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文集1:蛇神》講述了：邵南孫，出生醫學世家，隻身在外。在醫院工作時遇見了當時的名旦花露蟬，一見傾心，毅然放棄工作，到劇團做“前台”，暗中關懷，默默付出，兩人建立了感情。時值文革，花露蟬的父親被打成反派，受到牽連，花露蟬離奇而死。邵南孫為了替她報仇，主動提出下放到毒蛇從生的鐵弓嶺。若干年後，成為炙手可熱的大富翁，被稱為“蛇神”。他強勢回歸，以求報復。但花露蟬的真正死因，卻成了一個不解之謎。《蔣子龍文集1:蛇神》是一部長篇小說。
基本介紹
- 書名：蔣子龍文集1:蛇神
-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 頁數：338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文學
- 作者：蔣子龍
- 出版日期：2013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2009853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蔣子龍文集1:蛇神》編輯推薦：邵南孫出生於醫學世家，雖然秉承父親的意願讀完了中醫學院，當了醫生，但卻喜歡舞文弄墨，偏偏又愛上了漂亮的女演員花露蟬。為了接近她，他自願到京劇團當了一名人稱“孫子”的勤雜工。花露蟬五歲登台，十二歲挑班。“孫子”的真誠令她感動，兩人相愛了，但結果卻事與願違……小說採用了倒敘的手法，從花露蟬的追悼會寫起，通過“過去的故事”和“今天的故事”的交疊，展現了“文革”後，人們尋求心靈定位的過程，讓人讀罷唏噓不已，感同身受。
作者簡介
蔣子龍，當代著名作家。1941年生於河北滄縣。1962年開始發表作品。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協會主席。代表作有《喬廠長上任記》、《機電局長的一天》、《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開拓者》、《燕趙悲歌》、《赤橙黃綠青藍紫》、《子午流注》、《蛇神》、《人氣》、《空洞》、《農民帝國》等，以及中短篇小說集和散文集，約一千多萬字。作品曾多次獲得國家級文學大獎，並被譯成英、法、德、俄、日、義大利、西班牙、韓國、越南、蒙古、丹麥、挪威等十幾種文字出版。
序言
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像“長房長子”，自然格外重視。
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當代》雜誌長篇號發表，然後由我一向非常推崇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成書。不想它生不逢時，也遺傳了我“多災多難”的文學命運，在本該是像過生日一樣只說“好話”的《蛇神》討論會上，就有人發難，隨後升級到中央一級的大報上。
河北省一“愛嚼舌根的人”，競將北京的種種閒話傳播到天津，我為了不破壞跟心目中“皇家出版社”的關係，只好寫信給當時的社領導，取消出書的計畫，採用“肉爛在鍋里”的策略，將書稿給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天津不是批我嗎？反正臭就臭在天津了！
許多年以後，“百花”的著作權一到期，應相識多年的編輯包蘭英君所約，就又將此書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訂本，算是了卻心愿。
這是一部純虛構的小說，我有意把故事的大背景放在南方的山區，不想競引得四面八方來對號入座。那是一個對文學神經過敏、多疑多慮的時期，人人都喜歡對號入座，又極端恐懼和厭惡被對號入座。天津人民藝術劇院把《蛇神》改編成大型話劇，由當時的院長孔祥玉演男一號，公演後幾乎每個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有人對號。有些掌握一定權力的人，想借小說中對“文化大革命”的描寫製造一場政治事件，以期阻撓話劇的演出……過了很久，我才偷偷地買票去看了一場。
在所有被牽連到《蛇神》風波的人中，有兩個人的態度讓我感動和崇敬。一位是河北省梆子劇院被吳祖光先生譽為“國寶”的演員裴艷玲，有人風傳《蛇神》中的女主角寫的是她，她聽了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詞。為此我又專門寫了一部關於她的紀實小說《長發男兒》，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她也隻字不提《蛇神》的事。我之所以寫後面這部紀實小說，就是想告訴讀者一句話：《蛇神》中的花露嬋不是裴艷玲。裴艷玲身上那種吸引我的、獨特的東西，一旦變成花露嬋就不復存在了。如果按裴艷玲的氣質來寫花露嬋，《蛇神》將是另外一個樣子。
另一位是張賢亮。在當年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開會的時候，一位副主席當著我的面問張賢亮：“看了子龍的《蛇神》嗎？裡面的邵南孫就是寫的你。”張賢亮哈哈一笑：“邵南孫是子龍心目中的男子漢。”何等智慧，何等氣度，不愧是見過大陣勢、境界不俗的張賢亮！
寫一篇小說引起一番爭論，甚至釀成一場風波、一個事件，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幸運，我卻感到煩了、累了。我希望人們忘記我和我的作品，讓我安靜而從容地生活、寫作、休息。當時的新潮小說出盡風頭，像我這種角色正好躲起來喘口氣，好好調整一下自己的步伐。想不到總有人要拿我磨牙……
或許作家可以算做“感情上的運動員”，要經受各種感情運動的鍛鍊，全面提高感情素質，才有可能在某個項目中取得好成績。創作就是一種激情，作家的全部技巧還不就是打開閘板、疏導感情的激流，讓自己順水而下嗎？幽雅和精心雕琢往往會成為真實和誠懇的障礙，而誠懇對作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別的不敢說，《蛇神》是誠懇的。
在當代“心理小說”中已經沒有理想的地盤了，理想人物更是聲名掃地，甚至會受到責難。作者在感情上鐘愛備至的人物，在藝術上卻常常會給這個人物幫倒忙，下不了絕筆，這就是由於我格外珍惜花露嬋，反而局限了對這個人物的刻畫一樣。看來創作不僅是一種激情的宣洩，作家還要有一種超感覺的能力，有時要超越自己的情感，服從藝術的規則。
當時那些急於否定《蛇神》的人，讀的還都是《當代》上發表的刪節本，那是個掐頭去尾的《蛇神》（被刪掉了兩萬字左右），這種砍削很可能是一種有好處的整形和修理，把小說的缺點和當時被認為“敏感的東西”都砍掉了。但我更希望他們能根據“全須全尾”的《蛇神》發議論。著什麼急呀，等到單行本印出來，甚至放它兩年再說。文學不是信奉“在所有批評家中，最偉大的，最正確的，最天才的是時間的論斷”嗎？
倘若命中注定在創作道路上不會有安寧，那么我就高高興興地接受這個現實：人們可以咒罵它或頌揚它，厭惡它或喜歡它，只要不輕視它，不無動於衷，不是不屑一顧，作家還有何求？我喜歡就作品論作品，沒有人規定誰應該寫什麼，不應該寫什麼，我不想以簡單的格式和各種習慣性的規範把自己的小說束縛住。
否定自己的昨天來肯定今天，同肯定自己的昨天來否定今天一樣愚蠢。創造的本質就是要變、要動，不可能死抱住一種模式不放。作家也和生活一樣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文學的概念同世界的概念、人的概念一樣變得無比複雜了，社會對藝術的選擇越來越多樣化，藝術對生活的選擇也應多樣化。
多元是這個時代的理想呢，還是標誌著失去了理想？我想當今的文壇也是這樣：“二八月亂穿衣！”《蛇神》是我這條蛇正在蛻皮時的產物，不管讀者認為我是有毒蛇還是無毒蛇，蛇蛻卻是無毒的，可以入藥。當然不能排除我一輩子也許都蛻不下這張皮的可能性。我不想丟掉自己，只想認識自己。
《蛇神》如果引起議論，最不安定的因素大概就是邵南孫了。他獨有的荒誕的命運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無權說生活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我只能說生活就是這樣。一切荒誕都來自現實，邵南孫行為中那種種出人意外的落差，並不比這幾十年我們生活中的反覆無常更令人驚奇。想想我們所經歷的一切，覺得中國人無論做出什麼舉動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以為用荒誕的手法寫荒誕已不足為奇，用現實手法寫荒誕則使荒誕更烈更深更真。 我就想通過對邵南孫命運的感受來體驗和理解歷史送給我們的禮物。“現實就像夢和霧一樣捉摸不透”，小說中有夢的生活，花露嬋則是一個生活的夢。把夢的生活和生活的夢糾葛在一起，或者說把“文化大革命”中瘋狂的正常和正常的瘋狂融為一體，就有可能使小說達到應有的真實和深度。
鬼知道每個活人的心靈的內在辨證關係有多么微妙，邵南孫的性格始終處於變化和矛盾之中，在他身上有許多相對立的因素，嘴上說的不一定是心裡想的，外在行為不一定都標明他的內在品質，性格和行為總是有矛盾，當然也有統一的時候。我想寫出一個非常複雜、非常矛盾的真實生命。
我小心翼翼但叉渴望能揭示當代知識分子複雜的心理活動、複雜的性格，包括毫不隱瞞地解析自己的靈魂。人們已經厭惡了壓抑、虛偽和貧乏無知。我想邵南孫身上那股壓抑不住的報復心理會讓一些人難於接受，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推崇寬宏大量，認為報仇是奴隸的感情，是弱者的表現。寧肯在底下暗爭暗鬥，陽奉陰違，唯唯諾諾，沒有個性。這是消磨民族精神的一種瘟疫，一百多年來給我們釀成了多少災難！創造阿Q形象的魯迅先生卻是極端鄙視“阿Q精神勝利法”的。
不會有人誤解我是在宣揚報復主義吧？
我不推崇復仇主義，只想分析生活的質量、人的質量，藝術應該具備現實的真正的品格。邵南孫的報復情緒來自對生活的恐懼．當他經受了一系列的精神摧殘之後，十幾年來禁錮得很緊的感情，突然像炸彈一樣爆炸了，強烈得連他自己都不能自控，我更無法左右他的行動。其實世界上到處都有報復的言論和行動，發生在邵南孫身上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嗎？何況他又是個狹隘、自私的傢伙……
文學作品應該深入到民族的心理層次，作家有權選擇文學自身的時代意識，我塑造邵南孫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形象的目的就在於此。不要把知識分子都看作是“受難的聖者”，當代社會心理潮流不是強調認識自我、強化自我嗎？只有敢於剖析自己才談得上“認識”和“強化”．才有可能提高人的質量和生活的質量。
我找不到一個好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心裡想要表達的一切，就採用兩個時間層次，這是最省事的辦法。“過去的故事”不單指“文化大革命”，“現在的故事”也不只是眼前發生的事情。歷史和現實互相映照，互為因果。這樣寫跟小說的內容相符，一幕一幕的，戲劇舞台就是社會大舞台的縮小。我寫不了史詩，也不想把小說寫得很長——拉開長篇的架勢，細針密線，廣為鋪陳。即便如此，我也是前半部寫得從容，到後面就有點急躁，也許是邵南孫把我折磨得不耐煩了。我追求緊湊、集中，把所有別人能夠猜到、能夠想到的東西全部省去，作家跳躍再快也沒有讀者的想像快。馬拉關曾說，一部作品裡本質的東西正在於不能表達里。
重要的是內容，無論如何不能讓形式束縛內容。但形式選擇不好就會妨礙內容。只要有助於藝術思維的深化，能加強故事的哲理性，能從新的角度展現人的性格、挖掘新的情節糾葛，能給人一種新鮮的藝術感染，管它是老套子還是新花招，統統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要么不寫，要寫就應該有一點新東西，或人物，或故事，或思想，即使失敗也不要躺在別人的屍體上。只要有生命、有變化、有不加美化的真實就行。
記不得是哪個外國人提過這樣一句口號：“作家不應該有什麼理論！”腦袋要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能長在別人的胳膊上。否則人家一掄胳膊你就得發暈。我的本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樣認識世界，而不是按照別人能夠理解的那樣去描寫世界。
寫到後來我也拿邵南孫沒辦法了，仿佛不是他走投無路，而是我陷入了絕境。“美只有一種”，而包圍它的有一千種醜。照此寫下去我只能從三樓的陽台上跳下去了！幸好小說結尾的時候邵南孫又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大自然養育他，保護他，撫慰他，也許還會淨化他的靈魂，他舍此別無更好的出路。至於他能否在鐵弓嶺長期呆下去，能否跟柳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有天知道。
蔣子龍
2012牟2月1日
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當代》雜誌長篇號發表，然後由我一向非常推崇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成書。不想它生不逢時，也遺傳了我“多災多難”的文學命運，在本該是像過生日一樣只說“好話”的《蛇神》討論會上，就有人發難，隨後升級到中央一級的大報上。
河北省一“愛嚼舌根的人”，競將北京的種種閒話傳播到天津，我為了不破壞跟心目中“皇家出版社”的關係，只好寫信給當時的社領導，取消出書的計畫，採用“肉爛在鍋里”的策略，將書稿給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天津不是批我嗎？反正臭就臭在天津了！
許多年以後，“百花”的著作權一到期，應相識多年的編輯包蘭英君所約，就又將此書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訂本，算是了卻心愿。
這是一部純虛構的小說，我有意把故事的大背景放在南方的山區，不想競引得四面八方來對號入座。那是一個對文學神經過敏、多疑多慮的時期，人人都喜歡對號入座，又極端恐懼和厭惡被對號入座。天津人民藝術劇院把《蛇神》改編成大型話劇，由當時的院長孔祥玉演男一號，公演後幾乎每個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有人對號。有些掌握一定權力的人，想借小說中對“文化大革命”的描寫製造一場政治事件，以期阻撓話劇的演出……過了很久，我才偷偷地買票去看了一場。
在所有被牽連到《蛇神》風波的人中，有兩個人的態度讓我感動和崇敬。一位是河北省梆子劇院被吳祖光先生譽為“國寶”的演員裴艷玲，有人風傳《蛇神》中的女主角寫的是她，她聽了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詞。為此我又專門寫了一部關於她的紀實小說《長發男兒》，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她也隻字不提《蛇神》的事。我之所以寫後面這部紀實小說，就是想告訴讀者一句話：《蛇神》中的花露嬋不是裴艷玲。裴艷玲身上那種吸引我的、獨特的東西，一旦變成花露嬋就不復存在了。如果按裴艷玲的氣質來寫花露嬋，《蛇神》將是另外一個樣子。
另一位是張賢亮。在當年的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開會的時候，一位副主席當著我的面問張賢亮：“看了子龍的《蛇神》嗎？裡面的邵南孫就是寫的你。”張賢亮哈哈一笑：“邵南孫是子龍心目中的男子漢。”何等智慧，何等氣度，不愧是見過大陣勢、境界不俗的張賢亮！
寫一篇小說引起一番爭論，甚至釀成一場風波、一個事件，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種幸運，我卻感到煩了、累了。我希望人們忘記我和我的作品，讓我安靜而從容地生活、寫作、休息。當時的新潮小說出盡風頭，像我這種角色正好躲起來喘口氣，好好調整一下自己的步伐。想不到總有人要拿我磨牙……
或許作家可以算做“感情上的運動員”，要經受各種感情運動的鍛鍊，全面提高感情素質，才有可能在某個項目中取得好成績。創作就是一種激情，作家的全部技巧還不就是打開閘板、疏導感情的激流，讓自己順水而下嗎？幽雅和精心雕琢往往會成為真實和誠懇的障礙，而誠懇對作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別的不敢說，《蛇神》是誠懇的。
在當代“心理小說”中已經沒有理想的地盤了，理想人物更是聲名掃地，甚至會受到責難。作者在感情上鐘愛備至的人物，在藝術上卻常常會給這個人物幫倒忙，下不了絕筆，這就是由於我格外珍惜花露嬋，反而局限了對這個人物的刻畫一樣。看來創作不僅是一種激情的宣洩，作家還要有一種超感覺的能力，有時要超越自己的情感，服從藝術的規則。
當時那些急於否定《蛇神》的人，讀的還都是《當代》上發表的刪節本，那是個掐頭去尾的《蛇神》（被刪掉了兩萬字左右），這種砍削很可能是一種有好處的整形和修理，把小說的缺點和當時被認為“敏感的東西”都砍掉了。但我更希望他們能根據“全須全尾”的《蛇神》發議論。著什麼急呀，等到單行本印出來，甚至放它兩年再說。文學不是信奉“在所有批評家中，最偉大的，最正確的，最天才的是時間的論斷”嗎？
倘若命中注定在創作道路上不會有安寧，那么我就高高興興地接受這個現實：人們可以咒罵它或頌揚它，厭惡它或喜歡它，只要不輕視它，不無動於衷，不是不屑一顧，作家還有何求？我喜歡就作品論作品，沒有人規定誰應該寫什麼，不應該寫什麼，我不想以簡單的格式和各種習慣性的規範把自己的小說束縛住。
否定自己的昨天來肯定今天，同肯定自己的昨天來否定今天一樣愚蠢。創造的本質就是要變、要動，不可能死抱住一種模式不放。作家也和生活一樣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文學的概念同世界的概念、人的概念一樣變得無比複雜了，社會對藝術的選擇越來越多樣化，藝術對生活的選擇也應多樣化。
多元是這個時代的理想呢，還是標誌著失去了理想？我想當今的文壇也是這樣：“二八月亂穿衣！”《蛇神》是我這條蛇正在蛻皮時的產物，不管讀者認為我是有毒蛇還是無毒蛇，蛇蛻卻是無毒的，可以入藥。當然不能排除我一輩子也許都蛻不下這張皮的可能性。我不想丟掉自己，只想認識自己。
《蛇神》如果引起議論，最不安定的因素大概就是邵南孫了。他獨有的荒誕的命運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無權說生活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我只能說生活就是這樣。一切荒誕都來自現實，邵南孫行為中那種種出人意外的落差，並不比這幾十年我們生活中的反覆無常更令人驚奇。想想我們所經歷的一切，覺得中國人無論做出什麼舉動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以為用荒誕的手法寫荒誕已不足為奇，用現實手法寫荒誕則使荒誕更烈更深更真。 我就想通過對邵南孫命運的感受來體驗和理解歷史送給我們的禮物。“現實就像夢和霧一樣捉摸不透”，小說中有夢的生活，花露嬋則是一個生活的夢。把夢的生活和生活的夢糾葛在一起，或者說把“文化大革命”中瘋狂的正常和正常的瘋狂融為一體，就有可能使小說達到應有的真實和深度。
鬼知道每個活人的心靈的內在辨證關係有多么微妙，邵南孫的性格始終處於變化和矛盾之中，在他身上有許多相對立的因素，嘴上說的不一定是心裡想的，外在行為不一定都標明他的內在品質，性格和行為總是有矛盾，當然也有統一的時候。我想寫出一個非常複雜、非常矛盾的真實生命。
我小心翼翼但叉渴望能揭示當代知識分子複雜的心理活動、複雜的性格，包括毫不隱瞞地解析自己的靈魂。人們已經厭惡了壓抑、虛偽和貧乏無知。我想邵南孫身上那股壓抑不住的報復心理會讓一些人難於接受，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中國人推崇寬宏大量，認為報仇是奴隸的感情，是弱者的表現。寧肯在底下暗爭暗鬥，陽奉陰違，唯唯諾諾，沒有個性。這是消磨民族精神的一種瘟疫，一百多年來給我們釀成了多少災難！創造阿Q形象的魯迅先生卻是極端鄙視“阿Q精神勝利法”的。
不會有人誤解我是在宣揚報復主義吧？
我不推崇復仇主義，只想分析生活的質量、人的質量，藝術應該具備現實的真正的品格。邵南孫的報復情緒來自對生活的恐懼．當他經受了一系列的精神摧殘之後，十幾年來禁錮得很緊的感情，突然像炸彈一樣爆炸了，強烈得連他自己都不能自控，我更無法左右他的行動。其實世界上到處都有報復的言論和行動，發生在邵南孫身上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嗎？何況他又是個狹隘、自私的傢伙……
文學作品應該深入到民族的心理層次，作家有權選擇文學自身的時代意識，我塑造邵南孫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形象的目的就在於此。不要把知識分子都看作是“受難的聖者”，當代社會心理潮流不是強調認識自我、強化自我嗎？只有敢於剖析自己才談得上“認識”和“強化”．才有可能提高人的質量和生活的質量。
我找不到一個好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心裡想要表達的一切，就採用兩個時間層次，這是最省事的辦法。“過去的故事”不單指“文化大革命”，“現在的故事”也不只是眼前發生的事情。歷史和現實互相映照，互為因果。這樣寫跟小說的內容相符，一幕一幕的，戲劇舞台就是社會大舞台的縮小。我寫不了史詩，也不想把小說寫得很長——拉開長篇的架勢，細針密線，廣為鋪陳。即便如此，我也是前半部寫得從容，到後面就有點急躁，也許是邵南孫把我折磨得不耐煩了。我追求緊湊、集中，把所有別人能夠猜到、能夠想到的東西全部省去，作家跳躍再快也沒有讀者的想像快。馬拉關曾說，一部作品裡本質的東西正在於不能表達里。
重要的是內容，無論如何不能讓形式束縛內容。但形式選擇不好就會妨礙內容。只要有助於藝術思維的深化，能加強故事的哲理性，能從新的角度展現人的性格、挖掘新的情節糾葛，能給人一種新鮮的藝術感染，管它是老套子還是新花招，統統可以拿來為我所用。要么不寫，要寫就應該有一點新東西，或人物，或故事，或思想，即使失敗也不要躺在別人的屍體上。只要有生命、有變化、有不加美化的真實就行。
記不得是哪個外國人提過這樣一句口號：“作家不應該有什麼理論！”腦袋要長在自己的肩膀上，不能長在別人的胳膊上。否則人家一掄胳膊你就得發暈。我的本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樣認識世界，而不是按照別人能夠理解的那樣去描寫世界。
寫到後來我也拿邵南孫沒辦法了，仿佛不是他走投無路，而是我陷入了絕境。“美只有一種”，而包圍它的有一千種醜。照此寫下去我只能從三樓的陽台上跳下去了！幸好小說結尾的時候邵南孫又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大自然養育他，保護他，撫慰他，也許還會淨化他的靈魂，他舍此別無更好的出路。至於他能否在鐵弓嶺長期呆下去，能否跟柳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有天知道。
蔣子龍
2012牟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