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薪秀

模仿新聞發言人、扮卡通人物、跳騎馬舞……臨近年關，一些農民工為拿到辛苦一年的工錢，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瞠目的“討薪秀”。與文藝舞台上盛行的種種表演“秀”不同，農民工“討薪秀”不是追逐時尚，而是維權的艱難和無奈，是底層勞動者的辛酸。

艱難和無奈

拋棄正常途徑，以“街頭秀”的方式討薪，足見農民工維權之難。“追回1000元得辦9種證”，遞交投訴書“20多次的”都沒辦下來。面對“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現實，莫說身處異鄉為異客的農民工，就算是當地居民也難免犯怵退縮。

討薪出怪招

儘管農民工維權環境得到一定改善，但欠薪遠未得到根治。最高人民法院發布“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的司法解釋，表明國家將加大查處欠薪犯罪的力度。然而最新數據表明，2012年

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辦理拖欠工資案件21．8萬件，較上年增長了7．5%。這個數字一方面促使人們更加關心對欠薪現象的治理，另一方面則難免迫使農民工為了討薪成功而出怪招、奇招。

辛酸的作為

無論是帶有娛樂色彩的“討薪秀”，還是“如果能拿到工錢，就算被打也值”的心聲，無疑都是法治社會的恥辱。強化監管責任，檢討和改革農民工乃至全體勞動者維權制度，對惡意欠薪行為切實做到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使法律起到應有的懲治作用，讓企業不敢欠薪，讓討薪不再艱難，是我們體味“討薪秀”辛酸後應有的作為。

尊嚴的忽視

農民工通過創意討薪引發關注，進而形成輿論壓力，緊接著是政府部門出面干預，使農民工順利拿到工錢。對此，西安某高校人文學院教師吳曉輝認為，這說明政府有能力解決農民工欠薪問題，也折射出社會對農民工權利與尊嚴的忽視，以及政府機構的監管缺位。農民工欠薪問題，應從改善和保障民生的角度予以重視解決。並通過建立工資支付監控制度、工資保證金制度、企業勞動保障誠信制度等措施保障農民工合法利益。但從頻頻上演的各類“討薪秀”來看，問題並未得到徹底解決。

逼出討薪秀

近幾年來，在溫家寶總理幫助農民工討要工資之後，以及各地政府相繼出台了一些措施保障農民工工資的發放，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有所下降。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杜絕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相反各地農民工為了成功討要工資，製造轟動效應，引起社會和新聞媒體的關注與政府領導和職能部門重視，不斷頻繁上演“討薪秀”。從最初的跳樓、跳橋、攔路討薪，乃至跪拜包公、范仲淹等歷史上的青天大老爺討薪等等，頻繁的“討薪秀”已經讓公眾產生了一定的審美疲勞，產生了麻木感。

每一次農民工上演“討薪秀”之後，社會都集中反思，反思來、反思去，最後就是整天窩在辦公室的政府職能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和埋頭在象牙塔里騙項目的專家學者高喊和呼籲廣大農民工要依法討薪，維權要走司法途徑，討薪一定要採取合法手段和合法渠道。但就是從來不反思現實環境之下農民工依法討薪，走法途徑討薪的成本和成功率究竟有多高，從來不思考從根源上解決農民工討薪和拖欠農民工問題，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以農民工討薪妨礙這、妨礙那等罪名追究一些上演“討薪秀”民工的法律責任，壓制農民工通過“跳樓秀”討薪。

農民工為了討要千元工資，得辦9種證明，有的農民工為了討要工資，最多的要跑政府部門20多次才能討要工資。毫無疑問，政府職能部門這樣的說辭，寒了廣大農民工的心，折射了政府職能部門行政不作為和推諉扯皮的作風，很讓人氣憤。不過，同時在實質上也徹底揭露出了各地農民工頻繁上演“討薪秀”的真實原因和根源，逼得農民工不得不採取中國式討薪辦法——上演“討薪秀”。

政府嚴監管

最高人民法院於近日出台《關於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所涉及的術語界定、定罪量刑標準、單位犯罪等問題，進一步明確了相關刑事案件的法律適用標準。

有專家認為，政府部門應主動承擔起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的社會責任，除了完善法規制度，還應重視加強政府監管，加大政策法規的執行力度，有力打擊惡意欠薪行為，使各項法規不“掄空拳”，這樣農民工的創意“討薪秀”才不會繼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