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碑

詩碑

指刻有詩作的石碑,包括在金石、石碑、山石等材料上刻有詩文的物質材料。在石崖、石碑上刻詩,材料來源於大自然,較之金刻工藝要簡便。石崖的位置、石碑的石料,都易於選擇,自由度較大。石刻不受空間、地域限制,可供更多的人觀賞、品評,具有較大的傳播範圍與傳播價值。石刻還可組成龐大的石刻群,形成壯觀的“碑林”,是許多遊覽勝地採用的傳統民族文化形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詩碑
  • 外文名:poem tablet
  • 拼音:shī bēi
  • 注音:ㄕㄧ ㄅㄟ
釋義,舉例,

釋義

金石銘刻出現於甲骨文之後,是中國人對“永久記憶”的一種審美追求,在文化傳播方面,他具有其它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如果說在山崖石壁上書寫詩歌還是一種隨興而來的不自覺的藝術追求,那么,在山岩壁崖上銘刻詩歌或選擇石料製造詩碑或通過金刻工藝等,就是一種自覺的傳播行為了,是詩人或刻詩者希望詩歌傳之永遠的心理寫照。
在石崖、石碑上刻詩,材料來源於大自然,較之金刻工藝要簡便。石崖的位置、石碑的石料,都易於選擇,自由度較大。石刻不受空間、地域限制,可供更多的人觀賞、品評,具有較大的傳播範圍與傳播價值。石刻還可組成龐大的石刻群,形成壯觀的“碑林”,是許多遊覽勝地採用的傳統民族文化形式。對唐詩而言,石刻是一種具有長久傳播功能的傳播材料。不少人認識到石刻詩歌傳播久遠的價值,並利用石刻傳播詩歌,石刻因之成為唐詩傳播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
柳宗元《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於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於虢之閿鄉,窆墨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志。……於是刪其書為文,置於郵中,俾移於石上。[1]“移於石上即是刻石題寫的保存傳播形態,而對這種形態的期待(“俾”),說明唐人對金石銘刻的傳播價值確實比較看重。

舉例

唐人金石銘刻
可以舉幾例說明唐人借金石銘刻傳播詩歌的情況。
唐元(玄)宗《答李适之手詔》云:“卿文勒石,誠為可重,故令兒子題額及陰,何所發揮?而勞致謝。球場宴樂,鹹睦深慈。豈伊斐然,少能申寫。卿為宗子,欲名教有歸,記之史冊,亦隨卿意。”[2]可見李适之文勒石流傳。
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云:“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風流散金石,追琢山嶽銳。”[3]說明李邕之詩文多刻於金石而流傳。
胡宗愈《成都草堂詩碑序》中談及杜詩時說:“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4] 指的是杜甫遊歷過程中詩歌被刻於金石的情況,可見杜詩亦借金石銘刻傳播。附帶說明一下,胡宗愈是北宋時人,與王安石、蘇軾同時,他的話應該比較可信。
劉長卿《至德三年春正月時謬蒙差攝海鹽令聞王師收二京因書事寄上浙西節度李侍郎中丞行營五十韻》中有“金石懸詞律,煙雲動筆精。”[5]可見金石用於銘刻詩詞之功用。
顏真卿《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群子游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荑含素萼,采折自逋客。忽枉岩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覿。”[6]這首詩寫的是金石因詩歌而增香,是對金石傳詩的高度評價。
以上例證都說明,唐人已把金石銘刻作為詩歌傳播的一種方式,反映了唐人之詩刻石而傳的情況。宋時能夠見到的唐代詩碑還很多,如歐陽修《集古錄》收唐詩唐時金石刻共12種;趙明程《金石錄》收唐詩唐時金石刻共66種;王象之《輿地碑記》收唐詩唐時金石刻近40種。下面簡單列舉以上三書中的幾種詩碑及其勒石年代、地點,以說明唐代用詩碑傳播詩歌的情況[7]。
歐陽修《集古錄》
《流杯亭侍宴詩》,武后久視元年[700]幸臨汝溫泉留宴,群臣應制詩碑。開元十年[722]碑廢,貞元[785-805]中復立;
韓覃《幽林思》,武后時詩,韓覃撰,碑在嵩山;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手書,歲月闋,碑在北邙山上;
崇徽公主(僕固懷恩女)《手痕詩》,李山甫撰,碑在陰地關。等12種。
趙明程《金石錄》
《流杯亭侍宴詩》,李嶠撰序,殷仲容正書,久視元年[700]九月勒石;
《棲岩寺詩》,唐高宗、武則天撰,韓懷信正書,長安二年[702]勒石;
《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八分書,開元十一年[723];
《明皇行次成皋詩》,史敘行書,開元十三[725]年十月。等66種。
王象之《輿地碑記》
袁高《茶山詩》,高為之詩,於岫序,碑在宋時安吉州墨妙亭;
《善權寺詩靈岩瀑布記》,元和十三[818]年李飛刻,碑在常州;
崔詞《謁禹廟詩》,宋之問等詩附後,碑在紹興,元和十一年[816]刻石;元威明《陽明洞天詩》,在紹興,太和三年[829]立石龍瑞宮;
白居易《陽明洞天詩》,在紹興,太和三年[829]立。等近40種。
胡震亨對這些碑刻資料的判斷是:“歐陽、趙、王三錄所載唐人詩篇,並得自石本,真概不疑。”[8]那么,這些在唐代就立有詩碑的詩作,其所經過並閱讀的人都是這些詩歌的接受者,並可能進行下一步的傳播。
這種傳播方式,在信息保存上具有相對的長久性,並成為後人收集、編纂詩集和校勘詩歌的重要依據,現存《全唐文》許多資料來源於金石銘刻,《全唐詩》中的一些詩歌和後人整理補遺的一些詩歌,也多來自於金石銘刻。
[1] 董誥.全唐文·卷五九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5962.
[2] 董誥.全唐文·卷三十一,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P347.
[3] 仇兆鰲.杜詩詳註·卷十六,中華書局1979年,P1394.
[4] 仇兆鰲.杜詩詳註·附編,中華書局1979年,P2243.
[5] 彭定求.全唐詩·卷一五〇,中華書局1960年P1555.
[6] 彭定求.全唐詩·卷一五二,中華書局1960年P1583.
[7] 資料采自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45-350.
[8]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51.
(採錄自吳淑玲《詩板、詩筒、詩碑和詩屏》,《文史知識》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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