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工業
產生背景
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國情,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條件。如果離開了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開始時的國情,離開蘇聯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來談這個問題,就不容易把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弄清楚。
十月革命前,俄國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工業產品只占國家全部產品的l/3,農業產品則占國家全部產品的2/3。1914年沙俄的工業產品只占世界工業產量的2.46%。如果按人口平均計算,當時俄國的工業產品產量和落後的西班牙不相上下。俄國不僅在經濟技術上要依賴於工業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還要從國外輸入大量的機械設備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接踵而來的外國武裝干涉及國內反革命叛亂,使已屬落後的國民經濟,瀕於崩潰的邊緣。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給
蘇維埃國民經濟帶來的損失,總數達390億金盧布,超過戰前整個國家財富的1/4。1920年,工業產品只有戰前的14%,農業狀況更加嚴重,其產量只及戰前的60%。
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直接影響人民民眾的生活。工廠停產和糧食奇缺,引起了失業和饑荒。1920—1921年,全國就約有3300萬人面臨飢餓和死亡。
顯而易見,在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被粉碎後,蘇維埃
俄國黨和政府所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被破壞了的
國民經濟。
然而恢復國民經濟,只意味著要達到1913年的水平,達到一個仍然是落後國家的水平。要使新生的蘇維埃俄國徹底“擺脫資本桎梏的整個解放事業的成功和
社會主義的勝利”就必須“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實現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
列寧曾指出:“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
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
重工業……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成為獨立國家的地位……”。要挽救
俄國”就要“挽救”和“恢復”重工業,這是列寧從分析
蘇俄的國情,分析蘇俄所處的歷史條件所得出的結論。
俄國是一個
資本主義未能發展起來的落後的農業國,工業特別是重工業非常落後。1928年重工業只及
輕工業一半的比重,而農業在
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仍然大於工業。按照
列寧的“要挽救俄國”就要“挽救重工業”否則“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成為獨立國家的地位”的思想,重工業的發展顯然是不適應要求的。況且,恢復起來的工業,基礎薄弱,經濟技術落後,它阻礙著輕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當然更談不到能使小生產占優勢的農業得到改造和進一步發展。只有迅速地在國民經濟中建立起
社會主義的
物質技術基礎,才能使
蘇維埃國家從落後的狀態中,走上
工業現代化的軌道。而
重工業,就是這種基礎的實質。沒有它,要想對整個國民經濟包括農業在內,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不可能的,沒有它,要想把落後的
俄國國民經濟部門裝備起來也是不可能的。同時,只有把重工業優先發展起來,在經濟上才不至於依賴外國,才能夠保持蘇維埃國家政治上的獨立性,捍衛住
蘇維埃制度。否則就會帶來相反的後果,因為經濟上的依賴必然導致政治上的依賴。“
資本主義國家既供給了我們裝備和機器,那它們就能向我們提出放棄蘇維埃制度基本柱石”的要求。蘇聯在
社會主義工業化中,堅持優先發展
重工業的方針,還是和它所處的國際環境有密切關係的。
當時的
蘇維埃國家是處於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在粉碎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反革命叛亂後,資本主義世界在對待蘇維埃國家的態度上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主張繼續實行公開的武裝干涉政策,“不認承”蘇維埃國家;另一種主張同蘇維埃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
經濟關係。但是,不論前者或後者,它們的目的都是一個,那就是顛覆蘇維埃政權。
事實上,帝國主義大國首腦和壟斷巨頭們,每時每刻都在打蘇維埃國家的算盤。在用外交和經濟手段向蘇維埃國家進攻的同時,隨時都準備著用戰爭的手段來搞垮它。只要他們認為有了這種機會和可能,就會不顧一切地撲向與其勢不兩立的
蘇維埃國家。只有迅速地建立起強大的
重工業,只有蘇聯自己擁有極為堅實的
物質基礎,才能夠擊敗帝國主義外交和經濟上的進攻,才能夠隨時擊敗帝國主義的武裝進攻,才能夠在敵對的
資本主義包圍之中,保持自己的獨立和自主的發展,才能把國防力量增強到足以捍衛偉大革命成果的水平。正如
列寧所說的:“……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且超過先進國家”。“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奮勇向前,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那么,我們在討論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問題時,如果避而不談或者不充分地注意到蘇聯黨和政府當時的這一主要出發點,就不會得出符合歷史真實的正確結論。
理論支持
列寧在《
論糧食稅》這一著作和他的合作社計畫中,在闡明建設
社會主義的計畫時,都強調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1921年6月,列寧在
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談到社會主義
物質基礎和俄羅斯電氣化計畫時,一開頭就指出,“社會主義的唯一物質基礎,就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1並要求“必須把這一原理具體化”套用到
蘇維埃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去。
但是,國內戰爭結束後,蘇聯
國民經濟的恢復並不是從工業化開始的,而是從農業開始的。因為在當時,蘇聯尚不具備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必備條件,即在已被戰爭破壞的百孔千瘡的俄國,還沒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在農業上還沒有較為發達的原料生產;在農村尚不能分出必要數量的農產品來供給工業和工人。
為了發展工業,必須創造這些條件。而要辦到這一點只有先從農業著手;史達林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指出:“……要建立我國經濟的
社會主義基礎,要擴展工業,就必須從農業開始”。“因為整個國民經濟底發展是依靠農業的”。3基於此,蘇聯是到了
國民經濟恢復的末期,到了農業已經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出了一定的條件後,才開始把重心轉移到了工業方面。可見,蘇維埃
俄國是在農業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才把工業化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方針確立
1925年12月,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史達林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必須把國家變為經濟上不依賴於
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國的迫切任務。他強調指出:“把我國從農業國變成能自力生產必需的裝備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總路線的實質和基礎”。第十四次黨的代表大會,批准了党進行
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方針。
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的確立,是由它的國際和國內條件所決定的,是由要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這一根本戰略任務所決定的。
列寧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論述,為在蘇聯實現
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論根據。列寧曾一再強調在蘇維埃
俄國,有可能而且應當建成“我國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
但是,
社會主義工業化首先應從哪裡開始?蘇聯黨和政府明確規定;從
重工業開始,從發展重工業的核心,即
機器製造業開始。史達林指出:“工業化的中心、工業化的基礎,就是發展重工業(燃料、金屬等等),歸根到底,就是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本國的機器製造業”。
蘇聯黨和政府的這一決定,是從當時蘇聯的國情,從當時蘇聯所處的歷史條件出發的。我們在研究和探討蘇聯優先發展重工業方針問題時,必須充分地把握住這一點。
政策實施
在整個
社會主義工業化實施的過程中,蘇聯黨和政府,正是遵循這一方針,規劃著名社會主義建設的藍圖。在計畫中規定的
重工業增長指標都是較高的。比如
第一個五年計畫,工業中重工業與
輕工業的
發展速度之比為1.85:1,即重工業增長241%,輕工業則增長130%,以後儘管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種種困難和阻力,產生各種錯誤和問題,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方針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還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工業化開始的頭兩年,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從1924—1925年的81%增長到1926—1927年的86%。第一個五年計畫執行到1932年,蘇聯
工業總產值同1913年相比增加近二倍,工業產量在整個
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由
五年計畫初的48%增加到1932年的70%,製造生產資料的工業比重,從1928年的43%上升到·1932年的53.3%。同
資本主義國家相比,就工業發展速度來講,蘇聯已占世界第一位,就:工業產量來說,蘇聯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第二個五年計畫執行的結果同樣地取得了很大成績。到1937年,工業總產值比1932年增加了1.2倍,比1913年幾乎增加了五倍。
重工業在全部:工業中占57.8%。和資本主義世界相比,1937年
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產量比1913年增長44.3%,而蘇聯在同一時期則增長了7.5倍,比資本主義世界發展速度快了14.3倍。
這裡要指出的是,蘇聯在
社會主義建設中雖然實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但如果以此就說蘇聯一貫忽視
輕工業,甚至把它說成主觀上已不顧人民死活的程度,那也是不切合實際的。
眾所周知,由於實行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到二十年代末,輕工業的發展已不能適應需要,甚至影響了城鄉物資交流和農產品的收購。蘇聯黨和政府認識到了這一點,並曾不止一次地強調過加速發展輕工業,甚至提出過重工業與輕工業同時並舉的構想。1930年6月,史達林就曾指出過:“……
重工業我們已經恢復了。只是需要使它繼續發展。我們現在可以轉向輕工業並使它加速向前發展。我們工業發展中的新現象之一,就是我們現在有可能同時加速發展重工業和輕工業”。8史達林在這篇向聯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所做的報告中,還強調指出“拋開
輕工業”是不應當的。
事實上,在制定
第二個五年計畫時,蘇聯黨和政府就曾十分重視發展輕工業,調整重:正業與輕工業的比例關係。第二個五年計畫曾規定:在1933—1937年間,輕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將由
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的13.2%提高到18.5%,同一時期
重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則由40。1%降低為14.5%。如果按著這個計畫所規定的
指標發展,在第二個五年計畫期間,輕工業增長速度將比重工業的增長速度快的多。第二個五年計畫還規定了將人民民眾的消費水平提高一至二倍。儘管由於種種原因,第二個五年計畫執行的結果仍然是重工業走在了前頭(重工業完成了計畫的121.3%,
輕工業完成了計畫的85.4%,農業只完成了76.9%),但由於蘇聯黨和政府的努力,由於
第二個五年計畫制定時比較地重視了輕工業的發展,就使得它們之間的比例有所接近。試比較一下兩個
五年計畫執行的結果:
第一個五年計畫,即1928—1932年重工業增長241%,第二個五年計畫,即1933—1937年
重工業增長140%,重要產品及日用必需品的生產甚至增加了兩倍。輕工業增長95%。輕工業增長100%(近一倍),某些從這兩組數字的比較不難看出,第二個五年計畫期間,重輕工業之間
發展速度的距離,比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縮短了。同時,人民民眾的
消費水平也提高了一倍左右。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1935年1月1日,蘇聯政府宣布了廢除糧食、麵粉和去殼的糧食的
配給制,而由“國營的和合作社營的商店普遍廣泛地出售糧食和其它產品”的法令。至於
第二個五年計畫的結果仍然是重工業遠遠突破了原有計畫指標,而
輕工業,以至農業都未完成計畫的指標,是有種種原因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則是由於1933年德國
希特勒上台造成的國際緊張局勢,使得蘇聯不得不修改指標加快
重工業的發展速度。兩個
五年計畫的完成,和
第三個五年計畫頭兩年計畫的實施,在蘇聯已實現了
社會主義工業化。
計畫完成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整個
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考慮到戰爭威脅的增長而在蘇聯東部地區大規模地擴建基地,都保證了強大的軍事和經濟潛力的創造。1940年,蘇聯的生鐵已達到1500萬噸,鋼達到1830萬噸,煤達到1億6千萬噸,石油達到3100萬噸,商品穀物達到3830萬噸,棉花則為270萬噸。這就是偉大衛國戰爭前,蘇聯所擁有的
物質基礎。
在衛國戰爭中,如果沒有工業化,如果沒有
重工業,怎么能夠構想在
希特勒突然襲擊的打擊下,處於極為不利地位的蘇聯人民,能在短時間內變失利為主動終於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呢了須知,正是由於重視了重工業的發展,有了雄厚的經濟技術基礎,正是蘇聯黨和政府考慮到帝國主義戰爭威脅的增長,而重視和加速了對東部地區工業基地的建設(在
第二個五年計畫期間,東部地區得到
國民經濟中全部投資的33%,得到重工業中全部投資的37%),蘇聯才能在衛國戰爭期間,每年製造出4萬架飛機,3萬輛坦克,12萬門大炮和15萬挺機槍。同樣的道理是,處於
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唯一
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是不能用一般速度來實現工業化的。“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9這是史達林在《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的演說中談到的。在這同一次演說中,史達林在追述舊俄羅斯“常因落後而挨打”的歷史時,強調決不能“延緩速度”“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史達林的這篇演說是發表在1931年的2月。從演說發表的時間和論點,都不難看出,蘇聯黨和政府確定高速發展工業方針的目的是明確的,是不容置疑的。
政策討論
在研究和探討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問題時,認真地回顧一下這段歷史,認真地學習一下
列寧以及史達林的有關論述,是有助於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的。如果不把這一問題放在蘇聯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去研究,如果不把蘇聯黨和政府制定的這一方針的出發點搞清,就不能對這一問題做出正確的全面的理解。史達林後來在談到這一問題時曾指出:“黨知道戰爭日益逼近,沒有
重工業就無法保衛國家,所以必須趕快著手發展重工業,如果這件事做遲了,那就要失敗。黨記住了列寧的話:沒有重工業,便無法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
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因此我們共產黨也就拒絕了‘通常的’
工業化道路,而從發展重工業開始實行國家工業化”。
史達林的話,闡明了處於
資本主義包圍形勢下
社會主義的蘇聯,沒有走“通常的”工業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概括了蘇聯黨和政府關於在蘇聯實行
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的一貫指導思想。
當然,在蘇聯實行工業化的過程中,也產生過嚴重錯誤。
由於指導思想上過分強調發展
重工業,在實踐中就造成了
輕工業與重工業比例的嚴重失調,對於由此帶來的嚴重後果,史達林以及蘇聯黨和政府是有所察覺的,並曾在實踐中採取過相應的措施,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收到應有的成效,以至使其長期扭轉不過來,在重工業內部,首先安排的,當然也是為重工業服務的
生產資料的生產,未能注意和保證為輕工業,以至為農業服務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於是直接影響了輕工業以及農業的發展。從重工業開始的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化,是高速度並靠內部積累資金。靠廣大人民民眾,說到底主要是靠農民,於是農民負擔過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挫傷,農業發展一直很緩慢。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蘇聯人民特別是農民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的。
至於把根據蘇聯當時的國情和所處的歷史條件制定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方針,視為一條“普遍規律”那顯然更是錯誤的。
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實行過程中所產生的嚴重錯誤,不僅對蘇聯,而且對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都產生過不良的影響,都是值得認真總結教訓的。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因為有了這些錯誤就全面否定蘇聯以優先發展
重工業為方針的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歷史性作用。至於由此而對史達林實行這一方針的主觀動機都產生懷疑,那就更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課題。當時,處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的蘇聯,在制定和實行這一方針時,是無例可循的。今天,我們回顧蘇聯所走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歷史的、全面的研究和探討一下它的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是很有
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