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民說

主張民惟邦本、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為重要的學說。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貴民說
• 定義：主張民惟邦本、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為重要的學說

探源

儒家的貴民說淵源於周人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周人認為，君主的權力來自天命，但是天神並不是盲目任意地把統治疆土臣民的權力賜予君主的，而是根據君主是否適合敬德保民的條件，經過審慎的選擇而後決定的。《尚書·多方》：“天惟時求民主。”這是說天神時刻都在尋求適合於做人民君主的人。由於夏人“大不克明保享於民，乃胥惟虐於民”，所以天命拋棄了夏人，命令成湯“簡代夏作民主”。到了殷紂時代，“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用了五年的時間等待成湯子孫的悔悟，使他們繼續做民之主。但是殷紂“罔可念聽”，不順從天意，所以天神“簡畀殷命”，使周人取代殷王做民之主。周人認為，天意是與民意相通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意即民意，順從民意也就是順從天意。君主雖然因順從民意而從天神那裡取得統治的權力，但是這種權力並不鞏固，隨時都有可能因違反民意而被天神所取消。因此，君主必須戒懼警惕，忠於職守，力求通過做好敬德保民的工作以祈天永命。後來周人把這個思想提煉為一句政治格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五子之歌》）就天命、君權、民意三者的關係而言，天命固然居於至高無上的支配地位，但是由於天命是以民意為根據的，所以就君權與民意二者的關係而言，君權實際上受民意所支配，君權可以變置，只有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

春秋時期，隨著人文理性的發展，人們對民惟邦本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如周太子晉認為，“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國語·周語下》）。衛人趕走他們的國君，師曠認為這件事做得很對，評論說：“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左傳》襄公十四年）魯昭公被季氏放逐，死於乾侯。史墨評論說：“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　自古以然。”（《左傳》昭公三十二年）齊國的政權由國君轉移到陳氏手裡，晏嬰認為，由於陳氏“厚施”，而齊景公“厚斂”，所以民眾都歸向陳氏。這種思想強調君權是否鞏固以民心的向背為轉移，重視人民在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儒家貴民說的濫觴。

形成與演變

儒家繼承了自西周以來源遠流長的民惟邦本的思想，發展而為貴民說。

孔子認為，國家政治應該建立在誠信的倫理基礎之上，如果政府對人民無信，人民也不信任政府，就不能立國。《論語·顏淵》：“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為了取信於民，爭取民心，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應以仁愛之心對待人民，不可奢侈無度，濫興徭役，妨害農務，影響人民的生活，動搖國家的根本。他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因此，孔子主張實行惠民政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把人民的切身利益看做施政的頭等大事，認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只有使人民富足，國家才能富足，如果本末倒置，依靠橫徵暴斂片面地追求國家的富足而使人民陷入普遍貧窮的困境，則這個國家社會就難以維持了。

戰國時期，孟子針對一些諸侯殘民以逞的暴政進行嚴厲的譴責，全面地論述了民貴君輕的思想，為儒家的貴民說奠定了理論基礎。他指責梁惠王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他還警告鄒穆公說，如果不以仁愛之心對待人民，使得人民饑寒交迫，流離失所，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是會鋌而走險，對統治者實行報復的。孟子總結了歷史的經驗，認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公孫丑下》）。政治的根本問題在於是否爭取到人民的信任和擁護，民心的向背對於政權的鞏固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說：“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孟子根據這種認識，對儒家的貴民說做了經典性的表述。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盡心下》）孟子認為，就人民、社稷、君主三者的地位進行比較，人民的地位最重要，社稷的地位次於人民，而君主的地位又次於社稷。不僅君主危害了國家的根本利益可以改立更換，而且社稷神不符合人民的心愿，做不到風調雨順，也可以改立更換。就君主與人民的關係而言，不是人民依賴君主，而是君主依賴人民，君主不可濫用權力，推行暴政，失去民心，變成眾叛親離的獨夫民賊，自取滅亡。這就是貴民說的本質涵義。

荀子以船與水的關係來比喻君民關係，生動地闡述了君主依賴於人民的思想。他說：“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荀子·王制》）荀子認為，君主好比船，人民如同水，船必須依賴水的浮力，但是水既能使船平穩地運行，也可以因激起驚濤駭浪而使船沉沒。所以君主必須改善政治，愛護人民，爭取人民的衷心擁戴，不可推行殘民以逞的暴政，激起人民的反抗。荀子由此進一步提出了一個反對君主專制的民本思想的命題，為後來的儒家所反覆引用。他說：“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

由於中國自秦以後的二千多年中一直是奉行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專制君主往往因迷信權力的絕對性而胡作非為，動搖國家的根基，輕則造成政治的危機，重則導致王朝的覆滅，所以儒家在闡述民貴君輕的思想時，大都是扣緊時代的脈搏，結合具體的事例，針砭時弊，發而為政論，帶有強烈的批判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撥亂反正的調整功能。如漢初的賈誼分析秦王朝覆滅的教訓時指出：“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回響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過秦論》）東漢末年，王符針對著當時嚴重的政治危機，要求君主從指導思想上認真做一番檢查。他說：“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願察開闢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與），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竊願聖主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生。”（《潛夫論·邊議》）王符還指出，君主的權力並不是君主個人的私產，君主不能把權力用於個人的享樂，而應該憂國憂民，日夜操勞，為人民謀福利。他說：“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潛夫論·班祿》）荀悅也闡述了同樣的思想，他說：“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申鑒·雜言上》）

明清之際，黃宗羲站在民本主義的立場，對君主專制的弊端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把儒家貴民說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峰。黃宗羲指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由於專制君主以天下為一人之私產，為了奪取天下，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奪取天下之後，則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這種主客關係的顛倒，使得君貴而民輕，就造成了天下之大害。黃宗羲認為，應該把這種顛倒了的關係再顛倒過來，根據儒家的民貴君輕的思想，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君主應盡的職分是興公利，除公害。“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明夷待訪錄·原君》）。

到了清末，譚嗣同把儒家的貴民說進一步發展而為近代的民主主義。他指出：“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於是共舉一民為君。”“夫曰共舉之，則非君擇民，而民擇君也。”“夫曰共舉之，則因有民而後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豈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義也。”（《仁學》三十一）

特徵與影響

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專制主義一直居於主流地位。這種專制主義以法家的思想為理論依據。法家主張君貴而民輕，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專制獨裁，如果人民反抗，則運用嚴刑峻法予以鎮壓。如商鞅認為：“權者，君之所獨制也。”“權制獨斷於君則威。”（《商君書·修權》）韓非認為：“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善，而國之所危也。”（《韓非子·奸劫弒臣》）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專制君主推行一系列反人民的政策，把民之所惡看成是國之所治，把民之所善看成是國之所亂，造成了一系列的弊端。儒家的民貴君輕的思想是與這種專制主義相對立的。儒家強調人民是國家的根本，君主不可推行反人民的暴政，動搖這個根本，否則就會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所推翻。儒家的這種思想並未否定君權，屬於民本主義的範疇，而不同於近代的民主主義。但是，由於這種民本主義站在文化道德的立場反對暴政，力求使政治權力能夠符合植根於廣大民眾之中的深厚的價值理想，並且對專制主義的弊端進行不同程度的揭露和批判，其總的精神是與民主主義相通的。隨著歷史條件的成熟，這種思想可以進一步發展為近代的民主主義。譚嗣同的思想發展就是一個顯明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