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內容簡介：《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奠定了馬歇爾·麥克盧漢作為傳媒理論家和新媒體預見家的地位。 1962年出版的《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最早提出電子時代“地球村”的概念，這本書也是麥克盧漢經典巨著《認識媒體》的前奏。《認識媒體》談論的是電子時代的人類，而《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則分析圍繞在印刷術出現時的人類哲學問題，兩本書完整串聯起了人類傳統線性的以及當代非線性的思維模式。在《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中，麥克盧漢以其博學的藝術和歷史知識，分析了西方文明從口語、手抄書到印刷術出現時期，人類如何從聽覺文化過渡至視覺文化，以及印刷術最後如何促成人類意識的同質性、民族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的誕生。《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以麥克盧漢特有的“馬賽克風格”寫作，是麥克盧漢最難閱讀的經典。全書由多則看似獨立又環環相扣的短文組成，篇篇都閃耀著麥克盧漢先知般的智慧火花和洞見，即使在原版書出版半個世紀的今天來看，這本經典依然散發著預言的魅力。
基本介紹
- 書名：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
- 作者：馬歇爾·麥克盧漢 (Marshall McLuhan)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4086374
- 外文名：The Gutenberg Galaxy
- 譯者：楊晨光
-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 頁數：411頁
- 開本：16
- 品牌：孝中弘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編輯推薦：
大眾傳播學鼻祖經典著作，英國《新政治家》雜誌十大必讀技術圖書之一，《加拿大文學評論》百佳圖書，被評為“加拿大最重要的圖書”之一。加拿大總督獎獲獎作品，1962年由多倫多大學出版社首印之後連續15次再版，被譯成英、法、德、日、意、波等15種語言
《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為馬歇爾·麥克盧漢迅速帶來了傳媒理論家以及，在當時，媒體先知的聲譽。在它出版50周年之際，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義。
這部新版《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既是為了慶祝麥克盧漢百年誕辰，也是為了慶祝該書出版五十周年。新版本收錄了多篇最新介紹文章。這些文章闡明了麥克盧漢理論對於各個學術領域和時尚文化產生的最新影響。
大眾傳播學鼻祖經典著作，英國《新政治家》雜誌十大必讀技術圖書之一，《加拿大文學評論》百佳圖書，被評為“加拿大最重要的圖書”之一。加拿大總督獎獲獎作品，1962年由多倫多大學出版社首印之後連續15次再版，被譯成英、法、德、日、意、波等15種語言
《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為馬歇爾·麥克盧漢迅速帶來了傳媒理論家以及，在當時，媒體先知的聲譽。在它出版50周年之際，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具有了比以往更加重要的意義。
這部新版《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既是為了慶祝麥克盧漢百年誕辰，也是為了慶祝該書出版五十周年。新版本收錄了多篇最新介紹文章。這些文章闡明了麥克盧漢理論對於各個學術領域和時尚文化產生的最新影響。
作者簡介
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20世紀媒體理論宗師，出生於加拿大，於劍橋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擔任多倫多大學英語教授，1980年病逝於多倫多。他在上世紀60年代創造的“地球村”“媒體即信息”等概念，已成為世界人人熟悉的名言，並被稱為“媒體先知”。“紐約時報論壇”讚譽麥克盧漢為“自牛頓、達爾文、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以來最重要的思想家”。另著有《機器新娘》《認識媒體》等。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這本書奠定了麥克盧漢富於創新精神的傳媒領袖地位” ——《紐約時報》
“如今我們輕輕按一下按鈕就會得到大量自己想要找的資料，麥克盧漢早就預見到了這一切，他在《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中還預言了這種生活會對我們作為‘地球村’公民的影響。回過頭來看看，這真是一本啟示錄。”
——奈傑爾·比爾（Nigel Beale）,《衛報》
“如今我們輕輕按一下按鈕就會得到大量自己想要找的資料，麥克盧漢早就預見到了這一切，他在《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中還預言了這種生活會對我們作為‘地球村’公民的影響。回過頭來看看，這真是一本啟示錄。”
——奈傑爾·比爾（Nigel Beale）,《衛報》
名人推薦
“如今我們輕輕按一下按鈕就會得到大量自己想要找的資料，麥克盧漢早就預見到了這一切。他在《谷登堡星漢璀璨》中還預言了這種生活會對我們作為‘地球村’公民的影響。回過頭來看看，這真是一本啟示錄。”
——奈傑爾·比爾（Nigel Beale），《衛報》
——奈傑爾·比爾（Nigel Beale），《衛報》
圖書目錄
序1麥克盧漢的“指南針”指引著電子文字世界的遠航
序2不僅是一本關於媒介的書籍——《谷登堡星漢璀璨》的延伸
序3有形與無形：《谷登堡星漢璀璨》中相互纏繞的形象與背景
前言
谷登堡星漢璀璨
序2不僅是一本關於媒介的書籍——《谷登堡星漢璀璨》的延伸
序3有形與無形：《谷登堡星漢璀璨》中相互纏繞的形象與背景
前言
谷登堡星漢璀璨
序言
前言
在許多方面，本書是對阿爾伯特·B·洛德（Albert B. Lord） 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的補充。洛德教授繼承了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 的研究工作。帕里對荷馬的研究促使他開始思索口頭和書面詩歌如何自然地遵循各種不同的程式和功能。帕里堅信荷馬史詩是口頭創作並傳播的，並“親身擔負重任，儘可能無可辯駁地證明詩歌的口頭特徵，並最終轉向南斯拉夫史詩的研究”。他對於這些現代史詩的研究，正如他的解釋，“準確界定口頭敘事詩歌的形式……其方法是對吟遊者在一種繁榮的口頭吟唱傳統下進行創作的觀察，並觀察吟遊者們在不得不學習和實踐其藝術的過程中，他們不諳讀寫的特徵如何決定了其詩歌的形式。”
正如《谷登堡星漢璀璨》一書所探討的——洛德教授的書，以及米爾曼·帕里的研究，自然而適合於我們所處的電子時代。當今的我們走進電子時代，正像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走進印刷和機械時代。而我們所體驗的困惑和猶豫，正如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所感到的困惑和猶豫。因為我們就像他們一樣，同時生活於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感受形式。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正處於中世紀的團隊精神到現代的個人主義的過渡時期，而我們恰好相反——我們所面對的電氣技術似乎使個人主義趨於過時，而集體性的相互依存則成為一種必然。
派屈克·克魯特維爾（Patrick Cruttwell） 的專著《莎士比亞時代》（The Shakespearean Moment）探討了伊莉莎白時代不斷分崩離析的分裂世界中生活著的人們所運用的藝術手段。我們，同樣，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經歷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谷登堡星漢璀璨》是要追溯，首先是表音字母，然後是印刷術，改變了人們的感受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達方式的過程。米爾曼·帕里所從事的研究事業，是研究口頭和書面詩歌的不同形式。而本書是將他的研究進一步擴展到在社會和政治中感受體系以及思想形態的不同形式。為什麼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沒有歷史學家去研究口頭和書面的社會組織的不同特徵？這個問題難以解釋。這種疏忽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只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口頭和書面感受形式共存的情況下，才能開展這項研究，正如當今世界。哈里·萊文（Harry Levin）教授在洛德教授的《故事的歌手》的序言中說得透徹（p. xiii）：
“文學”，預指文字的運用，假定通過書寫和閱讀完成語言作品的視覺形象的傳播過程。而“口頭文學”這一表述顯然與“文學”的定義矛盾。但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文學”一詞已經變得如此蒼白，以至於人們很少將它作為一種美學標準。隨著電氣工程技術的發展，在述說或歌唱的同時，伴隨著講話者（或歌唱者）的視覺形象，從而使“文學”的定義再次煥發了新生。從文藝復興起，直到今天仍然盛行的，以書籍印刷術為基礎的文化，是我們所繼承的一筆無法衡量的巨大財富——而我們應該摒棄文化的偏見，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看待傳統，不要把傳統視為刻板地接受各種各樣的套話老調和陳規陋俗，而要把傳統視為對我們所接受和所繼承的財富的自覺地再創造的習慣。
由於表音字母的出現，引起思想和社會組織形態發生的巨大革命——這是歷史學家們的研究空白。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同樣存在著對這一研究課題的忽視。早在1864-1867年，卡爾·羅德貝圖斯（Carl Rodbertus） 詳細闡述了他關於“古典時代的經濟生活”的理論。在《早期帝國的貿易和市場》一書中（p.5），哈里·皮爾森（Harry Pearson）如下描述了他的標新立異：
關於貨幣社會功能的這種極為現代的觀點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羅德貝圖斯意識到從“自然經濟”到“貨幣經濟”的轉變並不簡單地局限於技術範疇，並不是貨幣購買代替以物易物的簡單結果。他堅持貨幣經濟所涉及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於實物交易的社會結構。他認為，與其只強調使用貨幣這一技術事實，更應該重視與使用貨幣同時出現的社會結構的變革。要是在這一點上能夠考慮到與貿易活動同時出現的社會結構的改變，那么相應的爭論早就得到了解決。
換句話說，如果羅德貝圖斯能夠進一步解釋貨幣貿易和以物易物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決定著社會的結構，那么原本可以避免困惑了幾代人的爭論。直到後來，卡爾·布赫（Karl Bucher） 並不是用我們慣常的歷史回溯的方式去考察古典時代的經濟，而是從原始社會逐步推演經濟的發展過程，從而解決了這一問題。從蒙昧的上古社會開始，逐步推演至古典時代，“他提出，從原始社會的視角，而非現代社會的視角，會更好地理解古典時代經濟生活” 。
阿爾伯特·洛德的《故事的歌手》正是為讀者提供了這樣一種逆向視角，去考察表音字母誕生後的西方世界。而我們同樣生活在電子時代（或後文字時代），正如爵士歌手運用著口頭詩歌的全部技術。在我們的時代，移情接受並認同各種口語模式並不是一件難事。
電子時代繼承了五百多年的印刷時代和機械時代。在電子時代中，我們面對的是人們相互依存的全新形態和結構，以及全新的表達方式。哪怕情境具有非言語的組成元素時，這種全新的結構和表達在形式上仍傾向於“口語文化”。在《谷登堡星漢璀璨》的結論部分會更進一步展開這個問題。它本身並不是一個難題，但它的確需要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調整我們以視覺形象為主的生活。這樣對意識模式的調整總是會由於舊有感知模式的頑固不化而拖延。在我們眼中，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具有強烈的中世紀特徵。而中世紀的人們則認為自己屬於古典時代。我們自以為是現代人。然而，在我們的子孫看來，我們卻具有強烈的文藝復興特徵，而且完全沒有意識到在過去的150年中所出現的一些重要的新要素。
遠不是絕對肯定，然而，本書將要（或者說希望）闡明社會變革中的一個能夠真正提高人類的自主性的主要因素。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 在《技術與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II. No.4, 1961, p.348）中，關於我們時代的“技術革命”，寫道：“對於技術革命，我們只是不了解一件事——但它至關重要：什麼事件能夠促使人們的態度、信仰和價值觀發生根本改變？而這一事件正是由於人們的態度、信仰和價值觀所引發的？我曾經試圖證明‘科學進步’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但它與這個問題毫無關係。早在一個世紀前，世界觀的巨大變革推動了規模浩大的科學革命。而這場世界觀變革又在人們態度、信仰和價值觀的根本改變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呢？”《谷登堡星漢璀璨》至少嘗試去回答“我們所不了解的一件事”。即便如此，本書也可能嘗試回答其它一些問題。
在本書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直接關係到克洛德·伯爾納（Claude Bernard）在《實驗醫學研究導論》（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一書中經典的前言。觀察，伯爾納解釋道（pp. 8-9），是保持記錄某些現象，而不去干涉它們，但“實驗，據同一批生理學家指出，恰恰相反，意味著，研究人員人為更改或干擾自然現象的生成條件……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通過切除或消融的方式，抑制生物體的某個器官；然後根據整個機體或某項具體功能的擾亂，推導出缺失器官的功能。”
米爾曼·帕里和阿爾伯特·洛德教授的研究工作，是以我們書面條件下的詩歌過程為對比（假定為“正常”情況），觀察在口頭條件下詩歌學習、創作和傳播的整個過程。換句話說，帕里和洛德所研究的，是聲學功能受到文字抑制的詩歌這個“有機體”。他們可能也考慮過文字促使詩歌的視覺功能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和超常的力量。可他們在這種研究方法中忽視了這個因素，只因為它不便於管理。但是，通過施加強烈而誇張的行為，“整個機體或某項具體功能的擾亂”同樣具有其可觀察性。
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無論是在口頭，在書面，還在在無線電波中，長久以來，人類一直忙於延伸一種或另一種感覺器官，並以此擾亂其它所有感官和功能。但是，儘管進行了這樣的實驗，人們卻總是忽視對它們進行持續觀察。
J·Z·楊（J. Z. Young）在《科學中的懷疑與確定》（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中寫道：
無論內部刺激，還是外部刺激，這些刺激都會打破整個大腦或大腦某部分功能的協調。一種觀點認為這種干擾以某種方式打破了大腦之前所建立的實際行為模式的統一性。然後，大腦會從輸入信息中選擇那些有利於修復行為模型並讓腦細胞恢復正常同步率的特徵。我不能假裝自己有能力詳細闡述大腦行為模型的理論，但它很有可能表明我們如何讓自身適應外在環境，或讓外在環境適應我們。以某種方式，大腦啟動讓它恢復節奏模式的多個行為序列，這種恢復即大腦行為的實現，或完成。如果第一個大腦活動失敗，無法停止最初的擾亂，那么大腦會嘗試其它行為序列。大腦會一個接一個地嘗試其機能規則，用各種不同的模型比對輸入信息，直到以某種方式實現大腦機能的協調。這可能需要長時間的、費力而多變的搜尋過程。在這種隨機活動中，大腦中會形成進一步的神經連線和行為模式，而它們又會反過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序列。
在人類感官和功能的延伸或抑制過程，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終止”、“實現”或平衡。在歷史上，先是文字，然後是印刷術，各種“干擾”引發新文化的誕生。因為《谷登堡星漢璀璨》正是對這種文化更替的一系列歷史觀察，所以一位人類學者的話會有助於讀者理解這一論點：
人類以前需要身體來完成的每件事情，當今幾乎都得到了擴展和延伸。武器，從牙齒和拳頭，進化到核子彈的出現。衣服和房屋是人類生理體溫控制機制的擴展。家具替代了蹲坐在地面上。電氣工具、玻璃、電視、電話，以及讓人聲得以跨越時空的書籍，都是人類軀體功能擴展的例證。貨幣讓人們有辦法擴展和存儲勞動力。我們的運輸網路替代了古典時代的肩抗背負和徒步跋涉。事實上，所有的人造材料物件都可以視為人類曾經需要身體（或身體的某些特定部位）來實現的機能的擴展和延伸。
人體感官的外在表達，即語言和語音，是一種“使經驗和知識轉化為易於傳播和使用的形式，從而讓人類能夠積累經驗和知識，並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們”的工具 。
語言，不僅存儲經驗，而且把人類的經驗從一種形式轉化成另一種形式，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是一種“隱喻”。貨幣，存儲勞動力和技能，同時也將一種技能轉化成另一種技能，在這個意義上說，勞動也是一種“隱喻”。但是，這裡交換和轉化（或稱之為“隱喻”）的本質，是運用我們理性的力量，將我們所有感官意識相互轉換。在一生中，我們每時每刻都在這樣做。而特定的技術和工具，無論是車輪、文字，還是無線電，讓我們付出代價——因為我們感官的極大延伸構成了封閉系統。我們個人的感官並非封閉系統，而是在我們稱之為“意識”的感受體系中不斷地相互轉換。我們得以延伸的感官，工具和技術，古往今來，已經形成了無法互動，也無法構成集體意識的封閉系統。現在，在電子時代，我們技術手段所帶來的信息共存的極端瞬時性構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得以延伸的機能和感官成為集體意識的要求，現在已經構成了一個單一的體驗領域。我們的技術，就像我們個人的感官，現在要求具有足夠的互動程度，從而使合理的信息共存成為可能。就像車輪、文字或貨幣，儘管事實上它們都是孤立的封閉系統，但由於它們的緩慢，人類在社會和心理上可以接受它們。如果當今技術像它們一樣緩慢，那么同樣可以得到社會和心理層面的支持。顯然，在當今時代，事實並非如此——技術已經實現視覺、聽覺和運動的同步化，以及覆蓋範圍的全球化。因此，我們人類感官和機能的延伸，必須具備一定的互動程度，以保證其合理性，正如我們個人感官（或稱之為“知”，正如古人所說的）的相互作用，使我們個人所具備的合理性一樣。
迄今為止，文化史學家們習慣於孤立地研究技術現象，正像經典物理學孤立地研究物理現象。路易斯·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 在《物理學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Physics）一書中，深刻地批判笛卡爾（Descartes） 和牛頓的信徒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如文化史學家們所運用的個人“視角”（point of view）：
對於笛卡爾那理想的、經典物理學的信仰，讓我們將宇宙看作一個巨大的機械裝置。在這個巨大的機械裝置中，我們可以用空間來完全精確地描述每一個部件的位置，用時間來描述它們改變的過程。……但這樣一個概念卻基於幾個隱性假設。在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這些假設得到了承認。假設之一就是：我們幾乎本能地尋求將我們感官局限於其中的時空框架，是一個嚴格而固定的框架。在這個時空框架之中，每個物理事件（在原則上）都能夠精確而獨立地定位，且所有的動態過程都圍繞其孤立事件發生。
在本書中，我們會看到無論是笛卡爾，還是歐幾里德的觀察都是由表音字母所決定的。而布羅意所描述的“革命”則非表音字母而是電報和無線電的產物。J·Z·楊，作為一名生物學家，表達了與布羅意相同的觀點。在解釋電並不是所謂的“電流”，而是“當事物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聯繫時，我們所觀察到狀態”，他指出（p.111）：
在物理學家們尋找測量極小距離的方法時，發生了類似的事情。人們發現，再也無法使用當時還在使用的老式假設模型，如把一個物體分成多個部分，且每個部分都具有明確的屬性，如體積、質量或位置。物理學家現在不再說物質是由原子、質子、電子等實體“組成”。他們放棄了唯物主義的方法，不再以人工生產流程製品（就像一塊蛋糕）的方法來描述其觀察對象。原子或電子這樣的辭彙不再用於描述物體結構的名稱，而是用於作為物理學家們描述觀察對象的一部分。除了深諳發現這些基本粒子的實驗的物理學家之外，對於其他人來說，它們變得毫無意義。
而且，他補充道：“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普通人在言行上的巨大變化與技術手段的革新有著密切的聯繫。”
如果我們能夠在很早之前便思考這些基本事實，那么我們原本可以輕而易舉地掌握了我們所有技術的性質和作用，而不是任由它們擺布。總而言之，《谷登堡星漢璀璨》一書就是對J·Z·楊的主題的進一步思考。
沒有人能比艾博特·佩森·亞瑟（Abbott Payson Usher） 更了解我們歷史著述的封閉系統的無效性。他經典的《機械發明史》（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解釋了為什麼這樣的封閉系統不能與歷史變革的事實相聯繫：“古典時代文化的發展並不符合德國歷史學院所制定的社會和經濟改革順序的線性模式……如果我們拋棄線性模式，以多線性進程的立場去看待文明的發展，從而將西方文化的歷史視為多個獨立元素的累進式整合。”
一種歷史“視角”是一種封閉系統。它與印刷術有著密切的關係，並隨著文學的繁榮（缺乏相抗衡的文化力量）而繁榮。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他的作品受到了其口語文化的深刻影響。處於當今時代的我們看來，他對於當時美國與法國革命模式似乎有著驚人的洞察力。他並沒有“立場”，一塊固定的立足之地，讓他能夠以固定的視角去觀察事物，相反他追求其數據有效的動態變化：
但是，如果我進一步在這些特點中選擇最突出的特點——能夠囊括幾乎其它所有的特點，我發現：在大多數精神活動中，每個美國人只願意依靠他自己所理解的個人努力。
所以，在美國，笛卡爾的哲學觀得到了最少的研究和最佳的實踐。……每個人都緊緊地關閉自己的心靈，並堅持從那裡來判斷這個世界。
德·托克維爾在口頭的和書面的感知結構模式之間構建互動的能力，使他獲得了對心理和政治的“科學”洞察力。通過兩種感知模式的互動，使他獲得了宛若先知般的理解力，而其它觀察者卻只能表達他們自身的立場。德·托克維爾深刻地了解印刷文字不僅造就了笛卡爾式的世界觀，也決定了美國心理和政治上的獨特之處。藉助他那在兩種不同的感知模式中構建互動的方法，德·托克維爾有能力去反抗他的世界，全面而非片面地去看待世界，並將世界視為一個開放場。而A·P·亞瑟注意到這樣的方法正是文化史和文化改革研究中所缺少的。德·托克維爾所使用的方式，正如J·Z·楊所說（p.77）：“大腦力量奧秘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就是大腦接收信息的各個部分的同步互動所產生的巨大機會。大腦互動區（或稱之為混合區）的功能是讓我們與其它動物相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將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做出反應。”然而，我們的技術卻絕不是都有利於大腦的這項機能。本書的任務就是深入剖析文字和印刷術在這方面的問題。而在今時今日，本書不得不考慮到新技術對表音文字和印刷文化的傳統運作和實現價值的深刻影響。
近期出版的一本著述似乎讓我擺脫了在當今研究界標新立異的罪名。這就是由卡爾·R·波普爾（Karl R. Popper） 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專門研究古典時代社會的去部落化和現代社會的重新部落化。“開放社會”是表音文字的產物，正如本書稍後將要證明的，而在現代世界，“開放社會”受到電子媒介的威脅，正在走向覆滅的命運，我們將在本書結尾處討論這一點。毋庸贅言，我們所討論的是，所有這些文化發展“是”怎么樣，而不是“會”怎么樣。只有在描述事實和診斷之後，才能進行評估和治療。用道德評價代替診斷是一種足夠常見和自然的方式，但並不一定是有效的方式。
卡爾·波普爾在他的大作的第一部分專門論述了古希臘的去部落化，以及它帶來的反應。但不管是在古希臘，還是在現代世界，不管對於開放社會，還是封閉社會，他都沒有把我們技術帶來的感官延伸的動態變化作為一個考慮因素。他以一種經濟和政治的視角進行描述和分析。下文對於《谷登堡星漢璀璨》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它起於文化互動，走過商業革命，而終於部落式的城邦的瓦解，正如莎士比亞在悲劇《李爾王》中所表現的。
波普爾的觀點是部落或封閉社會具有生理上的統一性，而“我們現代開放社會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抽象的人際關係來發揮功能，如生意關係或合作關係。”《谷登堡星漢璀璨》的主題之一就是：封閉社會的開放或抽象化是表音字母（而不是其它形式的文字或技術）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封閉社會是語言、鼓聲和聽覺技術的產物，讓全人類在電子時代的開放中走向封閉而一體的地球部落。而這場電子革命為開放社會的人們帶來困惑，正如表音文字的革命剝奪並簡化舊有的部落制社會（或稱為封閉社會）。波普爾並沒有對這種變革的原因進行分析，但他的確描述了這種情境（p.172）。這段描述與《谷登堡星漢璀璨》有著重要的關係：
到了公元前6世紀，這種發展已導致舊有生活模式的部分解體，甚至導致一系列政治革命和反應。它不但導致用武力來保住和維持部落社會的嘗試，比如在斯巴達就是這樣，而且還導致偉大的精神革命，出現了批判性的討論，以及隨之出現了從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來的思想。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新的不安的第一徵象。人們開始感到文明的緊張不安。
這種緊張不安是封閉社會解體的一種結果。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仍能感到這種緊張不安，尤其在社會變革中。這種緊張不安是由於人們生活在一個部分抽象的開放社會中，從而要求我們不斷做出努力——努力保持理性，至少放棄一些情慾的社會需要，照顧好我們自己並承擔責任。我相信，為了增進知識，保持理性，促進合作和相互幫助，並隨之增加我們生存的機會，保持人口規模，承受這種緊張不安是我們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要付出這一代價。
這種緊張不安與隨著封閉社會解體而首次出現的階級衝突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封閉社會本身並不會出現這種問題。至少對它的統治者來說，奴隸制、等級制和階級統治是“自然的”，帶著不容置疑的意味。然而，隨著封閉社會的解體，這種不容置疑的信念消失了，隨之一切安全感也消失了。部落社會（以及其後的“城邦”）是部落成員感到安全的地方。被敵人、危險甚至敵意的神秘力量所包圍，部落成員對部落社會的感覺就像兒童對其親人和家庭的感覺——在那裡，他有著明確的身份，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職責，並能很好地履行他的身份和職責。封閉社會的解體的確引起了階級問題和其他社會地位問題，這必然會對公民產生影響，就像一場激烈的家庭爭吵或者家庭破裂會對兒童產生影響一樣。當然，特權階級會感到這種緊張不安，因為他們現在受到的威脅，比之前受壓迫階級所受到的威脅更嚴重。但是，即使後者也會感到不安。他們也會因他們“自然”世界的崩潰而感到驚恐。儘管他們繼續進行鬥爭，但他們往往不願意利用他們反抗階級敵人時所取得的勝利。他們的階級敵人有著傳統、既得地位、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自然權威感的支持。
這些觀察直接把我們帶進《李爾王》的思考，以及《李爾王》中那激烈的家庭糾葛。在這場悲劇中，十六世紀發現自己已經邁進了谷登堡紀元。
在許多方面，本書是對阿爾伯特·B·洛德（Albert B. Lord） 的《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的補充。洛德教授繼承了米爾曼·帕里（Milman Parry） 的研究工作。帕里對荷馬的研究促使他開始思索口頭和書面詩歌如何自然地遵循各種不同的程式和功能。帕里堅信荷馬史詩是口頭創作並傳播的，並“親身擔負重任，儘可能無可辯駁地證明詩歌的口頭特徵，並最終轉向南斯拉夫史詩的研究”。他對於這些現代史詩的研究，正如他的解釋，“準確界定口頭敘事詩歌的形式……其方法是對吟遊者在一種繁榮的口頭吟唱傳統下進行創作的觀察，並觀察吟遊者們在不得不學習和實踐其藝術的過程中，他們不諳讀寫的特徵如何決定了其詩歌的形式。”
正如《谷登堡星漢璀璨》一書所探討的——洛德教授的書，以及米爾曼·帕里的研究，自然而適合於我們所處的電子時代。當今的我們走進電子時代，正像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走進印刷和機械時代。而我們所體驗的困惑和猶豫，正如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所感到的困惑和猶豫。因為我們就像他們一樣，同時生活於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感受形式。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正處於中世紀的團隊精神到現代的個人主義的過渡時期，而我們恰好相反——我們所面對的電氣技術似乎使個人主義趨於過時，而集體性的相互依存則成為一種必然。
派屈克·克魯特維爾（Patrick Cruttwell） 的專著《莎士比亞時代》（The Shakespearean Moment）探討了伊莉莎白時代不斷分崩離析的分裂世界中生活著的人們所運用的藝術手段。我們，同樣，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中，經歷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而《谷登堡星漢璀璨》是要追溯，首先是表音字母，然後是印刷術，改變了人們的感受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達方式的過程。米爾曼·帕里所從事的研究事業，是研究口頭和書面詩歌的不同形式。而本書是將他的研究進一步擴展到在社會和政治中感受體系以及思想形態的不同形式。為什麼在漫漫的時間長河中，沒有歷史學家去研究口頭和書面的社會組織的不同特徵？這個問題難以解釋。這種疏忽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只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口頭和書面感受形式共存的情況下，才能開展這項研究，正如當今世界。哈里·萊文（Harry Levin）教授在洛德教授的《故事的歌手》的序言中說得透徹（p. xiii）：
“文學”，預指文字的運用，假定通過書寫和閱讀完成語言作品的視覺形象的傳播過程。而“口頭文學”這一表述顯然與“文學”的定義矛盾。但在我們生活的時代，“文學”一詞已經變得如此蒼白，以至於人們很少將它作為一種美學標準。隨著電氣工程技術的發展，在述說或歌唱的同時，伴隨著講話者（或歌唱者）的視覺形象，從而使“文學”的定義再次煥發了新生。從文藝復興起，直到今天仍然盛行的，以書籍印刷術為基礎的文化，是我們所繼承的一筆無法衡量的巨大財富——而我們應該摒棄文化的偏見，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看待傳統，不要把傳統視為刻板地接受各種各樣的套話老調和陳規陋俗，而要把傳統視為對我們所接受和所繼承的財富的自覺地再創造的習慣。
由於表音字母的出現，引起思想和社會組織形態發生的巨大革命——這是歷史學家們的研究空白。社會經濟史的研究中，同樣存在著對這一研究課題的忽視。早在1864-1867年，卡爾·羅德貝圖斯（Carl Rodbertus） 詳細闡述了他關於“古典時代的經濟生活”的理論。在《早期帝國的貿易和市場》一書中（p.5），哈里·皮爾森（Harry Pearson）如下描述了他的標新立異：
關於貨幣社會功能的這種極為現代的觀點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羅德貝圖斯意識到從“自然經濟”到“貨幣經濟”的轉變並不簡單地局限於技術範疇，並不是貨幣購買代替以物易物的簡單結果。他堅持貨幣經濟所涉及的社會結構完全不同於實物交易的社會結構。他認為，與其只強調使用貨幣這一技術事實，更應該重視與使用貨幣同時出現的社會結構的變革。要是在這一點上能夠考慮到與貿易活動同時出現的社會結構的改變，那么相應的爭論早就得到了解決。
換句話說，如果羅德貝圖斯能夠進一步解釋貨幣貿易和以物易物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決定著社會的結構，那么原本可以避免困惑了幾代人的爭論。直到後來，卡爾·布赫（Karl Bucher） 並不是用我們慣常的歷史回溯的方式去考察古典時代的經濟，而是從原始社會逐步推演經濟的發展過程，從而解決了這一問題。從蒙昧的上古社會開始，逐步推演至古典時代，“他提出，從原始社會的視角，而非現代社會的視角，會更好地理解古典時代經濟生活” 。
阿爾伯特·洛德的《故事的歌手》正是為讀者提供了這樣一種逆向視角，去考察表音字母誕生後的西方世界。而我們同樣生活在電子時代（或後文字時代），正如爵士歌手運用著口頭詩歌的全部技術。在我們的時代，移情接受並認同各種口語模式並不是一件難事。
電子時代繼承了五百多年的印刷時代和機械時代。在電子時代中，我們面對的是人們相互依存的全新形態和結構，以及全新的表達方式。哪怕情境具有非言語的組成元素時，這種全新的結構和表達在形式上仍傾向於“口語文化”。在《谷登堡星漢璀璨》的結論部分會更進一步展開這個問題。它本身並不是一個難題，但它的確需要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調整我們以視覺形象為主的生活。這樣對意識模式的調整總是會由於舊有感知模式的頑固不化而拖延。在我們眼中，伊莉莎白時代的人們具有強烈的中世紀特徵。而中世紀的人們則認為自己屬於古典時代。我們自以為是現代人。然而，在我們的子孫看來，我們卻具有強烈的文藝復興特徵，而且完全沒有意識到在過去的150年中所出現的一些重要的新要素。
遠不是絕對肯定，然而，本書將要（或者說希望）闡明社會變革中的一個能夠真正提高人類的自主性的主要因素。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 在《技術與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II. No.4, 1961, p.348）中，關於我們時代的“技術革命”，寫道：“對於技術革命，我們只是不了解一件事——但它至關重要：什麼事件能夠促使人們的態度、信仰和價值觀發生根本改變？而這一事件正是由於人們的態度、信仰和價值觀所引發的？我曾經試圖證明‘科學進步’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但它與這個問題毫無關係。早在一個世紀前，世界觀的巨大變革推動了規模浩大的科學革命。而這場世界觀變革又在人們態度、信仰和價值觀的根本改變中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呢？”《谷登堡星漢璀璨》至少嘗試去回答“我們所不了解的一件事”。即便如此，本書也可能嘗試回答其它一些問題。
在本書中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直接關係到克洛德·伯爾納（Claude Bernard）在《實驗醫學研究導論》（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一書中經典的前言。觀察，伯爾納解釋道（pp. 8-9），是保持記錄某些現象，而不去干涉它們，但“實驗，據同一批生理學家指出，恰恰相反，意味著，研究人員人為更改或干擾自然現象的生成條件……要實現這一點，我們通過切除或消融的方式，抑制生物體的某個器官；然後根據整個機體或某項具體功能的擾亂，推導出缺失器官的功能。”
米爾曼·帕里和阿爾伯特·洛德教授的研究工作，是以我們書面條件下的詩歌過程為對比（假定為“正常”情況），觀察在口頭條件下詩歌學習、創作和傳播的整個過程。換句話說，帕里和洛德所研究的，是聲學功能受到文字抑制的詩歌這個“有機體”。他們可能也考慮過文字促使詩歌的視覺功能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和超常的力量。可他們在這種研究方法中忽視了這個因素，只因為它不便於管理。但是，通過施加強烈而誇張的行為，“整個機體或某項具體功能的擾亂”同樣具有其可觀察性。
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無論是在口頭，在書面，還在在無線電波中，長久以來，人類一直忙於延伸一種或另一種感覺器官，並以此擾亂其它所有感官和功能。但是，儘管進行了這樣的實驗，人們卻總是忽視對它們進行持續觀察。
J·Z·楊（J. Z. Young）在《科學中的懷疑與確定》（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中寫道：
無論內部刺激，還是外部刺激，這些刺激都會打破整個大腦或大腦某部分功能的協調。一種觀點認為這種干擾以某種方式打破了大腦之前所建立的實際行為模式的統一性。然後，大腦會從輸入信息中選擇那些有利於修復行為模型並讓腦細胞恢復正常同步率的特徵。我不能假裝自己有能力詳細闡述大腦行為模型的理論，但它很有可能表明我們如何讓自身適應外在環境，或讓外在環境適應我們。以某種方式，大腦啟動讓它恢復節奏模式的多個行為序列，這種恢復即大腦行為的實現，或完成。如果第一個大腦活動失敗，無法停止最初的擾亂，那么大腦會嘗試其它行為序列。大腦會一個接一個地嘗試其機能規則，用各種不同的模型比對輸入信息，直到以某種方式實現大腦機能的協調。這可能需要長時間的、費力而多變的搜尋過程。在這種隨機活動中，大腦中會形成進一步的神經連線和行為模式，而它們又會反過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序列。
在人類感官和功能的延伸或抑制過程，都不可避免地走向“終止”、“實現”或平衡。在歷史上，先是文字，然後是印刷術，各種“干擾”引發新文化的誕生。因為《谷登堡星漢璀璨》正是對這種文化更替的一系列歷史觀察，所以一位人類學者的話會有助於讀者理解這一論點：
人類以前需要身體來完成的每件事情，當今幾乎都得到了擴展和延伸。武器，從牙齒和拳頭，進化到核子彈的出現。衣服和房屋是人類生理體溫控制機制的擴展。家具替代了蹲坐在地面上。電氣工具、玻璃、電視、電話，以及讓人聲得以跨越時空的書籍，都是人類軀體功能擴展的例證。貨幣讓人們有辦法擴展和存儲勞動力。我們的運輸網路替代了古典時代的肩抗背負和徒步跋涉。事實上，所有的人造材料物件都可以視為人類曾經需要身體（或身體的某些特定部位）來實現的機能的擴展和延伸。
人體感官的外在表達，即語言和語音，是一種“使經驗和知識轉化為易於傳播和使用的形式，從而讓人類能夠積累經驗和知識，並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們”的工具 。
語言，不僅存儲經驗，而且把人類的經驗從一種形式轉化成另一種形式，在這個意義上說，語言是一種“隱喻”。貨幣，存儲勞動力和技能，同時也將一種技能轉化成另一種技能，在這個意義上說，勞動也是一種“隱喻”。但是，這裡交換和轉化（或稱之為“隱喻”）的本質，是運用我們理性的力量，將我們所有感官意識相互轉換。在一生中，我們每時每刻都在這樣做。而特定的技術和工具，無論是車輪、文字，還是無線電，讓我們付出代價——因為我們感官的極大延伸構成了封閉系統。我們個人的感官並非封閉系統，而是在我們稱之為“意識”的感受體系中不斷地相互轉換。我們得以延伸的感官，工具和技術，古往今來，已經形成了無法互動，也無法構成集體意識的封閉系統。現在，在電子時代，我們技術手段所帶來的信息共存的極端瞬時性構成了人類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危機。我們得以延伸的機能和感官成為集體意識的要求，現在已經構成了一個單一的體驗領域。我們的技術，就像我們個人的感官，現在要求具有足夠的互動程度，從而使合理的信息共存成為可能。就像車輪、文字或貨幣，儘管事實上它們都是孤立的封閉系統，但由於它們的緩慢，人類在社會和心理上可以接受它們。如果當今技術像它們一樣緩慢，那么同樣可以得到社會和心理層面的支持。顯然，在當今時代，事實並非如此——技術已經實現視覺、聽覺和運動的同步化，以及覆蓋範圍的全球化。因此，我們人類感官和機能的延伸，必須具備一定的互動程度，以保證其合理性，正如我們個人感官（或稱之為“知”，正如古人所說的）的相互作用，使我們個人所具備的合理性一樣。
迄今為止，文化史學家們習慣於孤立地研究技術現象，正像經典物理學孤立地研究物理現象。路易斯·德·布羅意（Louis de Broglie） 在《物理學的革命》（The Revolution in Physics）一書中，深刻地批判笛卡爾（Descartes） 和牛頓的信徒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如文化史學家們所運用的個人“視角”（point of view）：
對於笛卡爾那理想的、經典物理學的信仰，讓我們將宇宙看作一個巨大的機械裝置。在這個巨大的機械裝置中，我們可以用空間來完全精確地描述每一個部件的位置，用時間來描述它們改變的過程。……但這樣一個概念卻基於幾個隱性假設。在我們幾乎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這些假設得到了承認。假設之一就是：我們幾乎本能地尋求將我們感官局限於其中的時空框架，是一個嚴格而固定的框架。在這個時空框架之中，每個物理事件（在原則上）都能夠精確而獨立地定位，且所有的動態過程都圍繞其孤立事件發生。
在本書中，我們會看到無論是笛卡爾，還是歐幾里德的觀察都是由表音字母所決定的。而布羅意所描述的“革命”則非表音字母而是電報和無線電的產物。J·Z·楊，作為一名生物學家，表達了與布羅意相同的觀點。在解釋電並不是所謂的“電流”，而是“當事物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聯繫時，我們所觀察到狀態”，他指出（p.111）：
在物理學家們尋找測量極小距離的方法時，發生了類似的事情。人們發現，再也無法使用當時還在使用的老式假設模型，如把一個物體分成多個部分，且每個部分都具有明確的屬性，如體積、質量或位置。物理學家現在不再說物質是由原子、質子、電子等實體“組成”。他們放棄了唯物主義的方法，不再以人工生產流程製品（就像一塊蛋糕）的方法來描述其觀察對象。原子或電子這樣的辭彙不再用於描述物體結構的名稱，而是用於作為物理學家們描述觀察對象的一部分。除了深諳發現這些基本粒子的實驗的物理學家之外，對於其他人來說，它們變得毫無意義。
而且，他補充道：“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普通人在言行上的巨大變化與技術手段的革新有著密切的聯繫。”
如果我們能夠在很早之前便思考這些基本事實，那么我們原本可以輕而易舉地掌握了我們所有技術的性質和作用，而不是任由它們擺布。總而言之，《谷登堡星漢璀璨》一書就是對J·Z·楊的主題的進一步思考。
沒有人能比艾博特·佩森·亞瑟（Abbott Payson Usher） 更了解我們歷史著述的封閉系統的無效性。他經典的《機械發明史》（A History of Mechanical Inventions）解釋了為什麼這樣的封閉系統不能與歷史變革的事實相聯繫：“古典時代文化的發展並不符合德國歷史學院所制定的社會和經濟改革順序的線性模式……如果我們拋棄線性模式，以多線性進程的立場去看待文明的發展，從而將西方文化的歷史視為多個獨立元素的累進式整合。”
一種歷史“視角”是一種封閉系統。它與印刷術有著密切的關係，並隨著文學的繁榮（缺乏相抗衡的文化力量）而繁榮。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他的作品受到了其口語文化的深刻影響。處於當今時代的我們看來，他對於當時美國與法國革命模式似乎有著驚人的洞察力。他並沒有“立場”，一塊固定的立足之地，讓他能夠以固定的視角去觀察事物，相反他追求其數據有效的動態變化：
但是，如果我進一步在這些特點中選擇最突出的特點——能夠囊括幾乎其它所有的特點，我發現：在大多數精神活動中，每個美國人只願意依靠他自己所理解的個人努力。
所以，在美國，笛卡爾的哲學觀得到了最少的研究和最佳的實踐。……每個人都緊緊地關閉自己的心靈，並堅持從那裡來判斷這個世界。
德·托克維爾在口頭的和書面的感知結構模式之間構建互動的能力，使他獲得了對心理和政治的“科學”洞察力。通過兩種感知模式的互動，使他獲得了宛若先知般的理解力，而其它觀察者卻只能表達他們自身的立場。德·托克維爾深刻地了解印刷文字不僅造就了笛卡爾式的世界觀，也決定了美國心理和政治上的獨特之處。藉助他那在兩種不同的感知模式中構建互動的方法，德·托克維爾有能力去反抗他的世界，全面而非片面地去看待世界，並將世界視為一個開放場。而A·P·亞瑟注意到這樣的方法正是文化史和文化改革研究中所缺少的。德·托克維爾所使用的方式，正如J·Z·楊所說（p.77）：“大腦力量奧秘的一個重要原因也許就是大腦接收信息的各個部分的同步互動所產生的巨大機會。大腦互動區（或稱之為混合區）的功能是讓我們與其它動物相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將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做出反應。”然而，我們的技術卻絕不是都有利於大腦的這項機能。本書的任務就是深入剖析文字和印刷術在這方面的問題。而在今時今日，本書不得不考慮到新技術對表音文字和印刷文化的傳統運作和實現價值的深刻影響。
近期出版的一本著述似乎讓我擺脫了在當今研究界標新立異的罪名。這就是由卡爾·R·波普爾（Karl R. Popper） 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專門研究古典時代社會的去部落化和現代社會的重新部落化。“開放社會”是表音文字的產物，正如本書稍後將要證明的，而在現代世界，“開放社會”受到電子媒介的威脅，正在走向覆滅的命運，我們將在本書結尾處討論這一點。毋庸贅言，我們所討論的是，所有這些文化發展“是”怎么樣，而不是“會”怎么樣。只有在描述事實和診斷之後，才能進行評估和治療。用道德評價代替診斷是一種足夠常見和自然的方式，但並不一定是有效的方式。
卡爾·波普爾在他的大作的第一部分專門論述了古希臘的去部落化，以及它帶來的反應。但不管是在古希臘，還是在現代世界，不管對於開放社會，還是封閉社會，他都沒有把我們技術帶來的感官延伸的動態變化作為一個考慮因素。他以一種經濟和政治的視角進行描述和分析。下文對於《谷登堡星漢璀璨》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它起於文化互動，走過商業革命，而終於部落式的城邦的瓦解，正如莎士比亞在悲劇《李爾王》中所表現的。
波普爾的觀點是部落或封閉社會具有生理上的統一性，而“我們現代開放社會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抽象的人際關係來發揮功能，如生意關係或合作關係。”《谷登堡星漢璀璨》的主題之一就是：封閉社會的開放或抽象化是表音字母（而不是其它形式的文字或技術）的作用。在另一方面，封閉社會是語言、鼓聲和聽覺技術的產物，讓全人類在電子時代的開放中走向封閉而一體的地球部落。而這場電子革命為開放社會的人們帶來困惑，正如表音文字的革命剝奪並簡化舊有的部落制社會（或稱為封閉社會）。波普爾並沒有對這種變革的原因進行分析，但他的確描述了這種情境（p.172）。這段描述與《谷登堡星漢璀璨》有著重要的關係：
到了公元前6世紀，這種發展已導致舊有生活模式的部分解體，甚至導致一系列政治革命和反應。它不但導致用武力來保住和維持部落社會的嘗試，比如在斯巴達就是這樣，而且還導致偉大的精神革命，出現了批判性的討論，以及隨之出現了從神秘的迷信中解放出來的思想。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新的不安的第一徵象。人們開始感到文明的緊張不安。
這種緊張不安是封閉社會解體的一種結果。甚至在我們這個時代仍能感到這種緊張不安，尤其在社會變革中。這種緊張不安是由於人們生活在一個部分抽象的開放社會中，從而要求我們不斷做出努力——努力保持理性，至少放棄一些情慾的社會需要，照顧好我們自己並承擔責任。我相信，為了增進知識，保持理性，促進合作和相互幫助，並隨之增加我們生存的機會，保持人口規模，承受這種緊張不安是我們必須要付出的代價。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要付出這一代價。
這種緊張不安與隨著封閉社會解體而首次出現的階級衝突問題是密切相關的。封閉社會本身並不會出現這種問題。至少對它的統治者來說，奴隸制、等級制和階級統治是“自然的”，帶著不容置疑的意味。然而，隨著封閉社會的解體，這種不容置疑的信念消失了，隨之一切安全感也消失了。部落社會（以及其後的“城邦”）是部落成員感到安全的地方。被敵人、危險甚至敵意的神秘力量所包圍，部落成員對部落社會的感覺就像兒童對其親人和家庭的感覺——在那裡，他有著明確的身份，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和職責，並能很好地履行他的身份和職責。封閉社會的解體的確引起了階級問題和其他社會地位問題，這必然會對公民產生影響，就像一場激烈的家庭爭吵或者家庭破裂會對兒童產生影響一樣。當然，特權階級會感到這種緊張不安，因為他們現在受到的威脅，比之前受壓迫階級所受到的威脅更嚴重。但是，即使後者也會感到不安。他們也會因他們“自然”世界的崩潰而感到驚恐。儘管他們繼續進行鬥爭，但他們往往不願意利用他們反抗階級敵人時所取得的勝利。他們的階級敵人有著傳統、既得地位、較高的教育水平以及自然權威感的支持。
這些觀察直接把我們帶進《李爾王》的思考，以及《李爾王》中那激烈的家庭糾葛。在這場悲劇中，十六世紀發現自己已經邁進了谷登堡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