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是史達林1929年12月27日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論述了蘇聯農業集體化理論。 史達林在演說中，主要批駁了阻礙農業集體化的右的觀點，但對當時也或多或少存在的“左”的傾向，沒有在理論上給予必要的批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
- 演說者：史達林
- 時間：1929年12月27日
- 內容：論述蘇聯農業集體化理論
內容簡介
史達林1929年12月27日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論述了蘇聯農業集體化理論。
1929年，蘇聯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全盤集體化的階段。但當時報刊上對農業集體化仍然散布一些錯誤觀點。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主義科學院召開了這個代表會議，史達林在會上作了演說，從理論上對各種錯誤觀點進行了批駁。
在演說中，史達林從理論上闡述了領導廣大農民實行集體化的必要性。當時,“平衡”論認為,社會主義成分和非社會主義成分可以和平地平衡發展；“自流”論認為，農村可以自流地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按照社會主義城市的面貌進行改造；“穩固”論認為，小農吃苦耐勞，為了保住自己的小塊土地甘願忍受任何困苦，在與農業中的大經濟競爭中具有穩固性。史達林批判了這些論點,他認為,根據K.馬克思再生產的原理，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能長期地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即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和最分散最落後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否則，會使整個國民經濟崩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農村和城市都是私有制經濟，因而農村可以自流地、自發地跟著資本主義城市走。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村的小農經濟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不可能自流地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因此必須在農村中培植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等社會主義大經濟，作為能帶領基本農民民眾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的社會主義基地，按照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村，才能帶領農村的小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所謂小農經濟的穩固性是小私有制的表現，它是以小農陷入愚昧和貧困為代價的，而在蘇聯，由於實行了土地國有化，消滅了小農穩固的經濟基礎，因而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道路，過文明的富裕生活。
在演說中，史達林還論述了其他有關問題，如十月革命給農民帶來了許多利益；實行全盤集體化以後，將加速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在集體農莊內部，由於人們在占有生產資料上是平等的，不存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因而它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全盤集體化必須消滅富農階級等。在演說的結論部分，史達林還闡明了農業集體化與新經濟政策的關係，他指出新經濟政策不只是退卻，它同時又是準備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舉行新的堅決的進攻，因而不能利用新經濟政策來阻撓實行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他說：“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史達林選集》下卷，第232頁）。
史達林在演說中，主要批駁了阻礙農業集體化的右的觀點，但對當時也或多或少存在的“左”的傾向，沒有在理論上給予必要的批評。
1929年，蘇聯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了全盤集體化的階段。但當時報刊上對農業集體化仍然散布一些錯誤觀點。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共產主義科學院召開了這個代表會議，史達林在會上作了演說，從理論上對各種錯誤觀點進行了批駁。
在演說中，史達林從理論上闡述了領導廣大農民實行集體化的必要性。當時,“平衡”論認為,社會主義成分和非社會主義成分可以和平地平衡發展；“自流”論認為，農村可以自流地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自發地按照社會主義城市的面貌進行改造；“穩固”論認為，小農吃苦耐勞，為了保住自己的小塊土地甘願忍受任何困苦，在與農業中的大經濟競爭中具有穩固性。史達林批判了這些論點,他認為,根據K.馬克思再生產的原理，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能長期地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即最巨大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和最分散最落後的農民小商品經濟基礎，否則，會使整個國民經濟崩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農村和城市都是私有制經濟，因而農村可以自流地、自發地跟著資本主義城市走。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村的小農經濟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不可能自流地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因此必須在農村中培植集體農莊、國營農場等社會主義大經濟，作為能帶領基本農民民眾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的社會主義基地，按照社會主義原則改造農村，才能帶領農村的小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所謂小農經濟的穩固性是小私有制的表現，它是以小農陷入愚昧和貧困為代價的，而在蘇聯，由於實行了土地國有化，消滅了小農穩固的經濟基礎，因而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引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道路，過文明的富裕生活。
在演說中，史達林還論述了其他有關問題，如十月革命給農民帶來了許多利益；實行全盤集體化以後，將加速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在集體農莊內部，由於人們在占有生產資料上是平等的，不存在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因而它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全盤集體化必須消滅富農階級等。在演說的結論部分，史達林還闡明了農業集體化與新經濟政策的關係，他指出新經濟政策不只是退卻，它同時又是準備向城鄉資本主義分子舉行新的堅決的進攻，因而不能利用新經濟政策來阻撓實行全盤集體化和消滅富農。他說：“我們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史達林選集》下卷，第232頁）。
史達林在演說中，主要批駁了阻礙農業集體化的右的觀點，但對當時也或多或少存在的“左”的傾向，沒有在理論上給予必要的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