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應旂

薛應旂（1500年-1575年），明朝學者、藏書家。字仲常，號方山，今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橫林鎮余巷村人。

基本介紹

• 本名：薛應旂
• 字號：字仲常
  號方山
• 所處時代：明朝
• 出生地：江蘇武進
• 出生時間：1575年
• 主要作品：《宋元資治通鑑》等
• 職業：學者，藏書家

人物概述

嘉靖十四年（1535年）進士，曾任慈谿知縣，官南京考工郎中。因對嚴嵩不滿，被貶為建昌通判、浙江提學副使。歸居後，專事著述。家富圖籍。據清初姜紹書《韻石齋筆談》稱，他的藏書可與吳寬、茅坤、王守仁等人並論。刻印古籍數十種，如《六朝詩集》24種55卷、《四書人物備考》40卷、《憲章錄》46卷等。

學者不患立之不高，患不足以繼之耳

生平事跡

薛方山的生平大致可分三個階段：35歲前，主要是讀書，準備科舉；1535年中進士，開始二十一年的官場生活；後二十年罷官回家，潛心研究理學，著書立說和講學。

薛方山因得罪嚴嵩，屢遭嚴嵩迫害，最終被革職、除功名。在嚴嵩父子倒台後（註：1562年嚴嵩父子被罷官回鄉，1565年嚴世藩因謀反被殺），薛方山於七十歲時（1570年）“為陳情乞恩俯賜昭恤，以明出處事”，上了道“乞改致仕疏”（見《五牧薛氏宗譜》2011年版卷一44頁），乞求平反、給予‘退休’待遇。疏中敘述了他整個仕途經歷。另外，在《方山公紀略》（《五牧薛氏宗譜》卷二5頁，著者不詳）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更有細節描述。這段經歷少被披露，現錄於下。

公務之餘，談笑鴻儒

薛方山首任浙江慈谿縣知縣。到任兩月，閒暇時就召集諸儒生講學。府尹鄭威對此不滿，與薛方山發生矛盾。薛就以身體欠佳為由，數次上疏請改教職，後乃改授江西九江府儒學教授。嘉靖十六年，福建曾邀入內簾主考鄉試，事峻回九江。撫台胡浦、南嶽提學徐少湖發文請薛方山署白鹿書院，期間各郡諸生群集書院，暢所欲言，學術氣氛濃厚。巡按陳蒲津、巡撫胡岳等先後專疏薦舉他。嘉靖十八年升授南京考功清吏司主事。嘉靖二十二年，調吏部升授本部稽勛司郎中。嘉靖二十三年又調任考功清吏司郎中。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奉例考察南京五品以下官員。

秉公考察，得罪嚴嵩

當時，尚寶司司丞諸傑寫信給薛方山，要求罷免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燁。因為王燁在嚴嵩入閣之初，曾彈劾嚴嵩父子貪污髒賄，所以嚴嵩恨王燁。諸傑乃嚴嵩同黨，故受嚴嵩指使，私下給薛方山寫信。薛方山很生氣，當即撕毀來信、驅逐來使，並將此事報告本部尚書張潤。張讓他少安毋躁，不必理睬，該如何就如何。隨即會同南京九卿堂上官，從公考察評議，應該罷黜降調者，共一百二十八人。諸傑原系南京兵部主事，因行為不謹，被罷黜。同時被罷黜的嚴嵩黨羽還有常州南御史守符融。王燁因賢能素著，難以別議，留用。

屢遭迫害，仕途艱險

嚴嵩與子世藩恨薛方山不黜王燁、而黜褚傑等，視薛方山為異黨，務必除之。指使通卿御史桂榮彈劾薛方山考察不公、肆意行事，票旨將他降調。又放話說，要置其死獄。此時，吏部尚書熊浹與掌詹事府事、吏部左侍郎張治等人登門勸說嚴嵩：方山考察甚公，處置他恐怕輿論不好。嚴嵩無奈，遂將薛方山降調江西建昌府通判。期間，並講學於道一書院。

嘉靖二十五年，南京部科等科給事中游震等，集體上奏說方山“考察去留官員甚當”，應當恢復薛方山原職，“照例升擢，庶將來任事任怨之臣有所勸勉”，不宜外補。皇帝下令吏部尚書唐龍覆題：方山“性過自執，學不徇人，疾惡如仇，去奸如脫，誠所謂任事任怨之臣也，宜復京秩”。皇帝批准復職，嘉靖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有誥敕一道褒獎薛方山，稱其“廉以律己、慎以蒞官、惟明惟允、不吐不茹、時論雅重焉”（見《五牧薛氏宗譜》卷一20頁），並授其為“承德郎”、封夫人馮氏為安人。

吏部隨即升薛方山任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嘉靖二十六年丁繼母憂、二十八年丁父憂。二十九年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再升精膳司郎中。期間，翰林李春芳、主事王之誥等經常請薛方山到靈濟宮講學。十月，吏部提議升他為南京五品堂官。因嚴嵩恨薛方山，不願他在京城當堂官。當時，浙江按察司缺副使提學，吏部原已提議將僉事范惟一赴任，就改讓薛方山補浙江副使員缺。

薛方山到浙江提學副使任上，矢心竭力，巡歷歲考、科舉各一次，學子們對他評價頗高。在方山就任該職前，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有敕諭一道，強調學風的重要性，鼓勵他努力工作，云云（見《五牧薛氏宗譜》卷一22頁）。

嚴嵩一夥迫害薛方山的活動始終未斷，嘉靖三十二年考察官員時，嚴世藩到吏部向冢宰萬治齋誣告薛方山：在浙江時，打死一童生，是寡婦之子，使那家絕嗣。又重責生員四十，登時致死。而陳文德事先寫信給金華等縣的童生十二名，讓他們上書說因為不讓入學，所以恨之甚深，要求嚴責，云云。萬治齋不信，但是吏侍卻堅持嚴世蕃所說，並且講：雖革去冠帶，難申死者之冤。萬治齋猶豫，因沒有事實根據，只得將其放入不及格之列。將其休官在家。

整飭兵備，不忘座館

嘉靖三十四年，因陝西盜匪猖獗，又起用薛方山，將其調任陝西鄜州（即當今的‘富縣’）兵備副使、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延綏兵備兼分巡河西道。巡撫王孝泉欽佩薛方山的學識，在榆林設立學館，專請薛方山主持，薛推辭說不敢。王孝泉說：邊遠地方子弟，不懂師範，特委屈先生給他們示範教化。就集合諸生講學。總制賈樵村得悉後，又在固原設學館，力邀薛方山講學，說“非先生不可”。講學授課成了薛方山在陝西的重要工作。

慧眼識玉，取鄒應龍

八月秋考，預科場事。巡撫郭浦北主考，考慮到薛方山的才華，遂與王孝泉、賈樵村二公商議，發帖誠邀薛方山入場作試錄、策題序文，實際上是讓他代行主考事務。薛方山閱通場選出之卷，認為所選之易經四十五卷，沒有一卷可用。又重新將落選的八百餘卷，全部重新審閱，取中一十五卷。其中就有鄒應龍。鄒應龍，字雲卿，陝西西安人（又一說是甘肅皋蘭人）。鄒應龍於翌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中進士，後授行人，又擢為御史，督兩江。鄒應龍任御史職掌彈劾糾察之權的過程，也是與權奸嚴嵩父子周旋鬥爭的過程。最終，他上疏參劾嚴嵩父子，“遂勒嵩致仕，下世蕃詔獄”。也算為恩師薛方山解了恨，此為後話。

薛方山無論在考察官員、選拔儒生方面，都是以才、人品論事。在清黃宗羲（1609-1695年）撰寫的明代學術思想史專著《明儒學案》第六十二卷，有一段關於薛方山的生動描述：

其鋻識甚精，試慈谿，得向程卷曰：“今科元也”。及試餘姚，得諸大圭卷，謂向程曰：“子非元矣，有大圭在”。已果，如其言。先生為考功時，寘（同‘置’）龍溪於察典，論者以為逢迎貴溪。其實龍溪言行不掩，先生蓋借龍溪以正學術也。

難逃誣告，革職罷歸

嘉靖三十五年，南京科道御史張師載、屠仲律，又提當年嚴世蕃和程文德一夥的誣告，劾疏薛方山在浙江的事情很嚴重。吏部考功司郎中萬寀，密受嚴嵩之意，“以為不謹”，將薛方山“閒住”罷歸。致使薛方山因“出處不明，身名俱敗”而“切痛心”。

仕途失落，桃李芬芳

薛方山從政二十一年，雖然學識和能力俱佳，但終未能在仕途上有所彰顯。用現代話說，官階不過“司局級”。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得罪嚴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其為人處事的原因。正如當年吏部尚書唐龍的對薛方山評價，十分確切：方山“性過自執，學不徇人，疾惡如仇，去奸如脫，誠所謂任事任怨之臣也”。他遇事不冷靜、處事不圓滑，得罪人多。其“疾惡如仇”的典型例子是他見到褚傑來信時，“臣時裂其書而叱其使”。當時的上司、本部尚書張諭就勸導他：“當居貞，蒞事懲忿，俟時不必與校”。

但薛方山愛才，提拔、扶持大批後起之秀。受到廣大儒學生員和正直官員的好評和愛戴。他慧眼提拔的人才中，最出名的是鄒應龍。他教出的學生中，著名的有顧憲成、允成倆兄弟和方山自己的兩個孫子敷成、敷教。他們四人同時就學於方山先生，後來均中進士。同為東林學派的領頭人。

老驥伏櫪，蒙恩昭恤

嘉靖己巳（1569年）方山年七十，嚴嵩父子已倒台多年，於是就疏奏陳情乞恩俯賜昭恤，以明出處。後蒙恩詔改為“致仕”。時年，身為兩江督撫的門生鄒應龍過江南，特上府拜謁。後又為薛方山請旨敕建牌樓，以旌表恩師功績。建牌樓時，薛方山正受邀赴白鹿書院講課，得悉後即“貽書卻之”，但已經開工。但該牌樓終“未告竣”。雍正三年時，颶風雷電將東西兩側石柱颳倒，只剩中央兩石柱。此牌樓一直矗立在余巷村薛家前，牌樓上額為“清廉峻節”。因用紫石建造，當地人俗稱“紫石大牌樓”。直至1956年，因修水利需用石料，才被拆除。

七十五歲卒，賜子爵銜。有萬曆三十四年五月初三日的誥命一道（見《五牧薛氏宗譜》卷一22頁），因兒子中憲大夫近兗貴，贈薛方山為中憲大夫、夫人馮氏為恭人。

故事傳說

五牧橋

位於無錫、武進兩縣交界處的五牧，明清時期曾是個街鎮，相傳上塘一條街，下塘一條街，盛極一時。鎮上有一座橫跨運河的大橋，建於唐乾豐二年（667年），成為南北交通要道。據說明嘉靖年間，行人登上五牧大橋，舉目可望見附近余巷（屬武進縣）薛方山家樓台閨閣中千全小姐的梳妝打扮，以及琴棋書畫活動等情景。薛方山，名應旂，是當地很有名聲的官宦（嘉靖進士，任浙江提學副使）。他認為這座五牧大橋有礙自家風水，便上奏朝廷，把洛社至橫林運河之上的“廿里三橋”（即洛社、五牧、橫林3座大橋），減少里程，說成“十里三橋”，申述百姓運漕糧進京實在不便，須拆除一座五牧橋，以利漕運。五牧大橋就此被拆遷至戚墅堰。

文章所說的五牧橋，正式的名稱是“觀文橋”。薛方山自浙江回家後，因要實現其年少時代夙願：南宋末年，宋將尹玉、麻士龍抗擊元兵，與五百勇士一起英勇戰死在五牧，數百年來無人祭奠，立志要為尹、麻二將建祠祭奠。居家後，即選址五牧上塘（註：當地稱古運河為塘河，上塘即運河北岸）建“二忠祠以祀之，仍造橋於祠右，而疏河以通舟楫”，施工中“得石刻於土中”，記錄南宋時，薛方山先祖、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薛極在此建有“觀文橋”，因年久失修原橋已沒有了蹤影。方山深感驚奇，決定將此橋仍命名為“觀文橋”，當地人俗稱“薛家橋”。並在“二忠祠”北，建薛極祠。此事經過，在《五牧薛氏宗譜》收錄之薛方山撰寫的《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宗譜卷三39頁）有詳細記載。

紫石大牌樓

明朝，余巷薛方山，在朝為官，會看風水。一天，經過張家謝家村，一看是塊蟹地，風水很好，要出大官，而余巷是塊金雞地，怕今後在朝做官要受到影響。因此，他騙謝家村的人說，你村風水雖好，只可惜村的團轉缺條河，如果馬上開條河，村上肯定要有大官做。謝家村人聽後，立即叫齊村民，連夜把河開好，誰知河剛開好，河裡的水就變得通紅，村民都不知為什麼。薛方山的學生鄒應龍也會看風水，有一日路過謝家，只見風水寶地被破壞了，問過村民，才知事情經過，方知是薛方山所為。鄒應龍說，這村是蟹地，把河一開，斬斷了蟹腳，寸步難行，你們如要報復，只要天亮前在余巷金雞頭上建座牌樓，可壓剎金雞。謝家村人聽後，連夜建造了這座牌樓，直到1956年才被拆除。

歷史評價

薛方山在浙江提學副使任上“士論頗協”，後入杭州“七賢祠”崇祀。“七賢祠”位於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涌金門外孤山。杭州府為了崇祀為浙江地方做出貢獻的官員和文人所建。最初，崇祀的是李泌、白居易、蘇軾和林靖逋四人，稱“四賢祠”。後增浙江皋司周新、尚書王世貞，又改稱“六賢祠”。又後來，杭州等十一府各屬儒學生員給杭州府呈書，要求把他請進杭州“六賢祠”崇祀，稱為“七賢祠”（見《五牧薛氏宗譜》2011年版，卷二9頁《方山公崇祀六賢祠紀略》）。崇禎十五年（1642年）杭州府知府劉夢謙撰寫的《西湖七賢祠祭文》和康熙六年（1667年）的《募修孤山七賢祠疏》等檔案，都給予薛方山極高的評價。《祭文》說方山先生：“惟公千秋正氣、一代偉人，風節媲乎六賢，師模垂於兩浙。”

在余巷的原薛氏祠堂中，有少司冠秦瀛書寫的一副對聯

風節表孤山人品尊六賢后勁，

德音蟠故里簪纓開百世先聲。

其上聯就是指薛方山崇祀杭州“七賢祠”一事，說他的人品可以和前“六賢”相提並論。評價可謂高矣。

常州府對薛方山十分尊重。在常州城東門外夾城圖文成里內壩的國安寺內，常州府為薛方山和都御史唐荊川專設“二賢祠”，春秋二季官祭，由常州府知府主祭。每祭費用、祭祀規格、祭文格式等等，都有具體規定。有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和道光二年二月的兩份“告示”，記錄了“二賢祠”的經歷（見《五牧薛氏宗譜》卷一203-204頁）。該祠於鹹豐庚申（1860年）毀於兵燹，後又重修。民國十三年（1924年）的“清理常州東門文成壩二賢祠基地議據”一文（見“宗譜”卷一140頁）說明該祠在民國年間尚存。一同崇祀的唐荊川，是明代著名儒學家，方山與之齊名。常州著名學者、前進士錢振瑝曾評論薛方山：“荊川未達時，嘗問業於方山，方山不以師自居。世之談古文者，盛稱荊川而不及方山”。他為方山不平，但方山先生從不爭個人名利的品行，可見一斑。

著書立說

無錫張夏菰川氏纂的《雒閩源流錄》（“宗譜”卷一56頁）關於薛應旂的記載：“家居垂二十年未嘗釋卷，專勤著述。每一書成，凡幾易稿，皆手自鈔謄點竄，未嘗借力於人”。

《陽湖縣誌·儒林條》（“宗譜”卷一100頁）：“家居二十年，手不釋卷。凡一書成，皆數易稿，丹鉛狼藉，皆手自點竄”。

據《五牧薛氏宗譜》記載，薛方山的主要著作：《宋元資治通鑑》157卷、《考亭淵源錄》24卷、《甲子會記》5卷和《附續甲子會紀》、《四書人物考》40卷、《高士傳》、《薛子庸語》6卷、《薛方山紀述》、《憲章錄》46卷、《方山文錄》、《浙江通志》72卷、《宋方文語》（按：‘宋’為宋濂，‘方’為方孝孺）、《孫子說》、《方山記述》1卷、《方山致義》3卷等。另有其後裔為其刻印的《方山薛先生全集》68卷，收錄其詩文等。

語錄

氣者所以運乎天地萬物者也。有清則有濁，有厚則有薄，窮則變，變則通，故一治一亂，皆非一日之積也。

聖人制命，賢者安焉，不肖者逆焉。

古者諫無官，以天下之公議，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為盛也。

古之學者，知即為行，事即為學。今之學者，離行言知，外事言學。一念不敢自恕，斯可謂之修；一語不敢苟徇，斯可謂之直；一介不敢自污，斯可謂之廉。

萬物皆備於我，不可以物為非我也，然而有我則私矣。萬物皆具於心，不可以心為無物也，然而有物則滯矣。

陰陽之氣，凝者為石，流者為水。凝者無變，信也；流者無滯，智也。孔惡其硜窒也，孟非其激逆也。信立而通則不窒矣，智運而正則不逆矣。

畫者象也，值其畫者變也。潛龍勿用者辭也，用其辭者占也。斯義不明，附會無不至矣。

時之污隆，民之休戚，其幾安在哉？存乎士風之直與佞耳。

改過則長善矣，甘貧則足用矣。

治世之教也，上主之，故德一而俗同。季世之教也，下主之，故德二三而俗異。

義協則禮皆可以經世，不必出於先王；理達則言皆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