所有的理性已被砸爛而人們又急需一種理性的歸宿時，任何一種看似理性的東西都會被神化，尤其當有人說他找到的理性是“最好的”的時候。這種浪漫的頂峰就是象徵著“發達世界”的那片蔚藍色的海水。
但“最好的”是最容易破滅的，像烏托邦。
今天，我們終於能夠認識到：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不是一回事，即使在“批判性”的報告文學中，批判者也不是上帝的寵兒，甚至就是上帝本身，他只是一個批判的“參與者”。他與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一起，對批判的內容(包括批判的武器)發出疑問。於是，報告文學重新被置於理性的光芒下了。但理性不再浪漫，不再是真理本身，相反，它變成了在不同的時空下互相融合甚至互相對立的智慧，一起洞穿一片模糊的歷史。
在這裡，新時期的報告文學與浪漫報告文學劃清了界限。從此，以理性的弘揚為旗幟的報告文學有了一個新起點。
這並不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現實是：我們還沒有置身這種必然存在“客觀理性”的環境中。一個表面的論據是：問題正越來越多，而報告文學家越來越少。報告文學需要“我行我素的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就是說，你追求一個東西，一個挺美好的東西，你從來都沒看見過它，但你還是苦苦地去找它。不是別的，是你的心這樣要求你。你只聽到了一個聲音，很遠，便循聲而去。有點像夸父逐日，只是後者追的是太陽。
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道路，就像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平行發展的一部歷史，現在，當我們回頭注視它，並低頭看看腳下，幾乎只剩下不多的幾個報告文學家。這一點，令人驚異。但報告文學的道路肯定還長，在它自己的邏輯體系內，肯定還沒有走到盡頭。那么，這不多的幾個報告文學家給我們的提示究竟是什麼呢？觸動了讀者敏感神經的報告文學是否正在形成某種可以預期的體系呢？摹仿米蘭·昆德拉的敘事方法——有這樣幾個方面，我對它們情有獨鐘。
客觀理性的召喚——在我看來，報告文學的理性框構應該得到進一步升華。在以往同類的報告文學中，理性從書本上或其它國度貼附在報告文學作品中，而今天的報告文學，理性應是在本土提煉出來的。它不再“塞”給我們，它在他提供給我們的事實之上閃光，像一棵樹，事實是它的枝、葉和花朵，而理性像太陽，正照耀著它成長。
歷史時空的拓展——一個人，一件事，即使他報告文學的題材確實“決定著”他必須寫這一個人和一件事情，他也將其擴展到集體時間的謎之中——中國歷史的謎之中。同時，空間也變的無限了：過去，報告文學守住自己所“看見”的空間，而今天的報告文學卻追求著“到若干個歷史時代”去發現“現在”的這個空間的位置。他總是轉過身去，然後再轉回來，這時，他發現，事情的價值和含義不一樣了。
這些都是我對自己的報告文學實踐提出的要求。我采寫現實，但更關注歷史。在我的報告文學實踐中，歷史與現實有同等的份量。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但願讀者從我的書中，不會得出我在歌頌什麼或者批判什麼的結論。當代人重述過去人的歷史，歌頌什麼與批判什麼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只想弄明白點什麼。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實際上是說：當代人述寫過去的歷史，必須為當代人提供新的對歷史的認知，否則便是多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認識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但實際上，無論面對歷史還是現實，認識都是報告文學家的唯一道德。
對此，我還沒有做到。我應該做得更好。我期待著，有更多的現實的和歷史的報告文學出現，一起再造中國報告文學的新輝煌。
1998年6月24日於西壩河
自從報告文學的鼻祖、捷克作家基希先生為這種介乎新聞和文學之間的文體起了“Report”(報告)這個名字，報告文學就與“批判性”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中國，新時期的報告文學也是以批判開始的，我們至今能聽到那一時期的吶喊。但這一“現實的批判的狂飆突進時期”卻突然中斷了，有好幾年的功夫，除了田園牧歌，我們幾乎什麼也沒聽到。
是“批判的武器”給打磨鈍了，還是“武器的批判”需要反省了？
一篇報告文學，如果在我們熟悉的“文革”後的“現實批判時期”，是在這裡就結束了：起於勇敢，終於揭露，最後是一聲怒吼。但這暴露了那一時期的報告文學的先天不足；還沒有提出問題就急於批判。這時，需要“勇敢”以外的事情，它存在於“勇敢”背後的某個地方，這就是“客觀理性”。這理性的光芒，有可能成為照亮暗夜的閃電。在文本的意義上，今天的報告文學應該給前一時期的“批判性報告文學”一個批判性的“說法”：事情比你想像的要複雜。這是報告文學存在的獨特理由。
“文革”後的報告文學，在一陣陣猛烈的現實的批判以後，又出現過一個輝煌的“浪漫理性”時期。這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當所有的理性已被砸爛而人們又急需一種理性的歸宿時，任何一種看似理性的東西都會被神化，尤其當有人說他找到的理性是“最好的”的時候。這種浪漫的頂峰就是象徵著“發達世界”的那片蔚藍色的海水。
但“最好的”是最容易破滅的，像烏托邦。
今天，我們終於能夠認識到：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不是一回事，即使在“批判性”的報告文學中，批判者也不是上帝的寵兒，甚至就是上帝本身，他只是一個批判的“參與者”。他與批判者和被批判者一起，對批判的內容(包括批判的武器)發出疑問。於是，報告文學重新被置於理性的光芒下了。但理性不再浪漫，不再是真理本身，相反，它變成了在不同的時空下互相融合甚至互相對立的智慧，一起洞穿一片模糊的歷史。
在這裡，新時期的報告文學與浪漫報告文學劃清了界限。從此，以理性的弘揚為旗幟的報告文學有了一個新起點。
這並不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現實是：我們還沒有置身這種必然存在“客觀理性”的環境中。一個表面的論據是：問題正越來越多，而報告文學家越來越少。報告文學需要“我行我素的理想主義者”。而理想主義就是說，你追求一個東西，一個挺美好的東西，你從來都沒看見過它，但你還是苦苦地去找它。不是別的，是你的心這樣要求你。你只聽到了一個聲音，很遠，便循聲而去。有點像夸父逐日，只是後者追的是太陽。
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道路，就像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平行發展的一部歷史，現在，當我們回頭注視它，並低頭看看腳下，幾乎只剩下不多的幾個報告文學家。這一點，令人驚異。但報告文學的道路肯定還長，在它自己的邏輯體系內，肯定還沒有走到盡頭。那么，這不多的幾個報告文學家給我們的提示究竟是什麼呢？觸動了讀者敏感神經的報告文學是否正在形成某種可以預期的體系呢？摹仿米蘭·昆德拉的敘事方法——有這樣幾個方面，我對它們情有獨鐘。
客觀理性的召喚——在我看來，報告文學的理性框構應該得到進一步升華。在以往同類的報告文學中，理性從書本上或其它國度貼附在報告文學作品中，而今天的報告文學，理性應是在本土提煉出來的。它不再“塞”給我們，它在他提供給我們的事實之上閃光，像一棵樹，事實是它的枝、葉和花朵，而理性像太陽，正照耀著它成長。
歷史時空的拓展——一個人，一件事，即使他報告文學的題材確實“決定著”他必須寫這一個人和一件事情，他也將其擴展到集體時間的謎之中——中國歷史的謎之中。同時，空間也變的無限了：過去，報告文學守住自己所“看見”的空間，而今天的報告文學卻追求著“到若干個歷史時代”去發現“現在”的這個空間的位置。他總是轉過身去，然後再轉回來，這時，他發現，事情的價值和含義不一樣了。
這些都是我對自己的報告文學實踐提出的要求。我采寫現實，但更關注歷史。在我的報告文學實踐中，歷史與現實有同等的份量。
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但願讀者從我的書中，不會得出我在歌頌什麼或者批判什麼的結論。當代人重述過去人的歷史，歌頌什麼與批判什麼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只想弄明白點什麼。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實際上是說：當代人述寫過去的歷史，必須為當代人提供新的對歷史的認知，否則便是多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認識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但實際上，無論面對歷史還是現實，認識都是報告文學家的唯一道德。
對此，我還沒有做到。我應該做得更好。我期待著，有更多的現實的和歷史的報告文學出現，一起再造中國報告文學的新輝煌。
1998年6月24日於西壩河
序言
歷史上的事情，今人毀，後人譽，昨天還是寶貝，今天便成棄兒，反反覆覆，了無終結，這很正常。由於新史料的發見，更由於新認識的產生，歷史，可以說，就是不斷地證偽。
由此觀之，所謂“定論”便顯得可笑了。因時代需要，因權力定奪，因利害攸關，因愚昧狹隘，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被一時可否，都不是科學態度，既使硬性“蓋棺論定”，其實是蓋不住，也定不了的。而歷史倒是經常證明著：所謂歷史定論不過是某一時間段的歷史霸道。
一般說來，對待歷史現象，時過境遷，閱歷增多，意氣漸平，再回頭看過去，可能會客觀些，全面些，公正些。而這樣一看，往往也會修正點什麼，使“定論”的持有者或者捍衛者感到那么一點不舒服。但這就是歷史研究，它對是否得罪了誰人，是無所謂的。
本著這樣的看法，本書重述了本世紀初年的一個故事——流放紫禁城。
讀者肯定覺得熟悉這個故事。一部名《慈禧西逃》的電視劇已經上演過了。
從歷史敘事時間上看，確是同一個故事。
但這又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想想看，這個國家鬧了義和團，弄得大亂起來；然後就是八國聯軍來了，把中央政府趕到了大西北；再然後，逼迫著政府把朝廷大臣幾乎全殺了，還讓中國人每人賠他們一兩銀子。面對這樣的歷史，我們後來人該怎樣敘述它？
我覺得要痛定思痛。挨了一巴掌，疼，總要想一想，為什麼會弄得這么疼？
這結論原先是有的。說是有人“賣國”，不讓老百姓“愛國”，所以人家就來打你了，所以就打疼了。這結論特別正確，正確得不必再說什麼了。我們覺得，只要把賣國賊訂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歷史的使命還不是很圓滿地完成了！
然而，這是一根什麼樣的歷史恥辱柱呢？我們仔細地審視它，發現在它的上面，深深地刻著兩個字：道德。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歷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義書寫的歷史。
道德，是的，就是它。它在歷史中像個老練的編輯，刪掉它認為不重要的東西，保留它認為重要的東西。它更像個典型的官僚主義者，總是承認那些已經得到確認的充滿道德正義的東西。它永遠正確，正確得消滅了歷史。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
以道德的名義寫歷史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類最高的價值，陰陽的總和，一經提出，既無商量的餘地，或褒或貶，故事只好在此結束。間接也就認為億萬生靈的出處，好多國家的命運都由一個人或少數的賢愚不肖決定之，與其他因素都無關係，而只有破口謾罵的人看得清楚。
我們一旦進入這種道德化的歷史，總能發現充滿感情和正義的純淨簡單：你是好人，他是壞人；大灰狼壞，母兔子好。
然而，這真是我們的歷史口馬？當我們說到歷史這個沉甸甸字眼的時候，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一個敵人失敗了，一個主義勝利了，一個人成了愛國主義者，另一個成了賣國主義者——我們看到的歷史常常就是這樣的。
但歷史卻不是這么一個隨便設定的簡單電腦遊戲。在歷史研究出現之前，我們不知從何處來，我們只知道歷史把我們帶到了這個點。而所謂歷史，這就是說：人類要收拾思想，汲取教訓，然後再接著往前走。
只有在歷史上的“極端年代”，才會出現關於歷史的“極連線埠號”。今天，我們已經走出了“極端年代”：歷史中的“主義之爭”，已逐漸失去意義。
我們已經不再這樣看待歷史問題：它是姓“中”，還是姓“西”？ 我們已經能夠這樣看待歷史的作用：它在我們前人的生活已經成為歷史以後，還會再次走在那生活中，讓極端、偏執、以喧囂代替思考的歷史局面宣告退場，阻擋它們別在今天和今後重演。
這隻有放棄以道德的名義來書寫歷史才能做到。放棄了道德化的歷史說教，歷史才能在更廣闊的領域內照亮自己，接受一連串新的提問。否則，歷史就像朱熹所說：“好像在看一個好人和一個壞人在打架。打架有什麼好看？”
但放棄以道德的的名義書寫歷史，是件決不輕鬆的事情。在廢墟遺址和衰落的歷史中漫步，腳步本來已經很是沉重，何況，它常常還需要智慧，需要勇氣，需要一種歷史品格，甚至，需要歷史時機。
但時機總會到來，因為我們有時間。在歷史中，時間是唯一的批評家，它有著無可爭辯的權威：它可以使當時看來堅實牢靠的歷史榮譽化為泡影，也可以使人們曾經覺得脆弱的歷史聲望鞏固下來。
“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我們可以試一試嗎？
1998年6月24日於北京西壩河
由此觀之，所謂“定論”便顯得可笑了。因時代需要，因權力定奪，因利害攸關，因愚昧狹隘，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被一時可否，都不是科學態度，既使硬性“蓋棺論定”，其實是蓋不住，也定不了的。而歷史倒是經常證明著：所謂歷史定論不過是某一時間段的歷史霸道。
一般說來，對待歷史現象，時過境遷，閱歷增多，意氣漸平，再回頭看過去，可能會客觀些，全面些，公正些。而這樣一看，往往也會修正點什麼，使“定論”的持有者或者捍衛者感到那么一點不舒服。但這就是歷史研究，它對是否得罪了誰人，是無所謂的。
本著這樣的看法，本書重述了本世紀初年的一個故事——流放紫禁城。
讀者肯定覺得熟悉這個故事。一部名《慈禧西逃》的電視劇已經上演過了。
從歷史敘事時間上看，確是同一個故事。
但這又是一個不同的故事。
想想看，這個國家鬧了義和團，弄得大亂起來；然後就是八國聯軍來了，把中央政府趕到了大西北；再然後，逼迫著政府把朝廷大臣幾乎全殺了，還讓中國人每人賠他們一兩銀子。面對這樣的歷史，我們後來人該怎樣敘述它？
我覺得要痛定思痛。挨了一巴掌，疼，總要想一想，為什麼會弄得這么疼？
這結論原先是有的。說是有人“賣國”，不讓老百姓“愛國”，所以人家就來打你了，所以就打疼了。這結論特別正確，正確得不必再說什麼了。我們覺得，只要把賣國賊訂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歷史的使命還不是很圓滿地完成了！
然而，這是一根什麼樣的歷史恥辱柱呢？我們仔細地審視它，發現在它的上面，深深地刻著兩個字：道德。
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歷史，是一部以道德的名義書寫的歷史。
道德，是的，就是它。它在歷史中像個老練的編輯，刪掉它認為不重要的東西，保留它認為重要的東西。它更像個典型的官僚主義者，總是承認那些已經得到確認的充滿道德正義的東西。它永遠正確，正確得消滅了歷史。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
以道德的名義寫歷史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類最高的價值，陰陽的總和，一經提出，既無商量的餘地，或褒或貶，故事只好在此結束。間接也就認為億萬生靈的出處，好多國家的命運都由一個人或少數的賢愚不肖決定之，與其他因素都無關係，而只有破口謾罵的人看得清楚。
我們一旦進入這種道德化的歷史，總能發現充滿感情和正義的純淨簡單：你是好人，他是壞人；大灰狼壞，母兔子好。
然而，這真是我們的歷史口馬？當我們說到歷史這個沉甸甸字眼的時候，它究竟意味著什麼？
一個敵人失敗了，一個主義勝利了，一個人成了愛國主義者，另一個成了賣國主義者——我們看到的歷史常常就是這樣的。
但歷史卻不是這么一個隨便設定的簡單電腦遊戲。在歷史研究出現之前，我們不知從何處來，我們只知道歷史把我們帶到了這個點。而所謂歷史，這就是說：人類要收拾思想，汲取教訓，然後再接著往前走。
只有在歷史上的“極端年代”，才會出現關於歷史的“極連線埠號”。今天，我們已經走出了“極端年代”：歷史中的“主義之爭”，已逐漸失去意義。
我們已經不再這樣看待歷史問題：它是姓“中”，還是姓“西”？ 我們已經能夠這樣看待歷史的作用：它在我們前人的生活已經成為歷史以後，還會再次走在那生活中，讓極端、偏執、以喧囂代替思考的歷史局面宣告退場，阻擋它們別在今天和今後重演。
這隻有放棄以道德的名義來書寫歷史才能做到。放棄了道德化的歷史說教，歷史才能在更廣闊的領域內照亮自己，接受一連串新的提問。否則，歷史就像朱熹所說：“好像在看一個好人和一個壞人在打架。打架有什麼好看？”
但放棄以道德的的名義書寫歷史，是件決不輕鬆的事情。在廢墟遺址和衰落的歷史中漫步，腳步本來已經很是沉重，何況，它常常還需要智慧，需要勇氣，需要一種歷史品格，甚至，需要歷史時機。
但時機總會到來，因為我們有時間。在歷史中，時間是唯一的批評家，它有著無可爭辯的權威：它可以使當時看來堅實牢靠的歷史榮譽化為泡影，也可以使人們曾經覺得脆弱的歷史聲望鞏固下來。
“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我們可以試一試嗎？
1998年6月24日於北京西壩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