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背景,被迫中止,英勇作戰,錯誤,結果,點評,
背景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按預定作戰計畫，組織寧夏戰役，命令紅四方面軍一部先行西渡黃河，控制五佛寺渡口，並向中衛、定遠營方向活動，準備配合紅軍第一方面軍從靈武、中衛段渡黃河，共同進行寧夏戰役。10月20日開始，蔣介石調集10多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紅軍。據此，中共中央軍委於25日提出，今後作戰第一步重點集注意力於擊破南線之國民黨軍，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於向北。具體規定紅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先行渡河。其餘部隊集中阻止南線來犯的國民黨軍。24日晚，紅30軍(軍長李先念、政委程世才)在甘肅省靖遠縣之虎豹口(今河抱口)渡河成功；26日至30日，紅9軍(軍長孫玉清、後為李聚奎)和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及紅5軍(軍長董振堂)也相繼渡河。渡河總兵力達2.1萬餘人。28日為加強對各部紅軍的統一指揮，中央軍委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劉伯承為參謀長。30日，下達海(原)打(拉池)戰役計畫，在南線重點打擊國民黨胡宗南部。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卻令紅4、紅31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海打戰役計畫落空。
被迫中止
11月初，南線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已打通增援寧夏的道路，隔斷河東紅軍主力與河西紅軍的聯繫，寧夏戰役被迫中止。這時河西紅軍已占領一條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打拉牌一線。此時，紅四方面軍指揮部致電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提出所在部隊地處人煙稀少，糧缺水鹹，大部隊不便久停。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河西部隊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進。11月3日，中央軍委電復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5日，張國燾致電河西部隊，指令他們以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6日，河西部隊向中央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畫》，準備放棄一條山、五佛寺渡河點，向大靖、平番、古浪、涼州前進。張國燾當日批准了這一計畫。9日，河西部隊開始西進。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復電紅軍總部和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以陳昌浩、徐向前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9日，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率第5、第9、第30軍及騎兵師、特務團、教導團、婦女團等，由鎮虜堡、打拉池、鎖罕堡一帶分路向西出動。
英勇作戰
此後，西路軍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營子等地區，同馬家軍(指馬步青、馬步芳部)的優勢兵力進行了4個多月的英勇作戰，共斃傷俘馬家軍約2萬人，但西路軍也遭到嚴重損失。1937年3月中旬，終因力量懸殊，西路軍歸於失敗。餘部不滿3000人。14日，根據西路軍軍政委員會議決定，徐向前與陳昌浩離隊，徐向前在陳昌浩的堅決要求下，與其離隊(對於徐向前離隊的說法頗多，以下是本人在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徐向前傳》中節選的一段。當時徐向前並不準備離隊，會議中他曾說：“這支部隊是我們從鄂豫皖帶出來的，到了這個地步，我們回去乾什麼?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難過來的，要死也死到一塊嘛！”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兩個領導人離開部隊將要造成的影響。但是，陳昌浩帶著不容分說的口氣又說：“這是軍政委員會的決定。向前留在軍中，目標太大，很不安全，不利於部隊的分散行動。”這話當然也包括指他自己。“你們走吧，趕快回去向中央匯報去。”還有人這樣提出。
錯誤
經過一番爭論，會議終於還是作出了徐、陳離隊的決定，並當即向中央發電報作了報告。“……散會後，我還想動員陳昌浩，不要回陝北。我拉著他的手，懇切地說：昌浩同志，我們的部隊都垮了，孤家寡人回陝北去乾什麼，我們留下來，至少能起到穩定軍心的作用，我看還是不要走吧!陳昌浩很激動地說：不行，我們回去要和中央鬥爭去!我那時的確不想走，但沒有堅持意見堅決留下來。事實上，李先念他們，並不想讓我走。我遷就了陳昌浩的意見，犯了終身抱憾的錯誤，疚愧良深。”)，會議還決定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傳六、王樹聲、程世才、黃超、熊國炳等8人組成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由李先念統一軍事指揮，李卓然負責政治領導。餘部分3個支隊兩路退入祁連山進行游擊活動。
結果
李先念等率領一個支隊沿祁連山西進，於4月底到達新疆的星星峽，尚保存400餘人，由中共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派車接到迪化(今烏魯木齊市)，抗日戰爭爆發後，陸續回到延安。另一路由王樹聲、畢占支率領，由康隆寺向北依託祁連山打游擊。這兩個支隊大部損失，少數人員陸續回到陝北。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西路軍的安危極為關懷，曾不斷給予指示，並采各種接應和挽救措施。3月5日，組織援西軍由崇信、淳化等地出發，於3月下旬抵達鎮遠、固原以南地區。西路軍失敗後才奉令就地待命，並派出部隊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
點評
此戰，是我軍戰史上一次嚴重的軍事失敗，可以說是全軍覆沒，而且失去了紅5軍軍長董振堂等大批優秀的指揮員，其根本原因是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不服從中共中央的指揮，導致紅四方面軍孤軍深入，既無援兵的支援，又無兵源、彈藥、糧食的補充，而且作戰地區都是有利於國民黨騎兵的作戰，不利於紅軍進行運動戰，有些文章把失敗的責任全都有推到張國燾身上也是不正確的。在戰役指揮上，作為總指揮的徐向前並無大的失誤，徐向前同志以其冷靜的頭腦、頑強的意志、卓越的指揮才能和豐富的作戰經驗，率部同強敵進行了一場又一場的血戰。由於河西走廊地區沒有根據地，沒有黨的工作和民眾基礎，沒有援軍，西路軍孤軍苦戰四個月，殲敵2．5萬餘人，最終未能免於失敗。西路軍指戰員所表現出來的驚天地、泣鬼神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和獻身精神，成為我軍戰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在此，西路軍和陳昌浩的歷史功勳事實上得到了更明確的肯定，並明確提出西路軍失敗是“由於河西走廊地區沒有根據地，沒有黨的工作和民眾基礎，沒有援軍”，而不是陳昌浩個人的原因
未徹底克服張國燾錯誤路線是紅西路軍失敗最重要的原因
（本文引用中央文獻室公布的資料，就西路軍西征的由來、失敗的經過及其原因，加以闡述和辨析）
關於西路軍的問題，在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中已作結論：“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個結論是客觀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實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第二十五條注釋“西路軍”⑵其中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在表述上似乎給人一種與史實不完全符合的感覺。筆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於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專家和同仁。
一、西路軍西征的由來
西路軍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而是張國燾嚴重錯誤造成的既成事實。圍繞這個問題，大體經歷了三次大的鬥爭。
第一次鬥爭，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鬥爭重點圍繞紅四方面軍是北進還是西進。紅二、四方面軍1936年6月會師後，張國燾雖已取消“第二中央”，但並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反黨活動，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制。經過朱德、任弼時、賀龍等力爭，終於迫使張同意兩軍一起北上與中央會合的行動方針。
黨中央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迎接全國的抗日高潮，於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後，合力奪取寧夏的戰役計畫，明確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在甘南活動，消滅毛炳文、王均部，發展蘇區，準備冬季新的行動。”⑶
9月14日，中革軍委又為占領寧夏，對三支紅軍主力的行動做出具體的部署，特彆強調，“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並不使妨礙爾後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⑷
此後，中央又多次強調；“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⑸“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⑹
對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中央明確指出：紅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後，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並一再強調：奪取寧夏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祈留意，至禱至盼。”⑺
但此時，張國燾又對北進方針動搖，於9月21日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地區，掉頭西進，打算迅速從蘭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進到涼州、永登地區，並認為，先機占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實際仍不願放棄脫離中央自成一個局面的企圖。經朱德等同志的堅決抵制和鬥爭，並發電給中央：張不同意靜會戰役計畫，擬根本推翻，“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的，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⑻又經中央的耐心說服與挽救⑼，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張國燾才不得不暫時放棄西進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繼續北進，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紅軍終於勝利會師。可以說，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既是戰勝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追剿和克服極端艱險的自然環境的勝利，又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退卻路線的勝利。
第二次鬥爭，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圍繞對待寧夏戰役，是堅決執行中央部署“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首先應集中注意力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還是急於要四方面軍渡河西進。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在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為此，中革軍委於10月11日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各方面軍作好渡河和攻擊寧夏的準備，從11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面軍的西方野戰軍全部和紅四方面軍三個軍進攻寧夏；以紅四方面軍的另兩個軍、紅二方面軍全部和陝甘寧軍區獨立師組成向南防禦部隊⑽。為了實現寧夏戰役計畫，中革軍委命令：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區集結；二、四方面軍轉進至黃河以東、西蘭大道以北的通馬靜會隆地區休整補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戰役各項準備後，開始北攻寧夏，向南防禦，阻敵北援。這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完整縝密的作戰計畫。
但張國燾仍對中央有二心，繼續其分裂主義路線，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畫的機會，將四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占塊地盤，搞“獨立王國”。
為了第一步擊破南敵，給第二步北攻寧夏做準備和配合河東地區擊破南敵，黨中央於10月24日電令“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10月25日又電令：“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三十軍渡河後，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西岸頭盧塘、井眼堡、大營磐、三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伸，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⑾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於圍繞擊破南敵、北攻寧夏做準備。而張國燾卻抓住這個機會，準備推行其四方面軍全部渡河西進計畫。
從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將三十軍渡過黃河，還把總指揮部、九軍和五軍也陸續渡過河。中央發現後，毛澤東於10月26日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願出寧夏之意，望注意。”⑿
中央雖三令五申電張按寧夏戰役的統一部署辦，但張終是不聽，置中革軍委命彭德懷、劉伯承準備組織的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南敵這個全局於不顧，擅令四軍、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結果使海打戰役計畫落空。由於未能擊破南敵，致使我奪取寧夏計畫被迫中止執行。對此，彭總在回憶中曾尖銳指出：“張國燾多次破壞了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如果我軍當時把王均部消滅……我軍就可能控制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⒀
第三次鬥爭，是在11月上旬。主要圍繞河西的四方面軍是孤軍西進至涼州，還是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
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後，迅速攻破敵之阻擊，占領一條山和五佛寺一線。當時中央令四方面軍過河的主要目的，是為實施寧夏戰役做準備，並於10月28日電示強調：“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並各個擊破之虞”。⒁10月30日，又電令河西部隊暫控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敵後，繼續北取寧夏。在此，既明確指示四方面軍過河的任務目的，強調“緊靠作戰”，“北取寧夏”，又有警示張國燾不要違背中央的意圖，擅自令四方面軍孤軍西進，被“敵人隔斷並各個擊破”。
然而，由於紅四方面軍前線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沒有深刻地理解中央意圖，於是在11月初，即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鹹，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能久停為由，數電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請示河西部隊行動方針，並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致電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⒂
但張國燾卻於11月5日致電河西部隊，指令他們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在此，張完全無視中央的戰略意圖和指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而強調的是“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雖然張也看到被敵隔斷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電令陳昌浩等：“不可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⒃又是“不可妨礙”，又是“不受一切牽制”，當然是指中央“妨礙”、“牽制”。這就從根本上與中央的方針相對立。由此種下了以後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正是根據張國燾的這些指示，河西部隊於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畫》。至此時，木已成舟，中革軍委也只有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但仍強調他們：“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並於8日致電張國燾並陳昌浩等，答覆徐、陳等七同志11月7日來電，要求組織前委和軍分會，指出：“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餘名單照來電批准。⒄這就是“西路軍”稱謂和“西征”的由來。
在這裡不難看出，西路軍之形成，是張國燾對抗中央統一戰略部署的產物。中共中央軍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路線，既要堅持原則，以大局為重進行鬥爭，又要注意團結，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決策上，採取協商態度，因勢利導，甚至做出必要的讓步。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關於“西路軍”的注釋中肯定地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似有不夠確切之嫌，或者說容易引起讀者的誤解。因此，在此提出與注者商榷。
二、西路軍失敗經過
從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軍歷經四個多月浴血奮戰，終遭失敗。經過如何？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時刻把西路軍的安危縈懷心頭，怕其被敵隔斷各個擊破。11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詢問：“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的情形？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同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下決心西進。12日復電中央：“我們計畫第一步進占涼州、永昌，略作休整補充；第二步進占甘州、肅州，爭取年前接通新疆。”⒅因此，就戰略方向是東返還是西進，中央一再徵求西路軍領導人的意見，絲毫沒有強加之意。
這時，在11月1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在作的報告和結論中，明確指出：“紅軍行動主要是向東。”並指出，“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⒆以上不難看出，決不是有人所說的是“中央軍委選擇了河西作為戰略方向”。⒇
西路軍貿然西進，11月15日占領古浪；18日占領永昌；21日占領山丹，進入甘北地區。11月16日至18日，九軍在古浪一帶同馬匪五個旅激戰，殲敵二千餘人，我軍亦損失近半，撤出古浪。從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紅軍共殲敵五、六千人，西路軍也減至一萬八千餘人。這時徐向前認為，馬匪主力並未擊潰，紅軍有生力量日減，又無根據地，難以補充，是否冷靜分析一下形勢，以正確決定今後行動方向。但陳昌浩並未考慮這一正確意見，繼續按原計畫西進。
此時，河東形勢發生了對我有利的變化。11月21日，紅軍主力在中革軍委的正確指揮下，取得全殲胡宗南部一個師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敵對我之進攻。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其和平解決，我黨與張、楊公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又電西路軍，要其在永昌地區休整，伺機以主力東打，向駐蘭州的東北軍靠近，以便返回黃河以東。
12月23日，陳昌浩復電中央，認為接通新疆取得國際援助，是目前“整個抗日陣線的迫切與極大要求”。西路軍雖已付出重大代價，但完成這一任務已無問題。如果東進，路程過遠，易遭敵騎兵截擊，“傷亡掉隊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達蘭州，至多只能起到鞏固蘭州的作用。策應主力行動，其作用不大。”
12月24日，中革軍委致電西路軍，指出：從整個戰略考慮，“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達到靜寧、會寧地區與東北軍靠近，並可有力推動時局發展。然而，陳昌浩仍然沒有認真考慮。（21）
很顯然，中革軍委要西路軍東進，決不單是為了策應河東主力紅軍，更重要的是從整個戰略全局著眼，也是為西路軍免遭因孤軍深入，被敵隔斷並各個擊破的安危著想。而一再堅持西進，孤軍深入，不願東返，則是陳昌浩所堅持的。怎么反說中央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缺乏長遠的戰略布置，致使西路軍的任務變得飄忽不定”？（22）
為了更清楚了解這段史實，不妨重溫一下這期間中央領導致西路軍的部分電報：11月18日，毛澤東等復電徐、陳，強調：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進占去，紅軍迴旋餘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駐一時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拒毛炳文。同時，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揮員會做民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係……電報還指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偏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同時致電張國燾等，強調河東紅軍“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23）
11月20日，毛澤東等致電徐、陳指出：“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迴旋地區，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
23日又致電指出：遠方（指蘇聯）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餘部。如此方能從敵取得補充，方能予敵以重創，根本消滅其戰鬥力，方能使敵知所警戒。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為此方能解決問題。”
25日，再致電徐、陳：“毛炳文東撤利於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後，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鬥，打開局面。”接著，該電又具體指出了戰勝敵人的八項軍事原則：
“關於作戰方面：一集中兩個主力軍於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二 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並以有力一部迂迴至敵後。三敵多，則以一部鉗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四 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 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於一翼。六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幹部以機宜。惟須十分注意蔭蔽，一切高級幹部均應教育他們蔭蔽，避免無益犧牲。七估計不能勝利之仗不打。八總之，不打則已，打則必須有所繳獲。與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乾淨消滅敵人一個團。望酌行之”。（24）這是打破敵包圍，戰勝敵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戰原則。這些作戰原則都已為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的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所證明。可惜，西路軍的前線主要指揮員陳昌浩等並未認真實行。
從這些電報，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三點：
其一，黨中央極為關心西路軍的安危，擔心其被隔斷各個擊破，並且為盡力挽救西路軍免遭失敗，多次指示其行動方針、作戰的軍事原則，政治工作和民眾工作原則，以及著眼點放在建設根據地上。尤其強調：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團結奮鬥，打開局面。
其二，西進不僅自然環境不利，就是蘇聯也不支持。最好東進，至少也應保持東面的迴旋餘地。
其三，河東、河西紅軍都應從全局出發，互相配合，互相策應，而不是單純一方策應另一方。
試想，若是西路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動方針、軍事原則和政治工作去辦，每占領一個地方，應把著眼點放在“為創河西抗日根據地而奮鬥”（25）上，會“付出極大犧牲，彈盡糧絕，兵敗祁涼”嗎？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勢變化，西路軍錯過東返時機，向西越走越遠，亦愈益不利，終招失敗。12月30日，占領臨澤；1937年1月1日，占領高台。這裡回漢雜居，人煙稀少，民眾基礎差，難以立足。紅軍只有消耗，而無補充。加之南靠祁連山，北臨沙漠和大山，部隊就在這幾十里寬的狹窄地帶。而陳昌浩把部隊從東向西擺成一字長蛇陣，分兵防守幾個支點，被動挨打，陷入馬匪的四面包圍之中。當馬匪集結全部主力來決戰時，西路軍亦採取以硬對硬，準備決戰。結果，1月12日敵三個旅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圍攻高台，我紅五軍據城堅守待援，而援軍中途遭敵阻擊，大部傷亡。至1月20日，五軍三千英勇健兒雖前仆後繼，浴血奮戰，終遭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壯烈犧牲。這一戰，實質是西路軍走向失敗的開始。此時，西路軍已剩下不到一萬人了，全部集中在張掖縣的倪家營子。黨中央獲悉西路軍危機，遂命劉伯承、張浩組成援西軍，明確指示援西軍的任務是“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時，還通過政治談判，表示願付重金，爭取“二馬”停止對西路軍的追擊，以救援西路軍。這本是鐵的事實，而有人卻全然不顧，說什麼“西路軍正是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增加了我黨在談判桌上的份量”。（26）
2月21日，西路軍鑒於在倪家營子困守無望，遂決定回師東返，到達甘州山洞堡一帶。在此，擊潰追敵一個旅，全殲敵憲兵團八百人。如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繼續東進，仍有擺脫困境，實現與援西軍會合的希望。然而，陳昌浩卻過高估計了這一仗的意義，認為敵我力量已起了重大變化，敵人的銳氣被挫傷了，要繼續西進，重返倪家營子，占領甘北。（27）致使西路軍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絕境。至三月中旬，西路軍幾近全軍覆滅，遭到失敗。
這時，中央利用統戰關係，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幹部、戰士先後回到陝甘寧邊區。
三、關於戰略方向的選擇
戰略總任務、戰略方針、戰略方向，三者緊密聯繫，辯證統一。其基本關係是：戰略總任務決定戰略方針，戰略方針是實現戰略總任務的保證；戰略方針規定戰略方向，戰略方向體現戰略方針。戰略方向選擇錯誤，就不能保證實施戰略方針。當然，也就影響戰略總任務的完成。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提出的戰略任務是：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滅總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抗日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根據此戰略任務，1936年8月，黨中央提出的基本戰略方針是：逼蔣抗日，聯合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蘇聯，鞏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迫胡宗南部停止於甘肅以東。
根據此基本方針，中央又作了具體的戰略部署，其中：“四方面軍占領臨潭、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儘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8）
至9月，中央又具體部署了攻占寧夏的戰役計畫。其中，四方面軍主要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10月底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並明確指出：“至於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後，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彆強調：寧夏戰役是“對於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面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29）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覆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寧夏，方免此失”。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30）
張國燾從其分裂主義路線出發，表面上同意黨中央的戰略部署，而背後又在搗鬼，總想把四方面軍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獨立王國”，同中央分庭抗禮。因此，在戰略方向選擇上，在三支紅軍主力會師前，他企圖西進而反對北進。會師之後，張國燾又根本不顧中央的統一部署，擅令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出涼州”，而“不願出寧夏”，致使海打戰役計畫被破壞，寧夏戰役計畫落空。進而造成四方面軍主力分兵西進甘北，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我們考察西路軍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是真正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當然，西路軍的失敗，對於廣大西路軍指戰員來說是沒有責任的。同樣，這也是黨中央早已做出的另一合乎歷史事實的結論。當時，西路軍廣大指揮員並不知道張國燾另有野心，還以為這是黨中央的部署，鬥志昂揚地踏上了征途。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後繼，英勇奮鬥，同優勢的敵人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注 釋：
⑴ 本文原標題為：《還西路軍以歷史的本來面目——對<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一條注釋的辨析》。作者孫煥臻同志（1945～ . ），男，貴州師範大學銅仁學院政治歷史系教授。
⑵ 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頁。
⑶《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3－574頁。
⑷《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9頁。
⑸⑹⑺《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2頁。
⑻《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4頁。
⑼ ⑽《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86頁。
⑾《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34頁。
⑿《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2頁。 lqFLfs ta
⒀《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17頁。
⒁《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3頁。
⒂ ⒃《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6頁。
⒄《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7頁。
⒅《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8頁。
⒆《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9頁。
⒇
（22） 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2年3月，第133頁。
（21）于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0頁。
（23）《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0－611頁。
（24）《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1－613頁。
（25）《毛澤東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20頁。
（26）人大報刊複印資料《中國現代史》1992年3月，第135頁。
（27）于吉楠，《張國燾和（我的回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63－264頁。
（28）《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5頁。
（29）《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8－579頁。
（30）《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2－59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