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作品原文,作品注釋,作品簡析,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談皇帝(1)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個老僕婦，告訴過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對付皇帝的方法。她說——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龍位上，一不高興，就要殺人；
不容易對付的。所以吃的東西也不能隨便給他吃，倘是不容易辦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時辦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辦不到，他就生氣，殺人了。現在是一年到頭給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為難。但是倘說是波菜，他又要生氣的，因為這是便宜貨，所以大家對他就不稱為波菜，另外起一個名字，叫作‘紅嘴綠鸚哥’。”
在我的故鄉，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紅，正如鸚哥的嘴一樣。
這樣的連愚婦人看來，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並不，她以為要有的，而且應該聽憑他作威作福。至於用處，仿佛在靠他來鎮壓比自己更強梁的別人，所以隨便殺人，正是非備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須侍奉呢？可又覺得有些危險了，因此只好又將他練成傻子，終年耐心地專吃著“紅嘴綠鸚哥”。
其實利用了他的名位，“挾天子以令諸侯”(2)的，和我那老僕婦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過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聖君”來行道也就是這玩意，因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為要便於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
皇帝一自覺自己的無上威權，這就難辦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3)，他就胡鬧起來，還說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4)哩！於是聖人之徒也只好請他吃“紅嘴綠鸚哥”了，這就是所謂“天”。據說天子的行事，是都應該體帖天意，不能胡鬧的；而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們知道著。
這樣，就決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請教他們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鬧起來了。你對他說“天”么，他卻道，“我生不有命在天？！”(5)豈但不仰體上天之意而已，還逆天，背天，“射天”(6)，簡直將國家鬧完，使靠天吃飯的聖賢君子們，哭不得，也笑不得。
於是乎他們只好去著書立說，將他罵一通盛愚洪，豫計百年之後，即身歿之後，大行於時，自以為這就了不得。
但那些書上，至多就止記著“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作品注釋
(1)該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三月九日《國民新報副刊》。
(3)“普天之下，莫非皇土” 見《詩經·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溥，通普。
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5)“我生不有命在天？！” 語見《尚書·西北戡黎》：疊擔“王（商紂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6)“射天” 見《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作品簡析
魯迅在文章里議論的“愚君政策”，一直不曾為中國正統的歷史學家們提及。然而大量歷史事實都可以說明，這的確是中國古代普遍存在的現象。如今的人們很少不知道“指鹿為馬”的故事。中國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胡亥，就是被趙高愚弄，如同天下頭一章整棵鞏號的傻瓜。自漢武帝以後，歷代的皇帝們似乎都遵循這樣一則規律，即從開國之君以後的第三代往下，皇帝便由平庸走向昏庸、孱弱。這種結果顯然與他們船辣員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完全相悖。英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第三十五章的最後，寫下了一段完全不同於中國史學主流論點的文字：無論是西漢王朝還是農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犧牲品。這個新的社會階級是帝國的粘合劑，但也成為“中國的悲哀”。官員們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應該從他們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們在精神上已經成了法家，他們以法家的殘忍為之盡職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這時，這一新的特權階級已經使自己處於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災難中，它成為中華帝國社會中倖免於天譴的一個因素，而上天的懲罰則恰恰是這個統治階級自身招致而降臨於中國的。這是耐人尋味。
作者簡介
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5)“我生不有命在天？！” 語見《尚書·西北戡黎》：“王（商紂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6)“射天” 見《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作品簡析
魯迅在文章里議論的“愚君政策”，一直不曾為中國正統的歷史學家們提及。然而大量歷史事實都可以說明，這的確是中國古代普遍存在的現象。如今的人們很少不知道“指鹿為馬”的故事。中國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胡亥，就是被趙高愚弄，如同天下頭一號的傻瓜。自漢武帝以後，歷代的皇帝們似乎都遵循這樣一則規律，即從開國之君以後的第三代往下，皇帝便由平庸走向昏庸、孱弱。這種結果顯然與他們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完全相悖。英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第三十五章的最後，寫下了一段完全不同於中國史學主流論點的文字：無論是西漢王朝還是農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犧牲品。這個新的社會階級是帝國的粘合劑，但也成為“中國的悲哀”。官員們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應該從他們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們在精神上已經成了法家，他們以法家的殘忍為之盡職的是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這時，這一新的特權階級已經使自己處於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災難中，它成為中華帝國社會中倖免於天譴的一個因素，而上天的懲罰則恰恰是這個統治階級自身招致而降臨於中國的。這是耐人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