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豐邑中陽里
- 外文名：Zhongyang Town of Feng County
- 性質：古地名
- 出處：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
- 今址：徐州豐縣中陽里街道辦事處轄區
一.
【史記】、【漢書】載：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沛豐邑”這個話題咻咻千餘載。有人怨太史公惜字如金才婆棕，有人怨後人枉註解。有人解說此為先秦紀事，有人說太史公多寫了一個邑字。恕鄉里人斗膽說句，你們都誤讀太史公了，從古至今的所有注家都幾乎犯了一個相同的錯誤！那就是你們沒讀懂太史公而不是沒讀懂【史記】。怎有如此之狂說？下面鄉里人就簡單對此新解下。
其實我們都犯了一個慣性錯誤，也正是都沒能讀懂太史公的原因。那就是：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我們誤讀了！
太史公。司馬遷乃漢武帝時人。歷史上第一次對史實做記的先祖，故，【史記】本身就應是嚴格和真實的。對高祖劉邦的籍貫表述更是嚴謹細緻！且拋開戰國和先秦，豐縣最遲建縣高帝十二年，司馬遷寫史理應當為漢紀。況且司馬遷為寫高祖本紀曾經尋游豐沛二縣，故對高祖出生地可謂掌握第一首資料，太史公何敢有失？其實沛豐邑中陽里或許應該這么讀：沛'豐邑中陽里。即：高祖，（漢）沛郡豐縣城（內、中）中陽里人。----呵呵，玩笑有點大，請諸方家見諒！
邑。古詞解：城或縣的別稱。可以說【史記】中所有邑的表述皆指城不為過。“沛者，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舉其不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顏老先生確實是註解不嚴謹,“沛”不一定是沛縣，這裡的邑也絕不是單指行政單位，而是指城。即縣鄉城告喻之，且邑的級別也應比鄉高。故知邑繫於縣也，檔熱察陵這句倒是說的過去。戰國、先秦必是先有邑（城）後方可稱縣。
【史記】中涉及豐縣的記載除去“沛‘豐邑拘雄”地充懂個例朵潤頸外，前後共出現53處，其中的單字豐應皆指豐縣。單字沛也應是多單指沛縣。單字邑，則多指城邑。況且【史記】里出現三次“沛郡”卻未出現一次“沛縣”，故甚明。另外從高祖置新豐有“雞犬識新豐”也可佐證高祖乃沛郡豐縣城內中陽里人，同時亦可間接佐證中陽里乃為城中之里！豐邑同時也不一定是固定用法，有指豐縣之意，當然也有指豐城之意，且漢時豐為縣已是實，站在司馬遷之角度講，那時豐沛是並列縣，不一定再對豐邑作嚴格區分。
或許“沛”秦末漢初是指沛縣。然司馬遷在史記中或許就應是兩種釋解了，我們不可輕言斷意，確需細讀細品！
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不敢謬斷！
本詞條以陵膠頌姜【史記】為基礎，以漢紀事為實，只對漢朝豐邑中陽里作出釋解，對於戰國、先秦的豐邑中陽里於沛（郡或縣)的關係不作學術表述。
二.
《史記》、《漢書》都記載漢高祖劉邦的籍貫是“沛豐邑中陽里”，“中陽里”作為劉邦出生地而名揚天下，豐邑即今豐縣，中陽里在豐縣是確定無疑的。
明人朱景陽在《秦台月夜》一詩中說：“四海乾坤歸聖主，中陽故里出真人”。這裡把中陽里與秦台緊密聯繫起來，秦台又是豐城的代稱，因此可以說中陽里就在豐城內。
現代學者也多有論述：王榮生、劉文忠兩位先生專門寫了考證中陽里位置的文章；秦漢史專家安作璋、孟祥才兩位教授在《漢高帝大傳》中提及中陽里的位置；王貫通、王大勤等先生也在其論文中談及中陽里的定位。
一、王榮生較早考證中陽里位置
豐縣博物館原館長王榮生先生率先破題。
他在1992年豐縣《劉邦研究》雜誌第1期發表專文《劉邦故里豐邑中陽里考踏講己》。該文開宗明義地說：“豐邑中陽里究竟在何處呢？查閱相關資料，可以認定，豐邑中陽里在今豐城及近郊”。
接著王榮生給出理由，《魏書 地形志》：“豐有豐城，漢高祖舊宅、廟、碑”。《太平宇寰記》：“古宅在城內，即高祖故宅”。明代豐縣令任維賢在《關王廟記》中說：“豐邑，古徐州域，漢高祖誕生之鄉也；城東北隅，世傳為帝故址”《大清一統志》說：“中陽里在縣東北，有坊、漢廟在焉。五代劉知遠建，宋宣和三年重修”。清乾隆版《徐州府志》認為“高祖故宅在縣中陽坊——即縣治東北”。
王榮生還通過劉邦營建新豐的史實論證中陽里位置，“豐縣城當然是中陽里之所在。否則，劉邦為何要建新豐宮呢”。（筆者按，東漢應劭說得更為明白：高祖乃更築城寺 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實之。請注意這裡的“城”與“里”。）
“清順治版《豐縣誌》編入一副“中陽夕照圖”……下方右下角又是城牆，而且還有一墥中國古代宮殿式建築……足以說明中陽里即是在城之里”。
“一九八一年豐縣城東北五里許梁樓村東南出土龍霧橋石刻碑。一塊是’重修豐縣龍霧橋廟記’……另一塊是’豐縣重修龍霧橋碑記’……
《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說：‘龍霧橋在縣東北五里,即漢高祖母遇龍處’”。“由此可見，豐縣城東北五六里的地方，也屬中陽里”。（筆者按，根據出土文物及相關文獻，今年中陽里街道辦事處斥資在此區域新建龍霧橋遺址景觀公園。）
最後王榮生先生說：“明嘉靖五年，河決城陷，遷縣治於華山。三十年返回原址。豐縣城兩千多年一直在原址。故中陽里的位置，根據上述史料的記載可以證實，就是現在的豐城及城北郊一帶”。可謂首尾連貫，前後呼應。
二、王貫通先生隨後繼續論述中陽里為在城之里
王貫通先生在1994年《劉邦研究》第四期發表《對豐縣金劉寨漢高祖塋、豐邑中陽里、龍霧橋等古蹟的認識》，其中繼續探討中陽里的位置。
“中陽里是漢高祖劉邦的舊居故里，所以《史記 高祖本紀》載劉邦是豐邑中陽里人。中陽里是豐邑的在城之里”。王先生也給出理由，可有三點證明：
“（一）、公元前201年，劉邦為解其父思鄉之苦令工匠仿豐邑建築新豐，街道里社與官私廬舍，與豐邑完全一樣。以致明代李東陽，游過豐縣城後又游新豐鎮，慨然寫了一首《新豐行》詩：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土樂，漢皇真有縮地功，能使新豐變舊豐……假如中陽里不是豐邑在城之里，當時的劉邦絕不會在臨潼建新豐宮的”；
“（二）、劉邦母親遇龍受孕的龍霧橋、少年讀書的馬公書院……枌榆社皆在豐邑城東北部……迄今舊跡不泯，成為中陽里是豐邑在城之里的力證”；
“（三）、豐邑向有劉邦神奇而又美麗的傳說，如五門（即伏道、鳳凰素、七里舖土地神廟等，）”。王貫通先生最後得出結論：“顯而易見，中陽里為豐邑的在城之里，是一件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
三、劉文忠先生近年刊文認定中陽里位於豐城內
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豐籍學者劉文忠先生近年在《文化豐縣》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豐邑中陽里考索 》的文章，專門探討中陽里的位置。
以下是劉文摘錄：中陽里是豐邑內的街道里巷，還是豐邑之外的村莊，這是需要辨明的第二個問題……要辨明這個問題，需要從劉邦的父親太上皇為切入點。
《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十年（前197）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此條注引《括地誌》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賣餅，鬥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於麗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弄清中陽里位置的一個重要線索，劉邦營造新豐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其父思念父老鄉親、鄰里的鄉情與懷舊之情，其父最想念的當是中陽里的舊鄰居。
如果中陽里不在豐邑城內，而是城外的一個村，便達不到劉邦營造新豐的目的。新豐城內必然有一個中陽里。而且在胡寬營新豐時，中陽里也必然是胡寬精心仿造的一條主要街道。
豐人徙新豐，首先要遷徙的就是豐邑中陽里的劉太公的老鄰居，其次才可能是豐邑城內其他街道里弄的居民。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試想，如果中陽里不在豐邑城內，而是城外的一個村莊，那么，“衢巷棟宇，物色惟舊”的新豐，將如何安置中陽里的父老鄉親，因為中陽里的父老，本來就不住在豐邑城內，新豐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是城外的鄉下人。這樣是很難理解的，也不合情理。所以筆者經過一些必要的考釋，認定中陽里必在豐邑城內。（以上摘錄劉文忠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劉文忠先生對“清光緒《豐縣誌》說在豐縣城南二十里的棠林集”的說法予以否認。劉先生說：“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那只能是無稽之談”。（筆者按：本人只見過清光緒版《豐縣誌》在“棠林集”詞條下加了一條注釋，據說清順治版《豐縣誌》也有此一注釋。這是版本上相因的孤證，因為明版縣誌無此注釋。
縣誌正文部分認為中陽里在城東北。筆者懷疑這可能與明代豐縣區劃有關。明代豐縣有大量的“里”，出於漢皇故里的榮耀感，或許官方在棠林集附近建立了一個“中陽里”，清初消失後，成為“古”中陽里。當然這是筆者的一種猜測。）
四、王大勤先生一段精彩論述發人深思
王大勤先生在2016年5月6日《彭城晚報》A30版，刊文《說說漢代徐州的農耕經濟》。
其中有一段涉及徐州地區城邑與居民區的論述非常好。肯定豐縣中陽里為“當年城邑中有名的居民集居區”。
王大勤先生說：“那時徐州境內的彭城、豐城、沛城、下邳城和武原城等，都是全國有名的大都邑。 史書載，古時居民集居區‘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現代考古發現，漢代徐州的一些村落面積也很大。銅山的台上、高皇廟，新沂的大楚莊、瓦埠子、馬莊，睢寧的古墩、東澗營等遺址，面積都在3萬至6萬平方米之間。彭城的廉里、從亭里、安上里，豐縣的中陽里、丁蘭里，蕭縣的綏輿里等，也都是當年城邑中有名的居民集居區”。
王大勤先生在這裡引用了《漢書食貨志》的說法——“在野曰廬，在邑曰里”。這就為定位秦漢城邑之里找到了標尺，因而得出中陽里為城邑中居民集居區的精確結論。
五、秦漢史權威專家的認證
安作璋先生是原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孟祥才先生是現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兩位都是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是公認的秦漢史專家。他們合著的《漢高帝大傳》（2006年中華書局出版）是關於劉邦傳記的權威學術著作，為學界公認。
該專著認為“劉邦出生的豐邑中陽里在今豐縣城內”。中陽里位置界定是歷史問題，不僅涉及豐縣，而且事關秦漢史學，影響所及，關係非淺。
二十多年前，我們豐縣辦過幾期《劉邦研究》，聘請了不少秦漢史專家作顧問，很多研究成果被秦漢史學界吸收。
《漢高帝大傳》就採納了《劉邦研究》的一些學術成果，同時該書也對豐縣一些傳說、劉氏族譜等資料進行辨偽。可見中陽里問題戲說不得，否則會造成不良影響,嚴肅的學術著作也不會採納。
綜上所述，大家眾口一詞地認為中陽里是秦漢豐邑“城裡”，不是“鄉里”。筆者有意整理一下二十五年來學者關於中陽里位置的論斷，以饗讀者。——丁維軍《當代學者筆下的中陽里》
豐縣博物館原館長王榮生先生率先破題。
他在1992年豐縣《劉邦研究》雜誌第1期發表專文《劉邦故里豐邑中陽里考》。該文開宗明義地說：“豐邑中陽里究竟在何處呢？查閱相關資料，可以認定，豐邑中陽里在今豐城及近郊”。
接著王榮生給出理由，《魏書 地形志》：“豐有豐城，漢高祖舊宅、廟、碑”。《太平宇寰記》：“古宅在城內，即高祖故宅”。明代豐縣令任維賢在《關王廟記》中說：“豐邑，古徐州域，漢高祖誕生之鄉也；城東北隅，世傳為帝故址”《大清一統志》說：“中陽里在縣東北，有坊、漢廟在焉。五代劉知遠建，宋宣和三年重修”。清乾隆版《徐州府志》認為“高祖故宅在縣中陽坊——即縣治東北”。
王榮生還通過劉邦營建新豐的史實論證中陽里位置，“豐縣城當然是中陽里之所在。否則，劉邦為何要建新豐宮呢”。（筆者按，東漢應劭說得更為明白：高祖乃更築城寺 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實之。請注意這裡的“城”與“里”。）
“清順治版《豐縣誌》編入一副“中陽夕照圖”……下方右下角又是城牆，而且還有一墥中國古代宮殿式建築……足以說明中陽里即是在城之里”。
“一九八一年豐縣城東北五里許梁樓村東南出土龍霧橋石刻碑。一塊是’重修豐縣龍霧橋廟記’……另一塊是’豐縣重修龍霧橋碑記’……
《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說：‘龍霧橋在縣東北五里,即漢高祖母遇龍處’”。“由此可見，豐縣城東北五六里的地方，也屬中陽里”。（筆者按，根據出土文物及相關文獻，今年中陽里街道辦事處斥資在此區域新建龍霧橋遺址景觀公園。）
最後王榮生先生說：“明嘉靖五年，河決城陷，遷縣治於華山。三十年返回原址。豐縣城兩千多年一直在原址。故中陽里的位置，根據上述史料的記載可以證實，就是現在的豐城及城北郊一帶”。可謂首尾連貫，前後呼應。
二、王貫通先生隨後繼續論述中陽里為在城之里
王貫通先生在1994年《劉邦研究》第四期發表《對豐縣金劉寨漢高祖塋、豐邑中陽里、龍霧橋等古蹟的認識》，其中繼續探討中陽里的位置。
“中陽里是漢高祖劉邦的舊居故里，所以《史記 高祖本紀》載劉邦是豐邑中陽里人。中陽里是豐邑的在城之里”。王先生也給出理由，可有三點證明：
“（一）、公元前201年，劉邦為解其父思鄉之苦令工匠仿豐邑建築新豐，街道里社與官私廬舍，與豐邑完全一樣。以致明代李東陽，游過豐縣城後又游新豐鎮，慨然寫了一首《新豐行》詩：長安風土殊不惡，太公但念東土樂，漢皇真有縮地功，能使新豐變舊豐……假如中陽里不是豐邑在城之里，當時的劉邦絕不會在臨潼建新豐宮的”；
“（二）、劉邦母親遇龍受孕的龍霧橋、少年讀書的馬公書院……枌榆社皆在豐邑城東北部……迄今舊跡不泯，成為中陽里是豐邑在城之里的力證”；
“（三）、豐邑向有劉邦神奇而又美麗的傳說，如五門（即伏道、鳳凰素、七里舖土地神廟等，）”。王貫通先生最後得出結論：“顯而易見，中陽里為豐邑的在城之里，是一件明明白白的歷史事實。”
三、劉文忠先生近年刊文認定中陽里位於豐城內
原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豐籍學者劉文忠先生近年在《文化豐縣》雜誌上發表一篇題為《豐邑中陽里考索 》的文章，專門探討中陽里的位置。
以下是劉文摘錄：中陽里是豐邑內的街道里巷，還是豐邑之外的村莊，這是需要辨明的第二個問題……要辨明這個問題，需要從劉邦的父親太上皇為切入點。
《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十年（前197）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此條注引《括地誌》云：“新豐故城在雍州新豐縣西南四里。漢新豐宮也。太上皇時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故，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沽酒賣餅，鬥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徙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按：“前於麗邑築城寺，徙其民實之，未改其名，太上皇崩後，命曰新豐……”。
這個故事給了我們弄清中陽里位置的一個重要線索，劉邦營造新豐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其父思念父老鄉親、鄰里的鄉情與懷舊之情，其父最想念的當是中陽里的舊鄰居。
如果中陽里不在豐邑城內，而是城外的一個村，便達不到劉邦營造新豐的目的。新豐城內必然有一個中陽里。而且在胡寬營新豐時，中陽里也必然是胡寬精心仿造的一條主要街道。
豐人徙新豐，首先要遷徙的就是豐邑中陽里的劉太公的老鄰居，其次才可能是豐邑城內其他街道里弄的居民。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
試想，如果中陽里不在豐邑城內，而是城外的一個村莊，那么，“衢巷棟宇，物色惟舊”的新豐，將如何安置中陽里的父老鄉親，因為中陽里的父老，本來就不住在豐邑城內，新豐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是城外的鄉下人。這樣是很難理解的，也不合情理。所以筆者經過一些必要的考釋，認定中陽里必在豐邑城內。（以上摘錄劉文忠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劉文忠先生對“清光緒《豐縣誌》說在豐縣城南二十里的棠林集”的說法予以否認。劉先生說：“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據，那只能是無稽之談”。（筆者按：本人只見過清光緒版《豐縣誌》在“棠林集”詞條下加了一條注釋，據說清順治版《豐縣誌》也有此一注釋。這是版本上相因的孤證，因為明版縣誌無此注釋。
縣誌正文部分認為中陽里在城東北。筆者懷疑這可能與明代豐縣區劃有關。明代豐縣有大量的“里”，出於漢皇故里的榮耀感，或許官方在棠林集附近建立了一個“中陽里”，清初消失後，成為“古”中陽里。當然這是筆者的一種猜測。）
四、王大勤先生一段精彩論述發人深思
王大勤先生在2016年5月6日《彭城晚報》A30版，刊文《說說漢代徐州的農耕經濟》。
其中有一段涉及徐州地區城邑與居民區的論述非常好。肯定豐縣中陽里為“當年城邑中有名的居民集居區”。
王大勤先生說：“那時徐州境內的彭城、豐城、沛城、下邳城和武原城等，都是全國有名的大都邑。 史書載，古時居民集居區‘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現代考古發現，漢代徐州的一些村落面積也很大。銅山的台上、高皇廟，新沂的大楚莊、瓦埠子、馬莊，睢寧的古墩、東澗營等遺址，面積都在3萬至6萬平方米之間。彭城的廉里、從亭里、安上里，豐縣的中陽里、丁蘭里，蕭縣的綏輿里等，也都是當年城邑中有名的居民集居區”。
王大勤先生在這裡引用了《漢書食貨志》的說法——“在野曰廬，在邑曰里”。這就為定位秦漢城邑之里找到了標尺，因而得出中陽里為城邑中居民集居區的精確結論。
五、秦漢史權威專家的認證
安作璋先生是原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孟祥才先生是現秦漢史學會副會長，兩位都是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是公認的秦漢史專家。他們合著的《漢高帝大傳》（2006年中華書局出版）是關於劉邦傳記的權威學術著作，為學界公認。
該專著認為“劉邦出生的豐邑中陽里在今豐縣城內”。中陽里位置界定是歷史問題，不僅涉及豐縣，而且事關秦漢史學，影響所及，關係非淺。
二十多年前，我們豐縣辦過幾期《劉邦研究》，聘請了不少秦漢史專家作顧問，很多研究成果被秦漢史學界吸收。
《漢高帝大傳》就採納了《劉邦研究》的一些學術成果，同時該書也對豐縣一些傳說、劉氏族譜等資料進行辨偽。可見中陽里問題戲說不得，否則會造成不良影響,嚴肅的學術著作也不會採納。
綜上所述，大家眾口一詞地認為中陽里是秦漢豐邑“城裡”，不是“鄉里”。筆者有意整理一下二十五年來學者關於中陽里位置的論斷，以饗讀者。——丁維軍《當代學者筆下的中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