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密碼：中國人的野性與瘋狂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詩經密碼:中國人的野性與瘋狂》編輯推薦：
1、一部對《詩經》全新視角的解讀，呈現被遮蔽的真實歷史場景，看中國人的野性與瘋狂。
2、從先民開始，了解中國人的自由基因：抗暴、逍遙、性自由、朝野同樂……
3、內附作者精美書法書籤。

作者簡介

劉蟾，80後。生在陝西，客居北京。
頗好小楷，沒事寫字逗自己樂；最善《流水》，經常彈琴給朋友聽。耽迷易學、佛老、古史、詩詞，四處尋訪高明，以探究竟。
平生最貴“求真”一詞，最尚獨立之風。

圖書目錄

第一章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頌》/001
商朝的古老傳說/002
第二章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雅》/017
岐山下的來客/019
現實版的“封神演義”/028
西周王朝的興衰/040
第三章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王風》/055
東周是怎樣誕生的/056
黃泉見母/066
天子和諸侯的戰爭/081
第四章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齊風》/091
齊襄公的戀妹情結/093
一匡天下齊桓公/106
第五章耿耿不寐，如有隱憂：《邶風》《衛風》《鄘風》/121
中國第一位女詩人：莊姜/123
州吁之亂/132
淫母通媳的衛宣公/146
淫母成風：那個荒唐的時代/164
衛國重生記/171
第六章山有扶蘇，隰有荷華：《鄭風》/185
理想主義的代價/187
不著調的鄭文公/204
第七章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唐風》/211
六十七年“成大事”/213
齒牙為禍/224
第八章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秦風：》/241
艱難的崛起/243
西戎霸主秦穆公/252
無奈的秦康公/267
第九章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曹風》/277
窺入洗澡的國君/278
第十章胡為乎株林：《陳風》/287
史上最強悍的君臣同樂/289
史上最克夫的美女/297
後記從“詩言志”說開去/305
本書大事年表/317

後記

後記
從“詩言志”說開去

一、詩論的綱領

《尚書·堯典》中有一段話：“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一般來說，這段話被翻譯為：詩歌是用來抒發志向情感的，是吟詠唱誦的語言，聲調長短高低是根據吟誦需要，而律則是為了符合聲音的要求制定的。
這段文字，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詩歌文學理論。比如朱自清先生就認為這是中國歷代詩論的“開山的綱領”（《詩言志辨序》），對後來的文學理論有著長久的影響。
由於這段話第一次提出了“詩歌是表達詩人思想情感的”這一觀點，所以“詩言志”就成為後人理解詩歌的鑰匙，經常被拿來引用。似乎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詩歌就是表達志向、志趣、懷抱的文學載體。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注意到一個小細節。在《尚書·堯典》這段話中，詩和歌是分開說的——“詩言志，歌永言”，但是我們在習慣上，卻統稱為“詩歌”。注意到這個細節，那么不禁要提出疑問：詩和歌有沒有區別？“詩言志”又到底說的什麼？
細究這句翻譯的問題，對我們理解《詩經》有莫大的幫助。畢竟，我們都認為《詩經》是中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是中國詩歌的源頭。
所以，暫時拋開儒家用《詩經》表達說教的功能不談，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對“歌”“詩”和“志”，以及相關問題進行一個簡單的辨析。

二、歌

關於“詩”和“歌”的關係，早在五四時期，就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有了深入研究，聞一多先生是這方面的大家。他對詩、歌起源問題做了詳細透徹的分析解釋，他有一篇文章，叫作《歌與詩》，在那篇文章中，他詳細解釋了“歌”和“詩”的區別，有理有據，分析極為透徹。
由於“歌”的問題不是本書主要的討論對象，故不做過多分析，僅將聞一多先生的觀點介紹於此。
聞一多先生認為，人類因情感激盪而發出的聲音，如“啊”“噢”“嗚呼”等一類聲音，就是音樂的起源，也是語言的起源。介乎音樂和語言之間的“啊”，就是歌的起源。
由於寫法不同，這類拖有腔調的字，也會寫作“兮”“我”“猗”等字。
比如《詩經·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比如塗山氏的“候人兮猗”等。這兩個例子中的“兮”和“猗”都是語氣助詞，都是拖腔，類似“啊”之類。
所以，嚴格來說，“只有帶這類感嘆虛詞的句子，及由同樣句子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質”（聞一多語）。
再後來發展時期，由於情感表達的需要，一句“歌”中，有具體含義的實詞越來越多，這類虛詞逐漸處於次要的位置，有的時候甚至省略。但是，虛詞以及虛詞的特徵依舊存在，無論省略還是寫出來，虛詞總是處在音節口，成為“詠嘆”的節奏。
所以，在上古時期，帶有詠嘆性質的“歌”，才是用來抒發情感和表達志向的。

三、“詩”和“志”

關於“詩”和“志”的關係，是本書非常重要的內容，故而詳細說明。
仔細對“詩”字加以追本溯源地探索和分析，我們有可能會顛覆傳統對“詩”的認識。
從字義看，至少在漢代，學者們常常訓“詩”為“志”。
“詩之言志也。”（《洪範·五行傳》鄭玄注）
“詩志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楚辭·悲迴風》王逸注，《說文》）
《說文》三上《言部》云：“詩，志也。從言，寺聲。”
“詩”，古文作“”，楊樹達先生在《釋詩》一文里說道：“志字從心，‘’聲，寺字亦從‘’聲。‘’、‘志’、‘寺’古音蓋無二，其以‘’為‘志’，或以‘寺’為‘志’，音假借耳。”
朱自清補充道：“又據《左傳·昭公十六年》韓宣子‘賦不出《鄭志》’的話，說‘鄭志’即‘鄭詩’，因而以為古‘詩’、‘志’二字通用，故許慎徑以‘志’釋‘詩’。”
聞一多先生在《歌與詩》一文中，進一步明確考證為“我們可以證明‘詩’與‘志’原來是一個字”。
從這幾位先生的論述和觀點來看，“詩”字最早就是“志”字，其本義，就是記錄的意思。我們是不是可以認為，最早的“詩”，其實就是記錄歷史的文字，承載著記錄的功能呢？
記錄先民的智慧和事跡，是任何民族文明肇興都必不可少的事，只是早在文字出現之前，傳播方式與後代不同罷了。那時候記錄歷史和傳承歷史的方式，就是簡單的口耳相傳。這種傳承的方式，決定了其內容形式必然要便於記誦、朗朗上口，於是句式相對整齊劃一又自然押韻的記錄方式誕生了——這種歷史記錄載體，就是先民們所謂的“詩”了。
這個倒也不難理解。
世界其他文明也類似。早期歷史文化的傳承，也都是口耳相傳，以韻文詩的形式來記錄傳播本民族文明。比如希臘的《荷馬史詩》、印度的《摩呵婆羅多》《羅摩衍那》、藏族的《格薩爾王傳》，都是一個民族文明肇興、文字媒介不夠發達的時候，記錄歷史、傳承文明的史詩作品。
為了記誦、傳唱、傳播方便，“詩”不僅要句式整齊、文字押韻，最好還能配有一定的音樂和表演，所以“詩”的傳唱也和音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肩負傳承這些史詩責任的最佳人選就是聽覺敏銳、能夠專心記誦的人——盲人在這一方面特別有優勢。
盲人視力不好，聽覺就比一般人敏銳，且相對較少有外界的干擾，記憶力就比較發達。同時，傳誦歷史並說唱，也成為他們生存的手段。所以西方的游唱詩人、西藏的游唱詩人，乃至中國古代的“師官”（先秦掌管音樂的官職），大多是盲人。比如荷馬就是盲人，師襄、師曠等都是盲人。
至今，在一些偏遠地區，這種文明傳承的方式仍在繼續。前幾年在陝北地區，還見到有盲人樂團，他們六七人成為一組，由一位略有視力的“半盲人”來領路，依次魚貫而行。他們背著胡琴和簡單的樂器，遊走於各個村落，唱誦古老的故事和歷史。屆時，村民們會匯聚在一起，聽這些人講唱“古今”。
由於盲人們傳誦史料、故事，懂得諸多先民經驗，從而會獲得一般人所不及的智慧，所以他們常常會以“智者”的身份出現在歷史著錄之中。這也是先秦官僚體制中“師官”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在先秦典籍中我們總能看到盲人樂官出現在朝堂之上，參與重大決策的原因。
比如師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師曠是天生的盲人，自然而然成為傳承史詩的“說唱詩人”。他後來擔任晉國的太師，精通詩樂，博聞強識，幾乎參與了晉國內政、外交、軍事所有事務。晉悼公、晉平公常常請教師曠治國之道，師曠還提出了著名的“天下五墨墨”，以及他“論人君之道”，無一不飽含深刻的政治智慧，所以韓垧說師曠是 “跡雖隱於樂官，而實參國議”。
師曠的地位和政治影響，其實是那時候“師官”的普遍狀態。
由於這類記錄性質的“詩”是通過傳唱來傳播的，必不可免和音樂有密切的關係，提及“詩”就等於提及了音樂，所以音樂也就成為教化百姓的重要手段——其本質，就是通過唱誦的歷史故事、先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來教育百姓。
這有點類似我們小時候聽到的民間歌謠和鄉土童謠，唱起來有著簡單的曲調，內容則總有一些歷史故事，也伴隨著一些道德說教和價值規勸，從而影響和教育下一代。在傳媒信息不夠發達的時代和地區，這種方式一直很有效果，維繫著智慧的傳承。
我們知道書寫工具會帶來信息革命。造紙術傳到歐洲，直接影響了歐洲啟蒙運動。文明，絕對會因為技術的革新而產生新的表現形式。早在數千年前的先民，同樣受這個規律的制約。
從文化角度而言，竹簡絲帛作為便捷的書寫載體，隨著文字發展的成熟，一同宣告了甲骨青銅時代的結束。竹簡絲帛的便利性，使得大段的文字記錄成為可能。這時候，原本用於記錄歷史的“韻文詩”逐漸暴露了其局限性。韻文便於傳誦和記憶，但是整齊的形式、韻腳的限制，都和日常口語有非常大的距離，這樣就很明顯制約了記錄的隨意性。於是，散文記錄起而代之，韻文則逐步退守，除了既有的內容之外，更多和音樂進一步融合，多為抒情抒懷所用。
所以，從春秋往後，我們就較少見到“師官”或者樂官成為政治集團核心，參與重大決策的記載了。因為這時候，文字的成熟、書寫材料的便捷、散文記錄的盛行在客觀上催生了記錄君王言行、國家大事的專職人員，“師官”、樂官等原來所具有的傳承歷史、掌握知識而成為智者的特權，已經蕩然無存。
《漢書·藝文志》在描述古代史學情形的時候說：“（黃帝之時）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當然是班固的美好想像。但是通過這句話我們可以思考一下，假如文字不發達，人們記錄一件事情、記錄一句話還得在甲骨、青銅上刻鑄的話，這種專門從事史料記錄的行為，是不可能出現的。
由韻文記錄歷史，逐漸發展為散文記錄歷史，伴隨著的，是書寫材料的普及和發展。這也能解釋為什麼《詩經》所錄的，大多都是春秋以前的作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更早的時候缺乏成熟的文字和便攜的書寫媒質。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詩”和“志”最初為一個字，含義都為“記錄”。最早的歷史記載由“詩”（說唱韻文）來承擔，後來文字成熟，書寫載體發生變化，記錄歷史的重任落在散文上，於是，“詩”和“志”從此分離。“志”字強調散文記錄，而“詩”字則強調韻文記錄。

四、“志”字的語義、字形流變

但是顯然，從文獻來看，“志”還有別的含義，比如志向、懷抱等，這也是阻礙我們理解“詩言志”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們先來分析一下“志”字的具體含義。
文字的產生、發展、成熟是個不斷變化的過程。在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文字中，很多字的字形並不規範，一個字甚至有多種寫法。
一個字的多種寫法，給人們的交流帶來極大不便，於是，文字的書寫逐漸得到規範定型。然而，隨著人們生活空間的擴大，有許多新的內容要用文字表達，原來的文字就顯得不夠用了。
這時，就必須造一些新的漢字來使用。但是由於方塊字的表意特點，人們一旦熟悉某些字形，就很難接受一個全新的文字。所以憑空造字這個方法，在大眾中並不好使。不過問題還得解決，於是，假借字、通假字、古今字就產生了。
鄭權中先生遺作《通借字萃編》提到古今字的由來：

古今字以省形通借字為最多。因為上古字少，一字通常借為數字，後人為便利辨識計，就增加形旁以示區別。

所謂古今字，簡單點說，就是指在歷史上，某個字具有多種義項，在詞義發展系統中，其中的某個義項逐漸獨立出來，成為另一個字。開始的那個字是“古字”，後來的這個字就是“今字”。
比如“泥”和“埿”就是一對古今字。最早只有一個“泥”字，既表示河流的名字，又表示泥土的含義。後來以區別計，遂給“泥”字加“土”旁，就造了一個“埿”字。那么“泥土”這個含義，人們就習慣用“埿”來表示了。“泥”就是古字，“埿”就是今字。
再比如“氣”和“氣”也是一對古今字。“氣”字出現較早，表示自然的雲氣。後來人們為了區別“人呼吸的氣”和“自然之氣”，遂給“氣”字加了個“米”字。所以和人民生存狀態相關的，人們就習慣用“氣”來表示。那么，“氣”是古字，“氣”就是今字（現代簡化後又統一用“氣”）。
“志”“志”二字的關係，就屬於典型的古今字。
“志”字出現得較早，有懷抱、志向和記錄兩個含義。後來人們就給“志”字加了一個“言”字旁，造了一個“志”，專門來表示記錄的含義，而“志”，就更多表示“情懷志向”了。所以後人看到“志”，更多想到的，是情懷志向這個含義，而逐漸淡忘了它記錄的本義。
那么，“志”就是古字，兼有記錄、志向的含義；“志”為今字，主要表示記錄。
“志”字大約是在秦漢以後才出現的，“志”字出現後，得到人們的認可。當大家要表示“記錄”這個含義的時候，一般都用“志”。
《周禮·春官·保章氏》有“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
《文中子·述史》篇云：“制志詔冊，則幾乎典誥矣。”
《正字通》：“凡史傳記事之文曰志。”
再比如《三國志》《東周列國志》等——這裡的“志”，就都特指記載、記錄的含義。
“志”“志”這兩個字的關係，這下比較清晰了。
但是，漢字簡化之後，“志”“志”又統一為“志”。

五、四個前提

好了，通過上面大篇文字的論述講解，我們現在可以得出以下幾個結論，這是我們理解“詩言志”以及《詩經》的前提。
1.“詩”“歌”的本義不同。“詩”是用來記錄的，而“歌”是用來抒發情感的。
2.“詩”“志”本為一個字。含義相同，都是記錄，“詩”為韻文記錄，“志”為散文記錄。
3.“志”字出現得很早，最早含義為記錄和情懷志向，一身兼二義；後來又出現“志”字，特指記錄。
4.漢字簡化，“志”“志”又合為一個字——“志”。
有了這四個前提，我們再回頭看看《尚書》中說的“詩言志，歌永言”，就可能會有新的認識了。

六、怎樣理解“詩言志”

由於“志”字同時有情懷和記錄兩個含義，所以我們並不能簡單地認為《尚書》所提到的“詩言志”，意思就是“詩是表達志向情感的”，而要意識到，這句話恐怕還有另一層含義——“詩是用來記錄的”。
既然如此，那么作為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其主旨到底是什麼呢？恐怕也不能簡單說是“文學源泉”了，恐怕也得多一層思考了。
《詩經》被集結成書的時間很早，至少在春秋就有了，並且自從集結成冊之後，就成為傳承知識的重要教材，被廣泛使用。甚至到春秋時代發展為外交辭令必備的語言，並不僅僅是儒家的典籍。這在《左傳》和諸子文章中，都能得到明顯的證明。
不過那個時候，人們更多稱之為《詩三百》，或者直接稱呼為《詩》，還有和《尚書》一起稱呼為《詩書》的。《詩經》這一名稱的確定，是在漢代尊儒以後形成的。
由於《詩經》的重要地位，所以自其誕生日起，就不乏對其主旨的評價和分析。而先秦典籍的這些說法，又對後代的理解產生了深遠影響。
《莊子·天下》篇說：“《詩》以道志。”
《荀子·儒效》篇云：“《詩》言是其志也。”
這些說法，都把“詩”和“志”聯繫在一起。
前文說過，“志”在早期有情感、記錄兩個含義，所以這些說法起碼給我們傳達了兩層含義：其一，《詩經》是抒發情感、志向的作品；其二，《詩經》是記錄歷史的作品。
顯然，從古至今，更多的人選用了第一種理解，司馬遷就是代表之一。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一文中就說道：
“（《詩經》）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中也說到，中國文學傳統上存在“詩言志”的“言志派”，他所認為的“言志”就是抒發情感的意思。
朱自清也明確說，詩言志，表現的是“懷抱”，他也把“志”字解釋為情感懷抱。
這個基本是主流觀點，當然，也是我們教科書從小就教給我們的觀點。以此來理解《詩經》，《詩經》自然就是諷詠之作了（尤其《國風》部分）。
但是，我們絕不能忽略“詩”和“志”的本來含義——記錄，我們又豈能輕易否定《詩經》的記錄功能呢？
當然，從古至今也有大量的學者沒有忘記這個含義，孟子就說過：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在孟子這裡，是把《詩經》當作《春秋》之前的史書看的。
蒙文通在《周代學術發展略論》則提到：
“《詩經》包含了一些歷史內容，有的篇章甚至可稱之為史詩，可當作史料使用，事實也是重要的史料。”
持類似觀點的還有不少學者。
但是在歷史上，不僅認為《詩經》有記錄功用，而且詳細考究，還找出了《詩經》每一篇章所描述的具體歷史事件，並一一對應寫在每一篇目前面的，則是一篇著名的文獻——《毛詩序》。
這裡，不得不稍微穿插介紹一點和《毛詩序》相關的歷史背景。
秦滅六國，焚書坑儒，再加上項羽一把大火，幾乎把天下的學術根子給斷了。漢代重新恢復文化，尊崇儒學，並把有學問的老先生們都供起來，以官方的名義傳授學術。好在秦朝時間短，很多學者生在戰國末年，還有機會活到漢代，碰到“好時候”。於是老先生們就把他們小時候背下來的儒家典籍背誦出來，並由弟子謄寫出來——用的文字，是漢朝通用的隸書。這一批典籍，就叫今文經。
同時，漢天子也以高官厚祿為賞，鼓勵民間把倖存的書籍獻上來，於是有些“倖存”的書籍就被獻了上來。有利可圖，就必然會有人造假，獻上來的幾部儒家典籍就真假莫辨。這些典籍都是用戰國時期六國的古老篆書文字寫成的，所以，這批典籍就叫作古文經。
但是，記憶總有偏差，總會不自覺地加點自己喜歡的，忘掉點自己不喜歡的，所以今文經就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不能令人信服；古文經則千奇百怪，荒誕乖張，更讓人不易相信這就是戰國時期的典籍。
所以，古文經和今文經內容不同，主旨不同，並互相攻擊，互相指責為“偽經”而辯論不休，這就是著名的“今古文之爭”。
經後代學者考證，最初呢，今文經大體上是對的，古文經大體上是偽造的。但是到了後期，就很難一語說清了。
為什麼要說“大體上”？因為雙方在長年的鬥爭中，各自都造假，各自也都有一定的根據和道理，並且互相學習、互相打擊。再加上時間一久，有些今文經里混雜了古文篇目，有些古文經里混雜了今文內容，這幾部經典就變得亂七八糟撲朔迷離。可以說，考證今古文經內容的真假，是一件要人命的麻煩事。
好了，今古文經的問題先說到這裡，現在轉回來，說一下和本書有關的《詩經》的學術傳承。
漢代研究宣講《詩經》的，最初有三個流派，稱為“三家詩”，分別為“魯詩（申培公傳）”“韓詩（韓嬰傳）”和“齊詩（轅固生傳）”，這三家詩都是今文詩學派。但是這三家有個很明顯的缺憾，就是穿鑿附會、說教太多，還捏造很多故事，斷章取義，以闡述政治主張，比如現在還可以見到的《韓詩外傳》就是典型，裡面的內容，有些讀來簡直可笑。
隨後異軍突起的是“毛詩”。“毛詩”雖然是古文詩學的，但是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毛詩”到了唐代甚至成為官方欽定文本，此後就流傳天下，受到後世推崇。今天我們看到的《詩經》的版本，就是依據“毛詩”而編訂的。
據《漢書·藝文志》、東漢鄭玄《詩譜》等記錄，“毛詩”是由戰國末年的河間毛亨所傳，毛亨再把學問傳給自己的侄子毛萇，叔侄倆並稱大毛小毛。“毛詩”和其他三家詩最為顯著的不同特點，是訓詁簡明，以史證經，沒有那么多迷信內容。
“毛詩”最初只在民間授受，到了東漢年間，才被立為官學，從此弘揚起來。而最初的三家詩，則逐漸沒落，甚至最後都失傳了。所以就《詩經》學術範圍而言，“毛詩”雖然是古文經，但是比今文經更有價值，對後世影響也更大。
介紹完這些背景，現在來看《毛詩序》。
《毛詩序》，指的就是“毛詩”的序言。
這個序言分兩部分，一個叫作《詩大序》，等於統領全部《詩經》的總序。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的“詩經六藝”——風雅頌賦比興，就是由《詩大序》提出來的。
《詩小序》則是在每一個詩篇前面的類似於題解的序言。《詩小序》闡述了該篇詩作的作者、主題、寫作背景，甚至考訂了該文寫的是具體哪一個歷史事件，頗有“史證”的味道。
比如：
《式微》，題解為：“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新台》，題解為：“刺衛宣公也。納之妻，做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這樣具體對應到某一歷史事件的例子，在《詩小序》中非常多。因此，單就從“詩是韻文記錄”這一古老含義而言，《詩小序》做了重要的考證，為我們再現了這一古老傳統。
但是，我們也清楚知道，《毛詩序》也有非常明顯的問題，那就是很多考證太過於牽強附會，甚至捕風捉影，基本沒什麼根據。
比如《關雎》，題解為：“后妃之德也。”
《螽斯》題解為：“后妃子孫眾多也。”
《芄蘭》題解為：“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像這樣充滿附會和教化的說辭，在《毛詩序》中隨處可見。然而《毛詩序》畢竟是集權時代儒學體系下的產物，其時代的烙印是無法去除的。這個，是需要我們理解一下古人的。

七、不曾忘卻的“記錄”

那么，分析了這么多，《詩經》的主旨到底是抒發情感志向呢，還是記錄歷史事件？
還記得前面說過的“詩”和“歌”的不同嗎？
“詩”是記錄的，“歌”是用來抒發情感的。而《詩經》既收錄了“詩”，也收錄了“歌”，所以《詩經》中的篇目，有的就是記錄歷史的作品，有的則是抒發情感的唱詞。《詩經》的主旨，並不是單純、唯一的。
同時，我們還需要理解古人，理解文明肇始時期的特徵——認識相對粗淺，邏輯也不發達，條理不夠明晰，目的不夠明確，缺乏精準分工，所以一個事物往往承載著諸多功能。
這個混合模糊的特點，在同時代很多藝術門類中都可得到印證。比如那時候的音樂，不但有表達情感的作用，也承載著教化功能；那時候的甲骨文、鐘鼎文，不但有實用功能，也明顯留有自然審美的印跡，這個和我們今天為藝術而藝術、為詩歌而詩歌、為文學而文學、為書法而書法的現代理念並不相同。
可能更接近真實的是，《詩經》的作者們，在記錄某個歷史事件時，就順帶嘲諷、抒情一番，或者嘲諷、抒情時不自覺就用了某個歷史事件，也有可能就是單純的讚美之詞，這些都是有可能的。而歷代《詩經》的編纂者們，再將這些目的不同的作品編纂在一起，就形成今天看到的旨趣多樣的《詩經》。
所以，《詩經》中的作品所表達的，不僅有憤懣的情感，也有讚美的言辭；不僅有風俗民情的反映，也有歷史事件的記錄；不僅是文學作品集，也承擔著史書的功能。用這樣的觀點來認識《詩經》，或許更加客觀。
本書則以《毛詩序》為基礎，對其內容加以揚棄，將《詩經》中和歷史事實相對應的詩作找出來，通過這些詩作回顧那些歷史，展現一個與以往不太一樣的《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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