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春水》是冰心的兩部代表詩集，母愛、自然和童真是作品的主旋律，詩人以典雅清麗的文字和敏感憂愁的詩情表達“愛的哲學”，抒發了淡淡的情思和對世間萬物的感悟。茅盾曾說：“在所有‘五四’時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最屬於她自己。”《繁星》和《春水》的創作受到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深刻影響，冰心自稱是一些“零碎的思想”和“小雜感一類的東西”。這些小詩文字清新，意蘊深遠。《繁星·春水》被教育部列為中學生推薦讀物。
基本介紹
- 書名：譯林名著精選:繁星•春水
- 類型：文學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38583
- 作者：冰心
-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 頁數：101頁
- 開本：32
- 品牌：江蘇譯林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精選世界文學傳世經典
冰心的兩部代表詩集，對母愛、自然和童真的永恆歌頌。
冰心的兩部代表詩集，對母愛、自然和童真的永恆歌頌。
作者簡介
冰心（1900—1999），原名謝婉瑩，筆名冰心，20世紀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兒童文學家，崇尚“愛的哲學”。代表作有詩集《繁星》、《春水》，通信集《寄小讀者》、《再寄小讀者》，小說散文集《超人》、《小桔燈》等。翻譯作品有《先知》、《吉檀迦利》、《泰戈爾詩選》等。
冰心的散文，語言清麗典雅，行文自然不拘，文言與白話融為一體，渾然天成，形成明快凝練的抒情風格，給人純真溫婉的美感，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盛行一時的“冰心體”。以冰心名字命名的“冰心獎”是中國唯一的國際華人兒童文學藝術大獎。
冰心的散文，語言清麗典雅，行文自然不拘，文言與白話融為一體，渾然天成，形成明快凝練的抒情風格，給人純真溫婉的美感，創造了中國文學史上盛行一時的“冰心體”。以冰心名字命名的“冰心獎”是中國唯一的國際華人兒童文學藝術大獎。
媒體推薦
我喜歡讀《繁星》、《春水》的所在，便是她的字句選擇的謹嚴美麗。謹嚴故能恰當，美麗故能動人。
——梁實秋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
——郁達夫
冰心女士曾經受過中國歷史上偉大詩人的作品的薰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給這一新形式帶來了一種柔美的優雅，既清新，又直截。
——胡適
——梁實秋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
——郁達夫
冰心女士曾經受過中國歷史上偉大詩人的作品的薰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給這一新形式帶來了一種柔美的優雅，既清新，又直截。
——胡適
圖書目錄
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
冰心自傳
繁星
春水
冰心自傳
繁星
春水
序言
我是怎樣寫《繁星》和《春水》的
“五四”以後，在新詩的許多形式中，有一種叫做“短詩”或“小詩”的。這種詩很短，最短的只有兩行，因為我寫過《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集子裡，都是短詩，人家就以為是我起頭寫的。現在回憶起來，我不記得那時候我讀過多少當代的別人的短詩沒有，我自己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並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把自己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裡而已。
經過是這樣的：“五四”運動的時候，我還在大學預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種新型的報刊多如雨後春筍，裡面不但有許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論著，也有外國文學的介紹批評，以及用白話寫的小說、新詩、散文等。在我們求知慾最旺盛的時候，我們在課外貪婪地閱讀這些書報，就是在課內也往往將這些書報壓在課本底下，公開的“偷看”，遇有什麼自己特別喜歡的句子，就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抄在筆記本的眉批上。這樣做慣了，有時把自己一切隨時隨地的感想和回憶，也都拉雜地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寫上去。日子多了，寫下來的東西也有相當的數量，雖然大致不過三五行，而這三五行的背後，總有些和你有關的事情，看到這些字，使你想起很親切很真實的情景，而捨不得丟掉。
這時我偶然在一本什麼雜誌上，看到鄭振鐸譯的泰戈爾《飛鳥集》連載，（泰戈爾的詩歌，多是採用民歌的形式，語言美麗樸素，音樂性也強，深得印度人民的喜愛。當他自己將他的孟加拉文的詩歌譯成英文的時候，為要保存詩的內容就不採取詩的分行的有韻律的形式，而譯成詩的散文。這是我以後才知道的。《飛鳥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這集裡都是很短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哲理的三言兩語。我心裡一動，我覺得我在筆記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兩語，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來。在抄的時候，我挑選那些更有詩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為是零碎的思想，就選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兩個字起頭的，放在第一部，名之為《繁星集》。
泰戈爾的《飛鳥集》是一本詩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詩集呢？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自信力，同時我在寫這些三言兩語的時候，並不是有意識地在寫詩，（我上新文學的課，也聽先生講過希臘的小詩，說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樣，身體雖小卻有很尖利的刺，為諷刺或是講些道理是一針見血的等等。而我在寫《繁星》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希臘小詩。）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寫的《全集自序》中，曾有這么一段：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連帶說一說《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作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著看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它的形式，來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現在，我覺得，當時我之所以不肯稱《繁星》、《春水》為詩的原故，因為我心裡實在是有詩的標準的，我認為詩是應該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舊——音樂性是應該比較強的。同時情感上也應該有抑揚頓挫，三言兩語就成一首詩，未免太單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歲前後，一口氣寫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沒有像《繁星》和《春水》這類的東西。
以後，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寫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愛的》，寄到《晨報副刊》去，登出的時候，卻以分行的詩的形式排印了，下面還附有編者的按語，是：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寫了，放在詩欄里，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並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極饒詩趣的東西，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於是，我才開始大膽地寫些新詩，有的是有韻的，也有的是無韻的，不在這篇題目之內，暫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寫作歷史交代過，現在我自己重翻這兩本東西，覺得裡面有不少是有韻的，詩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點——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正如周揚同志所說的，“新詩也有很大的缺點，最根本的缺點就是還沒有和勞動民眾很好的結合。”也就是說當時的我，在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時代，卻只注意到描寫到身邊瑣事，個人的經驗與感受，既沒有表現勞動民眾的情感思想，也沒有用勞動民眾所喜愛熟悉的語言形式。音樂性還是重要的，勞動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時候，唱出的總是有韻的，我還沒有讀過工農兵寫的無韻的詩。至於形式的短小，卻不是一個缺點，現在絕大多數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現出偉大的革命氣魄和崇高的共產主義精神么？勞動民眾的詩，短小而不單薄，豪邁而不草率，此中訊息，還得從詩人的思想意識里去挖！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詩刊》1959年4月25日第4期，後收入散文集《我們把春天吵醒了》。——編注）
冰心自傳
我原名謝婉瑩，1900年10月5日（陰曆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生於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長樂）。1901年移居上海。父親是當時清政府的海軍軍官，那時擔任副艦長。
1904年，父親任清政府海軍訓練營營長，後來又任海軍學校校長，我隨父親移居煙臺。我的童年是在海邊度過的，我特別喜歡大海，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經常有關於海的描寫。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我父親辭去海軍學校校長的職務，全家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東時沒有進過國小，只在家塾里做過一個附讀生，回到福州後，進過女子師範學校預科。
中華民國成立，我父親到北京就任海軍部軍學司司長，1913年，我又隨家到了北京。
1914年我進入教會學校北京貝滿女子中學。1918年畢業，進了協和女子大學，學的是理科，因為母親體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學醫。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當時我在協和女子大學學生會當文書，寫些宣傳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盪下，我開始寫一點東西拿到北京（晨報）上發表。由於過多的宣傳活動，使我的理科實驗課受到影響，我只好轉到文學系學習，這時協和女大已併入燕京大學。
1923年我從燕京大學文科畢業，又得到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到美國學習英國文學。血疾復發，在醫院裡休養了7個月。
1926年我讀完研究院回國，曾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教。
1921年後，文學研究會曾出版了我的小說集《超人》，詩集《繁星》；1926年後，北新書局出版了詩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讀者》；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了《往事》、《冬兒姑娘》等。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我先到了昆明，1940年又到重慶。因為生活的需要我又不願用冰心的名字寫文章，曾用“男士”的筆名寫了《關於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後由開明書店出版。
抗戰勝利後1946年，我到了日本。1949年至1950年在東京大學（原帝國大學）教“中國新文學”課程。記得這時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東京大學校刊上。
1951年，我回到祖國後，寫了《歸來以後》等作品，我的創作生活又揭開了新的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說、散文集《冰心小說散文選》、《歸來以後》、《我們把春天吵醒了》、《櫻花贊》、《拾穗小札》、《小橘燈》、《晚晴集》等。
1958年又開始寫《再寄小讀者》。
1954年以來，我曾被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上被選為中國作協理事，1978年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被選為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被選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
粉碎“四人幫”後，我開始在《兒童時代》發表《三寄小讀者》。
除了創作之外，我還先後翻譯過泰戈爾的《園丁集》、《吉檀迦利》、《泰戈爾詩集》和他的短篇小說，穆·拉·安納德的《印度童話集》，敘利亞作家凱羅·紀伯倫的《先知》，尼泊爾國王的《馬亨德拉詩抄》，馬爾他總統安東·布蒂吉格的《燃燈者》。
我的作品曾由外國翻譯家譯成日、英、德、法等國文字出版。
繁星
■自序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圍爐讀泰戈爾·R．（Tagore）的《迷途之鳥》（Stray Birds），冰仲和我說：“你不是常說有時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寫成篇段么？其實也可以這樣的收集起來。”從那時起，我有時就記下在一個小本子裡。
一九二○年的夏日，二弟冰叔從書堆里，又翻出這小本子來。他重新看了，又寫了“繁星”兩個字在第一頁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說：“姊姊！你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紙上么？”我就寫下末一段，將它發表了。
是兩年前零碎的思想，經過三個小孩子的鑑定，《繁星》的序言，就是這個。
冰心
九，一，一九二一。
“五四”以後，在新詩的許多形式中，有一種叫做“短詩”或“小詩”的。這種詩很短，最短的只有兩行，因為我寫過《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集子裡，都是短詩，人家就以為是我起頭寫的。現在回憶起來，我不記得那時候我讀過多少當代的別人的短詩沒有，我自己寫《繁星》和《春水》的時候，並不是在寫詩，只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把自己許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個集子裡而已。
經過是這樣的：“五四”運動的時候，我還在大學預科，新文化的高潮中，各種新型的報刊多如雨後春筍，裡面不但有許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論著，也有外國文學的介紹批評，以及用白話寫的小說、新詩、散文等。在我們求知慾最旺盛的時候，我們在課外貪婪地閱讀這些書報，就是在課內也往往將這些書報壓在課本底下，公開的“偷看”，遇有什麼自己特別喜歡的句子，就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抄在筆記本的眉批上。這樣做慣了，有時把自己一切隨時隨地的感想和回憶，也都拉雜地三言兩語歪歪斜斜地寫上去。日子多了，寫下來的東西也有相當的數量，雖然大致不過三五行，而這三五行的背後，總有些和你有關的事情，看到這些字，使你想起很親切很真實的情景，而捨不得丟掉。
這時我偶然在一本什麼雜誌上，看到鄭振鐸譯的泰戈爾《飛鳥集》連載，（泰戈爾的詩歌，多是採用民歌的形式，語言美麗樸素，音樂性也強，深得印度人民的喜愛。當他自己將他的孟加拉文的詩歌譯成英文的時候，為要保存詩的內容就不採取詩的分行的有韻律的形式，而譯成詩的散文。這是我以後才知道的。《飛鳥集》原文是不是民歌的形式，我也不清楚。）這集裡都是很短的充滿了詩情畫意和哲理的三言兩語。我心裡一動，我覺得我在筆記本的眉批上的那些三言兩語，也可以整理一下，抄了起來。在抄的時候，我挑選那些更有詩意的，更含蓄一些的，放在一起，因為是零碎的思想，就選了其中的一段，以繁星兩個字起頭的，放在第一部，名之為《繁星集》。
泰戈爾的《飛鳥集》是一本詩集，我的《繁星集》是不是詩集呢？在這一點上我沒有自信力，同時我在寫這些三言兩語的時候，並不是有意識地在寫詩，（我上新文學的課，也聽先生講過希臘的小詩，說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樣，身體雖小卻有很尖利的刺，為諷刺或是講些道理是一針見血的等等。而我在寫《繁星》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希臘小詩。）所以我在一九三二年寫的《全集自序》中，曾有這么一段：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連帶說一說《繁星》和《春水》……《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作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為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著看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它的形式，來收集我的零碎的思想……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現在，我覺得，當時我之所以不肯稱《繁星》、《春水》為詩的原故，因為我心裡實在是有詩的標準的，我認為詩是應該有格律的——不管它是新是舊——音樂性是應該比較強的。同時情感上也應該有抑揚頓挫，三言兩語就成一首詩，未免太單薄太草率了。因此，我除了在二十歲前後，一口氣寫了三百多段“零碎的思想”之外，就再沒有像《繁星》和《春水》這類的東西。
以後，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在西山寫了一段短小的散文《可愛的》，寄到《晨報副刊》去，登出的時候，卻以分行的詩的形式排印了，下面還附有編者的按語，是：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寫了，放在詩欄里，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並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極饒詩趣的東西，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
於是，我才開始大膽地寫些新詩，有的是有韻的，也有的是無韻的，不在這篇題目之內，暫且不去提它了。
以上把《繁星》、《春水》的寫作歷史交代過，現在我自己重翻這兩本東西，覺得裡面有不少是有韻的，詩意也不算缺乏，主要的缺點——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樣——正如周揚同志所說的，“新詩也有很大的缺點，最根本的缺點就是還沒有和勞動民眾很好的結合。”也就是說當時的我，在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時代，卻只注意到描寫到身邊瑣事，個人的經驗與感受，既沒有表現勞動民眾的情感思想，也沒有用勞動民眾所喜愛熟悉的語言形式。音樂性還是重要的，勞動人民在情感奔放的時候，唱出的總是有韻的，我還沒有讀過工農兵寫的無韻的詩。至於形式的短小，卻不是一個缺點，現在絕大多數的民歌，不就是在短小的四句之中，表現出偉大的革命氣魄和崇高的共產主義精神么？勞動民眾的詩，短小而不單薄，豪邁而不草率，此中訊息，還得從詩人的思想意識里去挖！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發表於《詩刊》1959年4月25日第4期，後收入散文集《我們把春天吵醒了》。——編注）
冰心自傳
我原名謝婉瑩，1900年10月5日（陰曆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生於福建省的福州（我的原籍是福建長樂）。1901年移居上海。父親是當時清政府的海軍軍官，那時擔任副艦長。
1904年，父親任清政府海軍訓練營營長，後來又任海軍學校校長，我隨父親移居煙臺。我的童年是在海邊度過的，我特別喜歡大海，在我早期的作品中經常有關於海的描寫。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前，我父親辭去海軍學校校長的職務，全家又回到了福州。我在山東時沒有進過國小，只在家塾里做過一個附讀生，回到福州後，進過女子師範學校預科。
中華民國成立，我父親到北京就任海軍部軍學司司長，1913年，我又隨家到了北京。
1914年我進入教會學校北京貝滿女子中學。1918年畢業，進了協和女子大學，學的是理科，因為母親體弱多病，就一心一意想學醫。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當時我在協和女子大學學生會當文書，寫些宣傳的文章。在“五四”革命浪潮的激盪下，我開始寫一點東西拿到北京（晨報）上發表。由於過多的宣傳活動，使我的理科實驗課受到影響，我只好轉到文學系學習，這時協和女大已併入燕京大學。
1923年我從燕京大學文科畢業，又得到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學金，到美國學習英國文學。血疾復發，在醫院裡休養了7個月。
1926年我讀完研究院回國，曾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教。
1921年後，文學研究會曾出版了我的小說集《超人》，詩集《繁星》；1926年後，北新書局出版了詩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讀者》；1932年，北新書局出版《冰心全集》；分集出版了《往事》、《冬兒姑娘》等。
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我先到了昆明，1940年又到重慶。因為生活的需要我又不願用冰心的名字寫文章，曾用“男士”的筆名寫了《關於女人》，先由天地出版社，後由開明書店出版。
抗戰勝利後1946年，我到了日本。1949年至1950年在東京大學（原帝國大學）教“中國新文學”課程。記得這時也有一些小文章，登在東京大學校刊上。
1951年，我回到祖國後，寫了《歸來以後》等作品，我的創作生活又揭開了新的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北京人民出版社、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說、散文集《冰心小說散文選》、《歸來以後》、《我們把春天吵醒了》、《櫻花贊》、《拾穗小札》、《小橘燈》、《晚晴集》等。
1958年又開始寫《再寄小讀者》。
1954年以來，我曾被選為歷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上被選為中國作協理事，1978年被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79年第四次文代會上被選為作協理事、中國文聯副主席。同年被選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副主席。
粉碎“四人幫”後，我開始在《兒童時代》發表《三寄小讀者》。
除了創作之外，我還先後翻譯過泰戈爾的《園丁集》、《吉檀迦利》、《泰戈爾詩集》和他的短篇小說，穆·拉·安納德的《印度童話集》，敘利亞作家凱羅·紀伯倫的《先知》，尼泊爾國王的《馬亨德拉詩抄》，馬爾他總統安東·布蒂吉格的《燃燈者》。
我的作品曾由外國翻譯家譯成日、英、德、法等國文字出版。
繁星
■自序
一九一九年的冬夜，和弟弟冰仲圍爐讀泰戈爾·R．（Tagore）的《迷途之鳥》（Stray Birds），冰仲和我說：“你不是常說有時思想太零碎了，不容易寫成篇段么？其實也可以這樣的收集起來。”從那時起，我有時就記下在一個小本子裡。
一九二○年的夏日，二弟冰叔從書堆里，又翻出這小本子來。他重新看了，又寫了“繁星”兩個字在第一頁上。
一九二一年的秋日，小弟弟冰季說：“姊姊！你這些小故事，也可以印在紙上么？”我就寫下末一段，將它發表了。
是兩年前零碎的思想，經過三個小孩子的鑑定，《繁星》的序言，就是這個。
冰心
九，一，一九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