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文化理論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解釋貧困現象的理論，它由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通過對貧困家庭和社區的實際研究首次於《五個家庭：墨西哥貧窮文化案例研究》（1959年）一書中提出。這一理論認為，在社會中，窮人因為貧困而在居住等方面具有獨特性，並形成獨特的生活方式。窮人的獨特的居住方式促進了窮人間的集體互動，從而使得與其他人在社會生活中相對隔離，這樣就產生出一種脫離社會主流文化的貧困亞文化。處於貧困亞文化之中的人有獨特的文化觀念和生活方式，這種亞文化通過“圈內”交往而得到加強，並且被制度化，進而維持著貧困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中長成的下一代會自然地習得貧困文化，於是貧困文化發生世代傳遞。貧困文化塑造著在貧困中長大的人的基本特點和人格，使得他們即使遇到擺脫貧困的機會也難以利用它走出貧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貧困文化理論
- 外文名：貧困文化理論
- 利用：它走出貧困。
- 人物：奧斯卡·劉易斯
簡介,闡釋,
簡介
貧困文化理論基本上屬於貧困的個人責任論。雖然劉易斯並不認為這種理論具有普遍的解釋力，但是這種理論還是遭到許多批評。主要的批評觀點包括：貧困文化理論誇大了窮人與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差異，實際上窮人本身並不是同質性很強的群體，各群體觀念和行為上的差異是社會地位的反映，貧困文化理論未能解釋窮人貧困的起始原因。
闡釋
奧斯卡·劉易斯再其人類學經典著作《桑切斯的孩子們》（1961年）的“序言”部分對貧窮文化進行了如下闡釋：
對那些認為貧窮就沒有文化的人來說，“貧窮文化”這個概念仿佛是個自相矛盾的詞語。這也似乎會給貧窮以某種自豪和顯要。我的初衷並非如此。在人類學中，“文化”實際上是一種生活結構，可以代代傳承。在用“文化”這個概念來理解貧窮的時候，我希望引起大家注意的是現代國家的貧窮不僅是經濟上一貧如洗、無組織狀態，或者是一無所有的狀態。它也意味著某些積極的成分，它存在著某種結構，某種理據，甚至使窮人得以生存下去的某些防衛機制。簡而言之，那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相當穩固恆久，在家族內部世代傳承。對家族成員來說，貧窮文化具有自身的模式，以及明顯的社會和心理後果。它是影響其融入更高層次的全國性文化的重要動因，是自成一體的亞文化。
此處定義的貧窮文化並不包括因為隔離於世、技術落後、未有社會分層的人們形成的落後狀態。上述人民有著相對和諧、自給和自足的文化形式。它也不等同於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或者農民階級，該三者在世界範圍內的經濟狀況相差懸殊。例如，相對於欠已開發國家的中下層人士而言，美國的工人階級生活得如同精英階層。“貧窮文化”這個概念僅用於指稱社會經濟尺度上最底層的那些人、最貧困的工人、最貧困的農民、種植園勞工，以及通常被稱作破落無產者的異質小手工業者和小生意人。
各種歷史背景都可能形成貧窮文化或貧窮亞文化。最常見的，是某種分層的社會經濟制度處於崩潰或被另一種社會制度取代的過程，如封建主義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轉變或者處於工業革命的時候。有時候，也可能是因為帝制之下的被統治者長期處於過分從屬的地位，甚至長達幾代人之久。它也可能出現在部落體制解體的過程中，例如，現今的非洲既是如此。在他們的部落遊民移居城市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庭院文化”，且與墨西哥城的居民區文化極其相似。我們傾向於把類似的貧民窟看作是一種過渡、或者臨時性的用語，用以表示文化的巨變。不過，這並非絕對如此，因為即便是在非常穩定的社會體制下，貧窮文化也總會形成一種非常持久的狀態。實際上，當西班牙人於1519年占領統治墨西哥，隨之出現部落體制解體和農民向城市遷移的現象之後，其貧窮文化基本上就形成了一種持久現象。只不過在貧民窟的規模、地點和構成方式上不斷變化而已。我猜想，類似的進程肯定存在於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
我認為，貧窮文化具有某些共性，這樣的共性超越宗教、城鄉，甚至國家的界限。在前一本書《五個家庭》中我提出，在倫敦、格拉斯哥、巴黎、哈萊姆和墨西哥城的底層居民聚居區，人們的家庭結構、人際關係、時間取向、價值觀念、消費模式和社區觀念方面存在極大的相似性。儘管在此不宜就貧窮文化進行長篇的比較分析，我還是要對其某些特徵詳加闡釋，以便向大家展示我基於在墨西哥收集到的原始材料就文化這一現象嘗試性地提出的概念性模型。
在墨西哥，貧窮文化至少涵蓋了城市和農村三分之一的底層民眾。這部分人群的特徵是死亡率相對較高、壽命偏短、低齡人口中獨自生活的比例較高，由於存在童工和婦女參加勞動的現象，通過僱傭勞動獲取報酬的人群比例較高。總體而言，墨西哥城的貧困地區在前述指數的諸方面均高於農村地區。
貧窮文化在墨西哥表現為一種州省文化和地域文化。其成員即使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心區域，也只是部分地參與國家事務，是純粹的邊緣人群。例如，墨西哥城的絕大多數貧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程度極低，無人參加勞工組織，不隸屬於任何政黨，沒享受全國性福利機構如“全國社會保險”提供的醫療保健、母嬰保健和老年福利，很少使用銀行、醫院、商場、博物館、藝術館和機場。
貧窮文化的經濟特徵包括長時期操勞溫飽、失業或不充分就業、勞動報酬偏低、從事低技術含量的職業、童工、無存款、經常性現金短缺、家中無食品儲存、一日之中依需求而多次少量購買食品、抵押個人物品、借高利貸、鄰裡間自發（輪流）組織非正式信貸體系，以及購買使用二手服裝和家具。
社會和心理學特徵包括生活區域擁擠、缺乏隱私、集群性、酗酒頻率高、解決糾紛經常訴諸暴力、經常用身體暴力教育孩子、向妻子施暴、過早涉性、自由戀愛結成婚姻、拋棄妻子比例相對較高、以母親為中心的家庭模式、對母系親戚更為熟知、核心型家庭占優勢地位、專斷傾向強烈，和極度強調家庭團結——只是這樣的理想很難實現。其它的特徵還包括極強的現在時觀念——不願推遲享受喜悅和謀劃未來、基於艱難生活環境的順天應命思想、相信男權（甚至將之升華為男權迷信或男權迷戀）以及與之對應的女性殉道觀念、對各類精神異常狀況的高度容忍等等。
上述特徵不止局限於墨西哥的貧窮文化，也出現在中上階層。但是，決定貧窮文化的上述特徵特有的組合模式。例如，就中層社會而言，大男子主義主要表現為性利用和“唐璜情結”，而在下層社會表現為英雄主義和肉體的無所畏懼。同理，飲酒在中層社會被視為一種禮儀，而在下層社會具有多種不同的功能——忘掉煩惱、證明有喝酒的本領、陷入困境時樹立足夠的信心等。
貧窮亞文化的諸多特徵可以視為當地人在解決現存之制度或機構或未曾遇到過的問題時的應對之道，因為其中的人們對於後者要么感覺不到稱心如意，要么享受不起，或者充滿種種疑慮。例如，由於無法從銀行獲取貸款，人們被迫依賴自有資源，組織無需利息的非正式信貸體系。由於看不起醫生，或僅在極端緊急情況下才看醫生，或者懷疑醫院是“去了就不可能活著出來的地方”，人們依靠的是草藥或者家庭療法，以及挨鄰的祛病者或接生婆。他們責怪牧師“同為凡人，與我等皆為罪人”，因而從不懺悔或做彌撒，僅對家中供奉的神像進行祈禱，或去大家熟知的聖地參拜。
由於對現存的價值觀和統治階級持批評態度、對警察充滿怨恨、對政府和身居高位者失去信賴、甚至擴大至教堂的憤世嫉俗思想，貧窮文化常帶有對立性，在推翻現存社會秩序的政治運動中被視為可資利用的潛在力量。最後，貧窮亞文化也具有殘餘性，其成員總是試圖將不同來源的殘餘觀念和習俗融入到實際的生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