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碑林

蘭州碑林陳列著翻刻或收集到的甘肅著名碑刻，有漢和西夏兩種文字的西夏碑、漢藏兩種文字的大崇教寺碑、漢蒙兩種文字的西寧王碑、漢和八思巴文兩種文字的鎮海寺碑，王仁裕神道碑、弘化公主墓碑、岣嶁碑等。東西碑廊陳列著歷代甘肅籍名人作品和歷代名人手札。從東漢的草聖張芝，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的梁鵠，西晉索靖，唐代的李世民、李白，一直至明清及以後的胡纘宗、鄒應龍、邢澍、張澍、安維峻、劉爾忻、馬福祥、梁啓超、范振緒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蘭州碑林
• 地理位置：甘肅
• 年代：漢和西夏
• 相關人物：梁鵠，西晉索靖，唐代的李世民

蘭州碑林

草聖閣檐下分別是趙朴初題寫的“蘭州碑林”，“塔影河聲”，啟功題寫的“草聖閣”，朱乃正題寫的“翰墨流芳”，黎泉題寫的“黃河第一閣”等牌匾。

一樓陳列著從隴原大地上出土或發現的書法珍品，有大地灣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畫符號，禮縣秦公大墓出土的古篆，慶陽發現的秦詔版，以及懷素《自敘帖》丙辰本。

中國的文字

到商朝時期的甲骨丈、金文已是成熟的文字，但產生的年代不可考。大地灣第一期文化的部分陶器口上發現的十多種刻畫符號，有類似水波紋狀的，有類似植物生長的，還有直線和曲線相交的形紋等。這些介於圖畫和文字之間的朱彩符號，在年代上早於半坡的刻畫符號千年以上，又與仰韶時代種類逐漸增多的刻畫符號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甚至有些刻畫符號與半坡的完全一致，這無疑為中國的文字起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料和線索。原始人最早採用“結繩記事”的方法記錄數字和簡單事件，後來逐漸抽象、概括出有固定含義、能在較大範圍內通用的符號——原始文字和數字元號。

天水地區

本來就是伏羲文化的源頭，早就廣泛流傳著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記事的民間傳說，也就是這一地區的原始人類最早運用刻畫符號，代替結繩記事的創舉留在先民們的記憶里。大地灣陶器中的彩繪符號，也就是原始文字和數字元號的雛形，也是這一地區關於伏羲傳說的具體物證。如果說，大地灣陶器中的彩繪符號，是漢文字和數字元號的雛形的話，那么禮縣秦公大墓出土的秦公鼎以及在此之前於1919年在禮縣紅河鄉王家台出土的秦公簋上見到的古篆銘文，則直接就是漢文字的祖宗。

秦始皇的最大貢獻

就是統一六國之後實行“車同轂，書同文”，在先秦古篆的基礎上簡化、規範的秦小篆，在秦小篆的基礎上，到漢代又產生了隸書，漢文字才真正定型為以平面方塊為特徵的文字。秦小篆現：存實物的代表作品是泰山刻石，而現藏於甘肅鎮原縣文化館的秦詔’版，為秦始皇(前221)統一全國度量衡的詔書，暫且拋開其它意義不論，單從實物的角度展示秦小篆真正面目，則可以說與泰山刻石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作為漢隸精魂摩崖石刻《惠安西表》，也就是俗稱的《西狹頌》，與漢中《石門頌》、略陽《郁閣頌》並稱為“漢隸三頌”，就在甘肅成縣天井山魚竅峽。

從大地灣陶器—亡的刻畫符號到先秦古篆、秦小篆，再到漢隸及東漢“草聖”張芝的章草，蘭州碑林所展示的無疑就是漢文字在隴原大地上從最初實用的萌芽狀態，到逐步發展為光彩奪目的書法藝術的燦爛輝煌的發展史。

碑林的三大精品

《淳化閣帖》、敦煌寫經、秦漢簡牘，尤其是敦煌寫經和秦漢簡牘，是第一次被刻成碑供遊人觀賞。 《肅府本淳化閣帖》因最得宋拓本的原貌，保存完好，而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部《淳化閣貼》刻石，被國家文物局定為國寶級文物。

宋太宗酷愛書法，滅後蜀、吳越、南唐後，將其宮廷所存書法作品，甚至書法家都全部搜羅到汴京， 同時又屢屢下詔收集歷代翰墨，於淳化三年(992)命王羲之後裔——翰林侍書王著選編， 包括篆、隸、草、行、楷各體，編成十卷，收105’家422件，其中，除前五卷為歷代作品外，後五卷為王羲之和王獻之作品237件。編成後用棗木板摹刻成帖，名《淳化閣帖》，建秘閣珍藏，是宋元以來學習書法的範本，也是研究中國書法史的重要資料。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太祖朱元璋封十四子朱 瑛 為肅莊王，賜宋本《淳化閣帖》一部，以為傳世之寶，秘藏內庫二百餘年，秘不示人。萬曆四十三年(1615)金石摹刻家溫如玉、張應召師徒來蘭州，肅王遂讓溫張師徒將《淳化閣帖》摹刻，公諸天下，傳於後世。前後歷時七年，用富平石144方，於天啟元年(1621)年竣工，稱為《肅王府本》，又因刻成後藏於肅王府尊訓閣而稱為《尊訓閣本》，也稱《蘭州本》。《肅府本淳化閣帖》刻成後，影響很大，現西安碑林所收的《費甲鑄重刻本》，或稱《西安本》、《關中本》，即順治三年(1646)陝西人費甲鑄按肅府初拓本所附二十八後跋摹刻。今江蘇溧陽縣別橋鎮虞氏宗祠有據肅府早期摹本摹刻的碑石115方。 《肅府本淳化閣帖》刻成二十年後即遭逢戰亂，損壞嚴重，清順治十一年(1654)， 由洮岷道陳卓發起，補刻四十餘塊。康熙十四年(1675)陝西提督王輔臣在平涼起兵回響吳三桂叛亂，其部將攻陷蘭州後用帖石做馬槽。歷盡劫難後的《肅府本淳化閣帖》現存刻石141方。

甘肅簡牘之鄉

除有眾所周知的“石窟之鄉”的美譽外，還有“簡牘之鄉”的之稱。甘肅的簡牘以出土時間早，數量多，保存好，史料價值高，備受全世界關注。在東起天水，西至敦煌，南至祁連，北達居延的廣大地區都發現和出土過秦漢簡牘。1906年和1915年，斯坦因兩次在敦煌地區發掘漢簡789枚，開始了甘肅簡牘大規模出土的歷史。這批漢簡被大學者王國維收於其研究漢簡的奠基之作《流沙墜簡》中。1930年，瑞典人貝格曼在居延地區發掘漢簡10 000餘枚，稱為“居延漢簡”。敦煌和居延漢簡、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和故宮明清檔案，被譽為20世紀考古學上的“四大發現”。近幾十年來，考古工作者又先後在居延發掘漢簡20 000餘枚，稱為“居延新簡”。後來又在敦煌馬圈灣遺址、懸泉遺址發掘漢簡34 000餘枚，在天水放馬灘發掘秦簡460枚，在武威發掘出土了數量不等的漢代《禮儀》、《王杖十簡》、《王杖詔書令冊》、《武威漢代醫簡》，這些秦漢簡牘具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不僅為研究秦漢歷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而且具有極高的書法研究價值。

三樓陳列

蘭州碑林的拓片、資料。四樓陳列著陶淵明、林則徐、左宗棠、于右任、張大千、梅蘭芳、豐子愷、郭沫若等人的各類作品。五樓陳列著毛澤東的7件書法作品。同時還陳列著孫中山先生的兩幅作品，一是那幅很著名但卻很少有人知道出處的、孫中山寫給臨洮人黃文中譯著《日本民權發達史》的題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一幅是1922年寫給時任胡景翼部第六支隊司令的甘肅天水人鄧寶珊先生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