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陽熊家埂遺址墓地地處襄陽古城東龐公片區，隸屬於襄陽市襄城區龐公街道龐公祠社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襄陽熊家埂遺址墓地
- 地理位置：襄陽市襄城區
- 占地面積：400 m
2021年2月22日至4月30日，為配合國投·華電蔚藍海岸項目建設，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項目地塊進行了文物勘探，發現數十座磚室墓葬、周代至明清時期遺址400餘平方米。2021年5月，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國家文物局申報了該項目的發掘並於7月份獲得了批准（考執字（2021）第（911）號）。
7月10日至9月28日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隊伍對該遺址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遺址442平方米，其中周代遺址242平方米，南朝至明清時期墓葬87座。
一、地理環境與地層堆積
熊家埂遺址墓地位於漢江南岸沖積平原上，北距漢江約200米。其西距襄陽古城1500米，西南距真武山周代遺址4400米，東隔漢江與陳坡東周遺址相距5400米。基點地理坐標為東經112.16°，北緯32.03°，海拔69.88米。熊家埂遺址墓地地理位置示意圖
襄陽熊家埂遺址墓地地理位置
熊家埂遺址墓地探明範圍東西長約350米，南北寬約150米（因用地範圍外西、南側為未拆遷的民房、廠房等，外圍情況尚無法探明）。
熊家埂遺址墓地所在區域地層堆積可分為5層，其中第5層為周代文化堆積。以T2北壁為例：
第①層：耕土層，厚約0.4米，灰黃色沙土，土質疏鬆，較純淨，包含少量青花瓷片、磚瓦等，已在清表時被破壞。
第②層：厚約0.5米。為淺灰色沙土，土質較疏鬆，出土青花瓷片、少量陶片，為明清時期文化層。
第③層：厚約0.35米。為灰色沙土，土質疏鬆，包含少量炭粒，出土有青、白瓷片，為隋唐時期文化層。
第④層：厚約0.2-0.3米。為灰黃沙土，土質疏鬆，包含少量炭粒、紅燒土粒，出土少量陶片、瓷片，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層。H2、H5、H7開口於本層下，打破第⑤層。
第⑤層：厚約0.25-0.5米。周代文化層，為灰褐色沙土，土質疏鬆，包含較多炭粒和少量紅燒土粒，出土較多陶片，可辨器型有鬲、盂、豆、罐等，小件有骨鏃、銅箭鏃、紡輪等，為周代文化層。
⑤層下為淤積層，黃褐色黏土，含沙量較小，土質略硬，較為純淨。
T2北壁剖面圖
T2北壁剖面圖
二、發掘收穫
本次發掘，總計清理墓葬87座，探方4個（含房址1座、路面1處、窯址1座、灰坑15座），出土銅、陶、瓷、鐵、玉、石、骨器等334件（套）。
熊家埂遺址墓地遺蹟總圖
熊家埂遺址墓地遺蹟總圖
（一）遺址
遺址主要位於中部及中部偏西，分布較為零散，兩周文化層堆積主要分布於T2和T4，兩個探方相距約有60米，中間部分經勘探無文化層連線，可能是早期受到了洪水的衝擊，造成了遺址之間的斷裂。第④層包含物主要為春秋早中期文化遺物，但夾雜有魏晉南北朝時期陶、瓷片，初步推測本層堆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到擾亂。④層下共發現灰坑10座，根據出土器物初步判斷時代為春秋早中期。第⑤層為周代文化層，根據出土器物初步判斷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遺址出土大量陶片，可辨器型有鬲、盂、豆、罐等。另外出土有較多蚌殼、魚骨等標本，出土小件有鹿角、骨器、銅箭鏃、紡輪等。
T2遺蹟平面圖
T2H5出土折（曲）腹盆口沿
T2H5出土陶豆柄
T2H5出土陶豆柄
T2H6出土附加堆紋陶片
T2H6出土附加堆紋陶片
T2H6出土陶鬲足
T2第5層出土陶片
遺址出土骨角器
遺址出土骨角器
遺址出土鹿角
遺址出土鹿角
熊家埂遺址出土蚌殼
（二）墓葬
清理的87座墓葬，有68座位於中部偏南區域，19座零散分布於東部偏南區域。這批墓葬帶墓道的居多，僅有少量不帶墓地，墓道方向以東南向為主。
這87座墓葬除3座明清時期墓葬為土坑墓外，其餘均為磚室墓。年代集中於隋唐至五代時期，共有81座，南朝墓葬3座，明清時期墓3座。這些墓葬遭受盜擾嚴重，近20座墓為空墓或只出幾枚銅錢，其餘67座墓葬出土器物也都一般較少，大部分不超過5件，僅有個別墓葬出土隨葬品較豐富，如M18出土11件（套）；M33出土8件。
出土隨葬品種類涉及陶、瓷、銅、鐵、銀、玉、石、骨等類別。陶器有罐、盤口壺、俑等；瓷器有盤口壺、碗、壺、罐、執壺、水盂等；銅器有鏡、盂、釵、銙、勺、臂釧等；銅錢有五銖、開元通寶、乾元重寶、天漢元寶等；鐵器有鐮、剪、刀、牌等；銀器有指環、項圈等；玉、石器有盒、蟬、墜、硯等；其他還有骨器、蚌殼等。
M16：1瓷壺
M16：1瓷壺
M18：3陶俑
M18：3陶俑
M18：4陶俑
M18：4陶俑
M18：7陶俑
M18：7陶俑
M33：8瓷執壺
M52：1瓷水盂
M52：1瓷水盂
三、結語
1.周代遺址面積較小，分布零散（可能與早期洪水衝擊有關），擾亂嚴重，部分灰坑僅保存底部，但仍出土了一批重要的文物標本。標本中有較多柄部帶有一周凸箍、喇叭狀圈足的豆、折肩或折腹盆以及足腔較深的鬲足，符合西周晚期的特徵，說明該遺址最遲在西周晚期已形成。
2.熊家埂遺址可能為楚之“東津戍”。據晉代習鑿齒所撰《襄陽耆舊記》記載：楚有二津，謂從襄陽渡沔自南陽界出方城關是也，通周、鄭、晉、衛之道，其東則從漢津（即東津）渡江夏，出皋關是也，通陳、蔡、齊、宋之道。”這說明“東津”與“北津”作為楚國北境兩個軍事渡口，是楚國往東、往北擴張、發展的重要節點。
《楚世家》：“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世本•居篇》：”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今湖北宜城）“以上文獻說明在“武王徙郢”之時，其先祖已在漢水西側經營多年，以至於西周晚期楚有郢都。熊家埂遺址可能是熊渠在經營江漢期間所設的軍事據點，“熊家埂”地名也極有可能跟楚之熊姓有一定關係。
同時，從遺址中出土的大型陶甗、鬲足以及數量眾多的陶器殘片、蚌殼、魚骨、鹿角、箭鏃以及帶有明顯切割痕跡的獸骨等可以看出，該遺址規模應該不小，且規格較高，與楚之“二津”的職能相符。從這另外一方面看，在防禦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經常發生洪水的濱江區域，並不適合普通的聚落選址，除非是為了某種特殊的政治軍事目的而設立的據點。
熊家埂遺址的發掘豐富了這一時期的文化研究資料，對於研究早期楚文化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3. 經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生物考古實驗室鑑定，熊家埂遺址出土的蚌殼主要為短褶矛蚌、 魚尾楔蚌 、楔形麗蚌、天津尖麗蚌等，均屬淡水蚌類。應該是就近捕食後丟棄，結合出土的魚骨、鹿角等，說明這些類型的食物在熊家埂遺址先民肉類飲食中占據一定比例，這為研究該時期古人生業和古環境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4.本次共發掘的墓葬，主要涉及南朝、隋唐、明清等時間段。其中，發掘區中部偏南集中分布的26座墓葬，排列有一定的順序，尤其是隋唐時期的墓葬，除了方向一致外，排列相對整齊，數量比例也較大，這一時期可能是作為家族墓地使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