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今九十年的風雨歷程中，有一群特殊的人為了追求信仰，從五湖四海來到中國。從革命戰爭年代到後來的經濟建設大潮中，這些西方人的身影一直參與其中。如今，斯人已逝，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他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辭彙：西方紅二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方紅二代
- 描述：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辭彙
- 關於其父母：代表人物有加拿大人白求恩
- 背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
簡介,背景由來,家庭特點,別樣人生,
簡介
發自北京九十年前，當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尚未成燎原之勢，陝北的革命者加起來也許坐不滿一個工人體育館，但世事就是如此的神奇，這困難重重的革命之途，引來的竟然是一批重洋之外的追隨者。他們來了，留下，參與革命，踏上征途，見證勝利，也經歷鬥爭，有人離開，也有人依然留下來。當然，與此同時，也孕育了下一代生命。如今，他們的子女也已邁入高年，他們被賦予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辭彙：西方“紅二代”。 他們大多是西方面孔，說著流利的中文。西方紅二代和他們的父母，構成兩代特殊的群體命運，其中有堅貞的信仰，也有暫時的掙扎；有身份的遷徙，也有最終的回歸；有主動投奔，也有被動選擇。無論甜蜜和兇險、激昂和失落，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靜靜發生，直至被正在急遽前行的中國悄然遺忘。
背景由來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不同國家，走不同的途徑，他們一個接一個地來了，波蘭人愛潑斯坦，美國人馬海德、寒春和陽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紐西蘭人路易·艾黎，德國人漢斯·米勒，英國人克魯克夫婦，印度的柯棣華…… 不是命運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衝動，而是一次選擇，一次召喚，一次解放。他們之間曾經毫無相關點，但因為在同樣的時間段內選擇同一個目的地，他們的身上，便多了這樣一個標籤：國際共產主義戰士。事實上，在這隱性的共同點之後，還有一個人，是他們相互之間不多的切點，這個人是宋慶齡。
無論是查閱資料還是與當事人交談，你都會發現，在這些外國人前往中國、前往延安，前往共產主義信仰的途中，宋慶齡無一例外地扮演著引薦人或者是領路人的角色。斯諾、史沫特萊、白求恩、柯棣華、馬海德等記者和醫生都經她安排進入解放區，其中白求恩、柯棣華等人更是為中國革命獻出生命，而斯諾訪問陝北後則寫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記》。如此說來，於當時的中國革命而言，“宋慶齡的國際眼光和世界影響曾起到巨大作用”這一說法，並非誇張(遺憾的是，由於這些西方人相互之間沒有建立有效的聯繫，隨著宋慶齡的逝世，關於當年到華外國人的具體數字，並無定論)。
隨著革命的深入和最終中國的解放，在中國的西方人漸漸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經受了考驗，離開還是留下是每一個人都面臨的選擇，而留下後，選擇怎樣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個選擇。一批人離開，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選擇留下，投身新中國建設。留在中國的外國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時期加入了共產黨(馬海德、寒春、漢斯·米勒等)，新中國成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願意加入中國籍，而他們的子女，也因此擁有中國身份。
家庭特點
北京北海，有這樣一個特殊的“家庭聯合國”，三代9口人，祖父漢斯·米勒是中國籍的德國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國籍的日本人，女兒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兒子米德華是美國籍，孫女米安琪是英國籍，他的家庭組成方式，也成為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寫照。
留在中國的紅二代，則大多數在身份上傾向於中國。馬海德的兒子周幼馬就認為，除了加入共產黨，自己在思想上沒有第二條路(詳見第11版)，而陽和平，則在經歷了長期美國生活並度過“信仰危機深淵”後，選擇回到中國(詳見第10版)。事實上，與生活上的種種不便或者習慣與否相比，更大的困難或許在於——身份的抽離和擱置何方，信仰的歸屬和重新尋找。
大多數西方紅二代的人生和心靈，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載更多。美國人李敦白曾在中國生活35年，但其中16年因“間諜風波”而蒙受牢獄之災，獲釋後，他攜全家回到美國。因為父親人生的種種變故，兒子李曉明因此童年遭受歧視，更是曾厭惡自己有一半美國血統，而對於中國的情感也因此更複雜幾分，他對父親的理解更是遲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傳後才對他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的。”
別樣人生
儘管最初這些外國人來到中國，緣於政治理念的吸引，但真正留在中國後，無論是否加入中國共產黨或者中國國籍，他們所從事的工作，都與政治相去甚遠。他們所最終停留的領域，多為醫學、農業或鋼鐵等技術性強且非常具體的工種，而即使是做文字通訊，分工也多是翻譯、寫作等較為務實的類別。解放後，除了馬海德繼續堅持身體力行消滅性病和麻風病、寒春陽早夫婦主動提出不做文職繼續建設農場和養牛之外，沙博理因為熱心翻譯而被安排在外文局，漢斯·米勒成為醫院院長，愛潑斯坦則參與宋慶齡《中國建設》雜誌(即現在的《今日中國》)的工作。
而自從馬海德向胡耀邦建議後，這批中國籍的外國人一部分得以擔任政協委員，這也許是他們參與中國政治事務最深入的地方。
此外，與早期延安近距離參與革命相比，文革則不啻是他們人生中的另一重洗禮。據周幼馬介紹，文革時期，一批外國人也曾成立戰鬥隊“白求恩延安”，文革早期，他們曾經非常輝煌，坐主席台，喊革命口號，旁邊坐著葉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但是文革後期，這批人先後受到衝擊，能夠倖免者鮮矣。
而父輩的命運落差，反應在後代身上可能是數倍的放大。也許因著信仰的無以為繼，也許是身份的曖昧，西方紅二代的人生，或多或少在日後顯露出早年受到影響的痕跡，例如，包括米德華(漢斯·米勒之子)、艾頌平(愛潑斯坦之子)、陽和平(寒春、陽早之子)等人在內，都經歷了一次或多次婚姻的變動。
每個人擁有的都是不同的人生。2005年愛潑斯坦逝世，在其遺體告別儀式上，其女艾頌雅(現居美國)曾公開表示，父親生前的願望是“希望我們兒女都好，特別希望我弟弟能找到一個好的工作”。艾頌雅的弟弟艾頌平今年56歲，因為沒有機會受到很好的教育，一直沒有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所以愛潑斯坦惟一的願望是能把這個問題解決。事實上，據周幼馬介紹，由於種種原因，作為養子，在愛潑斯坦生命最後的十多年裡，艾頌平與父親並未有太多的交流，艾頌平曾在長城飯店當門童，後來又開計程車，加上又經歷多次婚姻，導致人生相對落魄，“這也是另外一種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