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境神學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一種注重把信仰同具體生活，把《聖經》同具體處境結合起來的基督教神學思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處境神學
• 提出者：Shoki Coe和Aharoan Sapsezian
• 出處：《服務與處境》的報告
• 提出時間：1972年

處境神學

“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一詞最早由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神學教育基金的兩位負責人科（Shoki Coe）和·薩普西齊安（Aharoan Sapsezian）在1972年《服務與處境》的報告中提出。認為“處境化”一詞除適用於“本色化”（in-digenization）一詞所包含的內容外，還考慮到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當時面臨的世俗，科技進程和爭取人類正義的鬥爭等具體境況。其範圍廣泛，形式各不相同。

中國教會的簡介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全國基督教兩會首先恢復了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繼而又有上海華東神學院、北京燕京神學院、瀋陽東北神學院、武漢中南神學院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復校或開辦。

一、中國教會的復甦與神學教育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全國基督教兩會首先恢復了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繼而又有上海華東神學院、北京燕京神學院、瀋陽東北神學院、武漢中南神學院等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復校或開辦。中國教會的神學教育事業展開了它新的歷史篇章。神學教育也漸漸從單一滿足講台事奉轉向它的大載體（中國社會），神學體系也漸漸豐富起來，使之更好地服務教會，服務社會，服務人群。神學院與神學教育漸漸為廣大教牧人員和廣大信徒所困惑，這個“神學”使人既感到親近又感到遙遠。它的內涵和任務到底是什麼？1992年丁光訓主教也是中國教會最早闡述神學定義為“神學是教會在思考”。進而在《丁光訓文集》里更是將這種神學思總結考總結為如何把基督教的信仰和生活的現實結合起來，成為既合乎理性又具有超越能力的理論。因此神學就是教會在具體看的見的事工中進行的行動和思考，是通過參與和反思教會信仰而有的，是進行時，而不是過去完成時或一般將來時。這也是當代神學家約翰·麥奎利（Then Macqqrrie）定義的“神學是通過參入和反思一種宗教信仰，力求用最明晰和最一致的語言來表達這種信仰的內容”有異曲同工的意境。

二、中國教會的現狀與處境神學

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時，中國基督徒總數約為70萬人，發展到今天，短短50多年時間其保守數字有1600萬人，（中國教會還有特殊時期的停滯期）這是近30倍的發展數字。數字是可喜可賀的，但中國教會信徒的自身素質和信仰素質都是為人擔憂的，那種窮、苦、死的清教徒式信仰和功、名、利的功利主義信仰成為中國教會健康有序發展的自我障礙和為廣大民眾所嗤之的宗教。同時，也成為當今教會有志之士為之吶喊和奔走的動力。陳舊的神學思想並狹隘閉塞的聖經觀，使中國教會走進自我的沼澤地。這從《怎樣讀聖經》一書和季劍紅長老在山東省兩會一次神學思想建設會議上的講話（季劍紅長老在探訪一位老姊妹時，老姊妹病很重，卻發現她將聖經枕在頭下）可見一般。於是在1998年濟南會議提出神學思想建設不久的2000年全國兩會在我們青島組織召開聖經觀研討會。會上丁光訓主教要求與會人員並號召全國信徒應當樹立正確的聖經觀，讓聖經在這個社會全面的多角度的詮釋自我的內涵。

今天中國教會的處境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綜合國力大大提高了，中國教會所處的是一個日益變化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教會只有認清自己的真實處境和本色面目，才能真正建設有豐富恩典的本色化、處境化的中國教會。基督教思想史告訴我們，基督教神學的發展就是不斷適應新的處境而由古代發展到現代的。教會也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時代變了，處境變了，但聖經真理卻是不變的。在這樣一個變遷的處境裡有許多已經變化了，這就需要我們用從不變的聖經真理中尋求與社會義社會相適應的切入點。這是神學處境化的必然，也是為了辦好教會，發展教會。

神學思想不能離開我們所處的現實環境，也就是任何神學的思考，它都是一個處境化的思考。基督教的神學與處境是分不開的。由此我們不能不發現20世紀後期興起的處境神學的重要性，它對今天加強中國教會神學思想建設是富有啟發和借鑑意義的。處境神學是指從一定範圍的生存處境出發，努力發掘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諸領域的生存處境的神學意義，並力求對這種處境中的深層問題作出神學回答的神學。從其定義中不難看出，處境神學的任務是在中國的處境發展中國的基督教神學，反對把在其他處境中發展的神學作為中國教會神學實踐的標準，強調中國的基督教神學必須立足於中國的處境。反對那種沒有選擇的沿用和不假思索的套用，那都不是處境化的神學。處境化不是地方化，是個廣義的概念而非狹隘的概念，處境化是歷史的此刻中把地方的狀況向世界的狀況敞開。因此，處境神學是開放而非封閉的，是歷史的而不是目光短淺的或功利的。處境神學不是在本國中找到基督教的特色來代替基督教而喪掉聖經，而是要在自己的處境尋找溝通的對話，用自己的背景和處境來理解它，詮釋它，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和形式來表達它，以讓人能理解和接受。中國教會的三自愛國運動，以及由“三自”到“三好”都是中國教會在不同時期不同處境最好見證的詮釋，是符合教會史和中國處境的，也是上帝對中國教會的異象。

處境神學有別於從前的本色化神學、鄉土神學等強調自我的潔身自好的思潮，它們更多關注神學與傳流的結合，也不同於西方神學。它不是將西方的神學用中國人的術語表達出來，而是從根本上反省福音本身的內涵，更看到神學與所處現實社會的關係，使人看到上帝在中國的時代信息和奇異恩典。是一種逾時空的活的氣息和生命，以使在不同的時代和處境中表達和見證信仰，活出信仰，更為廣大的中國民眾所歡迎，所認同。

三、中國教會發展對處境神學的借鑑

首先，中國教會神學思考必須面對人的生存環境，必須立足社會處境，人的特點是社會性存在，而宗教正是人的這一社會性的表現。人的信仰離不開其生活，經歷和體驗，中國基督徒的神學思考任何時候都無法擺脫其所處的社會場景，中國基督教不可不顧及其信仰見證的外部氛圍。其次，中國教會的神學是思考必須正視其歷史處境，承認其具有歷史性和歷史感。基督教既有它啟示的一面也有它歷史的一面。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基督教走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道路，這是中國教會進行神學思想建設的歷史背景和現實需求。再次，中國教會神學思考必須回應其政治處境，宗教的超越並不意味著與政治毫無關係，基督教的社會存在就是一種政治性的存在，它是由不得你人為選擇的。但我們卻可以選擇用什麼樣的神學來回應，回報我們的政治社會。最後，中國教會神學必須認清其文化處境並信徒的思想感情，神學就是教會在思考，思考就是一種文化的行動，它表達信徒的一種信仰感情。這也是中國教會神學思想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好信徒。

陳澤民牧師在《丁光訓文集》前言中特彆強調“不思考的教會是僵死的，教條式的，是捆綁靈魂的守籠”。這正是我們的警鐘和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