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岑論文學》是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赫爾岑著。赫爾岑是俄國傑出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思想家，發表了一系列哲學著作。列寧稱讚他的哲學思想能達到最偉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晚年寫成回憶錄《往事與隨想》，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的一顆明珠。
基本介紹
- 書名：赫爾岑論文學
- 作者：(俄)赫爾岑
-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 出版時間：1962.6
簡介,詞條名,圖書信息,綜述,人物介紹,生平,個人成就,作品賞析,誰之罪,普希金,
簡介
詞條名
赫爾岑論文學
圖書信息
頁數:139頁
開本:
綜述
人物介紹
姓名：赫爾岑
性別：男
出生年月：1812年4月6日
籍貫：俄國
俄國傑出的哲學家、思想家、作家
生平
赫爾岑於1812年4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貴族地區家庭。在具有進步思想的家庭教師啟蒙教育下，從小就嚮往自由，憎恨專制制度。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遭到鎮壓，對他影響很大。14歲的赫爾岑和摯友奧格遼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莊嚴宣誓，決心繼承十二月黨人的革命傳統，“替那些被處死刑的人報仇”。
1833年，赫爾岑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莫斯科大學，並獲碩士學位，但沙皇政府以“對社會極為危險的自由主義者”罪名逮捕了他。先後被流放到許多地方。流放生活使他親眼目睹沙皇官僚機構的腐敗和農奴制的殘酷，堅定了他反對封建專政和農奴制的革命立場。
1847年3月，赫爾岑攜家來到孕育革命風暴的法國。10月，他趕到爆發民族獨立運動的義大利。當他在羅馬聽到法國1848年2月革命訊息後，又日夜兼程趕回巴黎。他的革命活動招致反動勢力進一步迫害。法國政府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讓他回國。1849年他來到日內瓦，全家加入瑞士國籍。1852年他僑居倫敦，創辦《北極星》、《鐘聲》等革命刊物，刊物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俄國，對俄國的革命運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
1870年1月21日赫爾岑病逝於巴黎。
個人成就
赫爾岑（1812－1870）出生在莫斯科的一個貴族家庭，早年深受於十二月黨人的影響。1829年進莫斯科大學學習，在校期間組織政治小組，宣傳空想社會主義思想。1834年被捕入獄，後又被流放。長達6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俄國社會，1842年回到莫斯科。40年代，赫爾岑撰寫了大量哲學論著和文學作品，很快成為俄國進步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之一。
他的文學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誰之罪？》（1846）、中篇小說《克魯波夫醫生》（1847）和《偷東西的喜鵲》(1848)等。1847年，赫爾岑離開俄國，長期僑居西歐。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曾使他一 度感到悲觀，但不久他又投入了反對俄國專制制度的鬥爭，在國外創辦了影響大的《北極星》叢刊和《鐘聲》報。晚年，他受到馬克思領導的第一國際的影響。 赫爾岑在國外完成了《往事與隨想》（1868），這是一部大型回憶錄式的作品。
作品賞析
誰之罪
《誰之罪》是赫爾岑的代表作。作者通過對三個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準確地概括出19世紀40年代俄國不同類型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悲劇命運，從而揭示了深刻的主題。
貴族青年別爾托夫是一個性格極為矛盾的人物。他稟賦良好；志向崇高，渴望擺脫庸俗的環境，找到新的生活目標。然而，在別爾托夫身上帶有貴族階級好逸惡勞的深深烙印，不切實際的教育又使他喪失了實際的生活能力。他與人民，與周圍的現實世界極為隔膜，因此他雖有滿腔熱情，但每每在黑暗的社會現實面前膽怯起來。在他面前始終只有無聊的生活和渺茫的前途：“以後到底還有什麼呢？不是只有灰色的暗影么？”顯然，別爾托夫與20至30年代的貴族知識分子“多餘人”有著血緣聯繫，他是奧涅金、畢巧林形象的發展，是俄國文學中又一個既不滿現實又無力補天的“聰明的廢物”。別爾托夫的遭遇集中反映了“多餘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探索、苦悶和悲劇命運。高爾基指出：“別爾托夫們太孤獨了，在處處跟他們作對的人生的泥窪里，他們無力掙扎……” 女主人公柳邦卡是作者塑造得頗為成功的藝術形象。柳邦卡的母親是農奴，因而柳邦卡在納格洛夫家處於十分痛苦和屈辱的地位，但這又使她與人民的生活接近起來。她對農民和農家子弟懷著真誠的好感，覺得他們遠比那些地主和官吏來得聰明和善良。柳邦卡不僅心地純沽，而且性格堅強，感情豐富，她始終以“非凡的力量”迫求著新的更完美的生活。儘管她一生坎坷，沒有得到趁真正的幸福，但是這種追求本身卻顯示出極大的精神力量。作為俄國文學中第一個像堅強有力、獨立自主的人那樣行事的女性，她的精神世界與不久以後出現的“新人”形象是相通的。
克魯采弗爾斯基是一個平民知識分子的形象。他善良、正直、溫順。他有自己的追求，也渴望幸福的生活。然而他過於軟弱，“不但不想與現實鬥爭，反而在它的壓力下退縮，他只求讓他安靜。”他的悲劇命運只能使人產生對他的同情，而缺乏激勵人們向上的力量。這個形象反映出作者對當時已經出現的平民知識分子的歷史作用還缺少足夠的認識。
小說尖銳地提出了一個“誰之罪”的問題，即誰造成了這三個年輕人的悲劇命運？儘管作者沒有正面回答，但是通過小說卓越的藝術表現，問題的答案已經十分清楚地擺在了讀者的面前。小說用相當多的篇幅展示了人物活動的那個畸形的社會環境。在罪惡的農奴制社會中，下層人民遭蹂躪，被踐踏，而那些貴族老爺則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作者始終有意識地將納格洛夫之流和NN城官場的形象作為整個地主階級與專制機構的縮影來塑造。毫無疑問，這三個本來可以有所作為的年輕人正是這個黑暗的農奴制度和畸形社會的犧牲品。正是這個社會扼殺了所有稟賦良好、不甘墮落的人們，摧殘一切對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這是一幕家庭悲劇，更是一幕社會悲劇。同時作者也揭示了主人公在這場感情糾葛中表現出來的時代的和階級的局限。他們找不到從“狹小的個人關係的天地”，經過“寬闊的大門”，走向“另一個世界”的道路，因為只有在那裡人才能“敞開自己的心扉容納全人類的東西”。他們的局限就在於“不知道這座大門”。
普希金
“俄國文學不能沒有他而繞過去”
——赫爾岑的普希金評論
宋德發
赫爾岑（1812—1870）對普希金的評論涉及到多個方面。
第一，充分肯定了普希金作品的獨創性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赫爾岑認為，普希金的作品已經不是“試作”，而是“一種成熟的藝術”，即具有非凡的獨創性，其主要標誌就在於它們具有鮮明的俄羅斯民族特色，因此，赫爾岑說，“普希金，沒有比他再民族化的了，同時也是外國人所了解的。”（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2頁。）
為了讓這一觀點更具有說服力，赫爾岑正面回答了“普希金與拜倫的關係”。有些人認為，普希金和此前的俄羅斯作家並無區別，他們都是西歐文學的模仿者，而普希金就是拜倫的模仿者。赫爾岑並未否認拜倫對俄國詩人和普希金產生過影響。但是，他隨即指出，拜倫只是對普希金的一些早期詩篇產生過強烈影響，但是，普希金的新作品越來越顯得是獨創的了。
在赫爾岑看來，普希金“顯然一直都深深稱揚這位偉大的英國詩人，他卻不曾變成拜倫的一個顧客，他的寄生蟲，他的traduttore（翻譯者），他的traditore（出賣者）。到生活歷程的最後，普希金和拜倫彼此完全分道揚鑣了，它的原因十分簡單：拜倫一直到靈魂深處都是一個英國人，而普希金直到靈魂深處都是一個俄國人。”（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3頁。）為了證實普希金與拜倫已經“分道揚鑣”，赫爾岑將兩者做了一個比較：普希金信仰未來，而拜倫喪失了這種信仰；普希金越來越平靜下來，潛心研究俄國史，研究普加喬夫的事跡，創作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他對俄國的未來懷有本能的信仰，而拜倫是一個偉大的自由人，他的獨立不羈是與世隔絕的，他越來越緊裹在他的驕傲中，緊裹在目空一切的、懷疑的哲學中，越來越變得是個憂鬱和不調和的人。在他自己的前面看不到什麼接近的未來，他被痛苦的思想弄得意氣消沉，對人世充滿著厭惡。（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3-294頁。）
作為一個具有獨創性的民族詩人，赫爾岑發現了普希金在俄羅斯的影響力：“人們閱讀其他一些詩人的作品，對他們的作品感到興奮，但是普希金的作品——卻是每一個有教養的俄國人都人手一冊的，他們終生都要反覆來閱讀。” （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2頁。）赫爾岑因此斷定，對於俄國文學而言，普希金是不能缺少的，“俄國文學不能沒有他而繞過去。”（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2頁。）
第二，解讀《葉甫蓋尼·奧涅金》，提出了“多餘人”的概念。
在赫爾岑看來，《葉甫蓋尼·奧涅金》是普希金最卓越的作品，這部作品典型地證明了普希金創作的獨創性和民族特色，他說，“凡是說普希金的《奧涅金》是俄國的《唐璜》的人，他既不了解拜倫，也不了解普希金；既不了解英國，也不了解俄國：他們是根據外表上的特徵來判斷的。”（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4頁。）赫爾岑進一步指出，奧涅金既不是英國的哈姆萊特，也不是德國的浮士德，他是俄國人，只有在俄國才能產生，他在俄國是必然的，你在俄國到處都可以看見他。赫爾岑絲毫不懷疑奧涅金的性格具有空間（俄國）和時間（19世紀20年代）上的典型性。那么，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赫爾岑這樣描述奧涅金的性格：“奧涅金是一個無所事事的人，因為他從來沒有什麼事要去忙的；這是一個他所安身立命的環境中的多餘的人，他並不具有可以從這種環境中脫身出來的一種堅毅性格的必要力量。這是一個體驗著生活，連死亡本身也要體驗一下的人，他所以要體驗死亡，是想看一看，死亡是否比生活更好。他什麼事情都做過，可是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到底；他想得多，做得缺少，在二十歲上就已經是一個老人，可是到得老年時他卻因愛情而年輕起來了。” （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4頁。）
赫爾岑一再強調，奧涅金的形象不是個別性的，而是“這樣富於民族性，在一切凡是在俄國多少得到認可的長篇小說和長詩中都可以見到，這不是因為他們想抄襲他，而是因為你經常可以在自己的身邊或者在自己本身找到他。”（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4頁。）赫爾岑敏銳地覺察出奧涅金是俄羅斯文化轉型時期的獨特產物，並用“多餘人”加以命名，進而指出，“多餘人”形象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個群體。因此，他在《俄國文學的新階段》中又再次寫道：“典型找到了，從此每一部小說，每一篇長詩便都有了自己的奧涅金，也就是被指責為遊手好閒、毫無用處、迷失路途的人，這種人在自己家裡也是個陌生人，他既不想做壞事，也無力做好事；結果他無所作為，雖然他什麼都想試試看，只是有兩件事除外：第一，他從來不站在政府的一邊；第二，他從來不能夠站在人民的一邊……（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03頁。）
赫爾岑雖然一再強調奧涅金是19世紀20年代俄國人的典型，但他同樣指出，在那個時代的俄羅斯，奧涅金這樣的“多餘人”只是負面的典型，他們代表的是俄羅斯的過去，是將要被歷史淘汰的一類人。因此，赫爾岑告誡讀者，“把奧涅金當作二十年代心智生活方面積極的典型，當作已經覺醒的階層的一切追求和活動的累積，這是完全錯誤的，儘管他的確體現了當時生活的一方面。”（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03頁。）赫爾岑在《再論巴扎羅夫》一文中指出，在奧涅金所處的時代，俄羅斯已經出現了新的文化因素，即代表俄羅斯未來的正面典型，這就是十二月黨人。因此，他說，“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新的歷史時代最偉大的典型之一，就是十二月黨人，但不是奧涅金。（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04頁。）
赫爾岑還對小說的另一位男主人公連斯基進行了評論。他認為，連斯基也是普希金非常喜愛的一個人物，“普希金懷著一種對自己青春時代的幻想，對充滿希望、真誠和無知時期的思念的這種人的柔情，描繪了連斯基的性格。連斯基是奧涅金的良心的最後一次呼叫，因為這就是他自身，就是他的青春年代的理想。詩人看到，這樣的人物在俄羅斯是沒有什麼事情好做的，於是就使用奧涅金的手把他殺了。” （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6-297頁。）赫爾岑認識到，連斯基和奧涅金是正好相反的兩個人，前者代表著尖銳的痛苦，後者代表著慢性的痛苦。但他們又具有共通的特性：無法承受現實的污濁，他們有著深厚的原罪意識、懺悔意識和救贖意識。
最後，對普希金的生活與死亡進行了評述。
在簡要勾勒普希金的生活歷程時，赫爾岑認為普希金是一個歷經無數磨難的詩人，是一個新的奧維德：亞歷山大把他從彼得堡流放到帝國的南方邊疆，尼古拉一世把他從流放地召了回來，然後企圖利用自己的仁慈使他在社會輿論中遭受滅亡，用自己的恩寵使他折服。赫爾岑認為，普希金害怕被第二次流放，他終於屈服於尼古拉一世，進入宮廷當了一名少年侍從，這是他缺乏傲氣、缺乏反抗，明哲保身，圓滑靈活的表現。
赫爾岑對普希金的死亡表示了極大的遺憾：“他在才華最盛時期倒下了，沒有結束他的詩歌，沒有說完全他想說的話。”（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9頁。）普希金之死對他的仇敵來說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但對俄羅斯文學和人民而言卻是一個無法估量的損失：“除了宮廷和他們的寵臣近幸，整個彼得堡都哭了；只有到了這個時候才看清，普希金是怎樣家喻戶曉的。”（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299頁。）通過普希金之死，赫爾岑將批判的矛盾對準了當時的專制迫害制度。他列舉了雷列耶夫、萊蒙托夫、別林斯基等十位英年早逝的俄國作家，認為在俄國，每一個稍有反抗思想的人，“不論是詩人也罷，公民也罷，思想家也吧——不可理喻的宿命把他們所有的人推向墳墓。我們的文學史，倘不是殉教者的列傳，就是苦囚犯的登記冊。甚至是那些剛剛獲得征服寬赦的人，剛剛開花，就匆匆委棄生命，歸於滅亡”。（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00頁。）
詩人雖然不幸罹難了，但赫爾岑堅信，詩人的詩歌和詩人的精神是可以永垂不朽的：“普希金的響亮而開朗的詩歌飄蕩在奴隸與痛苦的山谷中；這種詩歌繼承了過去的時代，以它的勇敢堅毅的聲音充實了現在，還向遙遠的未來發出它的聲音。普希金的詩歌是保證和安慰那些活在沒有希望和墮落的時代的詩人……”（馮春編選：《普希金論文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01-30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