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中華帝國的大門洞開，西方人紛紛來到中國，他們對中國境內的自然地理、人文社會的考察和觀察所留下的文獻記載，向來受到學術界與社會大眾較普遍的關注，也得到中國近現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領域專家的重視。“馬嘉理案”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歷史事件，也使馬嘉理成為歷史名人。本書收集了馬嘉理在中國學習、工作時期的書信、日記和考察工作日誌，特別是他奉命“探路”，從漢口出發沿長江上溯，再穿越貴州、雲南進入緬甸的行程中所寫的詳細日誌和書信，對於我們了解一百多年前中國人的習俗、觀念和某些社會現象很有價值。文字通俗易懂，適合對中國近代史感興趣的專業人士和大眾閱讀。
基本介紹
- 書名：西人中華西南行紀:馬嘉理行紀
- 作者：馬嘉理 阿禮國
- 出版日期：2013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3179341
- 外文名：The Journey of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 出版社：中國地圖出版社
- 頁數：202頁
- 開本：32
- 品牌：中國地圖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馬嘉理行紀》包含了馬嘉理的書信、官方日記和私人日記。內容涵括廣泛，記錄了大量19世紀中期中國的民風民俗、政治背景和事件、天氣、建築、風景、礦產、地質、地理甚至服飾狀況，等等，再加上其個人的觀察角度和理解分析，讀來毫不枯燥。很多信息，不僅具有史料價值，對於我們反思中國的歷史，也具有非常的益處。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馬嘉理 （英國）阿禮國 譯者：曾嶸
圖書目錄
序言馬嘉理小傳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
一、在北京時的書信（1868年6月至8月1）
二、在台灣、福州時的日記與書信（1871年初）
三、途經北美、日本到上海時的書信（1873年秋）
四、在煙臺時的書信（1873年11月至1874年3月）
五、在上海時的書信（1874年4月至8月6日）
第二部分從上海到緬甸茶卡
一、從上海到漢口時的書信（1874年8月9日至9月2日）
二、從漢口到鎮遠府時的書信與工作日誌（1874年9月9日至10月26日1）
三、從鎮遠府到大理府時的書信與工作日誌（1874年10月27日至l2月18日）
四、從大理府到八莫時的書信（1874年12月28日至1875年1月14日）
五、從八莫到茶卡時的書信（1875年1月17日至2月15日）
馬嘉理工作日誌行程表
跋
第一部分初到中國
一、在北京時的書信（1868年6月至8月1）
二、在台灣、福州時的日記與書信（1871年初）
三、途經北美、日本到上海時的書信（1873年秋）
四、在煙臺時的書信（1873年11月至1874年3月）
五、在上海時的書信（1874年4月至8月6日）
第二部分從上海到緬甸茶卡
一、從上海到漢口時的書信（1874年8月9日至9月2日）
二、從漢口到鎮遠府時的書信與工作日誌（1874年9月9日至10月26日1）
三、從鎮遠府到大理府時的書信與工作日誌（1874年10月27日至l2月18日）
四、從大理府到八莫時的書信（1874年12月28日至1875年1月14日）
五、從八莫到茶卡時的書信（1875年1月17日至2月15日）
馬嘉理工作日誌行程表
跋
後記
為完整計，我遵囑為時令不利、因本書日誌及書信的作者馬嘉理先生遇害而陡然終結的一次探險記錄做點補充。馬嘉理剛入領事處工作時，我擔任當時的英國駐北京公使。他學習中文非常勤勉認真。給我留下了良好印象，因此自然對他隨後的職業生涯十分關注。他完全實現了自己在首都學習時對自己的期許。也為此，他的朋友們和出版商共同請求我為本書前面這些有趣的文字添加些內容，也就不足為奇了。
現在討論探路隊為何在中國邊境遭遇敵意或許為時尚早，想要預測格羅夫納先生工作結果的時機也還不成熟。至於他是否成功獲取了可信證據來說明到底誰該為這一悲劇負責。誰煽動了對柏郎上校一行的攻擊。還是如威妥瑪先生所說的“曼允發生的謀殺只是個意外”。我們尚不了解。前後兩次攻擊到底誰該負責？誰是主謀？誰是罪犯？只有政府能夠獲取所有可靠信息和查清細節。在此之前，我們無法得出精準結論。
至於為什麼要發起這一探險行動。威妥瑪先生是這樣對我們說的：“印度政府表示想派一支使團進入雲南，英國公使館已從中國政府獲得護照。允許4位官員紳士帶領隨行人員經緬甸過境，馬嘉理先生則持單獨的護照去迎接柏郎上校所帶上述使團”。印度政府為何會作如此決定？為何選擇這個時機重續司拉登少將沒有獲得滿意結果的未竟事業？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最近我們讀到安德森博士剛出版的有關這兩次探險的書籍，說早在第一次探險，即1868年之前。本土及印度的英國商人就非常期待與中國西部進行陸路貿易。“興趣最大的是仰光的商業社團。仰光是英屬緬甸首都，也是伊洛瓦底江水上高速公路的重要港口。據說15年間這裡的年貿易額已增至250萬英鎊。為避免在漫長危險的馬六甲海峽及印度群島航行，直接將我們的貨物與富饒的雲南、四川物產交換，這樣的回報。付出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但我們從印度政府於1875年3月5日給索爾茲伯里侯爵發的急件中獲悉的針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官方回復卻不太一樣。其時。印度政府已經收到雲南探路隊遇難的訊息。信里包含了一份《印度政府為實現女王陛下政府之願望，即開拓英屬緬甸與中國西部的貿易通道，為此進行的探險之由來及進展報告》。此外，信中還寫著： “大人應該了解，不時有人建議開拓緬甸與中國西部省份之間的通道，印度政府對於是否能從中受益，從來不報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此外還有一個事實。1873年7月24日女王陛下駐北京大使寫出的一封公函中說：“威妥瑪先生認為經雲南邊境的貿易沒什麼前途。”在這一聲明之後繼續說：“儘管我們依然在考慮這個問題。外交大臣於1874年4月23日發來的第45號公函通知說。最近英屬緬甸及中國邊境最高專員報告說已說服大人再次組織人馬探尋中緬邊境的重要性，並已邀請英國外交大臣派出女王陛下代表與中國合作，如大人已了解這一行動未遭反對，則應幫助前往大理府之探險及相關所有安排”。從這封信函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外交大臣針對印度的行動，毫無疑問是在英國、印度及中國的英國商會不斷請願的情況下著手開始的。
在重商主義的理念中，若能大大縮短運輸距離，減輕貨物運輸的危險性。就算付出艱辛的努力也很值得。這只是個簡單的事實。至於具體路徑。緬甸方面的記錄證明了從中國到緬旬的通道幾百年來就是“或走侵略部隊，或行和平商隊”，因此朝著這個方向推進也很自然。基於這一情況。1769年於八莫簽訂的和平條約中的部分條款已經對此實施了一定影響，條約規定應當重新開啟兩國間的“金銀之路”。而實際情況是，從此前很久到條約簽訂以後，已經花費了大量精力開發這條貿易通道，英國及英印商人正滿心期待著隨之而來的共同利益。更不用說上個世紀東印度公司就已經於1795年在阿瓦（Ava）派駐了特使賽姆斯（Symes）上校。有關中國與緬甸之間交通路線的價值，不斷引發公眾的直接關注。1826年威爾科克斯（Wilcox）和克勞福德（Crawford）以及1827年孟加拉政府印製的地圖。都包含了當時所能獲知的中緬邊境信息。這些，全都指向同一目標。我們1830年派駐阿瓦的公使伯尼（Burney）上校。及其後任彭伯頓（Pemberton）和漢內（Hannay），均在我們的印度帝國西北邊境與中國雲南的商業交流中做出過貢獻。1862年，在英國專員法爾爵士（Sir.A.Phayre）指導下，印度政府希望與緬甸國王簽訂條約。想以契約的形式明智地重開經八莫鎮通往中國西部的商路，特許英國商人居住於此，或旅行到雲南，以及讓中國人從雲南自由進入包括上緬甸的阿薩姆邦（Assam）及伊洛瓦底江沿岸在內的英國領地。威廉博士住在曼德勒宮殿時。也曾到八莫進行了為期22天的旅行。查看這條經緬甸到中國西部的路線是否可行。總而言之，打開一條可行的商路是多年以來的想法。這一項目對住在緬甸的印度人有利，也對住在那裡或英國本土貿易中心的商人有利。甚至法國人也有相同的想法。他們最近吞併了安南（Anam）、占領了東京（Ton-Quin），在印度支那半島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也正堅持不懈地尋機開拓由其占領之地進入雲南的商業便利之路。他們似乎發現了由紅河進入的最好最短的路線。可惜的是，對於大型貿易而言。入口目前處於半島東側而非西側。而東側的船隻吞吐量目前已經導致了延誤，因此很多船隻只能取道馬六甲海峽上溯中國海。這條航線既漫長又多少比較危險。不管從孟加拉灣還是從仰光出發。人們都不願意走這條航線。
……
從他的日誌中，我們能清晰地得出這最終的結論，如果我們的政府更關心自己臣民的生命，盡職盡責，就不會導致馬嘉理這樣的悲劇結局。也就是德比伯爵所說的“在英國的保護很難覆蓋到的中國內陸省份建立領事館本身也極為困難和危險”。
這似乎就是這段歷史的寓意，如果在這本有趣的關於官員、百姓的脾氣個性以及就算他們願意也不能確定能不能控制得住暴民的日記揭示之前。我們就對已知的情況給予更加全面的考慮。很難相信我們還會採取這一行動。
1868年司拉登少將探路隊的命運就已經不容樂觀，但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的。它並不是悲劇再次發生的理由。至於這個探路隊的情況，我完全同意安得遜博士所說的“打開商路的問題應該留待將來再行探討”。但我們已經別無選擇。他說：“這個年輕官員的死亡以及英國使團在中國邊境遇到的攻擊。已經在千萬人的腦海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他指出這種印跡只有通過成功獲取失敗之地才能得以抵消。不論其中涉及緬甸人、克欽人、撣人部落還是中國人。我們都無法接受這挫敗的性質，因為這也是我們自己一時衝動所帶來的後果。眾所周知但很少提及的一點是：我們在中部亞洲的位置決定了我們的威望高低。如果不願意接受前進過程中的風險，我們也許常常會止步不前，但一旦前行，就很難做到無傷而返。因此，採取行動之前，應該適時衡權前進中的危險、不利因素、失敗機率及其後果。不管這後果有多嚴重，多不受歡迎，一旦失敗。就必然會發生。如果我們在治理東方時。不想全然損失遠遠超過優越武力的道德力量，並據此獲得安全和商業特權。那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能夠成功的前提下，重新努力。在目前情況下，雲南撣人和克欽人正在進行領土之爭。此時中國與緬甸之間的貿易通道的價值有多大，我深懷疑問。對此陸路貿易，我們可以合理預期。但卻無法保證其充分的回報。因為任何政府想打開並維持貿易通道，一定會產生隨之而來的風險和責任。毫無疑問。這樣的通道古已有之。目前也確實存在。只不過非常不安全。即便如此，中緬老百姓依然利用它進行貿易。問題是這種貿易的價值何在？就算條件有所改善，其前景或開發能力又如何？最後，要花費怎樣的成本才能營造更有利的條件？緬甸、中國和印度的英國商會期望商路永久開放，這很自然。但所有責任和負擔均需由政府承擔，預計一下，這成本不僅是金錢，我們已經看到了，還有失敗的後果，即與野人和半文明部落間的戰爭和邊界之爭的風險。以及與中國之間更加複雜的糾紛。大英帝國針對未開化國家的主要政策是：如果商人認為值得，可以自己開拓商路，自擔風險。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是否如安得遜博士所言，就算雲南的繁榮已經恢復，緬旬河流中正航行著汽船，英國旗幟已經飄揚在八莫這一貿易中心上空，這一切依然不足以為邊界土地提供足夠的供給，因此才必須打開這樣一條持續的貿易通道。然而，根據我們目前的承諾。我們很可能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自願或有意識地選擇政策。因此成本和價值的問題就不復存在。這一事件發生後。唯一能採取的安全方法，就是與中國政府進行直接磋商，不再隱瞞或偽裝我們的要求，談出我們的真實目的。至於是否選擇中緬通道。這只是枝節問題，多花些時間獲取信息，我們自然能得出最好的結論。我們只能期望，不管選擇什麼方式，應通過和平手段找到令人滿意的有效解決方案。無論如何。馬嘉理所提供的從漢口到八莫的日誌描述以及信息，非常完整。對當前的工作特別重要，具有永久價值。
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現在討論探路隊為何在中國邊境遭遇敵意或許為時尚早，想要預測格羅夫納先生工作結果的時機也還不成熟。至於他是否成功獲取了可信證據來說明到底誰該為這一悲劇負責。誰煽動了對柏郎上校一行的攻擊。還是如威妥瑪先生所說的“曼允發生的謀殺只是個意外”。我們尚不了解。前後兩次攻擊到底誰該負責？誰是主謀？誰是罪犯？只有政府能夠獲取所有可靠信息和查清細節。在此之前，我們無法得出精準結論。
至於為什麼要發起這一探險行動。威妥瑪先生是這樣對我們說的：“印度政府表示想派一支使團進入雲南，英國公使館已從中國政府獲得護照。允許4位官員紳士帶領隨行人員經緬甸過境，馬嘉理先生則持單獨的護照去迎接柏郎上校所帶上述使團”。印度政府為何會作如此決定？為何選擇這個時機重續司拉登少將沒有獲得滿意結果的未竟事業？這個問題值得深思。最近我們讀到安德森博士剛出版的有關這兩次探險的書籍，說早在第一次探險，即1868年之前。本土及印度的英國商人就非常期待與中國西部進行陸路貿易。“興趣最大的是仰光的商業社團。仰光是英屬緬甸首都，也是伊洛瓦底江水上高速公路的重要港口。據說15年間這裡的年貿易額已增至250萬英鎊。為避免在漫長危險的馬六甲海峽及印度群島航行，直接將我們的貨物與富饒的雲南、四川物產交換，這樣的回報。付出任何代價都在所不惜。”但我們從印度政府於1875年3月5日給索爾茲伯里侯爵發的急件中獲悉的針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官方回復卻不太一樣。其時。印度政府已經收到雲南探路隊遇難的訊息。信里包含了一份《印度政府為實現女王陛下政府之願望，即開拓英屬緬甸與中國西部的貿易通道，為此進行的探險之由來及進展報告》。此外，信中還寫著： “大人應該了解，不時有人建議開拓緬甸與中國西部省份之間的通道，印度政府對於是否能從中受益，從來不報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此外還有一個事實。1873年7月24日女王陛下駐北京大使寫出的一封公函中說：“威妥瑪先生認為經雲南邊境的貿易沒什麼前途。”在這一聲明之後繼續說：“儘管我們依然在考慮這個問題。外交大臣於1874年4月23日發來的第45號公函通知說。最近英屬緬甸及中國邊境最高專員報告說已說服大人再次組織人馬探尋中緬邊境的重要性，並已邀請英國外交大臣派出女王陛下代表與中國合作，如大人已了解這一行動未遭反對，則應幫助前往大理府之探險及相關所有安排”。從這封信函中我們能清晰地看到，外交大臣針對印度的行動，毫無疑問是在英國、印度及中國的英國商會不斷請願的情況下著手開始的。
在重商主義的理念中，若能大大縮短運輸距離，減輕貨物運輸的危險性。就算付出艱辛的努力也很值得。這只是個簡單的事實。至於具體路徑。緬甸方面的記錄證明了從中國到緬旬的通道幾百年來就是“或走侵略部隊，或行和平商隊”，因此朝著這個方向推進也很自然。基於這一情況。1769年於八莫簽訂的和平條約中的部分條款已經對此實施了一定影響，條約規定應當重新開啟兩國間的“金銀之路”。而實際情況是，從此前很久到條約簽訂以後，已經花費了大量精力開發這條貿易通道，英國及英印商人正滿心期待著隨之而來的共同利益。更不用說上個世紀東印度公司就已經於1795年在阿瓦（Ava）派駐了特使賽姆斯（Symes）上校。有關中國與緬甸之間交通路線的價值，不斷引發公眾的直接關注。1826年威爾科克斯（Wilcox）和克勞福德（Crawford）以及1827年孟加拉政府印製的地圖。都包含了當時所能獲知的中緬邊境信息。這些，全都指向同一目標。我們1830年派駐阿瓦的公使伯尼（Burney）上校。及其後任彭伯頓（Pemberton）和漢內（Hannay），均在我們的印度帝國西北邊境與中國雲南的商業交流中做出過貢獻。1862年，在英國專員法爾爵士（Sir.A.Phayre）指導下，印度政府希望與緬甸國王簽訂條約。想以契約的形式明智地重開經八莫鎮通往中國西部的商路，特許英國商人居住於此，或旅行到雲南，以及讓中國人從雲南自由進入包括上緬甸的阿薩姆邦（Assam）及伊洛瓦底江沿岸在內的英國領地。威廉博士住在曼德勒宮殿時。也曾到八莫進行了為期22天的旅行。查看這條經緬甸到中國西部的路線是否可行。總而言之，打開一條可行的商路是多年以來的想法。這一項目對住在緬甸的印度人有利，也對住在那裡或英國本土貿易中心的商人有利。甚至法國人也有相同的想法。他們最近吞併了安南（Anam）、占領了東京（Ton-Quin），在印度支那半島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也正堅持不懈地尋機開拓由其占領之地進入雲南的商業便利之路。他們似乎發現了由紅河進入的最好最短的路線。可惜的是，對於大型貿易而言。入口目前處於半島東側而非西側。而東側的船隻吞吐量目前已經導致了延誤，因此很多船隻只能取道馬六甲海峽上溯中國海。這條航線既漫長又多少比較危險。不管從孟加拉灣還是從仰光出發。人們都不願意走這條航線。
……
從他的日誌中，我們能清晰地得出這最終的結論，如果我們的政府更關心自己臣民的生命，盡職盡責，就不會導致馬嘉理這樣的悲劇結局。也就是德比伯爵所說的“在英國的保護很難覆蓋到的中國內陸省份建立領事館本身也極為困難和危險”。
這似乎就是這段歷史的寓意，如果在這本有趣的關於官員、百姓的脾氣個性以及就算他們願意也不能確定能不能控制得住暴民的日記揭示之前。我們就對已知的情況給予更加全面的考慮。很難相信我們還會採取這一行動。
1868年司拉登少將探路隊的命運就已經不容樂觀，但正如我前面已經指出的。它並不是悲劇再次發生的理由。至於這個探路隊的情況，我完全同意安得遜博士所說的“打開商路的問題應該留待將來再行探討”。但我們已經別無選擇。他說：“這個年輕官員的死亡以及英國使團在中國邊境遇到的攻擊。已經在千萬人的腦海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他指出這種印跡只有通過成功獲取失敗之地才能得以抵消。不論其中涉及緬甸人、克欽人、撣人部落還是中國人。我們都無法接受這挫敗的性質，因為這也是我們自己一時衝動所帶來的後果。眾所周知但很少提及的一點是：我們在中部亞洲的位置決定了我們的威望高低。如果不願意接受前進過程中的風險，我們也許常常會止步不前，但一旦前行，就很難做到無傷而返。因此，採取行動之前，應該適時衡權前進中的危險、不利因素、失敗機率及其後果。不管這後果有多嚴重，多不受歡迎，一旦失敗。就必然會發生。如果我們在治理東方時。不想全然損失遠遠超過優越武力的道德力量，並據此獲得安全和商業特權。那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能夠成功的前提下，重新努力。在目前情況下，雲南撣人和克欽人正在進行領土之爭。此時中國與緬甸之間的貿易通道的價值有多大，我深懷疑問。對此陸路貿易，我們可以合理預期。但卻無法保證其充分的回報。因為任何政府想打開並維持貿易通道，一定會產生隨之而來的風險和責任。毫無疑問。這樣的通道古已有之。目前也確實存在。只不過非常不安全。即便如此，中緬老百姓依然利用它進行貿易。問題是這種貿易的價值何在？就算條件有所改善，其前景或開發能力又如何？最後，要花費怎樣的成本才能營造更有利的條件？緬甸、中國和印度的英國商會期望商路永久開放，這很自然。但所有責任和負擔均需由政府承擔，預計一下，這成本不僅是金錢，我們已經看到了，還有失敗的後果，即與野人和半文明部落間的戰爭和邊界之爭的風險。以及與中國之間更加複雜的糾紛。大英帝國針對未開化國家的主要政策是：如果商人認為值得，可以自己開拓商路，自擔風險。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是否如安得遜博士所言，就算雲南的繁榮已經恢復，緬旬河流中正航行著汽船，英國旗幟已經飄揚在八莫這一貿易中心上空，這一切依然不足以為邊界土地提供足夠的供給，因此才必須打開這樣一條持續的貿易通道。然而，根據我們目前的承諾。我們很可能發現自己根本無法自願或有意識地選擇政策。因此成本和價值的問題就不復存在。這一事件發生後。唯一能採取的安全方法，就是與中國政府進行直接磋商，不再隱瞞或偽裝我們的要求，談出我們的真實目的。至於是否選擇中緬通道。這只是枝節問題，多花些時間獲取信息，我們自然能得出最好的結論。我們只能期望，不管選擇什麼方式，應通過和平手段找到令人滿意的有效解決方案。無論如何。馬嘉理所提供的從漢口到八莫的日誌描述以及信息，非常完整。對當前的工作特別重要，具有永久價值。
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序言
相信大部分人聽說“馬嘉理”這個名字。都是從中學的歷史課本上，混雜於所有為了考試而需要背誦記憶的各種年代、事件之中。因此。當我由於翻譯本書而向周圍人們問及關於“馬嘉理事件”時。通常要講到由之引起的“煙臺條約”。才能在大家腦海中浮現出中學課本的一點模糊記憶。
對我來說，由於偶然的機緣接觸並翻譯馬嘉理的日記。以及他生命歷程中最後幾年的家信。讓歷史書上這個單調死板的名字，逐漸在眼前清晰凸顯而成為栩栩如生的鮮活人物。
馬嘉理於1846年5月出生於印度，並於1867年3月，以不滿21歲的年紀來到中國，直至28歲生命終結於中國雲南的一個邊境山寨。其間。僅返回自己的故鄉一次。在中國的七年間。他不僅掌握了中文這門古老深奧的語言和文字。能在旅行途中。抱著令我們現代人也覺得頭疼的豎版大部頭了解我們的歷史，而且，足跡遍及北京、福建、台灣、山東、上海。並上溯長江。深入當時鮮有外國人進入的蠻荒之地：貴州和雲南，並出境到達緬甸，目的是為英國尋求西南的通商之路。
幸虧在這七年間，他留下了豐厚的家書和日記，才能讓我們今天有機會，能從一個百年前西方人的眼睛裡。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同時，也能從這七年間的書信和日記中，感受一個年輕生命的成長。體會他從頑皮到成熟。從青澀到為追尋理想而不畏艱險的歷程。
馬嘉理當時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肩負著作為英國人了解中國狀況的“間諜”作用。工作性質加上自身廣博的興趣，讓他的日記和書信呈現出龐雜的內容。涵括廣泛，記錄了大量當時中國的民風民俗、政治背景和事件、天氣、建築、風景、礦產、地質、地理甚至服飾狀況，等等，再加上其個人的觀察角度和理解分析，讀來毫不枯燥，很多信息，不僅具有史料價值，對於我們反思中國的歷史，也具有非常的益處。
這些內容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給一個年輕女性F.E.R.的信件，在毫無線索的情況下，翻譯過程中我不禁預設這是他心儀的女友，這些信件常常連續幾天不停筆。連篇累牘，其中1874年2月的一封信超過萬言。而那樣密集信件的熱睛之下，仔細閱讀其文字。卻不見任何小兒女情緒。其中最流露情感的字句。也僅是他死前20天的如下簡訊：“剛收拾完東西，命令說明天一早啟程……駐地異常簡陋，暴露在夜晚的空氣里。我此刻席地而坐，在錫桌上給你寫信。”
個人無法選擇歷史，也無法選擇自己在歷史中的作用。馬嘉理到底因何而死？具體過程如何？他所熱忱追求，以之為實現理想手段的西南之行，到底具有怎樣的價值和意義。可能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們眼裡。均會折射出不同的推理。作為當代中國人，讀著這些百年前的文字，我們既對清政府時期內憂外患的國家憂心，但從人性的角度。也並非不能體會馬嘉理在自我構想的理想中努力執著的艱辛。也許，還能更加理性地分析這歷史事件背後，能給我們今天帶來的思索。
作為他死後由當時曾擔任英國駐北京公使的阿禮國結集出版的書信日記錄，本書的編撰也具有鮮明的西方特點，值得一提。我們會有趣地發現，本書的《前言》和《跋》中對他本人和他奉命穿越中國內地赴緬甸探路最後遇難這件事的評論有很大差別，《前言》中的他。是形象高大、為國捐軀的英雄和勇士，而《跋》中則充滿對死於政治、經濟利益的犧牲品的他的無比同情和遺憾。這些評註加上馬嘉理自己的文字描述，讓這個單一歷史事件，呈現出多彩的視角。也提醒我們每一個讀者，對任何歷史事件的解讀和理解。不能陷入簡單偏頗。
此外，由於本書同時包含了書信、官方日記和私人日記。部分內容存在著由於時間重疊而導致對類似經歷的重疊描述等情況。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盡力將書信中的文字儘可能翻譯得活潑、流暢、生活化。而對官方日記則儘量採用貼近當時時代感的文字方式來表現，也希望以此方式，為讀者營造出百年前的氛圍。以增加讀者對照閱讀的樂趣。
還需要提醒讀者的是。由於他的部分書信是在旅行或舟車間歇時擠時間書寫成的。常常無法一揮而就。因此，難免在描述的時序上有些微混亂之感。或時常記錄下一閃而過的所見所想。有時稍顯邏輯不夠嚴謹。希望這一不足。能幫助我們更真實地還原馬嘉理書寫時的“現場感”吧。
作為一本有關歷史的譯作。書中的人名、地名、官員職位等皆非我之長項。若沒有廈門大學歷史系魯西奇教授的細緻校對和幫助。本書的價值將大打折扣。也要感謝翻譯過程中幫助查找資料、一直支持我的朋友李丁。以及不斷鼓勵我的親人們。此外，特別需要感謝中國地圖出版社編輯們的耐心校閱。才能讓本書終於以這樣的面貌呈現給讀者。
曾嶸
2012年12月25日於北京
對我來說，由於偶然的機緣接觸並翻譯馬嘉理的日記。以及他生命歷程中最後幾年的家信。讓歷史書上這個單調死板的名字，逐漸在眼前清晰凸顯而成為栩栩如生的鮮活人物。
馬嘉理於1846年5月出生於印度，並於1867年3月，以不滿21歲的年紀來到中國，直至28歲生命終結於中國雲南的一個邊境山寨。其間。僅返回自己的故鄉一次。在中國的七年間。他不僅掌握了中文這門古老深奧的語言和文字。能在旅行途中。抱著令我們現代人也覺得頭疼的豎版大部頭了解我們的歷史，而且，足跡遍及北京、福建、台灣、山東、上海。並上溯長江。深入當時鮮有外國人進入的蠻荒之地：貴州和雲南，並出境到達緬甸，目的是為英國尋求西南的通商之路。
幸虧在這七年間，他留下了豐厚的家書和日記，才能讓我們今天有機會，能從一個百年前西方人的眼睛裡。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同時，也能從這七年間的書信和日記中，感受一個年輕生命的成長。體會他從頑皮到成熟。從青澀到為追尋理想而不畏艱險的歷程。
馬嘉理當時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肩負著作為英國人了解中國狀況的“間諜”作用。工作性質加上自身廣博的興趣，讓他的日記和書信呈現出龐雜的內容。涵括廣泛，記錄了大量當時中國的民風民俗、政治背景和事件、天氣、建築、風景、礦產、地質、地理甚至服飾狀況，等等，再加上其個人的觀察角度和理解分析，讀來毫不枯燥，很多信息，不僅具有史料價值，對於我們反思中國的歷史，也具有非常的益處。
這些內容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命的最後一年給一個年輕女性F.E.R.的信件，在毫無線索的情況下，翻譯過程中我不禁預設這是他心儀的女友，這些信件常常連續幾天不停筆。連篇累牘，其中1874年2月的一封信超過萬言。而那樣密集信件的熱睛之下，仔細閱讀其文字。卻不見任何小兒女情緒。其中最流露情感的字句。也僅是他死前20天的如下簡訊：“剛收拾完東西，命令說明天一早啟程……駐地異常簡陋，暴露在夜晚的空氣里。我此刻席地而坐，在錫桌上給你寫信。”
個人無法選擇歷史，也無法選擇自己在歷史中的作用。馬嘉理到底因何而死？具體過程如何？他所熱忱追求，以之為實現理想手段的西南之行，到底具有怎樣的價值和意義。可能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人們眼裡。均會折射出不同的推理。作為當代中國人，讀著這些百年前的文字，我們既對清政府時期內憂外患的國家憂心，但從人性的角度。也並非不能體會馬嘉理在自我構想的理想中努力執著的艱辛。也許，還能更加理性地分析這歷史事件背後，能給我們今天帶來的思索。
作為他死後由當時曾擔任英國駐北京公使的阿禮國結集出版的書信日記錄，本書的編撰也具有鮮明的西方特點，值得一提。我們會有趣地發現，本書的《前言》和《跋》中對他本人和他奉命穿越中國內地赴緬甸探路最後遇難這件事的評論有很大差別，《前言》中的他。是形象高大、為國捐軀的英雄和勇士，而《跋》中則充滿對死於政治、經濟利益的犧牲品的他的無比同情和遺憾。這些評註加上馬嘉理自己的文字描述，讓這個單一歷史事件，呈現出多彩的視角。也提醒我們每一個讀者，對任何歷史事件的解讀和理解。不能陷入簡單偏頗。
此外，由於本書同時包含了書信、官方日記和私人日記。部分內容存在著由於時間重疊而導致對類似經歷的重疊描述等情況。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盡力將書信中的文字儘可能翻譯得活潑、流暢、生活化。而對官方日記則儘量採用貼近當時時代感的文字方式來表現，也希望以此方式，為讀者營造出百年前的氛圍。以增加讀者對照閱讀的樂趣。
還需要提醒讀者的是。由於他的部分書信是在旅行或舟車間歇時擠時間書寫成的。常常無法一揮而就。因此，難免在描述的時序上有些微混亂之感。或時常記錄下一閃而過的所見所想。有時稍顯邏輯不夠嚴謹。希望這一不足。能幫助我們更真實地還原馬嘉理書寫時的“現場感”吧。
作為一本有關歷史的譯作。書中的人名、地名、官員職位等皆非我之長項。若沒有廈門大學歷史系魯西奇教授的細緻校對和幫助。本書的價值將大打折扣。也要感謝翻譯過程中幫助查找資料、一直支持我的朋友李丁。以及不斷鼓勵我的親人們。此外，特別需要感謝中國地圖出版社編輯們的耐心校閱。才能讓本書終於以這樣的面貌呈現給讀者。
曾嶸
2012年12月25日於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