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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年逾古稀而退休多年的解放軍301醫院外科教授蔣彥永，因為醫術高超如今依然經常參加醫院的疑難病例會診和各種學術活動，院方為蔣彥永提供高級專家的待遇，外出均有專車接送。 解放軍總醫院(三零一醫院)外科主任、退休的醫生蔣彥永“早晨七點起床，然後騎著腳踏車到醫院轉轉，買點菜，回來在家裡上上網，看看書，除了每星期一要參加醫院科里的病房查房，平時的日子一直就是這樣過的”。中新社先前有報導說，現在依然帶著兩名博士生的蔣教授，退休後的生活依然很充實，經常被邀請去參加一些會診，做一些疑難手術。他說：“我的本事是病人給的，應該把學到的本領更好地運用於病人，竭盡全力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這也體現了母校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精神。”
相關
“要講真話、心裡話，雖是難上加難，但我一定堅持要講真話。講假話，講空話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72歲的解放軍301醫院退休外科醫生蔣彥永一生治癒了太多的病人，也收到過無以數計的感謝信。不過，今年4月以來，蔣彥永收到的感謝信很不相同。許多信是匿名的，不少信來自國外，絕大多數寫信者都與他素昧平生。信的內容只有一個，就是感謝這位誠實的醫生在北京的SARS疫情上說了真話。
5月初，蔣彥永曾收到一封寄自西班牙的來信，信中只有兩個寫在宣紙上的毛筆大字：“仁心”。
(一)
醫學界對蔣彥永這個名字並不陌生。這位20世紀50年代的協和醫學院畢業生很早就成為解放軍301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醫學技術相當精湛。80年代以後，蔣彥永出任301醫院普通外科主任，還擔任了全軍腫瘤專業組副組長和中華醫學外科學會北京分會委員。蔣彥永學術著作甚豐，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後腫瘤的外科處理》等40多篇論文，並有《胃腸病學手術》等專著問世。
301醫院外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以高水平的腹膜後巨大腫瘤手術享譽國內外，而蔣彥永正是這一手術的學科帶頭人。他曾經用自己的雙手，為許多身患巨大腹部腫瘤、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疑難患者解除病痛。直到現在，年事已高、離開科主任職位的蔣彥永仍然被聘為301醫院專家組成員，時時出現在手術台前。
今年3月底，一個多少有些偶然的原因，使身為外科醫生的蔣彥永了解到，北京的SARS疫情已經相當嚴重。
那是3月30日，一個周日。蔣彥永聽說一位老同學朱克大夫被懷疑患有SARS。朱克是301醫院神經內外科研究所所長，也是蔣彥永的摯友。不久前，朱被診斷得了肺癌，正在本院住院等待開刀，突然出現了SARS症狀：高燒，呼吸不暢，兩肺陰影。
蔣彥永立即為朋友忙碌起來。除了向本院一些接觸過SARS的醫生了解情況，還特地打電話到軍隊系統的302醫院和309醫院請教。後來，好友的SARS嫌疑被排除了，但從一些相熟的專科醫生口中，蔣彥永吃驚地獲知：北京的SARS病人原來已經為數不少，僅在309醫院一處，就有了近60例，而且死亡人數達到五六例！
在此之前，蔣彥永所在的301醫院也曾接待了北京的首例SARS病人。病人的父母后來都死在302醫院。此外，301醫院肝膽外科一位準備進行膽囊息肉手術的病人後來發現患有SARS，傳染了兩名醫生和三名護士。301醫院其他病房，也有類似情況出現。當時，蔣彥永已經意識到這種傳染病相當猖獗。
正在此時，4月2日晚，蔣彥永在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節目中看到了原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對於張文康罕有地走上電視陳述中國的SARS疫情，蔣彥永並不吃驚，但他並沒有想到，張文康稱北京的SARS患者只有12人，而死者為3人！
(二)
一貫性情梗直、主張說實話的蔣彥永感到憤怒。
“我看了以後簡直是不敢相信。張文康曾經是第二軍醫大學的一個醫生，但他連做醫生最基本的標準都不要了。”他直斥張在疫情的問題上“說假話”。
4月4日，在做了進一步調查確認之後，蔣彥永致函鳳凰衛視和中央電視台四頻道，提供了自己了解的事實。他還說，“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醫生看了有關新聞都非常生氣。所以我給各位發此信，希望你們也能努力為人類的生命和健康負責，用新聞工作者的正直呼聲，參加到這一和SARS鬥爭的行列中來。”
4月8日，蔣彥永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確認了所寫的信。他說，自己之所以站出來說話，是因為不說實話，要死更多的人。
在《時代》周刊之後，其他一些主要海外報刊都報導了蔣彥永的署名信件。
(三)
披露疫情真相或許會給蔣彥永帶來某種無形壓力，但確實為他帶來了同事和朋友的支持和讚許。《財經》4月初通過301醫院政治部新聞宣傳處聯繫採訪蔣彥永雖未獲準，但亦可感覺到院方對這位資深老黨員、老專家相當尊重。
4月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北京的SARS疫情仍是雲遮霧罩，真相不明。6日，芬蘭籍國際勞工組織官員阿羅因SARS不治身亡之後，中國官方正式披露北京的SARS患者為19人，仍然都是“輸入型病例”。10日，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在新聞發布會上稱，北京的患者為22人，其中4例死亡，並稱這些數字包括了地方醫院和部隊醫院所有確診的病例的數字。
蔣彥永在北京醫學界交往甚廣，與朋友聚會往來時，他又獲知了不少地方醫院的疫情信息，愈發感到形勢嚴峻。11日下午，蔣彥永正式找到301醫院政治部的領導，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這一回，他正式提出：衛生部部長應該引咎辭職。
蔣彥永還直陳，衛生部提出綜合性醫院對SARS病人“就地消化”的主張不符合處理傳染病的原則，應當儘快將一些小醫院改為傳染病醫院，給予必要裝備，配備有經驗的醫生護士來醫治SARS病人。
更多的意見集中在疫情數字上。蔣彥永說，他希望衛生部的領導前來與他核對數字。如果他反映的數字是錯的，可以向世界發表聲明，承認錯誤，願意受處分。如果衛生部的數字不對，就請衛生部加以糾正。
12日，蔣彥永給衛生部副部長馬曉偉寫信，再次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他在信中坦陳了自己接受美國《時代》周刊採訪的情況，又說：“我作為一個醫生，應該將我知道的情況告訴老百姓，讓有關的人能知道。因為這種病是可以預防的，只要能正確地對待此病，就可以很好地控制病的傳播。但如果不正確地宣傳，就很難控制。如果像張部長那樣講，大家都會掉以輕心，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大災難。對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對我們國家都是非常有害的。”
信的結尾，蔣彥永說：“請衛生部公布正確的數字。錯了要勇於承認錯誤，改了就好。對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事，來不得半點虛假、錯誤。”
這封信，蔣彥永委託301醫院經組織系統轉交馬曉偉本人。
確切訊息表明，在世衛組織調查北京疫情的過程中，有關官員曾聯絡過蔣彥永本人。雖然未能謀面，但在4月1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該組織有關官員表示，蔣彥永所說的疫情確是事實。
(四)
關鍵性的轉折始於4月20日。這一天，新華社公布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免去黨內職務的訊息。同時，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公布了北京的疫情，新數字正是五天前官方數字的近10倍，達339例，此外還有疑似病人402例。
疫情透明之初，人們親睹SARS患者人數急劇上升，部分人也曾頗感恐慌。但更自覺、有序的大規模防治行動開始了，而且在不長的時間內顯出成效。20天以後，疫情最為嚴重的北京發病人數開始明顯下降。
中國疫情報告得以有如此改進，不僅是蔣彥永一人之力。然而，他的行動，特別是最初的署名信件，確實至為關鍵。人們銘記這位醫生的功勞，讚頌他的勇敢和正氣。而蔣彥永說：“我只想到兩點，一是人的生命最重要，二是要講老實話。承認這兩點就可以了。”他心態如常。
(五)
蔣彥永出身於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當年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為主的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成了銀行家。孩提時代的蔣彥永是個調皮的孩子，打高爾夫、籃球、排球、網球，還喜歡釣魚，看電影，赴音樂會，只是讀書平平。後來，目睹姨媽死於肺結核的折磨，受到了震動，立志發憤讀書，成為能夠挽救病人生命的醫生。
1949年，蔣彥永入燕京大學醫預系，1952年該系併入協和，遂成為協和醫科大學學生。他在學校很崇拜加拿大的白求恩醫生，專攻外科。八年醫學院畢業後，他加入301醫院。緊張的外科生涯使蔣彥永覺得自己總是在一線。
命運在1967年發生了轉折。那一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蔣彥永被打成“階級異已分子”。除了“資產階級家庭”的陰影，蔣彥永還有“複雜的海外關係”。他的堂兄蔣彥士是國民黨員，去了台灣，官至部長，後來擔任了國民黨中常委秘書長。蔣彥永被關了兩年半，還被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動兩年半。不過即使在人生的低谷，他還是有機會為人看病，更沒有放棄對醫學的鑽研。
1972年，隨著林彪集團的覆滅，蔣彥永得到平反。他回到北京，重新拿起手術刀，繼續為病人解除痛苦。在此後的歲月里，他致力於攻克腹腔巨型腫瘤。“治這種病多少有些吃力不討好，風險相當大，但做好了，病人的生活質量就完全改變了。”據介紹，巨型腫瘤手術難度很大，經常是腹腔打開以後看到的情況千奇百怪，手術本身風險高，有時取不出腫瘤卻又無法縫合。所以，手術成功率一直不高，國外的切除率也只在70%左右。然而，蔣彥永領導下的301醫院普通外科為病人做了大量手術，切除率達到了85%。
一次次為疑難病患解除痛苦，有些病人無法表達謝意，執意送上禮物。蔣彥永立了一條非常嚴格的規矩，絕不收取病人分文禮物。他的醫德，一直得到稱頌。
1997年，燕京大學建校80周年紀念時，66歲的蔣彥永曾在大學史稿中寫下一段話：“我一定要想盡辦法，竭盡全能，通過為病人解決痛苦，來提高自己為病人服務的本領，進而才能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
他還說，“50年來，經過歷次政治運動，我深深體會到，要講真話、心裡話，雖是難上加難，但我一定堅持要講真話。講假話，講空話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絕不講假話。”
對此理念，蔣彥永身體力行，從過去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