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文化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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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與文化心靈》作者華東師範大學胡曉明教授，本書是一本論文選集，第一編考察了先秦時代的詩學，探索了中國詩的文化心靈早期孕育過程；第二編，涉及六朝與唐宋的一些詩學問題；第三編主要研究同光體及其嗣響，第四編則是關於“文化詩學”的通論。

在中國詩學的論域，除了出版過幾本專著之外，這是我的第一個選集[1]。時間跨度有二十年之長，旨趣卻無大的變化，其中關注的重心依然是：詩與思想的相通。我一直認為，中國詩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最高表現，是中國人文精神至美之花。我這個觀點與一些朋友同事不大一樣，他們更多地從文藝學、或史料文獻的角度，來研究中國詩。從文藝學與文獻學的方面，進入中國詩的研究，確是十分基本重要的工作，我絕不反對。我只是更要補充一個觀照的維度，即中國文化心靈的維度。我相信，中國詩無論有多少複雜的變化，無論有多少歷史的形態，其背後總有一種強大而又無形的力量，我稱之為“中國文化心靈”。在第一章里，考察了先秦時代的詩學，其實也是探索了中國詩的文化心靈早期醞育過程。尤其是如何經由宗教心靈而人文心靈的創造，又如何回應禮樂崩壞的危機。在第二章里，涉及六朝與唐宋一些詩學問題，看似片斷零碎，其實也是著眼於唐宋詩型的文化意味，著眼於一個較大的文化詩學邏輯：唐宋詩學之轉，是如何由一種浪漫高華的詩學，中間經過中晚唐文化危機的激盪，終歸於人文心靈的重建。在第三章里，主要研究了同光體及其嗣響。時代社會發展的耀眼光芒，會將人文歷史的其他努力遮蔽起來。詩的文藝性的發展，就會滑向熟與俗。藥俗祛熟，就是詩的人文性。同光體的避俗、避熟，其宗旨是求古雅、求清新、求沉厚，背後是一個悠久古老的文明與文化的尊嚴。而“以文字為詩”其實才是中國詩的大關鍵，“以文字為詩”的傳統並沒有復活，導致中國現代詩文學中沒有中國文字，整個躺在紙上。還有一個問題是情感、思想與詩的關係。宋詩派無疑更重思與詩。陳寅恪先生有一句話已經講得很好：“苟無靈活自由之思想，……即有真實情感，亦墮世俗之見矣。……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論再生緣》）。陳寅恪在另一處亦講：“士之讀書治學，蓋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只有情而無思想，必成俗情，必有桎梏。以上三章的內容，涉及三個大的時代，秦漢之交、唐宋之交、清民（國）之交。都有一個相似的背景，即國族文化最感性的心靈，如何回應時代的危機。詩與思想的關聯，由此而成一個學理的系統。然而作者學思歷程與時代的痛癢相關，也由此而顯露。二十世紀一件大事，正是中國詩（中國文化、中國士的象徵）由摧殘而毀滅、而漸漸復甦的時代，有多少雲天蒼涼、多少驚心動魄。第三章所以多論及陳寅恪的詩學，其背景正此一象徵意義。詩學研讀，於此獲取真切的存在感受；而時代的人間情懷，又獲取了歷史人文的骨力與詩性心靈的浸潤。這樣來自歷史深處，又回返自身存在的意識，就是我在本書中多次強調的“文化意識”。“文化意識”，即中國詩性在危機時代所表現出來的文化主體意識。文化心靈的崇高與優美、掙扎與再生，都是題中之義。在最後一章里，還涉及到一些通論。有學生問，這裡的工作其實非常具有“文化詩學”的意義，為什麼我不用“文化詩學”這樣的題目？我了解“文化詩學”是中國當代文藝學一個重要的創意，是關於與歷史文化觀相結合的一種文學理論的新論說。這種文藝學的特點是：關心對於文學、歷史和文化的整體的、綜合的觀照，這種觀照又有著相當濃厚的詩性色彩；同時，又不同於傳統所謂歷史的與美學的批評，而是更富於個人意味的一種文論。對此我樂觀其成。這樣一種能夠通杭於文學與思想之間的理論之筏，我也願以自己的特色加盟。但是我發現他們還是有一個問題，即中國文化意識的基本缺席。[2]我以為，文化詩學主要回應的時代課題是：第一，文論的闡釋力，如何與史論和哲學一樣大，而又不失其文論的特性。第二，文論的資源，如何充分利用中國文化？如何重建文論的中國性？本書所涉及的內容，正是透過中國詩與中國文化的精神的闡釋，來張揚一種具有時代精神的中國文論。力圖通過詩與文化意識的互動式觀照，得到一種新的美學圖景。本集中有多篇文章涉及這個問題，也就是說，我不滿足於僅僅做一個考訂者與敘述者，而喜作發揮。能否成立，尚有待於學界同行的檢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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