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杜森貝里(James Stemble Duesenberry,1918—2009)美國著名經濟學家。
基本介紹
生平簡介,主要著作,關於儲蓄,
生平簡介
青年時期就學於密執安大學和哈佛大學,曾先後獲得文學學士、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講師,從1948年開始在哈佛大學任教。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並於1972至1977年任哈佛大學經濟系主任。
主要著作
《收入、儲蓄和消費者行為理論》《經濟周期與經濟成長》《貨幣與信用:衝擊與控制》《美國經濟計量模型入門》(合著)《70年代的資本需要》(合著)《貨幣、銀行和經濟》(合著)等。
關於儲蓄
凱因斯認為存在著一種規則:儲蓄的增加是因為收入增加。他認為,真正導致儲蓄增加的,是一種心理學上的法則,是因此消費是固定的,因此收入增加必然會導向儲蓄的增加。但是這對人類學來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假設儲蓄是社會決定的,而不太可能因收入而改變,不同社會價值下,消費與儲蓄所占收入比例的詮釋也會大有不同,高儲蓄額可能會被說成節約或具有先見之明,但在另一個地方則被認為是一種痛苦。韋伯分析中強調的時代精神作為分析時的一個獨立解釋的力量,然而這是一個錯誤。因為精神如果不被人所信服與效忠,它就沒有力量。例如在宗教改革前的英法百年戰爭中,奢華貴族的行為並非為了來世的信仰,而是把他的過度消費投資到理性計算下的一種炫耀性的忠誠(conspicuous loyalty)。他是為了此世,而非來世。貴族並沒有一般平民商人那樣自由的選擇,他們必須不斷地對國王宣誓效忠,任何心有二致的貴族都會被沒收土地,而他們所受封的封建權力則是他們良心的代價。所有的貴族都會與其他的貴族競爭誰對教會比較慷慨。他們的後裔賣掉土地以實現他們的承諾。而買下他們土地的,卻都是當時的僧侶、修士團體所購買的。
社會環境的分類,對人的儲蓄行為具有極大的影響,而具適用與過去與現在。這個分類可以用來反駁自由主義宣稱的,當個人自由主義興起的,自由競爭就是人類社會的本質,但其實不是,而是每個個人更深深地陷入Grid式的分類,當個人試圖要脫離Grid控制時,他就是憑運氣,冒著恥辱的危險在找尋榮耀。個人主義的社會環境裡,創造出財富與權力的不平等,而非具有分配正義效果般的平等主義。以個人主義心理學為預設的經濟學具有兩個假設前提:
1、每個人的消費行為是彼此獨立的。
2、消費決策是因時間而可逆轉的。
但一位經濟學家Duesenberry則反對這種以凱因斯式的,以心理學為假設出發的觀點。他以社會文化因素取代心理學假設,認為在個人所屬母群體下,他的消費者位罝是相對的。所以,處在文化限制下的收入是會被完全消費的,只有收入超過文化的定義時,儲蓄行為才會發生。他以同收入的黑人和白人為例,發現黑人的儲蓄/收入比遠比同收入的白人為高。他認為這是因此美國黑人的文化並不需要太多文化上的義務,因此比照白人等許多文化限制下時(中產階級的消費觀、必需要渡假等),相對的黑人的儲蓄會較高。
Duesenberry的理論也有兩個問題:
1、他假定儲蓄是文化消費的剩餘。
但是這個假定也是依文化而有不同,如一個小故事中,妻子要求行為放浪的丈夫擔負起家庭費用的責任,他也照作了,但是她還是氣丈夫沒有愛心,那是因為她認為愛心是先存的範疇,而丈夫則認為愛心是心有餘力才應該去作的事(剩餘)。
2、他假定了競爭是決定消費行為的普遍法則。
和韋伯一樣,他也認為儲蓄是為了未來,而文化決定了消費額度占總收入的多寡時,消費是社會進行競爭的一種方式,而經過競爭,且多餘下來的收入才放到儲蓄里。他和韋伯一樣,分開了來世與此世,現在與未來。消費是為了當下的競爭,儲蓄則是為了未來的剩餘。但其實在人類學的許多研究中,許多文化都抑制競爭的。另一個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認為儲蓄無關道不德,而是理性,而不是文化壓力。Freidman認為,儲蓄是未來的提供,而不是剩餘。他認為,消費者的理性目標就是在均衡整個生涯,因此他假如他計算得當,他的存款將會提供他從退休到死亡,假如他低估了他的生命期待,那么他不是留下太多的遺產,就是貧困到死。
他以一整個生命期限作為分析基礎,認為資本應該區分為人類永恆的資本與非人資本。人類資本指的是將當下的財富折抵到未來投資的資本。黑人(或農家)的人類資本較低,未來的風險較大,因而會召致一種謹慎的態度來面對未的的期待,所以現下的消費與現下的儲蓄是與期待未來的收入相關,而與現下的收入無關。(這就是為什麼農家儲蓄比率比受薪家庭高的原因,因為農家的獲利是不確定的,因此他必須把消費與儲蓄的考量放長到整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