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鹽案是發生在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2月17日的一起震動中原的搶鹽慘案。由於人們爭相購買鹽條致使人擠人、人踩人，導致賈華山等六人死亡，曾安民等十一人重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襄樊鹽案
- 時間：1947年
- 性質：搶鹽慘案
案件經過,案件原由,
案件經過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2月17日，樊城曾經發生了一起震動中原的搶鹽慘案。在這個特大惡性事件中，由於人們爭相購買鹽條致使人擠人、人踩人，導致賈華山等六人死亡，曾安民等十一人重傷，一時間，中原譁然。
造成慘案的背景，原因究竟是什麼?經過又怎樣呢?
案件原由
1946年下半年，為了反擊蔣介石政府發動的全面內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地渡過黃河，在豫西、陝西開闢了廣闊的游擊區。國民黨政府對尚控制著的豫南、鄂北一帶進行嚴密的經濟封鎖，切斷道路，斷絕了食鹽（主要為淮鹽）來源。
1946年，國民黨鹽務政策由民制、官收、官運，商銷改為民制、民運、民銷。運銷以民營為目的，政府管制為手段，在無商承運，或供求失調，價高鹽少時，鹽務機關得酌官運，並設常平倉（儲備鹽）以資調劑，以官運補商運之不足，以常平補商銷之匱乏。根據此項制度，管理鄂北鹽務，運銷鄂北食鹽的鄂北鹽務辦事處改為湖北區樊城常平鹽倉辦事處。接著，國民黨政府根據民制、民運、民銷的原則，制定鹽政條例公布實行，從法律上確立了食鹽自由貿易。這就是說，官方鹽務機關的職責僅是驗放商鹽、徵收鹽稅（岸稅），對於鹽源、民食、鹽價並不管理。實質上就是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採取放任政策。名為開放引岸、自由營運，而暗中組織各大鹽業公司進行壟斷，任其搜刮人民。
1946年11月起，運達鄂北的商鹽日益減少，市面供鹽緊張，於是開始售放常平鹽。樊城鎮商會和湖北區樊城常平鹽倉辦事處以控制食鹽外流為名，限制食鹽銷售，實行自由購運，無論任何人都可經營食鹽，先發號碼單。由購鹽人持換正式水程單（交納稅款的憑證）方準繳款購鹽。每日限發號碼單二百張，限售鹽一千擔。由於緊縮鹽斤發放，遂使鹽價一日數漲，釀成黑市、官定牌價每市擔法幣54275元、黑市每擔竟達13萬元。
鹽價看漲，黑市利高。大鹽商們一方面將尚有的十萬擔商鹽握持不售；一方面用出佣金的辦法，僱請生活無著的貧民到鹽務處擠鹽條，套購官鹽，擴大囤積，以謀更大利潤。於是黑市交易愈演愈烈。到鹽務處擠鹽條的有四面八方的小商小販，有受僱於大鹽商、衣食無著的城市貧民，有為獲取一點生活費而去擠鹽條的。農民遠道擠條，半夜糜集鹽務處門口（現襄樊市蘇家巷對面新華糧店處），佇立待旦，交通為之堵塞。待至黎明，秩序更加紊亂，被擠傷者日有所聞。
面對擁擠情形，鹽務處既不謀求供應辦法的改進，委託襄陽、樊城兩個商會行政當局代發號碼單，堅持所謂自由購運，也不請治安部門維持秩序。二月上旬，每日購鹽人增至數千人，大多是先一日夜間即在鹽務處門口守候的，鹽務處長吳紳道仍不思改善，置若罔聞。
2月17日，守候擠鹽條者將達萬人，勢若潮湧。早春清晨，擠條人熱汗成煙，狀如蒸籠初揭，熱氣籠罩著幾十丈長的街道上空，吳紳道見人多擁擠，即派鹽警彈壓，用木棍、皮帶向購鹽人狠打。購鹽人夜半佇候翌晨，凍餓交加，哪堪當頭一棒?
八時半，發單開始（號碼單在該處隔壁鹽警區部里院發給，須先入鹽務處大門再轉至鹽警區部）。鹽務處大門一開，擠條人即捨命趨前，萬頭排列毫無空隙，後至者欲求爭進，或用兩人肩托一人從前面人頭上竄過；或是上高凳再上人頭；或從對面春大花行樓上跳下來踩人頭而過，向前猛進；下面被踐踏之人不堪擠壓，昏倒於地，於是又有被絆倒者，被擠倒者。倒地之人不能復起，任人踐踏，遂釀成空前慘案。計死亡六人，重傷十一人，輕傷四人。
如此重大慘案，國民黨政府對於瀆職肇事的鹽務處長吳紳道是如何處理的呢?對死亡、重傷的受難者是如何撫恤的呢?
案發後，市民震怒，輿論大嘩。襄陽地方法院檢察官勘驗了現場，襄陽縣縣長傅良居指定張鵬雲（樊城鎮鹽業公會理事長）、鄭雲亭（樊城鎮商會會長）、趙曙（樊城鎮鎮長）、郤則三（樊城鎮鎮民代表會主席）等幾個地方官紳辦理善後。
圍繞鹽案又演出了一出鬧劇。吳紳道鹽務處長一職是由中央黨務機關任命的，因此有恃無恐。吳說：“他們為買鹽而死，我賣點小鹽給他們了事”。先拿出1700擔鹽，其中1000擔分給張鵬雲、趙曙、郤則三及軍統特務余鐵夫、章嘉穀，堵住地方頭面人物的嘴。其中700擔由張鵬雲用於向襄陽專署、襄陽地方法院、襄陽縣政府請客行賄，為吳紳道開脫。 張鵬雲、趙曙、郤則三等人一面收葬死者，暗中保護肇事者吳紳道，一面迫於市民情緒，讓吳紳道拿出500擔食鹽， 以其利潤撫恤死者家屬；同時又利用市民情緒敲吳紳道竹 槓，迫吳大放官鹽，供其黑市生意。另外，以慘案名義義募商捐鹽2500擔，變賣2500萬元。總計撫恤鹽3000擔， 籌款近3000萬元（法幣）。鎮長趙曙經辦撫恤，經其手發給家屬每人200萬元，重傷人每人發給50萬元醫療費。後民眾察覺了趙曙在撫恤款上搗了鬼，紛紛上告。趙曙被迫又紿死者家屬每人19萬元。並囑死者家屬說；“莫告我了，再告我就傾家蕩產了”。計撫恤費先後發出1864萬元，餘款落入私囊。趙曙從中貪污30萬元，郤則三侵吞商捐鹽100餘擔，張鵬雲侵占了300萬元。
但是人民情緒異常憤怒，報紙也報導了慘案情況，社會輿論壓力很大。沒有撈到油水的地方官紳也打著民意的旗號，伸張正義，趁樊城鎮鎮民代表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召開之機，以人命關天，致函各機關團體，要求懲辦肇事元兇，達到拉選票的目的。襄陽地方法院檢察官鄧斌迫於輿論，不得不檢察各項證件，將吳紳道以瀆職罪提起公訴。但法官早已吃請受賄，審理結果，吳紳道被宣判無罪。
得票者僥倖，空手者嘆息，受傷者哀號，死難者含冤地下，漁利者暗慶，肇事者獰笑，六條人命之血案竟如此了結。
襄樊解放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此案。在掌握大量證據的基礎上。1949年9月重新立案審理。1951年，除吳紳道逃跑外，張鵬雲、趙曙、郤則三均以此罪被處極刑，沉冤始雪。
1946年，國民黨鹽務政策由民制、官收、官運，商銷改為民制、民運、民銷。運銷以民營為目的，政府管制為手段，在無商承運，或供求失調，價高鹽少時，鹽務機關得酌官運，並設常平倉（儲備鹽）以資調劑，以官運補商運之不足，以常平補商銷之匱乏。根據此項制度，管理鄂北鹽務，運銷鄂北食鹽的鄂北鹽務辦事處改為湖北區樊城常平鹽倉辦事處。接著，國民黨政府根據民制、民運、民銷的原則，制定鹽政條例公布實行，從法律上確立了食鹽自由貿易。這就是說，官方鹽務機關的職責僅是驗放商鹽、徵收鹽稅（岸稅），對於鹽源、民食、鹽價並不管理。實質上就是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物資採取放任政策。名為開放引岸、自由營運，而暗中組織各大鹽業公司進行壟斷，任其搜刮人民。
1946年11月起，運達鄂北的商鹽日益減少，市面供鹽緊張，於是開始售放常平鹽。樊城鎮商會和湖北區樊城常平鹽倉辦事處以控制食鹽外流為名，限制食鹽銷售，實行自由購運，無論任何人都可經營食鹽，先發號碼單。由購鹽人持換正式水程單（交納稅款的憑證）方準繳款購鹽。每日限發號碼單二百張，限售鹽一千擔。由於緊縮鹽斤發放，遂使鹽價一日數漲，釀成黑市、官定牌價每市擔法幣54275元、黑市每擔竟達13萬元。
鹽價看漲，黑市利高。大鹽商們一方面將尚有的十萬擔商鹽握持不售；一方面用出佣金的辦法，僱請生活無著的貧民到鹽務處擠鹽條，套購官鹽，擴大囤積，以謀更大利潤。於是黑市交易愈演愈烈。到鹽務處擠鹽條的有四面八方的小商小販，有受僱於大鹽商、衣食無著的城市貧民，有為獲取一點生活費而去擠鹽條的。農民遠道擠條，半夜糜集鹽務處門口（現襄樊市蘇家巷對面新華糧店處），佇立待旦，交通為之堵塞。待至黎明，秩序更加紊亂，被擠傷者日有所聞。
面對擁擠情形，鹽務處既不謀求供應辦法的改進，委託襄陽、樊城兩個商會行政當局代發號碼單，堅持所謂自由購運，也不請治安部門維持秩序。二月上旬，每日購鹽人增至數千人，大多是先一日夜間即在鹽務處門口守候的，鹽務處長吳紳道仍不思改善，置若罔聞。
2月17日，守候擠鹽條者將達萬人，勢若潮湧。早春清晨，擠條人熱汗成煙，狀如蒸籠初揭，熱氣籠罩著幾十丈長的街道上空，吳紳道見人多擁擠，即派鹽警彈壓，用木棍、皮帶向購鹽人狠打。購鹽人夜半佇候翌晨，凍餓交加，哪堪當頭一棒?
八時半，發單開始（號碼單在該處隔壁鹽警區部里院發給，須先入鹽務處大門再轉至鹽警區部）。鹽務處大門一開，擠條人即捨命趨前，萬頭排列毫無空隙，後至者欲求爭進，或用兩人肩托一人從前面人頭上竄過；或是上高凳再上人頭；或從對面春大花行樓上跳下來踩人頭而過，向前猛進；下面被踐踏之人不堪擠壓，昏倒於地，於是又有被絆倒者，被擠倒者。倒地之人不能復起，任人踐踏，遂釀成空前慘案。計死亡六人，重傷十一人，輕傷四人。
如此重大慘案，國民黨政府對於瀆職肇事的鹽務處長吳紳道是如何處理的呢?對死亡、重傷的受難者是如何撫恤的呢?
案發後，市民震怒，輿論大嘩。襄陽地方法院檢察官勘驗了現場，襄陽縣縣長傅良居指定張鵬雲（樊城鎮鹽業公會理事長）、鄭雲亭（樊城鎮商會會長）、趙曙（樊城鎮鎮長）、郤則三（樊城鎮鎮民代表會主席）等幾個地方官紳辦理善後。
圍繞鹽案又演出了一出鬧劇。吳紳道鹽務處長一職是由中央黨務機關任命的，因此有恃無恐。吳說：“他們為買鹽而死，我賣點小鹽給他們了事”。先拿出1700擔鹽，其中1000擔分給張鵬雲、趙曙、郤則三及軍統特務余鐵夫、章嘉穀，堵住地方頭面人物的嘴。其中700擔由張鵬雲用於向襄陽專署、襄陽地方法院、襄陽縣政府請客行賄，為吳紳道開脫。 張鵬雲、趙曙、郤則三等人一面收葬死者，暗中保護肇事者吳紳道，一面迫於市民情緒，讓吳紳道拿出500擔食鹽， 以其利潤撫恤死者家屬；同時又利用市民情緒敲吳紳道竹 槓，迫吳大放官鹽，供其黑市生意。另外，以慘案名義義募商捐鹽2500擔，變賣2500萬元。總計撫恤鹽3000擔， 籌款近3000萬元（法幣）。鎮長趙曙經辦撫恤，經其手發給家屬每人200萬元，重傷人每人發給50萬元醫療費。後民眾察覺了趙曙在撫恤款上搗了鬼，紛紛上告。趙曙被迫又紿死者家屬每人19萬元。並囑死者家屬說；“莫告我了，再告我就傾家蕩產了”。計撫恤費先後發出1864萬元，餘款落入私囊。趙曙從中貪污30萬元，郤則三侵吞商捐鹽100餘擔，張鵬雲侵占了300萬元。
但是人民情緒異常憤怒，報紙也報導了慘案情況，社會輿論壓力很大。沒有撈到油水的地方官紳也打著民意的旗號，伸張正義，趁樊城鎮鎮民代表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召開之機，以人命關天，致函各機關團體，要求懲辦肇事元兇，達到拉選票的目的。襄陽地方法院檢察官鄧斌迫於輿論，不得不檢察各項證件，將吳紳道以瀆職罪提起公訴。但法官早已吃請受賄，審理結果，吳紳道被宣判無罪。
得票者僥倖，空手者嘆息，受傷者哀號，死難者含冤地下，漁利者暗慶，肇事者獰笑，六條人命之血案竟如此了結。
襄樊解放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此案。在掌握大量證據的基礎上。1949年9月重新立案審理。1951年，除吳紳道逃跑外，張鵬雲、趙曙、郤則三均以此罪被處極刑，沉冤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