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詞為清代國學大師王國維所作，詞人通過描繪一幕（暮春）初夏即景和想像中的雙燕呢喃，流露出韶華易逝的遲暮之感，感慨人常陷入思量太多的痛苦。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蝶戀花·窗外綠陰添幾許
- 作者：王國維
- 文學體裁 ： 詞
- 創作年代 ：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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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蝶戀花
窗外綠陰添幾許。剩有朱櫻①，尚系殘春住。老盡鶯雛②無一語。飛來銜得櫻桃去。
坐看畫梁③雙燕乳④。燕語呢喃，似惜人遲暮⑤。自是思量渠不與⑥。人間總被思量⑦誤。
注釋譯文
作品注釋
①朱櫻，深紅色的櫻桃。古代視為珍果。左思《蜀都賦》：“朱櫻春熟。”
②鶯雛：幼鶯。
③畫梁：雕花繪畫的樑柱。
④雙燕乳，雙燕在哺育幼燕。
⑤遲暮：比喻衰老。
⑥渠不與：謂心中人不能與共晨夕。渠：俗稱他人曰渠。
⑦思量：相思。
作品譯文
當日的雛鶯已經長成，它悄悄地飛來，銜了顆櫻桃又飛去了。看那窗外的綠樹，又添了多少濃陰，只剩下紅艷艷的櫻桃，似乎要把殘春留住。
獨自坐著，靜看那畫樑上雙燕在乳雛。燕語呢喃，像在惋惜我已年華遲暮。我自個兒在想念著他，燕子自然是不懂得的。唉，人間總被相思所誤。
創作背景
此詞為詞人於1907年春作于海寧。當時詞人剛剛入京，歷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局編譯、名詞館協修。詞人懷著哀怨無奈的情緒寫下了這首詞，這其中也包含了個人的心曲和時代的苦悶。
作品鑑賞
作品賞析
這首《蝶戀花》是王國維的代表作之一，全詞抒寫傷春怨別之情，寄寓對於人生的看法，其哲理意味並不很濃烈，而細加吟繹，仍可見它與傳統的傷春怨別詞有所不同。
詞的上片側重描寫傷春情緒。
“窗外綠陰添幾許”起拍設問。一開始便將讀者的注意力吸引住。因為綠陰增添，意味著春色衰減；經此一問不能不跟著察看窗外景象的變化。
“剩有朱櫻，尚系殘春住”。接著回答設問。如此一問一答，即勾畫出一幅綠肥紅瘦的暮春景象圖。原來詞人關心的不是綠陰添加了多少而是還有幾許春意。這時剩下的只有櫻桃，抓住春天的裙角，不肯放春歸去。詞人無一字提及惜春，但惜春之意已現。
“老盡鶯雛無一語，飛來銜得櫻桃去。”而結拍又在這圖中添上一筆，謂春天已是如此凋殘，黃鶯兒還要將此唯一為春天留下標誌的櫻桃銜走，表現出其對於春天的憐惜情狀。以上所寫，雖為一般自然物象，看似與社會人生無關，而自然物象的變化，卻處處牽動人心。
下片由傷春轉入怨別，專講社會人生。
“坐看畫梁雙燕乳。燕語呢喃，似惜人遲暮”。點出了上片之景全是詞人在室內所見，窗外已無春意。詞人將目光移及畫梁雙燕，希望能獲取一些安慰，卻見畫梁間小燕子，呢喃細語，像是為人們失去美好的春天感到惋惜。而小燕子之成雙成對，相親相愛，同樣也引起了主人公的怨別情緒。眼中所見乃心中所想，這一句反襯出詞人的孤寂和淒涼。因為此時的主人公正是獨自一人“坐看畫梁雙燕”。這是由眼前物景所觸動的無端煩惱。此時此刻，主人公多么希望能夠像畫梁雙燕那樣，與自己所思的人在一起。
“自是思量渠不與。人間總被思量誤。”這是詞人的感嘆。由此將詞人帶回現實中來，先前所想是不可能實現的。鶯鶯燕燕飛來飛去，歡欣鼓舞，是因為他們從不“思量”的緣故，世間之人之所以有遲暮之感，有許許多多的煩惱，是被“思量”所誤呀！這裡，主人公埋怨自己的“思量”不為對方所理解。在現實面前，經過再三“思量”，終於有所覺悟，認識到：“思量”是人生痛苦的根源。這就是全詞所寫惜春怨別情狀所要說明的道理。所謂“思量”，可以解作相思，但不僅僅局限於此，還包括對於自然界的變化以及社會人生變化的一種“憂患意識”。當然，詞作所寫傷春怨別情緒，都是“思量”的具體內容。
如果從字面上看，這首詞所寫傷春怨別情緒，似乎人皆有之，不見得有何特別之處，但是，如果聯繫作者的人生觀及其對於世界的看法，就可發現這首詞所寫的情緒，內容很不一般。王國維對於人生懷有“極深之悲觀主義”，他認為人生縛於生活之欲，只是痛苦而已。所謂傷春怨別情緒，實際上也是生活之欲的體現。他主張文字及美術，應當遺棄一切“關係”與“限制”才能得到解脫。因此，這首詞對於“思量”的看法。當與這種在生活之欲中求解脫的思想有關。這就是說他已經認識到，對於自然物象變化的傷感情緒，對於悲歡離合的怨恨情緒，一切“思量”都將帶來痛苦，但是這種痛苦又是很難解脫的。他把這一人生體驗，即人生哲理，寫到詞中來，指出“人間總被思量誤”，這卻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
名家點評
夏承燾、張璋《金元明清詞選》論云：“此詞寫春感與離情。暮春天氣，綠肥紅瘦，正是惱人季節。加上‘所思在遠道’，更難乎為情。“全詞關鍵在”遲暮“一語，如義山所云”刻意傷春復傷別“，借惜春以寄慨。
樊志厚《觀堂長短句序》評曰：”君詞往復幽咽，動搖人心，快而能沈，直而能曲，不屑屑於言詞之末，而名句間出，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遠，意決而詞婉。自永叔（引者按：歐陽修，字永叔）以後，殆未有工如君者也。“
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伯隅，號觀堂、永觀，漢族，浙江海寧鹽官鎮人。清末秀才。我國近代在文學、美學、史學、哲學、古文字學、考古學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學術巨子，國學大師。文藝批評家。早年留學日本，後執教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為“四大導師”之一。1927年6月，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精甲骨文研究，創立出土材料與文獻相參證的“二重證見法”以治史。有《人間詞話》、《宋元戲曲考》、《觀堂集林》等學術專著行世。其少作《人間詞話》標出“境界”以為詞中勝境。其個人創作亦以此為指歸，有《人間詞》甲乙稿。一向苛以譽人的魯迅認為“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熱風·不懂的音譯》）。郭沫若稱他為新史學的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