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赫爾曼· 梅爾維爾出生在紐約市一個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參加過美國獨立戰爭。外祖父是一名將領,祖父參與了波士頓傾茶事件。梅爾維爾年幼時家境富裕,受到良好教育,養成博覽群書的習慣。他十二歲時,父親因破產而憂慮成疾,不久便去世了。小梅爾維爾不得不輟學做工,以幫助養家。他先後當過銀行小職員、農場工人、皮貨店小夥計、農村教師等。家庭的不幸與環境的驟然變化使梅爾維爾感到被生活所遺棄,形成了複雜深沉的性格。為了擺脫窮困,年僅十九歲的梅爾維爾到一艘開往英國的貨輪上當差。航海開闊了梅爾維爾的視野。他發現船是一個嶄新的世界。在這裡,船長主宰一切,是不容置疑的最高權威。海上生活異常艱苦,甚至危險。但另一方面,人與人的關係與陸地上不同:船員相互平等,一切工作由大家合力完成。在他們的關係里,家庭、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差異都不重要了。當船抵達目的地英國工業城市利物浦時,梅爾維爾看到骯髒的貧民窟和衣衫檻樓、面黃肌瘦的人群。資本主義的醜惡現實使年青的梅爾維爾震驚難忘。這次首航給梅爾維爾提供了創作素材,並使他的思想趨於成熟和獨立,對他的民主、平等和人道主義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從英國返回後,梅爾維爾在捕鯨船“ 阿古希耐” 號上當水手。
1841年到1844年的航海生涯對麥爾維爾的一生影響很大,而這其中,相當的時間是在捕鯨船上,這樣,麥爾維爾的思想基本上被奠定了。坎坷的經歷、豐富的生活和強烈的思想構成了以後麥爾維爾寫作生涯的基礎。他的作品是他生活的寫照,也是他思想的寫照。
1841年元旦剛過,他便隨船向太平洋航行。捕鯨船在海上漂泊了十八個月,但返航仍遙遙無期。梅爾維爾因無法繼續忍受單調的生活而離船上岸,在南太平洋上的馬克薩斯群島有食人生番之稱的泰皮人共同生活了一個月。為了返回家園,他搭上一條澳大利亞船,但因參加反抗船長的活動而被放逐在塔希提島。梅爾維爾逃脫後登上了另一條捕鯨船,當了一名投叉手。數月後船在檀香山靠岸。半年後,梅爾維爾在美國海軍‘合眾國’號上服役,經過十四個月的航行,終於回到家鄉。四年的海上經歷大大豐富了他的見聞和思想,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素材,難怪他稱這四年的航海生涯為他和同伴們的“ 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 。梅爾維爾根據在南太平洋島嶼上的經歷寫成《泰皮》 和《歐穆》 兩本遊記體小說。書中所描寫的土著人風情為美國讀者聞所未聞,加之作者的筆調流暢幽默,因此,這兩本書暢銷一時。梅爾維爾的下一部作品《瑪地》雖然在形式上仍是遊記體,但是作者的意圖是寫自己在深奧的哲學領域的探索。作者借波利尼亞人的寓言故事諷刺西方“文明” ,並表達人類對真理與理想境界的追求。《瑪地》一書凝聚了作者的心血,但卻未獲得預期的成功。
當他創作《雷得本》和《白外衣》時,他順著《泰皮》及《歐穆》的生動寫實的創作路子,以迎合讀者的口昧,同時,他並沒有放棄通過作品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樣,梅爾維爾開闢了兩條創作途徑,學會了為不同水平的讀者寫作。上述作品創作的經驗與教訓為他日後寫長篇小說《白鯨》做了充分的準備。1847年梅爾維爾與麻薩諸塞州大法官之女結婚,並安家於紐約市。經朋友介紹,梅爾維爾結識了紐約知識界一些自稱“年輕的美國人”的文學藝術家。他還有機會聽到愛默生的演講,接受了以愛默生為代表的超驗主義的某些影響。1850年的一個夏日,梅爾維爾的朋友帶他到麻薩諸塞州境內的碑山郊遊,他第一次見到自己崇敬的作家霍桑,從此兩人結為好友。同年秋天,梅爾維爾遇到離霍桑居住的萊諾克斯不遠的皮茨菲爾德,在他自己命名的“ 箭頭農場” 居住了十三年。在此期間,兩位作家雖因各自埋頭寫作而相互拜訪不多,但時有書信往來。梅爾維爾在給霍桑的信中坦率地論述自己在創作過程中的各種想法與感受。
1866至1885年他在紐約任海關檢查員。1866年他自費印行第1部詩集《戰事集》。1876年又自費出版以宗教為題材的18000行長詩《克拉瑞爾》,1888年和1891年自費出版詩集《約韓·瑪爾和其他水手》和詩集《梯摩里昂》,各印25冊。
梅爾維爾於1891年9月28日去世。
作品列示
作品名稱
| 原文名
|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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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比》
| Typee
|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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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姆》
| Omoo
| 1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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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迪》
| Mardi
|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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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伯恩》
| Redburn
|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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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外套》
| White-Jacket
|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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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鯨》
| Moby-Dick
| 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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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爾》
| Pierre
|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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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雷爾·波特》
| Israel Potter
| 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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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的故事》(小說集)
| Piazza Tales
|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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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子》
| The Confidence-Man
|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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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戰爭詩集》
| Battle Pieces:Civil War poems
| 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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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瑞爾》(長詩)
| Clarel
| 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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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瑪爾和其他水手》(詩集)
| John Marr and Other Sailors
|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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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摩里昂》(詩集)
| Timoleon
|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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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手比利·巴德》
| Billy Budd
| 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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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特點
縱觀麥爾維爾的創作實踐,他的作品可以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他早期的和一些不太知名的小說。這些作品大都是依據某些史實和作者本人的海上經歷而創作的,其中也包括寓言性很強的《瑪迪》。第二類是《白鯨》,這是作者的登峰造極之作。第三類是他的後期作品。這一時期的作品比他的早期作品略為知名一些,其中有不少堪稱大手筆的短篇和詩作,如他的《貝尼托·塞萊諾》、《書記員巴特爾比》、《比利·巴德》和詩集《克拉萊爾》、《戰事集》等就是這一時期的典型之作。
麥爾維爾筆下的這些人物,大都是一些善於思考的人,力圖從哲學思考中找到某種精神安慰。小說差不多寫了一半,麥爾維爾才漸漸透露雷德伯恩的身份。他是一位充滿民族自豪感的人,對自己的祖先是美國人而感到驕傲: “我們的鮮血就像亞馬遜河的急流奔騰不息,直到匯成一體。我們不是一個民族,而更像一個世界⋯ ⋯ 我們是所有時代的繼承人。我們和所有民族的人一起分享繼承權。在這個西方國度,所有族群和人民正組成一個聯合的整體,未來將使所有分離的亞當的後代重返伊甸家園“。但不管怎樣,《雷德伯恩》中的人物形象還是比較豐滿的。只是從情節的發展來看,作品似有些拖沓,敘述不夠簡練,因此還算不上作者本人聲稱的所謂“大雜燴“這一類作品。應該說這部小說主題突出,意象也比較獨特。作者還圍繞屬性問題進行了一番探討。當雷德伯恩為了使勢利的船長對自己有個好印象時就不得不裝出富人的樣子。他那勉強能夠度日的微薄收人怎么能掩蓋住其實質上的貧困。為了不露馬腳,雷德伯恩只好偽裝自己。他處處小心翼翼,惟恐被人發現。但無論雷德伯恩怎樣小合,他都無法掩蓋兜里沒錢的事實。無奈之下,他只好發出悲槍的感慨:“窮人幹啥都窮,想裝富也裝不起來。“’“暴露了真相的雷德伯恩只好乾船上最低級的活。
在《巴特爾比:一名抄寫員》梅爾維爾通過對巴特爾比無聲抗爭的演繹,有力地回應了超驗主義過於樂觀的世界觀,也表達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超驗主義者認為“上帝是仁慈的,自然界是上帝的一種化身和象徵,也是上帝仁慈的體現; 人的靈魂具有神性,所以 ,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 ,人同自然是統一的。”而在梅爾維爾看來 ,沒有什麼事物是絕對美好的或絕對罪惡的。愛默生所宣揚的超驗主義樂觀精神對泱泱社會中的個人的發展並不能帶來真正意義上的幫助。個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根本無力與社會進行抗爭。愛默生只是在給我們描述一種人類生活的理想狀態,永遠無法企及,只是空中樓閣,令人憧憬而無法到達。
此外,麥爾維爾還深受《
聖經》故事的影響。不僅《白鯨》中的許多人物的名字來源於《聖經》,而且他還受到《聖經》中純樸生態觀點的影響。在《聖經》中,儘管自然是上帝用於懲罰人類的工具,人類在伊甸園之外要想生存下來,必須得克服惡劣的自然環境,但這並不意味著人類要想生存下來就必須得征服和改造自然。事實上,《聖經》要求人類小心地控制自然,而不是肆無忌憚地去征服它。上帝在給與人類統治地球的權利之外,還要求人類必須保護和哺育自然。
評價
梅爾維爾身前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在20世紀二十年代聲名鵲起,被普遍認為是美國文學的巔峰人物之一。 《
白鯨》直到出版後七十年,才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重視。英國作家
毛姆在《
世界十大小說家及其代表作》一書中對《白鯨》的評價遠在美國其他作家
愛倫·坡與
馬克·吐溫之上。他的作品還包括短篇小說,例如《書記員巴特子比》(1856年)以及中篇小說《
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Sailor)。赫爾曼·梅爾維爾的詩並沒有獲得高度評價,一些評論家認為他是美國首位現代主義詩人,但是有些評論家則認為他的作品更富有後現代主義的色彩。著名桂冠詩人
羅伯特·潘·沃倫則認為赫爾曼·梅爾維爾是美國最偉大的詩人。梅爾維爾也被譽為美國的“
莎士比亞”。
影響
赫爾曼·梅爾維爾是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也是美國象徵主義文學大師。他不僅是小說家, 而且還是一位卓越的哲學家和詩人, 他以極其敏銳的目光關注著自己生活的時代及其社會變遷。一生潦倒不得意,他的作品在當時大多也不受歡迎,著名小說有:《泰比》《奧穆》《瑪迪》(合稱《
波里尼西亞三部曲》)、《雷德伯恩》、《白外套》、《
白鯨》、《皮埃爾》、《騙子》、《
水手比利·巴德》等,短篇小說集《廣場的故事》亦被譽為經典之作。其代表作品《白鯨》就像任何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一樣, 散發著象徵與寓言的意味。這些象徵手法貫穿小說始終,從而揭示出梅爾維爾的人與自然觀:人類應該觀察探索自然, 人類若狂妄地反抗自然, 就會導致毀滅。但是以上這些作品在當時都受到讀者的冷遇,麥爾維爾本人也幾乎被人遺忘。死後3天,《
紐約時報》才在一個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這個不幸的訊息。這些作品長期沒有得到重視。直到20世紀20年代,麥爾維爾的價值才被美國文學界“重新發現”,確立了他在美國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西方評論家才對麥爾維爾的後期作品,尤其是《白鯨》非常感興趣,讚譽它為一部美國文學經典著作。1956年06月27日,由導演
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白鯨》(又名Moby Dick)在美國上映。
人物思想
雖然梅爾維爾算不上一個政治家,但他對政治天生有一種敏感。他羨慕美國的新生,但對美國不斷向外進行領土擴張持有異議。只要對美國歷史稍有了解便不難發現,美國政府在19世紀積極推行“天命說“(Manlifest Destiny),當時的美國民眾都有一種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為自己國家的強盛感到自豪,進而升起一種強烈的自我獨立意識; 另一方面為自己的政府不斷卷人海外戰爭、人侵土著居民而感到內疚。青年時代的梅爾維爾自然也不例外。與所有的美國青年一樣,梅爾維爾同樣為美國的新生而歡呼。由於深受美國超驗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受到
愛默生的“自立”(Self一reliance)思想的感染,梅爾維爾一向主張自立。他曾慷慨激昂地寫道: “我們不需要美國版的哥爾斯密斯,不!我們也不需要美國版的米爾頓⋯ ⋯ 讓我們拋棄這個助長在文學上對英國阿談謅媚的發酵劑⋯ ⋯ 讓我們大膽地譴責所有的模仿⋯⋯ “‘ 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美國這個新興的民族有著許多弊端。在他看來,美國政府過於狂妄,甚至野蠻,打著“天命說“的旗號四處擴張。梅爾維爾親眼目睹了這種擴張所帶來的惡果。美國政治上卷人了南太平洋爭端,與其它歐洲列強共同參與侵略和壓迫土著島民。對此,梅爾維爾極為不滿,從中可以看到梅爾維爾思想中的兩重性因素。他既對歐美殖民主義不滿,同情土著島民,又津津樂道於殖民者的強悍、能幹,貶責土著人。這也顯示了他思想的局限性。不能否認,梅爾維爾主要是社會的叛逆者,他的作品無不閃爍著批判的火花,直接針砭美國政治。但他也或多或少地參與了美國殖民文化的建構。梅爾維爾對主流文化的批判畢竟還是留有餘地的,其中也包含了作者對主流文化的某種認同。
赫爾曼·梅爾維爾,相信邪惡的普遍性,懷疑超驗主義的樂觀主義理論,對社會進步持悲觀態度,他給美國文學注入了悲劇色彩。其代表作《巴特爾比:一名抄寫員》體現了梅爾維爾作品對人性有敏銳的觀察和深刻的批判,通過對巴特爾比無聲抗爭的演繹,有力地回應了超驗主義過於樂觀的世界觀。通過分析這部作品與超驗主義之間的關係,闡釋梅爾維爾對其時美國社會所宣揚的超驗主義一種深刻批判,個人根本無力與社會相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