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戰大別山》為紀念建黨九十周年原創長篇小說系列之一。 大別山脈綿亘數百里，歷來是兵家征戰、中原屯兵之地。中國工農紅軍自誕生之日起就在“圍剿”與反“圍剿”經歷中發展壯大。在大別山區，紅軍將士忠勇奮戰，他們在反“圍剿”的戰鬥中所表現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深，驚天地，泣鬼神，譜寫了一部撼人心魄的革命史詩。《血戰大別山》由馬德俊著。
基本介紹
- 書名：血戰大別山
- 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
- 頁數：462頁
- 開本：16
- 定價：43.00
- 作者：馬德俊
- 出版日期：2011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9637518
- 品牌：安徽文藝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1932年夏，國民黨三十餘萬軍隊全力壓向鄂豫皖根據地，鄂豫皖紅軍英勇應戰，揭開第四次反“圍剿”的序幕。一時間，大別山槍林彈雨，血流成河，天地變色……《血戰大別山》由馬德俊著。作者在寫作中既有著對“正史”的突破和補充，又有著對“歷史”客觀性、複雜性、豐富性的“還原”與挖掘，力爭使之成為包孕巨大的歷史、現實和情感內涵的作品。
作者簡介
馬德俊，安徽省六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六安市文聯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安徽分會會員。曾著有《許繼慎傳》(獲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蔣光慈傳》(獲安徽省政府文學獎)。另有70餘萬字的散文、報告文學、黨史紀實文學作品發表在全國各報刊雜誌上。
圖書目錄
第一章 決策夏店鎮/001
第二章 受挫皖西北/047
第三章 主力圍麻城/076
第四章 初戰馮壽二/099
第五章 決戰七里坪/162
第六章 新集保衛戰/224
第七章 揮師豫皖界/265
第八章 會師金家寨/298
第九章 燕子河會議/333
第十章 重回老蘇區/376
第十一章 收兵鄂東北/417
尾聲 大軍西去/451
參考文獻/456
後記/458
第二章 受挫皖西北/047
第三章 主力圍麻城/076
第四章 初戰馮壽二/099
第五章 決戰七里坪/162
第六章 新集保衛戰/224
第七章 揮師豫皖界/265
第八章 會師金家寨/298
第九章 燕子河會議/333
第十章 重回老蘇區/376
第十一章 收兵鄂東北/417
尾聲 大軍西去/451
參考文獻/456
後記/458
文摘
隨軍作戰和從後方趕來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員、候補委員、軍委委員和總部的一些工作人員如此大範圍地相聚，在最近幾個月來還是第一次。他們的臉上都露出欣慰的笑容，屋子裡一片說笑聲。但當張國燾走進來後，所有的人都停止了說話，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會議室里的空氣緊張起來。
張國燾坐在上手位置一張太師椅上。沈澤民坐在他的身邊，旁邊依次是陳昌浩、徐向前、蔡申熙、劉士奇。紅4軍的高級將領10師師長王宏坤、師政委甘濟時，11師師長倪志亮、師政委李先念，12師師長陳賡、師政委甘元景，紅25軍73師師長王樹聲、師政委張廣才，紅安獨立師師長曾中生、師政委焦福興等人，都散坐在四周。紅25軍軍長鄺繼勛率74師、75師在皖西北蘇區作戰，沒有參加會議。
身材高大的張國燾體形比半個月前從光山離開部隊時顯得稍微胖了一些，面部表情更高傲了。他用一種若有所思的目光，端詳著眾多的紅軍將領。
徐向前、蔡申熙、陳昌浩、劉士奇，他們分別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鄂豫皖軍委會參謀長、紅四方面軍總政委、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是鄂豫皖紅軍的大腦和意志。
徐向前態度嚴肅，思想敏捷，指揮果斷。在黃埔一期受訓、東征北伐和紅軍歲月中，勇敢成了徐向前個性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種勇敢由於它富有思想內容，因而使他才華出眾，意志堅強，目的明確。
陳昌浩到了鄂豫皖以後勇敢地踏上了進步成長的道路，他沒有辜負張國燾的厚望。一個25歲的小伙子當了方面軍的總政委，經歷了多次戰鬥的考驗，在工作和學習中，掌握了軍隊戰鬥和思想政治工作使用的藝術，包括由無數個部隊結合為一體的整個方面軍戰鬥的使用藝術，還把政治工作搞得井井有條。
26歲的蔡申熙，是鄂豫皖軍委會參謀長、彭揚軍校校長、鄂豫皖監察委員會主席。他是湖南醴陵縣人，十幾歲投身安源路礦工人運動時就結識張國燾。1924年春考入孫中山建國陸軍大元帥府軍政部陸軍講武學校學習，後轉入黃埔l期學習，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擔任過中共江西省軍委書記、中共中央武漢辦事處軍委書記、紅15軍軍長、紅4軍第10師師長。他是一個性格安靜的人，處事穩重，精細周到，精通軍事理論，而且具有實際指揮經驗。張國燾對他是言聽計從。這在張國燾一生中是十分罕見的。
張國燾以習慣性的動作點燃一支香菸，猛吸一口，一團奇形怪狀的煙雲便緩緩飄浮起來。他的全部神態都表示出他是紅軍中至高無上的和說一不二的權力的化身。
沈澤民則把菸草裝進菸斗里，連連吸了幾下，突然嗆得咳起來，便把它擱在漆得紅得發亮的八仙桌上。
沈澤民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金殼懷表：還有10分鐘就到8點了，很快就要開會了。聽著金殼懷表清脆的滴答聲，他心中升起一股使命感的莊嚴和沉重。這是他臨來鄂豫皖蘇區前瞿秋白送給他的。這塊表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他去蘇維埃俄國採訪時，俄國同志對他捐款的回贈。瞿秋白說：“你去蘇區指揮紅軍作戰，這塊表給你更管用。”倆人分手時相約，等革命勝利後，各帶一支紅軍在上海見面。他要為革命勝利而努力。面前放著昨晚通宵苦戰寫成的即將拿到分局、軍委聯席會議上發言的提綱，看著一行行娟秀整齊的提綱，他思緒萬千。在這個提綱里，他傾注全部感情，試圖儘可能想像出勝利的每一段路程，胸中萌發了一股久已期待的激情。他感到渾身增添了力量，似乎看到眼前反“圍剿”戰爭的迷霧已經消失。
作為分管黨和蘇維埃工作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副書記、省委書記，沈澤民對純軍事問題的思考並未減少。他一直關注鄂豫皖紅軍的反“圍剿”戰局，他今天必須提出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軍事決策，並要在會議上得到通過。
他憶起了1931年3月，他在擔任六屆四中全會中央宣傳部長不久，中共中央決定派他來擔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軍委主席，主持全面工作。為了指揮戰爭，他也做了準備，搶時間閱讀了大量的軍事著作，如《野戰案例》、《戰鬥條例》、《步兵教程》、《工兵作業》等，可是在他千辛萬苦到達蘇區之後，中央又派張國燾來接替他，他成了副手，分管黨和蘇維埃工作，組織紀律性極強的沈澤民堅決執行中央決定。“但這絕不意味著我不能指揮軍隊！”他常常帶著一股莫名的怒氣在想，像是在責備自己，“我畢竟還是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鄂豫皖軍委委員、軍委政治部主任！”
像是為了證實這一點似的，他憶起了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講演集中的一些論點，這些論點就是根據軍事領域中的問題提出來的。列寧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當時是怎樣確定每一時期最關鍵的戰略的呢？當時，紅軍的基本作戰方式就是堅決的戰略進攻！列寧和史達林為了使每一次戰略進攻以一個或兩個方面軍完成快速而連續的大規模突擊，為了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就是連續作戰、不停頓地進攻啊！這和紅四方面軍當前面臨的形勢何其相似啊！
自從1931年11月黃安戰役開始至1932年6月潢(川)光(山)戰役結束，張國燾隨主力在前線作戰，出盡了風頭。而在後方主持工作的沈澤民也顯得格外繁忙，為前線籌備軍糧、安置傷兵、編寫戰報，有那么多檔案要起草，要接待黨和蘇維埃幹部、紅軍戰士、中央交通和中央新派來的工作人員……但一切與第四次反“圍剿”有關的最新軍事理論和共產國際及中央檔案，沈澤民都鑽了個透。在後方，他不止一次和主持軍委會工作的參謀長蔡申熙及省委成員討論反“圍剿”的戰法，搜尋對自己有用的情報和信息，並不斷致信在前方作戰的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今年2月2日，他在致中央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們幾個人雖寫了好幾封信去叫前方開會討論方針，並提議紅軍主力應當向南方開動，又得不到任何答覆。這種情形，真是使我們焦急萬分。”可見他南下的決心早定。剛剛當選鄂豫皖省委書記的沈澤民用他從事過文學的想像向中央寫道：“鄂豫皖蘇區自從奪取商城打成一片以來，最近得到了東征的偉大勝利，蘇區不斷地鞏固並擴大起來。國民黨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第三次‘圍剿’已經受到相當打擊。這使得國民黨洛陽政府和背後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紅軍東征的時候，格外積極向我們西部的蘇區進攻和種種新的動員部署，時機成熟時由帝國主義親自出馬，企圖挽回局面，阻止他‘圍剿’計畫的第四次慘敗。最近國民黨在武漢召開的聯席會議、帝國主義在漢口蒐集蘇區材料，就是最鮮明的表現。但是，他們的布置至今還未就緒，我們鄂豫皖蘇區的工農為了保障已經得到的利益，為了完成土地革命和實現中國的獨立解放，更要乘此時機對各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採取積極進攻策略！”這就是他沈澤民第四次反“圍剿”戰略思想的精髓。
P14-16
張國燾坐在上手位置一張太師椅上。沈澤民坐在他的身邊，旁邊依次是陳昌浩、徐向前、蔡申熙、劉士奇。紅4軍的高級將領10師師長王宏坤、師政委甘濟時，11師師長倪志亮、師政委李先念，12師師長陳賡、師政委甘元景，紅25軍73師師長王樹聲、師政委張廣才，紅安獨立師師長曾中生、師政委焦福興等人，都散坐在四周。紅25軍軍長鄺繼勛率74師、75師在皖西北蘇區作戰，沒有參加會議。
身材高大的張國燾體形比半個月前從光山離開部隊時顯得稍微胖了一些，面部表情更高傲了。他用一種若有所思的目光，端詳著眾多的紅軍將領。
徐向前、蔡申熙、陳昌浩、劉士奇，他們分別是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鄂豫皖軍委會參謀長、紅四方面軍總政委、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這是鄂豫皖紅軍的大腦和意志。
徐向前態度嚴肅，思想敏捷，指揮果斷。在黃埔一期受訓、東征北伐和紅軍歲月中，勇敢成了徐向前個性中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種勇敢由於它富有思想內容，因而使他才華出眾，意志堅強，目的明確。
陳昌浩到了鄂豫皖以後勇敢地踏上了進步成長的道路，他沒有辜負張國燾的厚望。一個25歲的小伙子當了方面軍的總政委，經歷了多次戰鬥的考驗，在工作和學習中，掌握了軍隊戰鬥和思想政治工作使用的藝術，包括由無數個部隊結合為一體的整個方面軍戰鬥的使用藝術，還把政治工作搞得井井有條。
26歲的蔡申熙，是鄂豫皖軍委會參謀長、彭揚軍校校長、鄂豫皖監察委員會主席。他是湖南醴陵縣人，十幾歲投身安源路礦工人運動時就結識張國燾。1924年春考入孫中山建國陸軍大元帥府軍政部陸軍講武學校學習，後轉入黃埔l期學習，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擔任過中共江西省軍委書記、中共中央武漢辦事處軍委書記、紅15軍軍長、紅4軍第10師師長。他是一個性格安靜的人，處事穩重，精細周到，精通軍事理論，而且具有實際指揮經驗。張國燾對他是言聽計從。這在張國燾一生中是十分罕見的。
張國燾以習慣性的動作點燃一支香菸，猛吸一口，一團奇形怪狀的煙雲便緩緩飄浮起來。他的全部神態都表示出他是紅軍中至高無上的和說一不二的權力的化身。
沈澤民則把菸草裝進菸斗里，連連吸了幾下，突然嗆得咳起來，便把它擱在漆得紅得發亮的八仙桌上。
沈澤民看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金殼懷表：還有10分鐘就到8點了，很快就要開會了。聽著金殼懷表清脆的滴答聲，他心中升起一股使命感的莊嚴和沉重。這是他臨來鄂豫皖蘇區前瞿秋白送給他的。這塊表是在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他去蘇維埃俄國採訪時，俄國同志對他捐款的回贈。瞿秋白說：“你去蘇區指揮紅軍作戰，這塊表給你更管用。”倆人分手時相約，等革命勝利後，各帶一支紅軍在上海見面。他要為革命勝利而努力。面前放著昨晚通宵苦戰寫成的即將拿到分局、軍委聯席會議上發言的提綱，看著一行行娟秀整齊的提綱，他思緒萬千。在這個提綱里，他傾注全部感情，試圖儘可能想像出勝利的每一段路程，胸中萌發了一股久已期待的激情。他感到渾身增添了力量，似乎看到眼前反“圍剿”戰爭的迷霧已經消失。
作為分管黨和蘇維埃工作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副書記、省委書記，沈澤民對純軍事問題的思考並未減少。他一直關注鄂豫皖紅軍的反“圍剿”戰局，他今天必須提出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軍事決策，並要在會議上得到通過。
他憶起了1931年3月，他在擔任六屆四中全會中央宣傳部長不久，中共中央決定派他來擔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軍委主席，主持全面工作。為了指揮戰爭，他也做了準備，搶時間閱讀了大量的軍事著作，如《野戰案例》、《戰鬥條例》、《步兵教程》、《工兵作業》等，可是在他千辛萬苦到達蘇區之後，中央又派張國燾來接替他，他成了副手，分管黨和蘇維埃工作，組織紀律性極強的沈澤民堅決執行中央決定。“但這絕不意味著我不能指揮軍隊！”他常常帶著一股莫名的怒氣在想，像是在責備自己，“我畢竟還是中華蘇維埃執行委員，鄂豫皖軍委委員、軍委政治部主任！”
像是為了證實這一點似的，他憶起了史達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講演集中的一些論點，這些論點就是根據軍事領域中的問題提出來的。列寧和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當時是怎樣確定每一時期最關鍵的戰略的呢？當時，紅軍的基本作戰方式就是堅決的戰略進攻！列寧和史達林為了使每一次戰略進攻以一個或兩個方面軍完成快速而連續的大規模突擊，為了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就是連續作戰、不停頓地進攻啊！這和紅四方面軍當前面臨的形勢何其相似啊！
自從1931年11月黃安戰役開始至1932年6月潢(川)光(山)戰役結束，張國燾隨主力在前線作戰，出盡了風頭。而在後方主持工作的沈澤民也顯得格外繁忙，為前線籌備軍糧、安置傷兵、編寫戰報，有那么多檔案要起草，要接待黨和蘇維埃幹部、紅軍戰士、中央交通和中央新派來的工作人員……但一切與第四次反“圍剿”有關的最新軍事理論和共產國際及中央檔案，沈澤民都鑽了個透。在後方，他不止一次和主持軍委會工作的參謀長蔡申熙及省委成員討論反“圍剿”的戰法，搜尋對自己有用的情報和信息，並不斷致信在前方作戰的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今年2月2日，他在致中央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們幾個人雖寫了好幾封信去叫前方開會討論方針，並提議紅軍主力應當向南方開動，又得不到任何答覆。這種情形，真是使我們焦急萬分。”可見他南下的決心早定。剛剛當選鄂豫皖省委書記的沈澤民用他從事過文學的想像向中央寫道：“鄂豫皖蘇區自從奪取商城打成一片以來，最近得到了東征的偉大勝利，蘇區不斷地鞏固並擴大起來。國民黨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第三次‘圍剿’已經受到相當打擊。這使得國民黨洛陽政府和背後的帝國主義者不得不在紅軍東征的時候，格外積極向我們西部的蘇區進攻和種種新的動員部署，時機成熟時由帝國主義親自出馬，企圖挽回局面，阻止他‘圍剿’計畫的第四次慘敗。最近國民黨在武漢召開的聯席會議、帝國主義在漢口蒐集蘇區材料，就是最鮮明的表現。但是，他們的布置至今還未就緒，我們鄂豫皖蘇區的工農為了保障已經得到的利益，為了完成土地革命和實現中國的獨立解放，更要乘此時機對各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採取積極進攻策略！”這就是他沈澤民第四次反“圍剿”戰略思想的精髓。
P14-16
後記
從開始蒐集資料寫下《血戰大別山》這個標題，到今天正式出版這本書，時間已過去20多年了。白駒過隙，20多年間，《血戰大別山》這個書名和書稿猶如一塊沉石壓在我的心頭。當年的黑髮青年如今已兩鬢斑斑了，可是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悲壯的征程仍讓我寢食難安。在工作之餘，我是儘可能多地蒐集資料，有時間就把它改一改，串一串，儘可能更好地對隱蔽的“歷史”細節和“歷史”縫隙進行挖掘，使這部書所展現的歷史越來越感性和豐滿。初稿完成之後，其中有的章節被河南《名人傳記》選用過；2002年安徽黨史工委研究室《黨史縱覽》雜誌選載過十幾萬字。今天，在紀念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這本凝聚著我20多年心血的作品終於出版了。
上個世紀是風起雲湧的時代。由國共合作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分道揚鑣，來到農村，通過武裝起義獨立創建眾多革命根據地和多支紅軍軍事力量，最後，百川歸流，形成三大塊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3支主力紅軍。就我個人來說，我更加關注的是位於中原地帶的大別山鄂豫皖蘇區和在這塊土地上誕生的紅四方面軍。這不僅因為我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紅軍的故事耳濡目染地影響了我，讓我有了紅色情結，而且是因為這支隊伍從誕生到發展壯大的歷程中所表現出的不同於其他蘇區和紅軍的感人的歷史細節，更能把中國革命這一悲壯的征程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
大別山脈綿亘數百里，橫貫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處，高峰聳立，雄偉多姿，山山相連，天台山、木蘭山、萬紫山、大霧山、大悟山和古角、桐山諸峰及金剛台、白馬尖、天堂寨等擁抱著大別山主峰，歷來是兵家征戰中原屯兵之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革命鬥爭史上，大別山與井岡山、洪湖等齊名。在80多年前，大別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定地貫徹“八七”會議精神，先後成功地舉行了黃麻起義、商南起義、六霍起義，創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產生了一代革命先輩和英雄的紅四方面軍，為後代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業績。這塊土地上先後誕生了紅11軍、紅1軍、紅四方面軍、紅25軍和紅28軍，為中國革命培養、鍛鍊了大批的骨幹。建國初期，人們曾做過統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師以上幹部，有70%來自大別山。大別山在中國紅軍革命史上寫下眾多獨特的篇章。“列寧號”飛機，是中國工農紅軍擁有的第一架飛機，中國共產黨的空軍便從此誕生。蘇家埠大戰，是10年內戰史上空前的輝煌戰例。鄂豫皖蘇區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大蘇區，有地理上、幅員上、戰略上和社會條件上的許多優勢，是長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之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樑。當時中央蘇區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曾矚目過這塊蘇區，中華蘇維埃曾讚揚過這塊蘇區。從這塊土地上率先長征的紅25軍孤軍北上做先鋒，不但為中央紅軍長征進入陝北做了嚮導，而且還和陝北紅軍一道完成直羅鎮戰鬥，為中央把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陝北舉行了“奠基禮”。3年游擊戰爭時期，這裡一直有著紅28軍的旗號。大別山28年紅旗不倒。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其他革命根據地一樣，是許多傑出領導人物和成千上萬的優秀共產黨員及廣大人民民眾一道，以自己的革命實踐和鮮血譜寫而成的。大別山的黨組織、紅軍和廣大人民民眾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可是，這樣一塊蘇區，這樣一支紅軍，建國後在文學界和黨史學界一直處於沉寂狀態，連誕生在這塊土地上的紅軍歌曲《八月桂花遍地開》也變成了“江西民歌”。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的災難，均來自張國燾等極“左”路線的執行者。徐向前、鄭位三深有體會地說，大別山是個好地方，但是領導方面沒有一個毛澤東，這個地方領導差。在建國後，特別是“文革”時期，對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的排斥更是到了頂峰，致使很多黨史學家和文學工作者不敢肯定甚至否定大別山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歷史作用，鄂豫皖根據地的題材更是成為無人涉足的禁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光榮鬥爭史、紅四方面軍的征戰歷程，多少年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成了從這裡走出去的將軍和老區人民心中的隱痛。
我開始接觸大別山紅軍題材時，這些都不是問題了。在經過上個世紀80年代10多年的撥亂反正之後，在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已經不是有爭議的敏感的歷史事件，而是應該大力恢復其真實面貌並廣為宣傳的革命歷史題材了。近年來人們更加實事求是地評價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在紅軍革命歲月中的作用、在長征中的作用、在中國革命勝利中的作用，歷史老人終於“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了！
中國工農紅軍自誕生之日起就在“圍剿”與反“圍剿”的經歷中發展壯大。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值得寫的內容是太多了，勝仗也多，我卻選擇以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開始戰略轉移作為切入口，來全方位展示這塊蘇區悲壯的征程。由於鄂豫皖蘇區地處長江北岸，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在第四次“圍剿”中他們受到蔣介石精銳部隊的重點進攻。敵強我弱，張國燾的瞎指揮，使徐向前失去了戰場主動權而導致失敗。他們不得不在全國各路紅軍中最先轉移蘇區，開始戰略大轉移，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長征”。
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是國共兩黨10年內戰時期在大別山的一次激烈的較量，規模宏大、激烈，情況複雜、尖銳，在10年內戰史上並不多見。由於國共雙方兵力的不對稱，徐向前、李先念、許世友等紅軍將士忠勇奮戰、慷慨赴死，蘇區人民熱烈支前，及無數紅軍先輩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可以說是驚天地泣鬼神。紅軍將士用鮮血寫下一部血染淚浸掀不動的歷史。紅四方面軍從局部戰鬥來說，打的是勝仗，可是從總體戰略上來說卻是失敗了。這是一場悲劇，本身就是一部壯美的史詩。它使得這個蘇區的每一個紅軍將士都有了傳奇性的魅力，都有著令人過目難忘的悲劇內涵和命運內涵。被毀壞的東西是美好的東西，它才引起人們的讚美、同情、傷悼、懷念、感嘆，為之痛哭落淚，才稱得上感人至深。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紅軍戰士和大別山人民在生與死面前保持的高尚道德本性，人的偉大、尊嚴、大智、大勇、無私、無畏等崇高品格無不體現在巨大、宏偉、深刻、嚴酷的生死搏鬥之中，是中國革命中一出最令人震驚的悲劇。這次反“圍剿”失敗了，他們被逼率先開始轉移蘇區，經過3000里小長征，戰勝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又在川陝開闢了新的蘇區，使紅四方面軍發展到10萬餘人，配合南中國的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作戰，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分別接應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長徵到達川陝甘寧，成為紅軍長征勝利鋪路的石子，最後血戰河西走廊，為結束10年內戰，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作了一系列有力的戰略支援。
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題材我常常感到志大才疏，力不從心，遇到很多困難，可是革命先輩的犧牲、奉獻精神，又使我鼓起勇氣接著寫下去。我努力提升自己的高度，透過國際、國內形勢、全國各蘇區戰場形勢、國共兩黨戰略決策來把握這場戰爭。於是我就看到中蘇、蘇共與中共、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共中央與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導與反指導的縮影，看到中日、中國與歐美各國在大別山的較量，看到國共兩黨在這裡展示這場戰爭的規模，雙方帶著各自的滿足和遺憾，帶著得意和委屈，帶著驕傲和自責，帶著欣慰與痛苦，從歷史深處走來，向歷史深處走去。在寫作中，我也是儘可能拓展審美視野，努力向生活的深層穿越，努力向人物的心靈窺探。寫出徐向前、李先念等紅軍將士形象，對體現正確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爭的規模，特別是對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方面，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寫出幾萬人各自不同的命運，特別是要揭示樸實如泥土的大別山先輩，被壓迫、欺凌了幾千年的人民奮起抗爭的那種忠誠質樸、視死如歸、排山倒海的力量，更是讓人震驚。在寫作中，紅四方面軍征戰歷程中那些激動人心的場景，有時竟然使我激動得掉下淚來。 用沉重的思索和無窮的哲理寫出歷史的複雜性，才能給人以真理的啟迪，不能把歷史簡化成好就是好、壞就是壞的抽象線索，任何過分的讚美和醜化都是對歷史的褻瀆，都是對後人的欺騙，寫真史寫信史形成“史詩”是我的風格，也是歷史的生命。在總體把握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的歷史淵源和主客觀條件時，我儘可能多地挖掘“歷史”縫隙中的真實細節。比如，紅四方面軍將士一邊面對強敵，一面還有內部殘酷的“肅反”，誰能想到在“革命”這一莊嚴的主題下還有血腥、死亡、殘暴？中國任何一支紅軍，都沒有它經歷過如此悲壯的征程。它是紅軍革命時期人類激情、行動及其後果的一面放大鏡，一切都在其中變得更宏大，成為展現中國工農紅軍崇高品格的舞台。在對張國燾血腥“肅反”進行敘說的同時，肯定鄂豫皖蘇區畢竟是在張國燾等人執政時期達到極盛的。張國燾執行極“左”路線使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可是失敗時是否轉移蘇區又只有他能一錘定音，保存了紅軍的實力，並對堅守大別山作了有效的安排；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正確路線代表的沈澤民，雖然工作勤奮，可是他的“左”傾錯誤並不亞於張國燾；國民黨將領衛立煌能征善戰，率先攻破安徽金家寨及他後期和共產黨人的親近及回歸後的懺悔；還有徐向前和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這些人的關係等。再比如這次反“圍剿”張國燾指揮的屢出錯招和紅四方面軍的將士用命，既有指揮失誤，也有敵人兵力強大這一歷史必然，擱置不如解決，迴避不如說清，所以，我在寫作中既有著對“正史”的突破和補充，又有著對“歷史”客觀性、複雜性、豐富性的“還原”與挖掘，力爭使之成為包孕巨大的歷史、現實和情感內涵的作品。
先輩浴血奮戰的歷程，與其說激盪了我的感情，不如說激發了我的想像，豐富了我的生活。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徐向前、許繼慎、蔡申熙、陳賡、張琴秋……還有家譜和徐向前回憶錄記載過的馬寶山等無數紅軍戰士，他們常常在夢中和我對話，我也想像著他們的音容笑貌和說話的聲音。多少次我走過浸透先輩眼淚和血汗的大別山、紅軍反“圍剿”戰場，撫摸紅軍將士的墓碑，注視著這塊英勇頑強而多災多難的土地，我仿佛聽到許多地下的英魂在叮囑：“後輩們，別忘了我們啊！”在多次的修改中，這部作品是增刪數次，雖然作品的質量離想像和讀者的要求還是差得那么遠，但我畢竟輕舒了一口氣。雄偉的大別山和威武雄壯的紅四方面軍又展現在我和讀者的面前，歷史的塵封似乎覆蓋了一切，可是終究不會久久湮沒。我懷著由衷的誠敬矚望著大別山，心胸像受了洗滌，一切疲倦了無蹤影。紅軍的業績，喚起我生命中無盡的柔情和激情。紅軍，是我畢生熱愛的一個名詞，而且我同樣熱愛組成“紅軍”這個名詞的每個人。也許我終生的命運就是尋找紅軍1
2010年10月15日
改定於安徽省六安市大別山中
上個世紀是風起雲湧的時代。由國共合作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分道揚鑣，來到農村，通過武裝起義獨立創建眾多革命根據地和多支紅軍軍事力量，最後，百川歸流，形成三大塊蘇區和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3支主力紅軍。就我個人來說，我更加關注的是位於中原地帶的大別山鄂豫皖蘇區和在這塊土地上誕生的紅四方面軍。這不僅因為我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紅軍的故事耳濡目染地影響了我，讓我有了紅色情結，而且是因為這支隊伍從誕生到發展壯大的歷程中所表現出的不同於其他蘇區和紅軍的感人的歷史細節，更能把中國革命這一悲壯的征程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來。
大別山脈綿亘數百里，橫貫湖北、河南、安徽3省交界處，高峰聳立，雄偉多姿，山山相連，天台山、木蘭山、萬紫山、大霧山、大悟山和古角、桐山諸峰及金剛台、白馬尖、天堂寨等擁抱著大別山主峰，歷來是兵家征戰中原屯兵之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革命鬥爭史上，大別山與井岡山、洪湖等齊名。在80多年前，大別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定地貫徹“八七”會議精神，先後成功地舉行了黃麻起義、商南起義、六霍起義，創建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產生了一代革命先輩和英雄的紅四方面軍，為後代留下了永不磨滅的業績。這塊土地上先後誕生了紅11軍、紅1軍、紅四方面軍、紅25軍和紅28軍，為中國革命培養、鍛鍊了大批的骨幹。建國初期，人們曾做過統計，中國人民解放軍師以上幹部，有70%來自大別山。大別山在中國紅軍革命史上寫下眾多獨特的篇章。“列寧號”飛機，是中國工農紅軍擁有的第一架飛機，中國共產黨的空軍便從此誕生。蘇家埠大戰，是10年內戰史上空前的輝煌戰例。鄂豫皖蘇區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大蘇區，有地理上、幅員上、戰略上和社會條件上的許多優勢，是長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之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樑。當時中央蘇區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曾矚目過這塊蘇區，中華蘇維埃曾讚揚過這塊蘇區。從這塊土地上率先長征的紅25軍孤軍北上做先鋒，不但為中央紅軍長征進入陝北做了嚮導，而且還和陝北紅軍一道完成直羅鎮戰鬥，為中央把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陝北舉行了“奠基禮”。3年游擊戰爭時期，這裡一直有著紅28軍的旗號。大別山28年紅旗不倒。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和其他革命根據地一樣，是許多傑出領導人物和成千上萬的優秀共產黨員及廣大人民民眾一道，以自己的革命實踐和鮮血譜寫而成的。大別山的黨組織、紅軍和廣大人民民眾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可是，這樣一塊蘇區，這樣一支紅軍，建國後在文學界和黨史學界一直處於沉寂狀態，連誕生在這塊土地上的紅軍歌曲《八月桂花遍地開》也變成了“江西民歌”。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的災難，均來自張國燾等極“左”路線的執行者。徐向前、鄭位三深有體會地說，大別山是個好地方，但是領導方面沒有一個毛澤東，這個地方領導差。在建國後，特別是“文革”時期，對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的排斥更是到了頂峰，致使很多黨史學家和文學工作者不敢肯定甚至否定大別山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歷史作用，鄂豫皖根據地的題材更是成為無人涉足的禁區。鄂豫皖革命根據地人民的光榮鬥爭史、紅四方面軍的征戰歷程，多少年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成了從這裡走出去的將軍和老區人民心中的隱痛。
我開始接觸大別山紅軍題材時，這些都不是問題了。在經過上個世紀80年代10多年的撥亂反正之後，在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已經不是有爭議的敏感的歷史事件，而是應該大力恢復其真實面貌並廣為宣傳的革命歷史題材了。近年來人們更加實事求是地評價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在紅軍革命歲月中的作用、在長征中的作用、在中國革命勝利中的作用，歷史老人終於“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了！
中國工農紅軍自誕生之日起就在“圍剿”與反“圍剿”的經歷中發展壯大。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值得寫的內容是太多了，勝仗也多，我卻選擇以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開始戰略轉移作為切入口，來全方位展示這塊蘇區悲壯的征程。由於鄂豫皖蘇區地處長江北岸，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在第四次“圍剿”中他們受到蔣介石精銳部隊的重點進攻。敵強我弱，張國燾的瞎指揮，使徐向前失去了戰場主動權而導致失敗。他們不得不在全國各路紅軍中最先轉移蘇區，開始戰略大轉移，也就是後來所說的“長征”。
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是國共兩黨10年內戰時期在大別山的一次激烈的較量，規模宏大、激烈，情況複雜、尖銳，在10年內戰史上並不多見。由於國共雙方兵力的不對稱，徐向前、李先念、許世友等紅軍將士忠勇奮戰、慷慨赴死，蘇區人民熱烈支前，及無數紅軍先輩所表現出的英雄主義和自我犧牲精神，可以說是驚天地泣鬼神。紅軍將士用鮮血寫下一部血染淚浸掀不動的歷史。紅四方面軍從局部戰鬥來說，打的是勝仗，可是從總體戰略上來說卻是失敗了。這是一場悲劇，本身就是一部壯美的史詩。它使得這個蘇區的每一個紅軍將士都有了傳奇性的魅力，都有著令人過目難忘的悲劇內涵和命運內涵。被毀壞的東西是美好的東西，它才引起人們的讚美、同情、傷悼、懷念、感嘆，為之痛哭落淚，才稱得上感人至深。在這場戰爭中，我們可以看到紅軍戰士和大別山人民在生與死面前保持的高尚道德本性，人的偉大、尊嚴、大智、大勇、無私、無畏等崇高品格無不體現在巨大、宏偉、深刻、嚴酷的生死搏鬥之中，是中國革命中一出最令人震驚的悲劇。這次反“圍剿”失敗了，他們被逼率先開始轉移蘇區，經過3000里小長征，戰勝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又在川陝開闢了新的蘇區，使紅四方面軍發展到10萬餘人，配合南中國的紅一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作戰，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分別接應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長徵到達川陝甘寧，成為紅軍長征勝利鋪路的石子，最後血戰河西走廊，為結束10年內戰，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作了一系列有力的戰略支援。
面對這樣一個巨大的題材我常常感到志大才疏，力不從心，遇到很多困難，可是革命先輩的犧牲、奉獻精神，又使我鼓起勇氣接著寫下去。我努力提升自己的高度，透過國際、國內形勢、全國各蘇區戰場形勢、國共兩黨戰略決策來把握這場戰爭。於是我就看到中蘇、蘇共與中共、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共中央與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指導與反指導的縮影，看到中日、中國與歐美各國在大別山的較量，看到國共兩黨在這裡展示這場戰爭的規模，雙方帶著各自的滿足和遺憾，帶著得意和委屈，帶著驕傲和自責，帶著欣慰與痛苦，從歷史深處走來，向歷史深處走去。在寫作中，我也是儘可能拓展審美視野，努力向生活的深層穿越，努力向人物的心靈窺探。寫出徐向前、李先念等紅軍將士形象，對體現正確的軍事路線，對表現戰爭的規模，特別是對作品的思想和藝術方面，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寫出幾萬人各自不同的命運，特別是要揭示樸實如泥土的大別山先輩，被壓迫、欺凌了幾千年的人民奮起抗爭的那種忠誠質樸、視死如歸、排山倒海的力量，更是讓人震驚。在寫作中，紅四方面軍征戰歷程中那些激動人心的場景，有時竟然使我激動得掉下淚來。 用沉重的思索和無窮的哲理寫出歷史的複雜性，才能給人以真理的啟迪，不能把歷史簡化成好就是好、壞就是壞的抽象線索，任何過分的讚美和醜化都是對歷史的褻瀆，都是對後人的欺騙，寫真史寫信史形成“史詩”是我的風格，也是歷史的生命。在總體把握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的歷史淵源和主客觀條件時，我儘可能多地挖掘“歷史”縫隙中的真實細節。比如，紅四方面軍將士一邊面對強敵，一面還有內部殘酷的“肅反”，誰能想到在“革命”這一莊嚴的主題下還有血腥、死亡、殘暴？中國任何一支紅軍，都沒有它經歷過如此悲壯的征程。它是紅軍革命時期人類激情、行動及其後果的一面放大鏡，一切都在其中變得更宏大，成為展現中國工農紅軍崇高品格的舞台。在對張國燾血腥“肅反”進行敘說的同時，肯定鄂豫皖蘇區畢竟是在張國燾等人執政時期達到極盛的。張國燾執行極“左”路線使紅四方面軍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可是失敗時是否轉移蘇區又只有他能一錘定音，保存了紅軍的實力，並對堅守大別山作了有效的安排；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正確路線代表的沈澤民，雖然工作勤奮，可是他的“左”傾錯誤並不亞於張國燾；國民黨將領衛立煌能征善戰，率先攻破安徽金家寨及他後期和共產黨人的親近及回歸後的懺悔；還有徐向前和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這些人的關係等。再比如這次反“圍剿”張國燾指揮的屢出錯招和紅四方面軍的將士用命，既有指揮失誤，也有敵人兵力強大這一歷史必然，擱置不如解決，迴避不如說清，所以，我在寫作中既有著對“正史”的突破和補充，又有著對“歷史”客觀性、複雜性、豐富性的“還原”與挖掘，力爭使之成為包孕巨大的歷史、現實和情感內涵的作品。
先輩浴血奮戰的歷程，與其說激盪了我的感情，不如說激發了我的想像，豐富了我的生活。張國燾、沈澤民、陳昌浩、徐向前、許繼慎、蔡申熙、陳賡、張琴秋……還有家譜和徐向前回憶錄記載過的馬寶山等無數紅軍戰士，他們常常在夢中和我對話，我也想像著他們的音容笑貌和說話的聲音。多少次我走過浸透先輩眼淚和血汗的大別山、紅軍反“圍剿”戰場，撫摸紅軍將士的墓碑，注視著這塊英勇頑強而多災多難的土地，我仿佛聽到許多地下的英魂在叮囑：“後輩們，別忘了我們啊！”在多次的修改中，這部作品是增刪數次，雖然作品的質量離想像和讀者的要求還是差得那么遠，但我畢竟輕舒了一口氣。雄偉的大別山和威武雄壯的紅四方面軍又展現在我和讀者的面前，歷史的塵封似乎覆蓋了一切，可是終究不會久久湮沒。我懷著由衷的誠敬矚望著大別山，心胸像受了洗滌，一切疲倦了無蹤影。紅軍的業績，喚起我生命中無盡的柔情和激情。紅軍，是我畢生熱愛的一個名詞，而且我同樣熱愛組成“紅軍”這個名詞的每個人。也許我終生的命運就是尋找紅軍1
2010年10月15日
改定於安徽省六安市大別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