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性癖是一種要求改變自己性別的心理疾病。變性手術則是最有效的治療方法。該方法歷來爭議頗多。本文在簡要介紹易性癖和變性手術這對供求關係之後，接著對變性手術的爭議點從正反兩方面在醫學、倫理、心理、法律等各方面進行了回顧和總結，最後筆者針對爭論本身進行了簡短評論，指出爭論本身的現實和其中的無奈，對未來的發展表示應有的期許。
基本介紹
現實：供求關係,爭議：破立之間,思考：墨守和悲憫,
現實：供求關係
所謂易性癖，通常被認為是在個體性角色中表現出的性別自我認知障礙性疾患。屢被引用的著名精神病學、性學和內分泌專家Harry Benjamin對“性”和“性別”論述說：“性(Sex)是你所看到的，性別(gender)是你所感覺到的。這兩者之間的協調對人類的幸福至關重要。”易性癖患者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群，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物學性別，但卻在心理上感覺並深信自己為另一性別的人，並強烈要求改變自己的生物學性別，渴望完全按異性的角色去生活。其主要表現在患者堅信自己顯露出來的軀體性別器官是錯誤的，因此其行為指向是通過手術改變性器官，或以異性著裝和行為來掩飾其軀體性別。患者為自己的靈肉不一而承受著巨大的心理煎熬和痛苦，其大都有不同程度心理障礙，心理封閉且多不穩定。由於社會認同度低，性格常自卑、孤僻、脆弱。情況嚴重者，往往有自殘和自殺傾向。1949年考德威爾首先把這種現象稱為“易性癖”，相關個體稱為“易性癖者”。其發病率各家報導不一。在美國,男易性癖的發病率為1/10萬,女性為1/40萬；在新加坡，男性的發病率為3512/10萬,女性為12/10萬。我國的資料不詳，或說男女比例約為3比1。
原因和措施易性癖的病因不十分清楚，目前學術界普遍認為該病與患者幼年時期的生活經歷有關。在早期的性別教育中，錯誤的性別角色規範教育與異性癖有明顯相關性。至於該病是否有先天影響因素， 根據目前醫學上的研究表明可能胚胎在發育的時候，頭腦中誘導性別的物質發生了紊亂， 導致嬰兒出生就有易性癖的傾向，並且在五六歲的時候誘發。同時! 國外學者研究還發現異性癖患者體內的激素量與正常人存在一定差別， 但相關的研究成果尚不成熟。
異性癖的治療比較困難，目前主要採用藥物、心理治療和變性手術。解決衝突的最佳途徑, 應當是以心理治療或行為治療去糾正患者的病態心理, 使之心理性別與生理性別、社會性別達到一致, 從而解除病人及其家庭的痛苦，只有在心理治療和行為治療宣告失敗之後, 才能考慮變性手術。但事實上對於易性癖者而言, 儘管心理治療、藥物治療安全性更高，但往往沒有持久的療效, 因此, 最終都不得不求助於變性手術。
變性手術是針對易性癖患者進行的性別重塑整形外科手術。。變性手術以形態學和解剖學研究為基礎，有男—女易性整形手術和女—男易性整形手術。以男—女易性整形手術為例，手術包括：陰莖和睪丸的切除、尿道移位、人工陰道形成及諸如乳房增大成型和鼻整形、顴頰部等面部骨骼女性化的手術、甲狀軟骨縮小成性、聲調調整、電解或手術除毛等附加手術和療法。全部手術不僅包括切除原有生殖器官、重建新的生殖器官,還包括第二性徵的整復,使患者從頭到腳各部位與改造後的性別身份相適應,使其身體符合心理狀況。變性手術是一種複雜的外科手術。可以說，變性手術是一門很複雜、很精細、要求很高的醫學科學，這種手術代表一個國家的整形外科的整體水平。
1931年世界首例變性手術後，全球己超過1萬多人變性，全世界每10萬中有4個易性症患者，目前我國已有1千餘人做變性手術，但同時大約有40萬人要求進行變性手術，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爭議：破立之間
對於易性癖，當代學界已普遍將其視為一種嚴重的心理疾病，倫理上爭議並不突出，主要集中在患者的法律地位。世界各國互有不同在中國易性症者是被作為限制行為能力人來對待的,
變性手術作為易性症者改變性別的一種特殊治療手段, 則自誕生之日起就常引發醫學和倫理學上的爭議。學者從醫學、倫理、心理、法律等各方面展開爭論。關於變性者本身及之後的變性人，則主要是從變性者的主體資格問題如“變性手術是否需患者本人同意”、“患者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已婚者是否能夠變性”、“ 特殊身份者是否能夠變性”等以及變性人身份與性別的法律問題。本文僅就變性手術本身的爭議進行回顧和總結。
反對意見上，從醫學的角度而言, 變性手術具有不可逆性, 會給病人帶來永久性創傷。手術之後，正常生理現象如遺精或月經等消失; 性感受微弱; 不能生育；外源性激素的長期使用，將對內分泌產生影響並帶來身體的其他不良症等等是事實也是論者的重要論點。重慶醫科大學馮澤永教授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認為: 變性手術不是糾正其病態之心以適應正常之身, 而是變完善之身為殘缺之身以適應變態之心, 這不是治本之術, 決非上乘之選，認為變性手術是治療易性癖的下策。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變性觸及了性別這一敏感的人倫之理。性別是人的自然屬性之一, 是性關係以及婚姻家庭的基礎。以手術的方式來改變人的性別, 這是社會傳統道德所不能想像的。有論者即以此認為變性是破壞天賦之屬性，是對自然規律的破壞和褻瀆。“它改變了人類正常的健康準則, 從根本上違反了人的自然本性, 並據此懷疑當代科學發展的某些趨勢是否弊大於利, 是否把整個人類社會引向一個比核戰爭更恐怖的深淵。”妥當與否姑且不論，確實真切地反映了相關人士的憂慮。心理學的角度看, 變性改變了個人的性別身份, 他們新的性別身份往往被社會普通大眾所歧視、 誤解, 因而導致他們的心理產生極大的痛苦和反差，不少研究的結論是“事實上是, 接受變性手術的人並不意味著從此就真的找到了幸福”。從法律層面上看，變性手術是是一種破壞正常功能的人體器官的手術，一些國家的刑事法律中明確規定殘害正常器官要負刑事責任，因此手術與相關法律原則相牴觸，是某種程度上的“違法行為”。
贊成方則認為：從醫學的角度上看，易性癖既然是一種心理疾病, 就有通過醫療行為加以治療的權利。變性手術能滿足易性症者的心理需求, 符合“對病人有利”原則的醫學倫理。它對易性癖是一項非常有效和適當、甚至是唯一的治療方法。它是一種破壞正常身體器官的技術，但它首先是一項針對心理疾患的治療。從倫理的角度而言, 自主和寬容是一個社會最大的倫理。首先一個人選擇變性與否，涉及的是他個人的自我選擇問題, 我們應當尊重他人的自我選擇。從法律上“性別權實際上是一種隱性的人格權。”在性別上給予他們自我選擇權, 無疑是對他們實在的關懷。其次, 應當用一種多元的、漸進的眼光來對待易性症者們的特殊人格，保留他們充分的權利空間。從心理上看，儘管變性者並不能完全地以正常的人的角色進入社會，但與施術前相比，患者心理狀態明顯改善，社會接受度得到提高。從法律上看，“性別權實際上是一種隱性的人格權。”從民法生命健康權保護的角度看, 一個人實現自己心理性別的權利也是人的“生命健康權
利”的一種具體的權利形式變性手術就是一個人治療自己疾病時使用的一種方法而已，身有病痛，通過醫療手段使之消失，是生命健康權利的應有之義。另外，變性手術通過改變器官和身體構造從而達到改變性別的目的, 實際上是對身體權支配的一種表現。只要這種支配與處分不侵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就應該受到我們充分的尊重和理解。
從各國相關立法上，我們也可以看出爭議的存在。不少國家的法律規定禁止變性。如西班牙、土耳其等國家法律規定,對易性症者施行變性手術是一種違法犯罪行為。同時有更多的國家對變性手術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以及必要的限制。我國則在相關法律上一直停滯不前，一定程度上是社會對其激烈而無休止的爭論的結果2009年11 月13 日, 我國衛生部發布《變性手術技術管理規範(試行)》，這表明我國開始對變性手術進行規範，也表明社會意見開始融合。
思考：墨守和悲憫
從爭論雙方的論點和論據可以看出，反對方的各個論點幾乎被贊成方一一擊破，天平的傾斜已經無可避免，近年來變性手術的發展也從事實上說明了這一點。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勝利女神是如何一點點地作出判斷的。筆者認為，雙方的觀點契合了近年來有關醫學技術爭議的保守與激進兩派，前者多為學者，是傳統道德和理論純潔的代表，尊重道德和自然規律的同時未免將其誇大，“墨守成規”；後者多為施術的臨床醫生，更接近患者和技術本身，所以展現了對現有道德的突破態勢，以此來適應最近的醫學發展。
但爭議雙方從來都不是天生的矛與盾。變形手術的是和非的背後，我們興盡其致的同時，不應忽略的一個背景是，對與易性癖，且不考慮經濟的因素，變形手術是比之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幾乎唯一的有效的方式，以往後兩者的成功案例多是假性病例。這是一個無奈的事實，現代醫學的局限，是我們對於這些“上帝的失誤”的受害者，既不知其所以然，又只能以最為極端的方式，讓靈肉歸於一致。爭議的雙方不管觀點如何，出發點都是對於患者，道德，社會和法律的關切，反對方想儘量減少患者受到的痛苦，維持道德層面對於現行世界的最大程度的包容，彌合法律出現的一切缺口；贊成方則將患者置於考慮的中心，不惜以現實的道德爭議和法律更迭為代價，已達到技術進步對人類利益的提高。都是出於一種悲憫的心態看待這一富有爭議的技術。我們的任務不是禁止變性手術, 而是構建規範變性手術的具體規則，發展變性手術的技術，以最大程度上維護易性癖者的合法權益。
我們也應看到變性手術的並不能完全解決患者的價值衝突, 也不能徹底解除他和他家庭的痛苦，只能使一種衝突變為另一種衝突。問題的解決需要進一步的進步，堅持人道主義，包容與和諧的價值觀，代表了我們對新技術無限的希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