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托尼烏斯

蓋烏斯·蘇維托尼烏斯·特蘭克維魯斯(Gaius SuetoAnius Tranquillus)是羅馬帝國早期的著名傳記體歷史作家。像許多古代學者一樣,作者詳細地記載了許多別人的故事,卻沒有留下關於他自己的事跡。我們現在可據以了解蘇維托尼烏斯生平的資料主要來源於小普林尼的《書信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蘇維托尼烏斯
  • 外文名:Gaius SuetoAnius Tranquillus
  • 國籍:羅馬帝國
  • 職業:作家
生平的資料,著作,《帝王傳》,

生平的資料

小普林尼有給蘇維托尼烏斯本人的信,在給別人的書信中也有多處提到蘇維托尼烏斯。其次是蘇維托尼烏斯自己的《羅馬十二帝王傳》(以下簡稱《帝王傳》)和《名人傳》,他在記述故事時偶然也提到自己或自己的親人。再就是三世紀末四世紀初的歷史家、《奧古斯都史》六作者之一的斯巴提亞努斯,他寫的《哈得良皇帝傳》中提到過蘇維托尼烏斯。近代學者中提及蘇維托尼烏斯的有著名歷史家蒙森和馬塞等。1950年在非洲現的一件銘文則有助於矯正關於他職務升遷的一些情況。根據上述來源,我們可以約略知道蘇維托尼烏斯的生平。在本書《奧托傳》Ⅹ.1,他自己告訴我們,他的父親名叫蘇維托尼烏斯·拉圖斯,屬羅馬騎士等級,曾以第十三軍團指揮官身份參加過貝特里亞庫姆(Bedriacum)戰役。可見,蓋烏斯·蘇維托尼烏斯出身羅馬富有的家庭。關於他的出生年月,至今無人說得準確。蒙森說是公元77年,馬塞說是公元69年。這些年代可靠程度略有問題。蘇維托尼烏斯本人在《帝王傳》和《名人傳》中也只給了人們一個模糊的時間概念,倒是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書信有助於推定一個比較接近的年代。小普林尼提到蘇維托尼烏斯的信札最早是在公元96年。這時他應該不僅已達成年,而且有了一定的社會影響。因此我們寧可取馬塞的主張,把他的生年提前到比公元77年早些,以公元69年或70年為宜。他的出生地大概是在羅馬。他在羅馬長大,是無須懷疑的。他在《帝王傳》和《名人傳》中常常告訴人們,某些發生在羅馬的事情有的是他小時候聽老人說的,有的是他小時候親眼看見的。他的卒年同樣難以確言,但可以推測他活到很高的年齡。公元121年他才被解職退休,又寫了那么多的書。他大概一直活到安敦尼努斯·庇烏斯統治時期。詹姆斯·肖特威爾說他死於公元160年左右,事實上可能要早些。蘇維托尼烏斯出生正當羅馬帝國盛世,童年生活優裕而安定,受過當時通行的教育,先入文法學校研習典籍,再進修辭學校練習演講術。畢業後,由於文才出眾,他得到小普林尼的賞識,被小普林尼為首的文學團體所接納。這個團體是當時羅馬社會最有教養人物的文化活動中心。蘇維托尼烏斯在這裡結識了學界和政界的許多名人。他純粹是個書生,不諳實務。為了有一個安靜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他想在羅馬城外購置一處田莊。小普林尼知道他辦不好這件事,寫信囑託自己的另一個朋友給以協助。小普林尼的書信告訴我們,蘇維托尼烏斯做過短時間的律師,但對此並不熱心。馬塞和其他一些學者根據小普林尼書信,認為他做過學校的校長,此說顯然有訛,小普林尼信札1,24,4里Scholasticus dominus意思是“書生地主”,而不是“校長”。他也不喜歡做官。當時騎士階層人物的升遷通常從軍職開始。小普林尼曾幫他張羅謀得一個軍官職位,但他把它讓給了自己的一個親戚,自己留在羅馬成為兩個祭司團體的成員。小普林尼還替他向圖拉真請求到“三子法”(ius trium liberorum)特權(雖然也有人推斷他沒有子女),讓他可以因此得到榮譽證章和任職優待,但他似乎沒有很快取得公職。直到公元117年,重視科學藝術的學者型的哈得良接替作為軍人的圖拉真掌權,蘇維托尼烏斯才開始擔任宮廷職務,進入帝國的文化科學事務(a studiis)辦公室,又被委任監督公共圖書館(a biblioAthecis),後又得到管理往來公文信件(ab epistulis)的職務,成為哈得良的侍從秘書,最後升任秘書長。他在宮廷供職時間不長,也說不上成功,但他充分地利用了這段時間的職務之便寫成了《帝王傳》,並在公元120年出版了這本書。公元121年他被哈得良解除職務。據《哈得良傳》的作者斯巴提亞努斯記載,和他一起被解職的有近衛軍長官塞普提克烏斯和其他許多人,解除職務的原因是由於他們據稱“未得他的命令”(iniussu eius),對元首的妻子薩賓娜太隨便,超過了所能容許的範圍。當時薩賓娜已失寵,因此這顯然是藉口,真實的原因和其一鮮為人知的宮廷陰謀有關,這時蘇維托尼烏斯年約50歲左右。以後的行蹤便不復見於記載,他大概完全過起隱居的生活,並且專心致志於寫作,直到老死。蘇維托尼烏斯交遊不廣,主要限於小普林尼團體內。他和小普林尼本人顯然過從甚密,雖然他們之間社會地位相差甚遠。小普林尼是學者老普林尼的養子,曾任公元100年執政官和比西尼亞及本都總督(公元111—113年),是當時要人,而蘇維托尼烏斯還算不上是上層人物,甚至有人說他是被釋奴隸。小普林尼在給圖拉真的一封信里稱蘇維托尼烏斯是自己的“摯友”(contubernalis),並在圖拉真時代(如前所述)給他以多方面的關懷和保護。在寫作上他們則相互切磋,相互鼓勵。蘇維托尼烏斯寫完第一部長篇著作(或許就是《名人傳》)時,猶豫不決,遲遲不肯發表。小普林尼催促他,指出他若再修改下去,就會像在不必要地摩擦器物一樣,只會磨損它,而不會把它擦得更亮。在信札3,34里,小普林尼也曾就自己的私願徵求蘇維托尼烏斯的意見,問他,如果在公眾場合朗讀自己的詩作是否合適。小普林尼的書信提到蘇維托尼烏斯是從公元96年到112年的這段時間,可見他們之間交往之久。除小普林尼外,當時的要人中和蘇維托尼烏斯交往密切的要數蓋烏斯·塞普提克烏斯·克拉魯斯。他們在小普林尼團體中相識。塞普提克烏斯在公元119到121年之間任近衛軍長官,他繼小普林尼之後,是蘇維托尼烏斯的保護人。蘇維托尼烏斯擔任哈得良的侍從秘書主要在這段時間。他把奧古斯都小雕像送給哈得良的事無疑也在這個時候。如上所述,公元121年他們又一同被解除職務。蘇維托尼烏斯在《帝王傳》的前面有獻給塞普提克烏斯的題辭,可見他們之間的友情非同一般。

著作

和生平的資料相比,提到他著作的地方就多得多了。在十世紀時斯維德斯(Suidas)編的希臘文辭典中保存有一份著作目錄。後人又從別的來源對這個目錄作了補充。歸納起來,他的著作內容包括歷史(傳記)、古事古物、自然史和文法。大部分作品用拉丁文寫成,暮年的一小部分作頗受當時風尚影響,用希臘文寫作。他的作品可開列如下:
(一)傳記的或歷史的著作:1.《帝王傳》;2.《名人傳》(文學方面的);3.《名妓傳》;4.《諸王傳》。
(二)古事古物:1.關於羅馬的(a.風俗習俗 b.羅馬的年c.羅馬的節日 d.羅馬人的衣服);2.希臘的競技;3.關於公職;4.關於西塞羅的《國家論》。
(三)自然史:1.關於人類(關於身體的缺點);2.關於時間的計算;3.關於自然。
(四)文法的著作:1.希臘文中的罵人話;2.文法的問題(關於不同的事物);3.關於書中的批評符號。
所有上述作品中完整地或近乎完整地保存下來的只有公元120年發表的《帝王傳》。它包括羅馬帝國最初的12個元首(即所謂“愷撒”)的傳記,從朱里烏斯·愷撒到圖密善。現在通行的本子缺了朱里烏斯·愷撒傳最前面的少數幾節,此外還有幾處不重要的脫漏。這些缺漏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普洛奧姆證明,五世紀時有一個用大寫字母抄寫的完整的手抄本。又,六世紀時的約翰尼斯·盧杜斯曾引用過一個有獻給塞普提克烏斯·克拉魯斯題辭的抄本,這個抄本上據推測還是保有朱里烏斯·愷撒傳里的散佚部分的。而九世紀末(公元884年)的富爾達抄本就缺了朱里烏斯·愷撒傳中最前面的部分,當然還有幾處較少的脫漏和許多抄寫上的錯誤。因此,這部分一定是在六世紀和九世紀初之間散佚的。除《帝王傳》而外,還有《名人傳》的相當多的片斷保存下來。《名人傳》討論的是廣義的文學領域內出類拔萃的羅馬人,原作大概包括五大卷,分別討論詩人、演說家、歷史家、哲學家、語法學家和修辭學家。《語法學家和修辭學家》卷十五世紀的赫斯菲爾德抄本已散失,現存的版本是根據這個手抄本的18個副本校定的。內容基本上保存了下來,只缺了最後的一部分。語法學家部分以一篇引言開始,介紹羅馬語法學研究的起源和發展,以及語法學和修辭學之間的關係,爾後便介紹該學科的代表人物。寫修辭學家的部分也以一篇引言開端,介紹該學科的研究歷史,但原計畫介紹的15個代表人物只寫了五人,文章便結束了。其次,流傳下來較多的是《詩人》卷的片斷。這些片斷沒有一篇是以原初的形式流傳下來的。它們是被古代出版家作為介紹作家生平的注釋放在作品前面和作品一起流傳下來的,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增刪甚至改動,文字與蘇維托尼烏斯原作已有很大的差異。其餘各卷中《歷史學家》僅有一個老普林尼傳,《演說家》卷僅有一個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的傳記摘要流傳下來。《名人傳》的這種歷史命運可能和它的文辭狀況不及《帝王傳》有關係。《名人傳》所記大體上是十二帝王同時代的人物,因此朱維納爾、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都未包括在內。至於其餘的作品則只有少數片斷因後人的引用或改寫而流傳至今。後者如四世紀時巴夫林·荷蘭斯基把《諸王傳》改寫成了詩體,事實上除了故事而外,已不復是蘇維托尼烏斯的作品。

《帝王傳》

《帝王傳》或譯《十二愷撒傳》,是傳記形式的史學著作。它的完整傳世奠定了蘇維托尼烏斯作為歷史學家的基礎。羅馬人在文學藝術的創作或哲學的深刻思維方面遠不及希臘人有天賦,但是在史學散文方面則是名家輩出,體裁多樣。公元前一世紀,傳統史學之外,奈波斯開創了傳記體的新的史學形式。公元一世紀和二世紀間,蘇維托尼烏斯的《帝王傳》、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傳》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傳》一起,代表了羅馬傳記史學的新收穫。《帝王傳》問世後多少世紀以來,曾受到廣泛的喜愛、傳播。人們閱讀它,甚至模仿它。但到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在對古典作家進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時,卻得出了一個完全意外的結論:作為歷史學家的蘇維托尼烏斯完全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一個古董商。他同等地從事寫作作家的傳記和妓女的傳記,羅馬的官職和希臘的罵人話,西塞羅的理論和人體的缺陷……,而十二個帝王的傳記只是蘇維托尼烏斯這種總的寫作傾向涉獵的一個偶然的領域而已。十九世紀學者中形成的這一總的看法在許多方面決定了現代研究者們對《帝王傳》的態度。羅爾夫說它既不是歷史又不是傳記,萊奧等說它只是文法的範例。至於內容,有人說作者是醜聞的販賣者,有人說他只是奇聞逸事的蒐集者,等等。這些評論,或從未保存下來的作品去判斷保存下來的作品,或以今人的標準去要求古人,這未必是很合理的。誠然,與同時代的兩位大家相比,在史學的嚴肅性方面蘇維托尼烏斯是比不上塔西佗的,他也沒有普魯塔克的統馭全書的倫理主題。但我們如能不拘一格地看問題,那么應該說,《帝王傳》還不失為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它長久地受到人們的喜愛也表明必有其不可否認的價值。一個作家在從事寫作時必然受到自己的興趣、能力、生活環境和時代風尚等主客觀條件的影響,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履行自己的使命,從而形成自己的寫作特點,包括優點和缺點。
《帝王傳》的價值看來主要是在歷史學方面,而它的史學價值又首先在於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史料,以另一方面的內容填補了正史的不足,幫助人們更全面生動地了解公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蘇維托尼烏斯擔任過哈得良皇帝的侍從秘書。由於這個職務上的方便,他可以直接地或間接地查閱皇家檔案,取得大量往日的和當日的資料。他和小普林尼的親密關係又使他自然地熟悉元老院的記錄、決議和不同的觀點。《帝王傳》基本上是當代人寫當代人。蘇維托尼烏斯不僅可以得到大量的書面資料,也可以採集到大量的口碑傳聞。但是,如果注意到傳記愈接近他自己的時代寫得愈短這一事實,不妨斷言他蒐集資料還是以書面的為主,因為愈到後來書面的資料愈少,雖然親身取得信息的機會愈多。歷史家必須鑑別史料的真偽。但是蘇維托尼烏斯確有一種搜羅掌故的癖好,他記載往事似乎有聞必錄,他不僅記載自己相信的東西,也記載自己懷疑的東西。“我記載這個說法主要是為了不致遺漏,並不意味著我相信這是真的或有這個可能”。像這樣的聲明當然有助於後人了解材料的可信性程度,可惜的是,這樣的聲明太少了。一般地說,他很少對所記載的東西加以鑑別。這就使後人在引用他的材料時不能像引用塔西佗的著作那么放心。羅馬帝國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集團對同一個人同一件事的評價往往殊異。在《蓋烏斯·卡里古拉傳》ⅤⅢ討論卡里古拉的出生地時,可以看出蘇維托尼烏斯是理解這一點的,他在處理相互矛盾的說法時態度是理智的、謹慎的。但是這種表現在書里同樣是不多見的。總的說,他似乎並不要求自己這樣做,並不注意考察資料的來源和傾向性。雖然他有時也表現出想對歷史人物嚴格做到公平,但是客觀主義報導的癖好使他不能做到這一點,甚至完全歪曲了歷史人物的真實面目。開創羅馬帝國並給帝國帶來一個多世紀繁榮昌盛的一些重要帝王在他的筆下成了僅僅是血腥的狂人或道德墮落的昏君。在這一點上,蘇維托尼烏斯的確不能算是一個好的歷史學家。蘇維托尼烏斯對待史料雖有上述缺點,但由於他的史料都有原始依據,因此仍是極為可貴的,尤其因為原始的依據——羅馬帝國的檔案——已不復存在而使它們成了最原始的史料依據。
《帝王傳》所寫的是處於歷史中心地位的人物,但蘇維托尼烏斯很少記載重大的歷史事件。諸如愷撒在高盧的征戰他只寫了短短的一節就過去了;瓦魯斯的戰敗只是間接地提到。他著意蒐集的似乎是正史所不傳的東西,是帝王們日常的政治活動和私人生活,其中不少奇聞逸事,類似秘史。的確也有醜聞和淫穢。但是人們批評他喜歡和販賣這些東西是不公正的。這實際上是當時盛行的人們對傑出人物個人生活興趣的反映。蘇維托尼烏斯似乎認為自己的使命只在於蒐集史料,把這些東西記載下來,流傳下去,不致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遺忘。他似乎無意於考察、研究、認識歷史。《帝王傳》似乎只是把史料按時間順序或類別作了一番簡單的排列,無意作什麼政治的和倫理的推論。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你讀後再閉起眼睛來想一想,公元一世紀的羅馬社會便會歷歷在目。誰又能說《帝王傳》僅僅是史料而已,它的作者在材料的編排和敘述中不曾有過一番用心斟酌呢?此外,《帝王傳》也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文體是簡潔的、明白的,沒有浮華的雕飾,沒有雄辯的溢辭。一些戲劇性的片斷也與內容的要求相適合,並不破壞總的風格。它的簡短並不使人覺得隱晦;如有隱晦難懂,一般也是由於我們對當時羅馬社會的知識不足。蘇維托尼烏斯用詞常常是經過精心挑選的,有表現力的。羅列壞事和個人瑣事雖然有點單調乏味,但總的說來,《帝王傳》是非常有趣的。它給人以豐富的逸事,各種俏皮話和非常多的奇聞,人物形象既飽滿又各有個性。
《帝王傳》對後世有廣泛而持久的影響。各方面的作家都以它作為自己的資料來源。歷史學家,諸如歐特羅皮烏斯(Eutropius)、奧勒留斯·維克多(Aurelius Victor)和奧洛西烏斯(Orosius),或靠它的材料方便地作出結論;或模仿它的簡明準確的語言。它對後來幾個世紀裡傳記文體的廣泛盛行影響尤其明顯。馬略·馬克西穆斯(Marius Maximus,165—230)和所謂《奧古斯都史》的作者們都模仿它。前者的著作已不存在,後者著作中的傳記一直流傳到今天。蘇維托尼烏斯的影響一直遠及基督教作家和中世紀作家。前者如巴烏里努斯的作品《安布羅西烏斯傳》在形式上可以看到他的影響,中世紀時艾因哈德寫了一本《查理大帝傳》也是模仿蘇維托尼烏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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