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妃格念爾

薇拉·妃格念爾Vera Figner（1852-1942），19世紀70年代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的成員。曾參與1881年3月1日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在獄中度過22年時光。其代表作《獄中二十年》則描述了她二十年牢獄生活的經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薇拉·妃格念爾
• 外文名：Vera Figner
• 出生日期：1852
• 逝世日期：1942

生平簡介

19世紀70年代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的成員。她參加了1881年3月1日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在獄中度過22年時光(1883-1904)。

妃格念爾生於一八五二年，他的父親是一個早已沒落的貴族後裔，因家族的破落而只能在外省做一名護林員，性格陰鬱、暴躁、冷酷且專制；母親是一個淳樸、善良，通過自學而獲得了一定知識的女性。這是一個典型的俄羅斯式的沒落貴族家庭，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時代所創作的小說中的典型人物一樣，一位沒落的貴族父親，頑強的自尊心使得他在內心漸漸走上分裂和變態，一位篤信東正教的母親，常日跪上聖像面前向上帝禱告，潑散著她那無助的淚水。她的整個童年或是在一望無垠的森林中的自娛自樂，或是在可親可敬的老奶媽——一個有著一顆高貴的心、撫養了妃格念爾一家三代但同時連自己的年歲也記不得清的舊時代的奶媽——的呵護下度過。

人物生平

妃格念爾的求學時代，正趕上俄羅斯農奴的解放的時代。儘管這件俄國政治——社會史上的大事對於這個小女孩來說是可能是一無所知的，但事實上她的生活已經被歷史改變了。她一如舊時代生於貴族之家的女子，被送進尼基佛洛達的貴族女中。此時的貴族女中的風氣已經由改革前的重禮儀、儀表、品行轉向重才智、能力。在舊時代的貴族女中中培養出來的大多是矯揉造作、附庸風雅、虛榮勢利的沙龍貴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的卡捷琳娜無疑便是這一舊時代教育下的犧牲品。自然，任何時代的學校都不可能培養與政府為敵的革命者，但新的風氣，畢竟不再一如以往般扼殺女性的創造能力與追求了。妃格念爾在總結她在貴族女中的收穫時說道：

“學校六年，給了我什麼呢？文明的儀表，還有就是和在一切封閉式的學校里一樣，與許多地位平等的人共同生活，培育了我的同志感的需要，而正規的學習和嚴格的作息制度則培養了一定的紀律性。”但她又不無遺憾地說：“但就學習科學知識而言，特別是在智力發展上，這幾年不僅收穫甚小，甚至可以說阻滯了我的精神發展，更不用說人為地與生活和世人隔絕所造成的危害了。”

就以上這段話而言，薇拉·妃格念爾的抱怨正和一般正處於青春期，求知慾望強盛的年輕人一般，渴望收穫的不僅僅是繁文縟節的禮儀和帶有深厚正教會習氣的貴族學校所傳授的無實質性內容的虔誠，而是更多的知識和對於社會的認知。也因此，薇拉·妃格念爾更樂意將她的智力影響歸於閱讀同時代的一些新潮、先鋒的著作，並認為正是這些六十年代之後出現的著作給予了她以最初的精神啟蒙。起先，她在母親的指導下閱讀刊載在大型刊物上的各類小說，但很快，她便不再滿足於母親並不高明的指導和保守的作風。涅克拉索夫的長詩《薩沙》中的名言“言行一致，對自己，對別人都應這樣要求”，成了她一生的座右銘，教會了她應當怎樣生活，應當追求什麼。六年的貴族女中生活結束了，她並沒成為《罪與罰》中的“卡捷琳娜式”的人物，反而“長成了一個活潑、快樂、淘氣的姑娘，外表上看似文弱，實際上身心都很健康”。如果僅僅是如此，妃格念爾並不能算是一個傑出的女性，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的啟蒙教育和貴族女中的關係其實並不大，或許貴族女中在一個活潑向上、並且極富求知慾的女性看來，恰恰就是一個反面教育的典型。

六十年代的俄國是一個近似法國十八世紀的思想啟蒙時代。具有啟蒙思想家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杜波羅留波夫、皮薩列夫儘管將其啟蒙思想觀點隱晦地包藏於文藝批評、小說、自然科學論文之中，敏銳的讀者卻感受到了衝擊，不過，沙皇的走狗們的嗅覺也異常靈敏。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思想啟蒙運動經過了短暫的繁榮之後，又如曇花一現般消隱，杜波羅留波夫死於1862年，車爾尼雪夫斯基與皮薩列夫同在1862年被流放，皮薩列夫幾年後返回彼得堡後，生命已暗若幽燭，1868年上便死去了。六十年代活躍於莫斯科與彼得堡的啟蒙活動在短短的四五年內被又一次被沙皇撲滅了。但就是這個短暫的時期，已經是自尼古拉一世以來帝國思想界最為活躍的時期了，這個時間段可能是俄羅斯思想界在十九世紀最為活躍的時期之一，而啟蒙思想所帶來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換言之，正是這個短短几年間的思想啟蒙活動，奠定了俄羅斯其後半個世紀的革命活動的思想來源。恰似這么一個比如：思想者在身體上可能被暗殺、流放，但思想卻不可能被暗殺、流放！乾柴之上已有火星，大風吹來，勢必要蔓延開來，並最終焚燒整個羅曼洛夫王朝。

妃格念爾的家庭在六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成為其中一員——開明、自由貴族。她的父親晚年轉向了自由派，甚至崇拜馬志尼——義大利的革命團體“青年義大利”的領導人。這不能不說是這位出生沒落貴族的父親的一大轉變。年輕的薇拉完成了學業之後，開始瘋狂閱讀當時先進的文藝作品和刊物（《現代人》，《祖國紀事》，《俄羅斯言論》）。她的開明的家庭、身邊時有發生的因為對自由恐懼，而進行的扼殺所產生悲劇，更使她產生了強烈的追求自由的情緒，在閱讀奧熱日科（波蘭女作家）的一篇小說時，妃格念爾發現，其中的一段描寫正表現了她當時的情緒：

“聖母站在教堂尖頂，雙手伸向人間，這雙手伸向不幸的人們流不盡的淚水中，從手裡灑下金線，照亮著、溫暖著一切需要愛和憐憫的人。”她在懵懂之中已將自身的命運與不幸、苦難、愚昧、疾病的民眾聯繫在了一起。這是非常具有俄羅斯特色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啟蒙思想，在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觀念中，正教會傳統觀念中純潔的聖母形象時刻砥礪著這些知識分子為追求社會正義的事業而奮鬥。經過她開明的舅舅給予的理論指導，妃格念爾最終走向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主義——“合理利己主義”：

“最大多數人的幸福應當成為一個人的生活目的”

對這一信條，她欣然接受，並奉之為金玉良言，“所有這些情緒和影響，必然要求衝破尚在家庭小天地中的無憂無慮的鄉村生活。不能無所事事地生活，不能沒有遠大崇高的目標。”一個具有現代女性所應有的信念的在她僅只十八歲時便形成了。

妃格念爾決定效法她的前輩——蘇斯洛娃，成為一名醫生，用治療的辦法去救助不幸的民眾。然而，事與願違，她的導師因其激進觀點而被政府迫害，終身不得執教。後她又展轉前往瑞士求學。在那，她獲得了西歐社會思潮的武裝，讀到了大量民粹派的文獻與書刊，進一步使她認識到，靠手術刀與藥品不可能挽救一個帝國，辦法必須是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以建立新的政府。一八七六年，她堅毅地放棄了學業，轉而返回俄國從事革命活動，她不無驕傲地宣稱：自二十四歲起，我的生命整個地與俄國的革命事業聯繫在了一起。從此之後，妃格念爾便作為民粹黨人的核心人物出現，在暗殺亞歷山大二世的小組中，妃格念爾甚至領導人之一。

代表作《獄中二十年》記述的是1884年她被押送到席呂塞爾堡要塞關押以後的經歷，正好二十年。本書的另一個名字是《生命的鐘停了的時候》。一九二七年巴金曾發願要把俄國革命者薇拉·妃格念爾（Vera Figner）的《回憶錄》全部譯成中文。那時巴金曾在一本書里寫下這樣的話：“實在這部書像火一樣點燃了巴金的獻身的熱望，鼓舞了巴金的崇高的感情。巴金每讀一遍，總感到勇氣百倍，同時又感到十分的慚愧。巴金覺得在這樣女人的面前，巴金實在是太渺小了。”

現在，雖然是在寫了那樣的話的二十年以後，但巴金終於把《獄中二十年》的譯稿交出去了。這是《回憶錄》的第二卷，它還有一個名字：《生命的鐘停了的時候》第一卷還在翻譯中。第一卷，依據德譯本叫做《不自由毋寧死》；依據英譯本叫做《一件完成了的工作》。巴金決定給它換上一個題名：《俄羅斯的暗夜》，那是德譯本的《回憶錄》的總名，原文是《籠罩著俄羅斯的夜》。德譯本《回憶錄》的第二卷中共有三十章。英譯本比較德譯本少了七章，但另外加了一章，所以英譯本的第二卷只有二十四章。不過巴金在英譯本中也發現了不少被德譯者刪去的句子。

第二卷是作者的《獄中記》。作者在一八八三年初被捕，到一九零四年十月出獄，她一共在監獄裡住了二十二年。然而她的《獄中記》卻只是她在席呂塞爾堡中的生活記錄。她是在一八八四年十月十二日被押送到席呂塞爾堡要塞里去的，到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九日離開要塞(從那兒她又被送到彼得保羅要塞中去，關了些時日)，剛巧是二十年。

作者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國革命團體民意社的老將。她參加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刺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事件，因而被捕判刑。關於這一切詳情以及作者的家庭環境和她三十歲以前的經歷，在《回憶錄》的第一卷中均有詳細的敘述。

薇拉·妃格念爾所在的社團——民意黨的活動，在今天看來，過於極端、暴力，民意黨雖然在七十年代末與八十年代初風光一時，甚至在一八八一年成功刺殺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其理論畢竟過於淺薄——以暗殺一批被視為國家蛀蟲的高層人員而謀求統治階層的全面崩潰實；行動上又多受各派責難——不僅來自革命陣營的外部，革命陣營中的立憲民主派與自由派皆否定此種極端方式——而不得資助，終於八十年代末流於銷聲匿跡。俄羅斯的民意黨人在銷聲匿跡大約十餘年後，便傳入中國，當時革命派人物，以民粹黨人中曾經暗殺過彼得堡總督的索妮亞為楷模。但，中國的民意黨人的活動，取得的成績也十分微薄，魯迅的小說《藥》中，革命黨人的鮮血尚可成民眾用來治療肺癆的良藥，實在讓人覺得頗有些悲哀。而俄羅斯民意黨人在活動最高峰的十九世紀70——80年代，俄羅斯信奉東正教和沙皇老爹的民眾，也並不理解，在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暗殺活動中，儘管甚至將沙皇老爹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但實質性的成績最了了無己。許多論者曾有疑問，俄羅斯革命知識分子為有史以來最剛烈暴躁一群，非但桀驁不馴，更從無妥協之餘地，為何在進行了長達一百年的革命之後才能推翻羅曼諾夫王朝。筆者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無明確答案，但，極有可能的因素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革命活動往往是一種宗教般的獻身精神，知識分子對於民眾的單方面的信任在1874年民粹運動失敗之後再無挽回，此後，知識群體往往單方面依靠自身的力量與整個沙皇政府為敵，也因此，往往收效甚微。

對薇拉·妃格念爾的革命活動與理論或可責難，但其人之高風亮節、堅貞不屈，百餘年後，流風餘韻猶在。革命激情早已為歷史所湮沒的，浮泛之上的，或許只有對妃格念爾和她的革命同志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