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是指國務院2015年4月15日，發表《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其中稱舊西藏神權與政權融為一體，共同維護封建領主統治，直到20世紀50年代，舊西藏政府還用人頭人皮為達賴喇嘛祝壽。白皮書表示，達賴集團的“高度自治”說是要製造“國中之國”，違背中國憲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
- 時間：2015年4月15日
歷史前言,主要內容,
歷史前言
第一、舊制度必然退出西藏歷史舞台
第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條正確發展道路
第三、“中間道路”的實質是分裂中國
第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第五、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
第六結束語
主要內容
一、舊制度必然退出西藏歷史舞台
20世紀50年代，當奴隸制、農奴制、黑奴制已為現代文明所徹底唾棄之時，西藏社會依然處於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粗暴踐踏人類尊嚴，嚴重侵犯基本人權，根本阻礙西藏社會發展，完全背離中國和世界進步潮流。
——政教合一，神權至上，神權政治的典型代表
在舊西藏，神權至上，政權庇護神權，神權控制政權，神權與政權融為一體，共同維護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封建領主的統治。據統計，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廟2676座，僧眾114925人。僧眾人數約占男性人口的四分之一，其比例遠超歐洲中世紀神職人員，世所罕見。
在神權政治下，宗教被封建農奴制玷污，寺廟並非單純的潛心禮佛的清淨之地，而是集開展宗教活動、控制一方政權、實施經濟剝削、囤積武裝力量、進行司法審判等功能為一體的統治堡壘。有的寺廟內部私設公堂，不僅有手銬、腳鐐、棍棒，還有用來剜目、抽筋的殘酷刑具，懲罰農奴手段極其殘忍。現存的20世紀50年代初西藏地方政府有關部門致熱布典頭目的一封信內記載，一次，為了給十四世達賴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要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次佛事，需於當日拋食，急需濕腸一副、頭顱兩個、多種血、人皮一整張，望立即送來”。寺廟領主在三大領主中放債最多，約占總額的80%。
——等級森嚴，踐踏人權，封建農奴制在東方的最後堡壘
1959年以前的西藏，仍然保留著封建農奴制。法國旅行家亞歷山大·大衛·妮爾1916－1924年間曾先後5次到西藏及其周邊地區考察。1953年，她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對新生的中國》，對舊西藏的農奴制有過這樣的描述：“在西藏，所有農民都是終身負債的農奴，在他們中間很難找到一個已經還清了債務的人。”“為了維繫生活，農奴不得不借錢、借糧、借牲畜，支付高額利息。然而，來年的收穫永遠還不完膨脹的利息。”“在毫無辦法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再借，藉口糧，借種子。如此下去，年復一年，永無完結，直到臨死的時候也不能從債務中解脫出來，而這些債務就落到了他兒子的身上，可憐的兒子從剛一開始種田生涯起，就受到這些祖傳的債務的壓榨，而這些債的起源早已是遙遠的過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這從什麼時候說起。”“這些可憐的人們只能永遠待在他們貧窮的土地上。他們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窮。”
——封閉落後，遠離現代文明，絕非想像中的“香格里拉”
20世紀30年代，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一書中，描繪了夢幻般美妙絕倫的人間樂土——“香格里拉”。此後，追尋“香格里拉”成為許多人的夢想，有人甚至把西藏視為“香格里拉”的原生地。然而，這只是人們的善良願望，舊西藏根本不存在“香格里拉”。
舊西藏的落後從以下情況可略窺一斑：直至1951年和平解放時，西藏沒有一所近代意義上的學校，青壯年文盲率高達95%；沒有現代醫療，求神拜佛是大部分人醫治疾病的主要辦法，人均壽命只有35.5歲；沒有一條正規公路，貨物運輸、郵件傳遞全靠人背畜馱；僅有一座125千瓦的小電站，且只供十四世達賴及少數特權者使用。
二、新西藏走上了一條正確發展道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藏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為徹底將帝國主義勢力驅逐出西藏創造了條件。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一舉結束了延續幾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1978年後，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西藏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進入21世紀以來，西藏的發展駛入快車道，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斷取得新進展。經過60多年的建設發展，西藏各族人民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一個傳統與現代交相輝映的新西藏呈現在世人面前。
——新西藏的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大團結之路
近代以來，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西藏面臨著是統一於中華民族大家庭還是從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兩種命運。英國殖民者先後於1888年和1904年兩次武裝侵略西藏，強迫當時的中國清朝（1644－1911年）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取得在西藏的大量特權。清朝滅亡後，英國殖民者積極培植西藏分裂勢力，製造“西藏獨立”問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藏上層分裂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加緊策劃“西藏獨立”，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決定採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針，堅定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十世班禪等藏族各界愛國人士也紛紛發出解放西藏的呼籲，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維護國家統一。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簽訂《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以下簡稱《十七條協定》)，西藏宣告和平解放。十四世達賴於10月24日致電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
和平解放使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羈絆，宣告了帝國主義製造“西藏獨立”圖謀的破產，實現了中華民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大團結。和平解放還解決了達賴和班禪相互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促成了西藏內部的大團結。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國政府逐步廢除了外國在西藏長期享有的特權。1954年，中國和印度簽訂了《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的協定》，取消了印度繼承的英國侵略西藏遺留下來的特權。1956年，中國和尼泊爾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係以及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解決了西藏地方與尼泊爾歷史上的遺留問題。
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裡，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風雨同舟，建立起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民族關係，藏族與其他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在維護國家統一、反對民族分裂的鬥爭中，西藏各族人民緊密團結在中央政府周圍，經受住了各種困難和風險的考驗，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統一。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西藏各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和榮耀。
——新西藏的發展道路，是人民當家作主之路
把農奴主掌權的舊西藏改造為人民當家作主的新西藏，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願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框架內，西藏已走上現代民主之路，人民的各項政治權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
在西藏，藏族和門巴族、珞巴族、納西族、回族、漢族等民族，共同享有平等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作為國家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各族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主要途徑。目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西藏自治區有21名代表，其中12名為藏族公民，門巴族、珞巴族雖然人口極少，也分別各有1名代表。人民政協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中國人民實行協商民主的重要機構。目前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西藏自治區有委員2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委員有26名。在西藏自治區34244名四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門巴族、珞巴族、納西族、回族、壯族等均有自己的代表。西藏自治區十屆人大常委會44名組成人員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25名，14名常委會主任、副主任中有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8名。基層民主建設不斷加強。在西藏，目前95%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選舉產生村民自治組織。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實現全覆蓋，90%以上的村設立公開欄，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192個城鎮社區全部建立了社區居民代表大會、社區居委會等社區組織，社區居民自治有充分的組織保證。
——新西藏的發展道路，是各民族共同繁榮進步之路
幾十年來，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積極幫助下，經過西藏各族人民的團結奮鬥，西藏的發展水平邁上新台階，各項事業不斷取得新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2013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達到807.67億元，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6578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0023元。西藏絕大多數人口擺脫了延續上千年的貧困，基本達到了小康生活水平。2006年以來實施的農牧民安居工程全面完成，46.03萬戶、230萬農牧民住上了安全適用的房屋。農牧民人均居住面積達30.51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42.81平方米。人口大幅增長，2013年達到312.04萬人，人均預期壽命為68.2歲,分別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三倍和兩倍。在國家統計局、中國郵政集團公司和中央電視台聯合舉辦的“CCTV經濟生活大調查”中，拉薩市連續5年被評為中國幸福指數最高的城市。
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障事業全面發展。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學前教育、城鄉義務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15年免費教育，國小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9.59%，國中毛入學率達到98.75%，高中階段毛入學率達到72.23%。人口素質明顯提升，基本掃除了青壯年文盲，15周歲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8.1年。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基本建立，現有醫療衛生機構6660個（含村衛生室）。以免費醫療為基礎的農牧區醫療制度覆蓋全體農牧民，政府經費補助標準2014年提高至年人均380元。在全國率先實現城鄉居民免費健康體檢。
——新西藏的發展道路，是西藏優秀傳統文化得到傳承和弘揚之路
藏語言文字得到有效保護。西藏自治區分別於1987年、1988年、2002年通過立法，將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言文字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教育系統推行以藏語文授課為主的雙語教學體系，所有農牧區和部分城鎮國小實行藏漢語文同步教學，主要課程用藏語授課。中學階段也同時用藏語文和漢語文授課，並在內地西藏班中學開設藏語文課。在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入學考試中可以使用藏語文答卷。藏文字元計算機編碼通過國家標準和國際標準，藏文編輯系統、雷射照排系統、電子出版系統得到廣泛套用。藏語文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廣泛套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各級人民政府及所屬部門發布的正式檔案和公告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程式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也使用藏文。國家在保護和發展藏語言文字的同時，也在包括西藏自治區在內的全國各地公民中推廣、學習和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促進各民族、各地區經濟文化交流。
優秀傳統文化得到保護和傳承。西藏自治區制定《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管理條例》、《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關於加強文物保護的布告》等，加強文物保護。現有各類文物點4277處，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5處，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391處，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978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3座。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大昭寺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拉薩、日喀則、江孜被列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西藏博物館被列為國家一級博物館，西藏檔案館收藏有300多萬件重要歷史檔案。現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76處，自治區級323項，地市級76項，縣級814項。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68名，自治區級350名，民間藏戲隊117支。格薩爾、藏戲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現代公共文化日益普及，廣播電視綜合覆蓋率分別達到94.38%、95.51%。西藏所有行政村都有農家書屋、所有藏傳佛教寺廟都有寺廟書屋。2011年，西藏設立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扶持西藏文化產業發展。
——新西藏的發展道路，是可持續發展之路
西藏是國家重要的生態安全螢幕障，對亞洲乃至世界都有著重要意義。多年來，西藏在發展過程中，始終遵循經濟規律、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不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注重經濟、社會、生態的和諧統一，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中央政府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把環境保護放在突出位置，作為發展的重要選項。西藏自治區政府提出了建設西藏生態安全螢幕障以及建設生態西藏、美麗西藏的戰略目標，努力探索高原環境下實現西藏可持續發展的新路子。
多年來，中央和西藏自治區編制實施了一系列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規劃，對西藏的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進行全面規劃與部署。中國政府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和《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中，將青藏高原凍融區作為全國八大生態建設區之一，進行專門規劃，建立保護措施。2009年，中國政府通過《西藏生態安全螢幕障保護與建設規劃（2008－2030年）》，計畫投資158億元，爭取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態安全螢幕障。西藏自治區編制實施了《生態環境建設規劃》、《水土保護規劃》、《農牧區環境綜合整治規劃》、《生態功能區規劃》等一系列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規劃，並加大通過立法保護生態環境力度，近年來修訂了《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出台了《西藏自治區生態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辦法》等規章。
三、“中間道路”的實質是分裂中國
經過西藏各族人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團結奮鬥，西藏已經走上一條符合時代發展要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發展道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但是，十四世達賴集團出於“西藏獨立”的政治目的，不僅從來對西藏的發展進步視而不見，而且還極力抹殺西藏各族人民的奮鬥成果，試圖否定西藏走上的正確道路。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來不是獨立國家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為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貢獻。大量考古、歷史研究表明，在中國境內，藏族與漢族和其他民族自古就有血緣、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聯繫，西藏地方與中國內地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從來沒有中斷過經濟、政治、文化往來。公元7世紀在西藏發展起來的吐蕃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地方政權，為開發中國西南邊疆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史事實充分說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來不是一個獨立國家。在當今世界，各國普遍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一個國家承認過“西藏獨立”，根本不存在西藏“政治地位”問題。十四世達賴自1959年因抵制廢奴改革而叛逃國外後，根本無權代表西藏人民，更無權決定西藏的前途命運。所謂“流亡政府”更是一個從事分裂中國活動的非法政治組織，毫無合法性，在國際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
——“大藏區”純屬虛構，不符合中國歷史和國情
十四世達賴集團在兜售其“中間道路”主張時，總是津津樂道所謂的“大藏區”。按照十四世達賴集團的假想，“大藏區”在範圍上北至新疆南部和河西走廊，東至甘肅中部和四川中部，南至雲南中部，囊括了西藏自治區和青海省的全部、四川省的二分之一、甘肅省的二分之一、雲南省的四分之一以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南部，總面積超過中國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
——“高度自治”是圖謀製造“國中之國”，完全違背中國憲法和國家制度
“高度自治”，又稱“真正自治”、“名副其實的自治”，是十四世達賴集團宣揚“中間道路”的又一核心內容。表面上，“高度自治”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範圍內，追求語言、文化、宗教、教育、環境保護等方面的“自治權”。但是，在十四世達賴集團關於“高度自治”的言論中，還清楚地包括破壞中國國家統一、主權和國家制度的內容，“高度自治”實質是建立不受中央政府約束的“國中之國”。
四、“和平”、“非暴力”的假象
多年來，十四世達賴集團在兜售“中間道路”時，總是借“和平”、“非暴力”等時髦話語來粉飾自己，掩蓋其暴力和武裝的本質，造成“慈善”假象，騙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然而，在“和平”、“非暴力”等充滿溫情字眼的背後，人們不難發現，自1959年發動武裝叛亂以來，十四世達賴集團始終是暴力和“非暴力”兩手並用，借“非暴力”之名行暴力之實。“和平”與“非暴力”，不過是十四世達賴集團欺世盜名的遮羞布，他們從未放棄過使用暴力推行“西藏獨立”的路線。
——十四世達賴集團為達到“西藏獨立”的政治目的，從來沒有放棄過暴力
1959年，十四世達賴集團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武裝襲擊中央政府駐藏工作人員，大量殘殺支持民主改革的藏族同胞。十四世達賴對此不但知情而且還明確鼓勵。十四世達賴在其“自傳”中曾這樣寫道：他們“每個人都是全副武裝，甚至我的私人廚子也扛著一枚火箭筒，腰間掛滿了炮彈。他是個曾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年輕人”。十四世達賴出逃印度後，重新組建武裝部隊，伺機“打回西藏”。1960年，十四世達賴集團在尼泊爾北部的木斯塘重新組建“四水六崗衛教軍”。1962年，十四世達賴集團在外部勢力的支持下，組建以流亡藏人為主的“印藏邊境特種部隊”。1961－1965年間，十四世達賴集團共偷越邊境204次，瘋狂襲擾中國邊防軍隊和邊境地區的平民。
——十四世達賴集團破壞象徵和平的奧運會，充分暴露其“非暴力”的虛偽性
奧運會是人類和平、友誼和進步的象徵，為各國人民所歡迎和珍重。十四世達賴集團對北京奧運會進行滋擾破壞，是對其所謂“非暴力”形象的極大諷刺。
2007年5月，“藏獨”勢力和國際反華勢力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第五屆國際聲援西藏組織大會”，時任“西藏流亡政府”頭目桑東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一個《戰略計畫》，決定啟動抵制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運動。之後在美國的“藏獨”組織提出了“西藏人民大起義”構想。他們認為2008年是實現“西藏獨立”的最後一次機會，決定利用奧運會前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的“有利時機”，圖謀“通過喚醒、協調西藏境內的行動給中國製造危機”。
2007年年底，“藏青會”、“西藏婦女協會”（以下簡稱“藏婦會”）等“藏獨”激進組織在印度召開會議，宣稱將發起“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2008年1月4日、25日，7個“藏獨”組織在印度新德里組織新聞發布會，公布《“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倡議書》，並在100多個網站上傳播，稱“將從2008年3月10日開始，舉行不間斷的大規模的‘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3月10日，十四世達賴發表講話，鼓動中國境內的不法分子採取暴力行動。“藏青會”在同一天發表聲明稱，“目前應緊緊抓住過去獨立鬥爭中從未有過的重要契機，即今年的奧運會”，為了“西藏獨立”，“不惜流血和犧牲生命”。
——十四世達賴集團漠視普通藏人生命，蠱惑縱容僧俗信眾自我施暴
2011年8月，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新頭目上台後明確提出“創新非暴力”運動。自此，十四世達賴集團開始通過多種途徑煽動境內藏族僧俗、信眾自焚，造成中國部分地區接連發生自焚事件。2012年5月29日，在“藏青會”為自焚藏人舉行的燭光集會上，其頭目宣稱，“西藏獨立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也不會從地上長出來，而要靠我們的努力和行動，要付出代價”。2012年9月25日至28日，十四世達賴集團召開第二次“全球流亡藏人特別大會”，明確將自焚視為“最高形式的非暴力行動”，將自焚者視為“民族英雄”，為其建造紀念堂、籌措專項基金。此後的一段時間，十四世達賴集團大肆鼓吹“自焚不違背佛法”、“自焚屬於殉教行為，是菩薩行”，誘騙藏區信眾特別是一些閱世不深的青少年走上不歸路，導致自焚事件陡增。
——十四世達賴集團煽動民族仇恨，培養崇尚暴力的“藏獨事業”接班人
多年來，十四世達賴集團為實現“西藏獨立”，始終沒有停止在藏族和中國其他民族之間製造隔閡和矛盾，挑撥離間民族關係，煽動民族仇恨。自1959年發動叛亂失敗後，十四世達賴在講話中不斷宣稱：“赤色漢人”是“懷中之蛇和令人生厭的東西”；“漢人就像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漢人把藏人看成牲口一般，進行殘酷的折磨”；“自從漢人來了以後，西藏的痛苦就增多了，因此痛苦增多的根源在於漢人”；“漢人殘酷、無情、兇狠，千方百計地消滅藏族”，“中共屠殺了100多萬藏人”。近年來，十四世達賴集團還利用自焚事件強化仇恨教育，在所辦學校展示自焚照片，強迫孩子們向自焚者致敬，攻擊中央政府治藏政策，強化民族隔閡和仇恨心理。
成立於1970年的“藏青會”，是直接聽命於十四世達賴的“藏獨”激進組織，目的是為“藏獨事業”培養“接班人”。“藏青會”章程規定，“遵從怙主達賴喇嘛的正確領導和指引”，“致力於西藏自由、獨立的正義事業”，“不惜生命代價”。“藏青會”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斷製造暴力和恐怖活動。“藏青會”多屆主席都曾經聲稱：“武裝鬥爭和使用暴力是西藏獲得完全獨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動可以用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果”，“恐怖活動可以獲得廣泛影響，吸引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2003年7月3日，時任“藏青會”主席的格桑平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只要是為了我們的事業，我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無論是暴力還是非暴力”。多年來，“藏青會”不僅策劃和煽動不明真相的普通民眾參與暴力事件，還積極培訓其武裝和後備力量。他們在印度達蘭薩拉設立了武裝訓練基地，組建“西藏自由戰士協會”，進行武裝破壞活動，並派人與國際恐怖組織接觸，尋求相互支持。在西藏和其他地方發生的很多暴恐事件，都與“藏青會”有直接關係。
五、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的政策
60多年前，中央政府從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大局出發，積極爭取十四世達賴的合作，實現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十四世達賴叛逃國外後，中央政府始終是仁至義盡、給予出路。然而，十四世達賴在這60多年裡則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了與中央政府和西藏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的選擇。
——達賴喇嘛的歷史合法性源自中央政府，十四世達賴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曾作過一些有益的事，但最終背離了自己的正確選擇
達賴喇嘛這個藏傳佛教格魯派大活佛的稱號及其歷史地位和影響與中央政府的封授密不可分。1653年，五世達賴應召進京朝見清朝順治皇帝，被冊封並授予金冊金印。從此達賴喇嘛的封號及其在西藏的政教地位得以確立。1793年，清朝頒布《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確立達賴喇嘛轉世的金瓶掣籤制度。1940年2月5日,國民政府頒布“府字第898號”令，批准青海省湟中縣祁家川5歲男童拉木登珠為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轉世，並根據西藏地方政府免於金瓶掣籤的請求，特準繼任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撥付坐床大典所需經費四十萬元。2月22日，循歷史定製，中央政府代表吳忠信與熱振活佛一起主持了十四世達賴的坐床典禮。拉木登珠成為十四世達賴，其合法性來自中央政府關於達賴喇嘛制度的規定和國民政府的批准認可。
——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央政府尊重十四世達賴的固有地位，給予其崇高榮譽並積極爭取他為建設新中國作貢獻，但他當面一套，背後又是一套
《十七條協定》規定：“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和平解放後，中央政府給予十四世達賴很高的政治待遇。1953年，十四世達賴當選為全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1954年，十四世達賴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討論國家大事，擁護和贊成第一部憲法草案。十四世達賴在會上發言，充分肯定三年多來執行《十七條協定》取得的成績，對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則和規定表示熱烈擁護。他還說：“敵人造謠共產黨、人民政府毀滅宗教，現在這種謠言已經完全破產了，西藏人民已經切身地體會到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在這次會議上，十四世達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是西藏地方領導人歷史上在中央政府擔任的最高職務。在北京期間，新中國領導人多次接見十四世達賴，與他談心。十四世達賴撰寫《毛主席頌》，歌頌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的豐功偉績。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十四世達賴擔任籌委會主任。他在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上致辭時表示，《十七條協定》使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權利，開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自治區籌委會的成立，不僅是適時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執行《十七條協定》、人民解放軍進藏、十世班禪返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等問題上，他一度做出了積極姿態。
然而，在分裂分子和帝國主義勢力的拉攏和支持下，十四世達賴罔顧作為佛教徒的基本戒律和倫理，辜負中央政府的期望，對中央政府陽奉陰違，暗中從事分裂國家活動。1959年，十四世達賴集團為抗拒廢除農奴制的民主改革，撕毀《十七條協定》，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對於十四世達賴的兩面派手法，中央政府早有洞察。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指出：“達賴要叛亂的陰謀從1955年由北京回去就開始了。1957年初他從印度回來，到1958年布置了兩年。”十四世達賴對自己陽奉陰違的做法直言不諱，他在1965年曾稱，在1951年至1959年的九年間，“一邊在口頭上說我們為能回到祖國大家庭而高興，為能同祖國大家庭中的人民一道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高興之類的話的時候，在心中也隱藏著一句話”，“此話就是：西藏要自由獨立”。
——發動武裝叛亂後，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仁至義盡，在一段時間內仍採取耐心等待的態度，但他在背叛祖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西藏發生武裝叛亂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擁護和支持下，迅速平息了叛亂，同時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對十四世達賴的叛逃，中央政府決定不加阻攔，並以其被劫持的說法，為其留有餘地。同時，對他採取了耐心等待的態度，他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一直保留到1964年。1959年10月，新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在同印度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如果達賴贊成我們的主張，我們希望達賴回來。只要贊成兩條，第一，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進行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革，他就可以回來。”
然而，叛逃後的十四世達賴在叛國途中即公開撕毀《十七條協定》，矢口否認其曾經表示的愛國立場和作出的愛國承諾，公然與中央政府決裂，走上背叛國家和民族的道路。1959年6月，十四世達賴在印度穆索里發表聲明，聲稱“西藏實際上一向是獨立的”。1963年，十四世達賴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西藏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所謂“西藏流亡政府”，頒布所謂“憲法”，規定“由達賴任國家元首”，“大臣由達賴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達賴同意方被認可”。
1964年12月17日，中國國務院第151次全體會議通過《關於撤消達賴職務的決定》，指出：“達賴在1959年發動叛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逃亡國外後，組織流亡偽政府，公布偽憲法，支持印度反動派對我國的侵略，並且積極組織和訓練逃往國外的殘餘叛亂武裝騷擾祖國邊境。這一切證明他早已自絕於祖國和人民，是一個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作工具的叛國分子。”
——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為十四世達賴改正錯誤指明出路，提出了“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的方針，但他始終圍繞“西藏獨立”兜圈子
愛國是中央政府對十四世達賴和海外藏胞提出的一個基本要求。為增進十四世達賴和海外藏胞對祖國建設成就的了解，從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接待了十四世達賴先後派出的三批參觀團和兩批親屬回國參觀。十四世達賴在國外的大部分親屬曾回國參觀、探親。令人遺憾的是，十四世達賴非但沒有接受中央的善意和提供的寶貴機遇，反而頑固堅持“藏獨”立場，變本加厲地進行分裂破壞活動，喪失了與中央政府和解的時機。十四世達賴派出的回國參觀團利用中央政府“來去自由”政策，四處鼓吹“西藏獨立”，煽動民族仇恨，非法干擾和破壞社會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從1979年開始，中央政府應十四世達賴方面的請求，開始不定期地與十四世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商談。1979年2月，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接見十四世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時就達賴回國問題指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回國只能作為內部問題來談，不能作為國家與國家對話，這是根本問題”。“只要達賴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與中央對話，愛國不分先後。根本問題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要用這個標準來判斷”。
1989年後，隨著蘇聯、東歐形勢發生劇變，十四世達賴錯誤地估計形勢，宣稱“西藏獨立的日子即將來臨”，聲稱“不和一個即將垮台的政權談判”。1989年十世班禪大師圓寂後，經中央政府同意，中國佛教協會邀請達賴回國參加班禪大師的追悼活動。十四世達賴拒絕了這次邀請。1993年，十四世達賴單方面宣布中斷與中央政府的接觸。1995年，十四世達賴公然否定歷史定製和宗教儀軌，認定其所謂的十世班禪轉世靈童。
結束語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不可阻擋。
西藏的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實踐證明，只有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堅持穩定、反對動亂，西藏才會有光明前途。任何人和任何勢力企圖逆歷史潮流而動，其結果只能被歷史和人民所拋棄。
十四世達賴集團鼓吹的“中間道路”，以“西藏獨立”為政治目的，背離中國國情和西藏實際，違反中國憲法和中國國家制度。十四世達賴集團只有承認西藏自古是中國的一部分，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停止分裂中國的活動，真正做些對國家和對西藏有益的事情，才會有出路。
西藏的未來屬於西藏全體人民，屬於整箇中華民族，西藏的明天將更加美好。在未來的歲月里，西藏各族人民將同祖國大家庭各族人民一道，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建設團結、民主、富裕、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新西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