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可能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在打開智慧之門意義上的“解放思想”，其代表人物應該是蘇格拉底。他的教導，“人們啊！惟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把智慧理解為否定已有的智慧成果，其實就是“解放思想”，這是了不起的偉大發現。人有智慧認識世界，然而人的智慧的局限性又決定了，人認識到的世界，只能是世界的表象，只有透過一層層表象，才能愈來愈深入的接近世界的本質，也就是說，只有永遠不斷“解放思想”，認識才能永遠不斷發展，才是真正的智慧。蘇格拉底的這個發現，打開了智慧之門，不僅揭示了人類認識的規律，而且為人類認識持續發展提供了永遠不會枯竭的強大動力。跟隨蘇格拉底前進，就是“解放思想”，發展智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論解放思想
- 外文名：On emancipating the mind
- 屬性：思想
- 分類：兩個層面
從歷史經驗看，“解放思想”可能有兩個層面。
一個層面是在打開智慧之門意義上的“解放思想”，其代表人物應該是蘇格拉底。他的教導，“人們啊！惟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把智慧理解為否定已有的智慧成果，其實就是“解放思想”，這是了不起的偉大發現。人有智慧認識世界，然而人的智慧的局限性又決定了，人認識到的世界，只能是世界的表象，只有透過一層層表象，才能愈來愈深入的接近世界的本質，也就是說，只有永遠不斷“解放思想”，認識才能永遠不斷發展，才是真正的智慧。蘇格拉底的這個發現，打開了智慧之門，不僅揭示了人類認識的規律，而且為人類認識持續發展提供了永遠不會枯竭的強大動力。跟隨蘇格拉底前進，就是“解放思想”，發展智慧。
建立在希臘文明基礎上的西方社會，在基督教的第一個千年里，西方人違背格拉底的明示，把事實上已經毫無價值的教會智慧、國王智慧，奉為神明，封閉了自己的智慧。封閉智慧的結果是，中世紀與希臘理性相比，長期黑暗；與希臘民主相比，長期停滯。發生在基督教第二個千年的文藝復興運動，不過是誤入歧途的西方，以義大利人為代表，重返希臘賢哲的教導，突破毫無價值的教會智慧、國王智慧的阻礙，重新開啟自己的智慧之門，主動再次發現世界和人的歷史壯舉。之前，英國人的《自由大憲章》運動，貴族已經開始否定國王的智慧，向國王爭取自己的應有權利；之後，德國人的宗教改革運動，完成了對教會智慧的否定，解除了精神束縛的基督徒們運用自己的智慧獨立自主地認識教會、人和世界。就這樣，西方人在個人否定已有智慧的道路上，“解放思想”，迅猛前進。啟蒙運動則更進一步把這種達到個人的“否定智慧”、“解放思想”向整個社會，尤其是底層民眾普及。由千千萬萬普通人開發的西方智慧形成加速運行的機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沛然莫之能御”，社會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高潮迭起；工業化、信息化、一體化，席捲全球。“否定智慧”、“解放思想”的成效，一至於此。
和西方相反，中國走的是在另一個層面上的“解放思想”道路。由於到公元前五世紀人類文明成型的軸心時期，與希臘不同，中國“家天下”的國家已經經過十五個世紀的跋涉，中國人的智慧集中在認識“家天下”國家這個焦點上，形成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思想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既有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長處，也有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短處。也就是說，中華文明的開始，不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而是繼承祖業，整理遺產，“學於古訓，乃有獲”（《書說命下》），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中國文化和思想的開山祖師孔子早有交代，“述而不作”，“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書》、《禮》、《易》、《春秋》、《樂》，所謂《六經》者，都是夫子整理古籍的成果，“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早有定論，一如龔自珍先生所言，“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
“吾道一以貫之”的“一”，就是“倫常治道的人生智”，成為《六經》的靈魂。尤為重要的是，為了“貫”這個“一”，孔子不僅“克己復禮”，刪《詩》《書》，修《禮》《易》《春秋》，還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個辦起私立學校，“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就這樣，讀書學習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本功，“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內容。與蘇格拉底為智慧發展開闢道路不同，中國聖賢為智慧活動修了明渠暗河：學習經典、膜拜聖賢成為後代智慧唯一的任務，解釋經典、發揮聖賢成為後代智慧唯一的工作。“內聖外王”，聖王合一，王即是聖，聖即為王，二千年間，歷次“思想解放”運動，無論是“古文”“今文”之辯，“漢學”“宋學”之爭，“六經皆史”之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之論，“理學”“心學”之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之豪，“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高，都無法逸出昔聖先賢“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範疇，成聖做王的內外目標，於發展智慧，認識世界了無關涉。中國“家天下”社會二千年長生不老，就是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長處之長；中國“家天下”社會二千年裹足不前，就是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短處之短。
中國傳統智慧限制智慧發展，中國智慧止於智慧，從理學大師朱熹的思路可見一斑。他在《大學傳第五章》中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朱夫子講人有認識能力，物有自己的規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沒有問題。講“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則問題較多——夫子沒有看到“物”之“理”是無窮的，“人”之“知”也是無窮的，他所企盼的“豁然貫通”，“無不到”，“無不明”的境界，不僅個人達不到，人類整體也難以企及。至於他像很多聖賢一樣嚮往“知之至也”的最高境界，把“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作為通往最高境界的可靠途徑，則充分暴露傳統的智慧限制智慧，智慧止於智慧的病根。
“已知之理”是認識到的世界表象，並不是世界的真相，要進一步認識世界的真相，就要先認識到“已知之理”毫無價值，突破“已知之理”認識到的世界表象，更深一層的認識世界，發現新的真理，創造新的價值。如果恪守“已知之理”，把“已知之理”當作無價之寶，哪怕把這個“理”琢磨通透，“至乎其極”，仍然待在這一層表象世界上原地徘徊，認識不能深入，社會沒有進步，因而失去價值。歷史上的中國在傳統的“倫常治道的人生智”指導下，思想文化著述都不過是一些各種版本的《資治通鑑》，儘管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也難免屢屢由文明繁榮轉入愚昧貧窮，這是根本原因。它具體的演變情況我們也許並不清楚，但身經經濟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曾經“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天天讀、人人用給中國帶來多么深重的災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說，“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我們已有的真理”，信然。
如果世界很小，只有中國，中國封閉智慧的傳統劇目也許會沒完沒了的一直演下去。然而世界很大，國家眾多，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也送來蘇格拉底子孫否定已有智慧造成的智慧成果，同時打開中國封閉的智慧的大門。面對千年不遇的巨變，為了富國強兵，中國被迫經歷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洋務運動，不再只是學習祖先，還要學習闖進來的西方。這種挨打後的被動學習，感覺只不過是技不如人，主要方面並不差，甚至於還高人一等，要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可以大功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表現的是失敗者失敗後的自尊。自尊首先要求要尊重事實，罔顧事實的自尊只能是自取其辱。這就被迫有了第二次“思想解放”——“戊戌變法”，等於承認不僅僅是使用的技不如人，而且根本的國體也不如人，應該“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便不再拘泥於“師夷長技”，而是要學習西方的國家制度。“百日維新”失敗，被迫有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折騰幾個來回，中國人終於發現中國最大的敵人是“家天下”的統治者和他手裡掌握的國家機器，推翻“家天下”的統治者和他手裡掌握的國家機器，“西學”的“體”，“西學”的“用”才能改變中國。
然而“辛亥革命”也失敗了，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時代。在這種形勢下，第四次“思想解放”——“五四運動”登場，至此，中國人達到當初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脫亞入歐”、“全盤西化”的認識水平，逐漸明白，不僅“用”不如人，不僅“體”不如人，而且“人”不如“人”：國人只善於接受智慧，不知道發展智慧，昔受制於傳統智慧，今拘泥於西方智慧。只有學習西方否定智慧，發展智慧，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中國才能前進。“民主”和“科學”旗幟的意義即在於此。“五四運動”以後誕生的共產黨，“五四運動”以後新生的國民黨確實改變了中國的模樣。不過“五四運動”跟前幾次“思想解放”運動一樣，出於救亡圖存的需要，出於富國強兵的需要，《急就章》里沒有對否定已有智慧的認識思路的充分研究，尤其是沒有對個人突破已有智慧的意義和權利的充分研究，無形之中，傳統的幽靈與解放的思想不期而遇：孫中山搞“軍政、訓政、憲政”三步曲，蔣介石搞“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三重唱，毛澤東搞“馬克思加秦始皇”二重奏。
多災多難的中國是不會死的鳳凰，她總要浴火重生。第五次“思想解放”運動於國共黨領導人蔣介石先生和毛澤東先生死後在海峽兩岸幾乎同時展開。台灣進步巨大，成為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驕傲。大陸也不同凡響，很快就會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雖然還是開發中國家，但已對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過，就像歷次“思想解放”都有隱憂一樣，大陸這次“思想解放”隱患也不少，例證就是，經濟迅速發展，貧富差距也愈拉愈大；世界影響與日俱增，社會問題也愈演愈烈。改革建設的成果，有毀於一旦之虞。成功的智慧摧毀成功的歷史劇目又一次擺在國人的面前。出路就在於突破已有的智慧對中國的認識，發展智慧，更進一步認識中國的問題和需要。比如，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現在中國的優勢，而世界發展卻是愈來愈依靠個人智慧的發揮，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比爾蓋茨的“微軟”，都是普通人的貢獻，與國家組織無關，卻改變了世界。現在的先進世界，每個人的智慧的發展和發揮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我們的社會，國家的強大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個人則微不足道，仍是齒輪和螺絲釘。
我們的所有問題，根子也許就在這裡。我們已經朝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向在努力，努力把工作做得讓人民滿意，跟只準人民服從相比，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如果只知恪守讓人民滿意的已有智慧，不知追求由人民滿意的新智慧，這樣的智慧其實毫無價值，因為讓人民滿意的極致是由人民同意，讓人民滿意的制度保證是由人民同意。如何突破讓人民滿意的已有智慧，如何掌握由人民同意的新智慧，既是本次“思想解放”的題中應有之義，又是本次“思想解放”成功的關鍵，考驗著中國人的智慧，決定著中國人的前途。
一個層面是在打開智慧之門意義上的“解放思想”，其代表人物應該是蘇格拉底。他的教導，“人們啊！惟有像蘇格拉底那樣知道自己的智慧是毫無價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把智慧理解為否定已有的智慧成果，其實就是“解放思想”，這是了不起的偉大發現。人有智慧認識世界，然而人的智慧的局限性又決定了，人認識到的世界，只能是世界的表象，只有透過一層層表象，才能愈來愈深入的接近世界的本質，也就是說，只有永遠不斷“解放思想”，認識才能永遠不斷發展，才是真正的智慧。蘇格拉底的這個發現，打開了智慧之門，不僅揭示了人類認識的規律，而且為人類認識持續發展提供了永遠不會枯竭的強大動力。跟隨蘇格拉底前進，就是“解放思想”，發展智慧。
建立在希臘文明基礎上的西方社會，在基督教的第一個千年里，西方人違背格拉底的明示，把事實上已經毫無價值的教會智慧、國王智慧，奉為神明，封閉了自己的智慧。封閉智慧的結果是，中世紀與希臘理性相比，長期黑暗；與希臘民主相比，長期停滯。發生在基督教第二個千年的文藝復興運動，不過是誤入歧途的西方，以義大利人為代表，重返希臘賢哲的教導，突破毫無價值的教會智慧、國王智慧的阻礙，重新開啟自己的智慧之門，主動再次發現世界和人的歷史壯舉。之前，英國人的《自由大憲章》運動，貴族已經開始否定國王的智慧，向國王爭取自己的應有權利；之後，德國人的宗教改革運動，完成了對教會智慧的否定，解除了精神束縛的基督徒們運用自己的智慧獨立自主地認識教會、人和世界。就這樣，西方人在個人否定已有智慧的道路上，“解放思想”，迅猛前進。啟蒙運動則更進一步把這種達到個人的“否定智慧”、“解放思想”向整個社會，尤其是底層民眾普及。由千千萬萬普通人開發的西方智慧形成加速運行的機制，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沛然莫之能御”，社會革命、科學革命、工業革命，高潮迭起；工業化、信息化、一體化，席捲全球。“否定智慧”、“解放思想”的成效，一至於此。
和西方相反，中國走的是在另一個層面上的“解放思想”道路。由於到公元前五世紀人類文明成型的軸心時期，與希臘不同，中國“家天下”的國家已經經過十五個世紀的跋涉，中國人的智慧集中在認識“家天下”國家這個焦點上，形成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思想文化傳統。這種傳統既有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長處，也有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短處。也就是說，中華文明的開始，不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而是繼承祖業，整理遺產，“學於古訓，乃有獲”（《書說命下》），家學淵源，其來有自。中國文化和思想的開山祖師孔子早有交代，“述而不作”，“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書》、《禮》、《易》、《春秋》、《樂》，所謂《六經》者，都是夫子整理古籍的成果，“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早有定論，一如龔自珍先生所言，“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率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
“吾道一以貫之”的“一”，就是“倫常治道的人生智”，成為《六經》的靈魂。尤為重要的是，為了“貫”這個“一”，孔子不僅“克己復禮”，刪《詩》《書》，修《禮》《易》《春秋》，還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第一個辦起私立學校，“孔子為萬世師表，《六經》即萬世教科書”。就這樣，讀書學習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基本功，“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核心內容。與蘇格拉底為智慧發展開闢道路不同，中國聖賢為智慧活動修了明渠暗河：學習經典、膜拜聖賢成為後代智慧唯一的任務，解釋經典、發揮聖賢成為後代智慧唯一的工作。“內聖外王”，聖王合一，王即是聖，聖即為王，二千年間，歷次“思想解放”運動，無論是“古文”“今文”之辯，“漢學”“宋學”之爭，“六經皆史”之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之論，“理學”“心學”之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之豪，“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高，都無法逸出昔聖先賢“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範疇，成聖做王的內外目標，於發展智慧，認識世界了無關涉。中國“家天下”社會二千年長生不老，就是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長處之長；中國“家天下”社會二千年裹足不前，就是以“倫常治道的人生智”為中心的短處之短。
中國傳統智慧限制智慧發展，中國智慧止於智慧，從理學大師朱熹的思路可見一斑。他在《大學傳第五章》中說，“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朱夫子講人有認識能力，物有自己的規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沒有問題。講“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則問題較多——夫子沒有看到“物”之“理”是無窮的，“人”之“知”也是無窮的，他所企盼的“豁然貫通”，“無不到”，“無不明”的境界，不僅個人達不到，人類整體也難以企及。至於他像很多聖賢一樣嚮往“知之至也”的最高境界，把“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作為通往最高境界的可靠途徑，則充分暴露傳統的智慧限制智慧，智慧止於智慧的病根。
“已知之理”是認識到的世界表象，並不是世界的真相，要進一步認識世界的真相，就要先認識到“已知之理”毫無價值，突破“已知之理”認識到的世界表象，更深一層的認識世界，發現新的真理，創造新的價值。如果恪守“已知之理”，把“已知之理”當作無價之寶，哪怕把這個“理”琢磨通透，“至乎其極”，仍然待在這一層表象世界上原地徘徊，認識不能深入，社會沒有進步，因而失去價值。歷史上的中國在傳統的“倫常治道的人生智”指導下，思想文化著述都不過是一些各種版本的《資治通鑑》，儘管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也難免屢屢由文明繁榮轉入愚昧貧窮，這是根本原因。它具體的演變情況我們也許並不清楚，但身經經濟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曾經“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天天讀、人人用給中國帶來多么深重的災難。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說，“我們最大的敵人是我們已有的真理”，信然。
如果世界很小，只有中國，中國封閉智慧的傳統劇目也許會沒完沒了的一直演下去。然而世界很大，國家眾多，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封閉的國門，也送來蘇格拉底子孫否定已有智慧造成的智慧成果，同時打開中國封閉的智慧的大門。面對千年不遇的巨變，為了富國強兵，中國被迫經歷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洋務運動，不再只是學習祖先，還要學習闖進來的西方。這種挨打後的被動學習，感覺只不過是技不如人，主要方面並不差，甚至於還高人一等，要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可以大功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表現的是失敗者失敗後的自尊。自尊首先要求要尊重事實，罔顧事實的自尊只能是自取其辱。這就被迫有了第二次“思想解放”——“戊戌變法”，等於承認不僅僅是使用的技不如人，而且根本的國體也不如人，應該“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便不再拘泥於“師夷長技”，而是要學習西方的國家制度。“百日維新”失敗，被迫有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辛亥革命”，折騰幾個來回，中國人終於發現中國最大的敵人是“家天下”的統治者和他手裡掌握的國家機器，推翻“家天下”的統治者和他手裡掌握的國家機器，“西學”的“體”，“西學”的“用”才能改變中國。
然而“辛亥革命”也失敗了，中國陷入軍閥割據混戰時代。在這種形勢下，第四次“思想解放”——“五四運動”登場，至此，中國人達到當初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脫亞入歐”、“全盤西化”的認識水平，逐漸明白，不僅“用”不如人，不僅“體”不如人，而且“人”不如“人”：國人只善於接受智慧，不知道發展智慧，昔受制於傳統智慧，今拘泥於西方智慧。只有學習西方否定智慧，發展智慧，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和思想方法，中國才能前進。“民主”和“科學”旗幟的意義即在於此。“五四運動”以後誕生的共產黨，“五四運動”以後新生的國民黨確實改變了中國的模樣。不過“五四運動”跟前幾次“思想解放”運動一樣，出於救亡圖存的需要，出於富國強兵的需要，《急就章》里沒有對否定已有智慧的認識思路的充分研究，尤其是沒有對個人突破已有智慧的意義和權利的充分研究，無形之中，傳統的幽靈與解放的思想不期而遇：孫中山搞“軍政、訓政、憲政”三步曲，蔣介石搞“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三重唱，毛澤東搞“馬克思加秦始皇”二重奏。
多災多難的中國是不會死的鳳凰，她總要浴火重生。第五次“思想解放”運動於國共黨領導人蔣介石先生和毛澤東先生死後在海峽兩岸幾乎同時展開。台灣進步巨大，成為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驕傲。大陸也不同凡響，很快就會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雖然還是開發中國家，但已對世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過，就像歷次“思想解放”都有隱憂一樣，大陸這次“思想解放”隱患也不少，例證就是，經濟迅速發展，貧富差距也愈拉愈大；世界影響與日俱增，社會問題也愈演愈烈。改革建設的成果，有毀於一旦之虞。成功的智慧摧毀成功的歷史劇目又一次擺在國人的面前。出路就在於突破已有的智慧對中國的認識，發展智慧，更進一步認識中國的問題和需要。比如，集中力量辦大事是現在中國的優勢，而世界發展卻是愈來愈依靠個人智慧的發揮，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比爾蓋茨的“微軟”，都是普通人的貢獻，與國家組織無關，卻改變了世界。現在的先進世界，每個人的智慧的發展和發揮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我們的社會，國家的強大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個人則微不足道，仍是齒輪和螺絲釘。
我們的所有問題，根子也許就在這裡。我們已經朝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向在努力，努力把工作做得讓人民滿意，跟只準人民服從相比，無疑是個巨大的進步。但是，如果只知恪守讓人民滿意的已有智慧，不知追求由人民滿意的新智慧，這樣的智慧其實毫無價值，因為讓人民滿意的極致是由人民同意，讓人民滿意的制度保證是由人民同意。如何突破讓人民滿意的已有智慧，如何掌握由人民同意的新智慧，既是本次“思想解放”的題中應有之義，又是本次“思想解放”成功的關鍵，考驗著中國人的智慧，決定著中國人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