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在中國》初稿僅4萬字，由陶希聖執筆。蔣中正閱讀後欲罷不能，又不斷下令增加篇幅，一再補充至15萬字，分為“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俄共‘和平共存’的第一目標及其最後的構想”，以及“俄共在中國三十年來所使用的各種政治鬥爭的戰術，及其運用辯證法的方式之綜合研究”等四部分。1956年12月25日在台灣出版。
基本介紹
- 書名：蘇俄在中國
- 作者：蔣中正
- 類別：政治
- 頁數：274
- 定價：1.60
- 出版社：中央文物供應社
- 出版時間：1956年12月25日
- 裝幀：平裝
作者簡介,寫作背景,內容簡介,評價,出版狀況,
作者簡介
蔣中正的秘書楚嵩秋表示：“蔣公曾以一年半的時間完成此書，他所花的精力和時間，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一篇原約五六萬的文章，經過蔣中正不斷地增補、修改，到定稿出書，竟成為多達24萬字的巨著，一字一句，無不是蔣公心血的結晶。”
寫作背景
蔣介石是個遵從孔孟之道的人，常常自省其身；為了與宋美齡結婚又信了基督教，作為教徒的他又經常懺悔，自省和懺悔的內容在其演講、文章、書信中比比皆是，日記中更多，幾乎是每日必省。而蔣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失敗莫過於喪失了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對這個於他最慘痛的教訓，不說是每日思過，起碼也是他初到台灣時思考得最多的問題。
1956年，也就是朝鮮、越南先後停戰，英法中東敗走，蘇共二十大推行新政，這個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蔣介石把他的思考寫成了《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曆紀要》一書出版，檢討在大陸失敗的教訓。國民黨在中國的失敗，有各種機構、各方人士的許多研究成果，著名的有艾奇遜主持美國國務院編的白皮書，而中國兩位最主要的當事人之一的蔣介石（另一位當然是毛澤東）的著作，自然是研究中國這一時期歷史的最重要文本。作為國民黨反動派的代表，蔣介石是站在自己的立場為失敗找原因，他找的原因不管是否符合歷史真實，其一家之言也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史料。
內容簡介
從《蘇俄在中國》這一書名就可以看出，蔣介石把蘇俄對中國的影響，蘇聯對中國共產黨各種形式的支持認作他和國民黨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蘇維埃俄國和後來的蘇聯的支持，確實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起了重要作用。“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送來的不光是主義和精神，近年解密的檔案表明，對中共也一直有金錢等物質援助。
蔣介石說，1923年1月孫中山與越飛達成協定，“俄共對孫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允予援助”，這就是國共及中俄之間“和平共存”與合作的開端。他在這本書中寫的“三十年經歷”，大約就是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的30年。蔣介石把這30年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24年國民黨聯俄容共，到1927年全面清黨，中俄斷交；第二階段從1932年中俄復交及1937年“中共的乞降投誠”（文中此類用語，是引蔣介石書中所言，目的是為客觀敘述，不代表作者立場，下同--作者注），到抗戰結束；第三階段是1945年至1949年。這30年，正是共產黨從成立、發展到取得全國勝利的過程，也是各種版本的中共黨史的主要內容。蔣介石說的前兩階段是大陸史書所稱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共合作，後一階段即是從重慶談判到解放戰爭勝利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緒論
在緒論中，蔣介石談到寫書的目的時說：“我們中國這三十年來，所受的慘痛教訓，我深望其能對今日同遭共產主義的威脅的國家及其領導者，有所裨益。我以為蘇俄的武裝暴力，亦與世界歷史上野心侵略主義者一樣，並不足畏，且必歸失敗，但是他的武裝暴力，乃潛存於其‘和平共存’的外衣之內。自由國家的領導者甚難洞察其危機之存在，比及發覺而奮起抵抗，則為時已晚。我深恐今後俄共及其傀儡中共以其侵陷我大陸，奴役我同胞的故技，轉而為害於世界人類而無法阻止，乃不揣愚拙，特將本書公之於世。”並說“倘能以此對自由世界，尤其是我亞洲非共國家，有所貢獻，那就是我民族歷史上這一最大犧牲的代價，乃獲得了補償，而我對於世界反共鬥爭，亦克盡其應盡的責任了。” 文中的“和平共存”即大陸譯的“和平共處”，蘇共二十大表示堅持對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奉行“和平共處”的方針，蔣介石的書也是一種適時的應對。蔣介石還說：“我發表這一記錄之時，衷心充滿著悲痛無比的情緒，也懷抱著堅強不移的信心。”
第一編 中俄和平共存...
這本書的第一編題為“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與發展及其結果”，文中蔣介石概述了30年的歷史，從原因講到結果，其中第10頁“第九節 國父對共產主義的駁斥與叄民主義的闡明及其建國大綱的頒布”中指出了孫與蔣反對共產主義原因：
“國父在演講中，特別警惕的一點，就是共黨份子對民生主義的曲解。他演講民生主義的時候，第一講就駁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說，和階級鬥爭的主張。他認為歷史的重心不是物質而是生存。他認為商品的勞動價值說不合事實，由發明、製造、到交換和消費，都有貢獻於生產。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大多數人的合作，而不是階級鬥爭。他主張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要用和平的方法，而不可使用階級鬥爭與民眾暴力。”
他尤其認為“商品的勞動價值說不合事實，由發明、製造、到交換和消費，都有貢獻於生產。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大多數人的合作...”，因為單方付出不決定價格，價格是由供需關係決定的，一昧強調弱勢者的勞動其實是以偏概全，糾枉過正。而定價不公正，自然不能激勵勞動，從而阻礙生產力的發展。之前的原始資本主義可以說確實存在因為惡性競爭造成的不公平定價，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糾枉過正同樣不可取，只是從袒護資方變成袒護勞方，而原始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後允許勞資談判則是慢慢消融這些錯誤的。
第二編“反共鬥爭成敗得失的檢討”
第一部分 總結了國民革命各戰役的成敗得失
對第一戰役--北伐戰爭，他認為，在北伐前戡定中山艦事變，北伐中全面清黨、肅清了共產分子，並“粉碎了蘇俄赤色帝國主義建立東亞新殖民主義的陰謀”，北伐才取得最後的成功。
第二戰役，蔣介石稱“長江剿匪戰爭”，即毛澤東說的“十年內戰”的後半期，中共黨史中的“五次反圍剿”。蔣說，國民政府面臨與日軍和共產黨兩面夾擊的形勢，行動受限，前三年的第一次至第四次圍剿“都未能收得預期的成效”。而第五次圍剿，採用了正確的思想和策略，才“肅清了長江七省匪區的大小巢穴，徹底粉碎了共匪蘇維埃傀儡組織”。他說的政策方針有：“先安內而後攘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戰略取攻勢，與戰術取守勢”等。軍事上有步步為營、節節築路、劃區兜剿、分進合擊等。共產黨的總結正相反，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對第三戰役--抗日戰爭，蔣介石寫道：“我們中國是一個弱國，無論經濟、工業、科學、技術，以及軍隊、武器，都不如日本。因此九一八以後，我們忍辱負重，與日本談判和平，六年之中，並不輕言宣戰。但是戰端一開，我們只有不惜‘向國內退軍’的焦土政策，而以三民主義的新精神，和國民革命的新戰法，來對日本軍閥，作絕對性的戰爭。我們堅持這一戰略原則，全面抗戰至八年之久，其間雖經過蘇俄無數破壞的陰謀，和共匪積極反動的叛亂，但最後終能與世界大戰，獲得共同勝利的結束。”對第四戰役--“抗戰勝利後反共鬥爭的挫折”，蔣說，“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蘇俄與中共得以施逞其侵略計畫，而我們反共戰爭，竟遭受悲慘的挫折。三十年來國民革命之傳統精神，被其”喪，民族固有的德性幾乎毀滅”。
第二部分 全面檢討
1、檢討的第一大部分是“我們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
蔣介石說在這部分中，他是針對俄共的行動規律來檢討自己方面的缺點和錯誤。
在（甲）“反共組織不能嚴密而警覺不夠提高”中，蔣說，中國人處世的道理是隱惡揚善、不念舊惡，國民黨是以傳統的倫理觀念和民族意識為其組黨的基礎，重倫理、講信義，對中共如此，對蘇俄亦是如此。“哪裡知道共黨終竟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謀，處處都有陷阱。”他的具體論述又分兩點，
第一點說“我們對共匪應該認為非法集團，而且予以絕對的隔絕和封鎖，不使他有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但是到了民國二十六年，我們仍然接受他停戰乞降的要求，並且對共匪局部開放其宣傳與組織的自由。我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一經有了空隙，也就不啻給予他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大好機會。”蔣介石認為，尤其是1924年後和1946年後，國民黨兩度陷於動搖分化的困境，“這更是由於本黨組織不夠嚴密，警覺不夠提高”，使共產黨有可乘之機，“乃是我們一個重大的錯誤”。
第二點是“我們應該防範共匪在政治上和社會中的轉變作用”。蔣介石說，30年來，共產黨依附國民革命而破壞國民革命，所用的戰術，對一般民眾是轉變經濟鬥爭為政治鬥爭，轉變其合法運動為非法鬥爭；而對國民革命是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轉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蔣介石說，對於共產黨的戰術，他不僅目睹其事，並且身親其役，當然認識得清楚。便是一般人士，甚至國民黨黨員“仍然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甚且捨己從人，隨聲附和”。他說，很多人因此被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統一戰線、聯合政府等欺騙。蔣介石寫道：“到了他奪取政權之後，不僅質變為‘人民民主專政’，並且再質變為‘社會主義國家’，而成為蘇俄的附庸，最後就要把中國大陸，送入蘇維埃俄國的赤色版圖。這種轉變，到今日固已成為一種最明顯的事實，但在當時，一般人對共匪認識不清，警覺不夠，竟使其陰謀詭計得以施逞，而整箇中國大陸就是這樣演變成了空前的浩劫。這是反共鬥爭中最大的缺點。”
共產黨對自己的敵人是認識得清清楚楚，毛澤東早在1926年就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乙）“宣傳不能主動而理論不夠充實”中，蔣介石說，1927年清黨的成功，1935年圍剿的勝利，使“匪黨及匪軍已走到完全絕滅的境地”，國際共產黨卻製造了一些論點，向社會和政府散布，“而我們的宣傳不能主動，理論亦缺少戰鬥性”，“屢次下定決心，而又復隨時動搖，不能堅持到底”，而讓共產黨成功。他舉的共產黨的論點第一個是“反共即是法西斯”；第二個是“共產黨可能消滅，共產主義不能消滅”；第三個是“共黨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而必須求政治解決”。
分析第一個論點時蔣介石說，本來蘇俄的共產主義和德意的法西斯主義都反民主的極權主義逆流，但希特勒興起，1935年共產國際指使各國共產黨與社會黨乃至民主黨派結成“統一戰線”，以致各民主國家在共產黨的煽動下，造成對法西斯的恐懼，在“反共就是法西斯”的“假邏輯”下，國民黨沒能徹底消滅潰敗的共產黨及其軍隊。抗日戰爭結束後，又是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為法西斯統治，“牽制了我們的反共鬥爭，使我們不能不與共黨以對等的地位而進行和平談判與政治協商”。蔣介石以這兩個實例說明宣傳的失敗，並說這是“反共過程中自認為重大的缺點”。
蔣介石“批駁”第二個論點說，共產主義“是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的思想系統”，在當年剿共成功和抗戰勝利時，國民黨的宣傳沒能打破共產主義不滅的論點，致使其廣為傳播，“不僅保持了中共的生存，並且動搖了社會上對我們徹底解決中共的信心”。
對於軍事解決和政治解決，蔣介石說，共產黨全力向國際社會散布軍事方法只能解決共軍而不能解決共產黨，散布軍事解決必使國家財政艱難，人民生活困苦。蔣還說，共產黨的論點使社會和國際人士認為只有政治解決一條出路，使“剿共戡亂的政策為之根本動搖”，於是造成不戰不和，邊打邊談之局，最後讓共產黨“單獨使用武力，來推翻政府”。
國民黨的宣傳確實不如共產黨成功，毛澤東有名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共產黨從來都是這樣做的。
在（丙）“反共意志不能集中而手段不夠徹底”中，蔣介石說共產黨的唯一目的是為了準備暴力，為了最後決戰，而國民黨卻手段不徹底而招致失敗。他分四個方面論述。
一、“我們是以有限戰爭對共黨的無限戰爭”。蔣說，因受國內外現實環境的牽制，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影響，不能調動政治、經濟、社會與軍事各種力量，結成統合戰力，只能作有限戰爭。所以“不能對付共匪無限制使用暴力的總體戰”，而注定失敗。
二、蔣介石認為，他們自信太過。他寫道：“從今日回溯當時的情景，可以說是我們對於‘民族至上’的原則，自信太過，…因而對待他都是寬大為懷，而不用徹底的手段 ，於是又授予共黨以可乘之隙，而使他的一切政治陰謀，得以死灰復燃，竟為我整箇中國大陸招致今日這樣空前的災禍。”
三、“我們對共黨防範較嚴，而對其外圍組織及同路人過於輕忽”。蔣介石說，共產黨有很多外圍與民眾組織，從中吸收黨員、訓練幹部，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不夠重視，沒有破壞共產黨潛伏和發展的基礎，以致“共黨及匪軍雖經多次被我擊滅乃至敗亡，而他仍能借屍還魂，貽害國家”。
四、“我們的國民心理不夠健全，而精神動員未能貫徹到底”。蔣介石認為，中國百年來受不平等條約束縛，以致國民喪失了民族的自尊和自信，所以國民革命救亡圖存，就是要重建民族心理，抗戰前的新生活運動，就是心理建設的努力，激發了抗戰中的民族精神。而抗戰後，不平等條約廢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尚在萌芽中，由於受國內共產黨宣傳民族失敗主義和國際共產黨對“我國家的信譽加以誣”，“而我們心理建設的一切努力，都為其所抵消，而歸於失敗”。“而我政府剿共戡亂的政策，也就在這樣無法全面動員來支援前線的情勢之下，招致失敗了。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共產黨及其軍隊都明白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對國民黨是鬥爭到底，“宜將剩勇追窮寇”。
在（丁）“外交陷於孤立與經濟陷於崩潰--通貨惡性膨脹”中，蔣介石說這裡的失誤有三個方面。
一是對蘇俄的交涉總是陷於被動，而莫斯科對條約總是隨手簽訂，又隨手撕毀。
二是與各友邦總是立場和意見分歧。蔣介石說，史達林離間中美關係，試圖先影響美國輿論，再在戰場上擊敗國軍。他說美國共產黨和同路人，“抨擊我國民政府，尤其對我個人的誹謗，幾乎用盡了字典上所有惡劣的名詞”。國際上的挾制，使國民政府陷於孤立。
三是通貨惡性膨脹，結果是經濟陷於崩潰。蔣介石說，抗戰勝利，本應軍隊復員，各安生業，國家建設，亟待進行，但共產黨挑起內戰，而打仗要浩大的軍費，因此造成戰後建設資金短缺。他說在國內是共產黨破壞經濟建設，國際上是莫斯科破壞中美經濟合作，使得美國多次將已商定的貸款無限期停止。
蔣介石也承認戰後的三屆行政院都有經濟政策的失誤，這些因素的影響，使經濟形勢日益惡化，而無法遏止。國民黨大佬陳立夫在晚年的回憶錄《成敗之鑑》中，也認為經濟崩潰是國民黨失敗的重要原因，而他把抗戰後經濟失誤的原因歸罪於曾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認為宋子文滿口洋腔而不懂國情，他的經濟政策一無是處。
2、檢討的第二大部分是“我們反共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
蔣介石認為，上述四點反共組織和技術上的缺點還可以設法補救，只要戰略和政策沒有錯誤，雖是以拙制巧，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而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則是致命的。毛澤東也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蔣介石說，一般認為，接受雅爾達密約，接受美國對國共衝突的調停，剿共未成就實行憲政是國民黨的重大錯誤，而他不這樣認為，他總結的政策和戰略上的錯誤是：甲、對俄復交，乙、收編共軍，丙、對東北問題的處置，丁、對停戰協定的方針。
蔣介石談到對俄復交時說，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莫斯科為了阻止日本北進，希望與中國復交，中國極為慎重，直到1932年12月才宣布復交。
接著他分時間段論述道，1933年至1937年這5年，兩國關係沒有任何進展，“而蘇俄反而力謀與日本接近，最明顯的就是他出賣我們中東路予偽滿洲國”。
到1937年以後，中俄兩國訂立了互不侵犯協定和易貨協定，但“事實上蘇俄對我國輸出的貨物，所索取的條件至為苛刻”，武器也沒有零配件。
1941年4月，蘇俄與日本訂立中立協定，鼓勵日本的侵略，中俄和平共存已喪失其根據。蔣介石還說，蘇聯派駐中國的使領館和貿易機構都是其部署間諜組織、指揮中共“顛覆我國家的機關”。“上海的蘇俄領事館不僅成為中共對日軍特務機關的聯絡處，並且代表莫斯科給予汪偽組織以鼓勵和支持”；“駐迪化（今烏魯木齊）的領事館更是製造新疆一切事變和糾紛的指揮台”。
他寫道：抗戰前後十四年的經歷，說明了“只有聯俄才能抗日”是一種幻覺，“也說明了我政府為了抗日而對俄復交，乃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說到收編共產黨的軍隊時，蔣介石說，1934年“剿匪”勝利後，著手對中共政治解決，七七事變後，進而收編共軍，這雖是日本侵華所迫，而“我們誤認中共‘團結抗日’的要求，乃是‘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勝過一切’的自信太過，而予以接受”。
蔣說，這使得中共利用國軍集中力量抗戰之機，擴張其武裝。他認為，事實證明，收編共軍，容許共產黨以同等地位參加抗戰，對抗戰是無益而有害的，這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根本錯誤”。
對東北問題，蔣介石寫道：1945年至1946年，“蘇俄對東北既顯然違約背信，我們亦決定了停止接受東北的計畫，最後又復動搖，仍然與他商談，並繼續進行接收”。他認為這也是政策和戰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蔣介石反思，東北問題是一個國際安全問題，當時既不能單獨解決，就應該停止接收，將東北問題提交聯合國公斷並公諸世界輿論。這樣在國內能集中兵力於關內，“戡定中共的叛亂”；在國際能暴露蘇俄獨占東北的企圖，以阻止其東進太平洋的野心計畫。
而國民黨受國際國內牽制，決定之策不能堅持，同時將國軍精銳調赴東北，陷於一隅，“最後東北一經淪陷，華北乃即相繼失守，而整個局勢也就不可收拾了”。
對停戰協定，蔣介石說當時國民黨政府太顧慮對外關係，以致處處被動。要是集中力量，執行1946年1月的停戰協定，“對於共軍違背協定的軍事行動，加以嚴厲的制裁，雖發展為全面戰爭，亦所不顧，那還是可以獲得最後勝利的”。他說，不幸對內決心不夠，對外中途動搖，鑄成大錯。
蔣介石總結說：“我們中國立國處世的道理，是‘厚於責己，而薄責於人’。若要追問過去大陸上反共鬥爭失敗的責任，只怪我們國民革命尚未成功，國家建設沒有基礎，因之對強權侵略者，沒有維護我們領土主權的力量。更只有怪我個人自己，在這長期反共鬥爭中，應該見到的，未能預見，已經見到的，又未能取信於人。”他還說，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只要能痛定思痛、提高警覺、埋頭苦幹、雪恥圖強，就能抗俄復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