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董豐均
- 國籍：中國
- 職業：十堰市鄖陽中學退休的政治老師
- 代表作品：《貨幣天然是信用》
個人簡介,著書起因,苦研求解,論文事件,出版著作,媒體報導,
個人簡介
董豐均是湖北省十堰市鄖陽中學退休的政治老師，告別中學講台已近兩年，但59歲的董豐均始終覺得自己在政治教學上的“最後一課”，至今還沒上完。 這一課的內容，是要糾正中學本中他認為有待商榷的一些表述。為了補好這一課，他的辦公桌上，長年備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資本論》、凱恩斯的《貨幣論》，以及多種版本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和中學政治教材等書籍。身後的報架上，夾著他愛看的幾份報紙，倚著書櫃堆放的舊報紙，高過了他的頭頂。 從2009年秋天至今，他大部分時間都埋首於這些書報間，尋找答案。為糾正政治教科書上關於貨幣的論述錯誤，於2010年10月著成《貨幣天然是信用》一書出版，引起廣泛關注。
董豐均
董豐均著書起因
2003年10月22日 那天，他拆開了一封寫著“董豐均校長收”的信，隨後這個教了27年政治課的老師便開始“寢食難安”。 寫信人是十堰市房縣一中政治教師張道旭。那年暑假，他參加了全市高中政治教師暑期培訓，主講老師就是十堰市中學政治學會會長董豐均。 剛教了3年政治的年輕人在《思想政治課教學》雜誌上看到，有人在《紙幣的職能》一文中的觀點，與高一政治課本上的提法互相矛盾。
“我有疑問，便給董老師寫信請教。”張道旭回憶說。鄖陽中學是十堰市最好的中學之一，董豐均時任副校長。 此前，董豐均教過的高三學生中有多人的高考政治成績列鄂西北地區第一。在張道旭眼裡，董是整個十堰市最優秀的政治老師，應該可以解答自己的疑問。 信中，執弟子禮的張道旭問道：“紙幣到底有沒有價值尺度、貯藏手段、世界貨幣的職能？”
課本的標準答案很明確：沒有。但這一次，董豐均沒有像過去那樣直接回答，而是把自己手裡的政治課本又仔細翻閱了5遍。他發現，書里說紙幣沒有價值尺度、貯藏手段、世界貨幣的職能，但隔了沒幾頁，又說美元、英鎊、日元等紙幣有世界貨幣的職能。
“這不是前後矛盾嗎？”他攤開雙手，用手指敲著辦公桌厲聲道。
董豐均一直頗為自豪的一點是，自己在課堂上從來沒有被學生的問題難倒過。但這一天，他發現自己第一次被“問住了”。儘管有些難以接受，但他還是承認了這一現實。在給張道旭回信中他說：“這個問題容我研究後，再給你答覆。”
在女兒董蕾的記憶里，爸爸喜歡跟人爭辯，並且很少有爭輸的時候。因為他做什麼事情，都喜歡從理論上搞清楚。然而這一次，自認為說服能力比較強的董豐均發現，自己教了20多年書，這些理論卻依然沒搞清楚。他打心底里難以接受。
更何況在他看來，張道旭是執弟子禮鄭重提出這個問題的，學生問老師問題，老師不能不聞不答，而且必須給出負責任的明確答覆，這是老師的職業道德要求。
苦研求解
如何答覆這個問題，從此成了董豐均的心病。他開始四處尋找答案。
他從家裡的地下室里，找出了《馬列著作選讀·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教程》等已經發黃的書。這些書是他上世紀80年代初在華中師範大學進修時的教材和讀物。
看到這些書，董豐均想起來，那會兒教他政治經濟學課程的黃思謙教授，似乎也曾對如今張道旭提出的問題有過疑惑。不過，教授在當時只是留給了台下聽講的學生們一個思考題，並沒有給出自己的答案。 30歲出頭的董豐均當時也沒有思考出個所以然。回到鄖陽中學的課堂上，這個已經教了8年政治課的老師告訴他的學生們：“一切以參考答案為標準，因為高考只認參考答案。”
這種策略收效明顯。董豐均所帶的高三學生，陸續在高考中出了好幾個鄂西北地區的政治單科“狀元”，其中一個班的高考綜合成績更是創造了該校歷史上“難以逾越的奇蹟”。
雖然在備課時會發現有些地方自己想不通，在教高一學生學習、帶高三學生複習時，也發現有些地方講不通，但這位政治老師覺得，讓這些山裡的娃子們背好參考答案、高考考出高分，才是最大的“政治”。
“所有的不通，也就放下了。”董豐均回憶說。
並且，他當時很真誠地認為，“教材不是一般的書，代表著已經公認的文化、科技和思想成果，代表著國家意志。不僅印量最大，而且通過最正規最有效最強制的渠道，經老師向學生灌輸”，“教育部門在編寫教材時，肯定是慎之又慎的”。所以，教了27年政治課，他從來沒有懷疑過教材會有問題。
也是在這不問對錯的27年中，董豐均一步步由學校的團委書記、政教處主任、校辦主任，最後升任副校長。而他的政治教學水平，也在整個十堰市得到認可，被選為市中學政治學會會長。
27年下來，董豐均手裡的中學政治課本內容和高考重點內容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最初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簡史”和“時事政治”等5大塊的內容。後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科學社會主義”這一部分被取消，再後來“社會發展簡史”被“政治學”所取代。
上世紀80年代，為了讓學生了解“時事政治”，董豐均曾把家裡好不容易憑票買來的日立牌電視機搬到教室里，讓學生們看新聞。他旋轉搖晃著天線，盡力讓畫面變得更清楚，然後自己站在那裡扶著天線。
近20年後，董豐均到宜昌旅遊時，一位當年的學生動情地向董蕾講述了這些往事。那個孩子已經上中學的學生說，他還記得有一天雷雨交加，自己一直擔心扶著天線的董老師會被雷電擊中。
董豐均自己則顧不上擔心這些，他當時正被一些問題困擾著。尤其是在“蘇東”劇變之後，這種困擾越來越大。“我當時對教材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說法確實有疑問，懷疑帝國主義到底會不會滅亡啊。”他笑著回憶道。
不過這種困擾並沒有持續多久。很快，他的這種疑問就出現在了學生的考題里，而從這些考題的參考答案里，董豐均找到了新的理論邏輯，疑問自然也被打消了。 在學校入黨積極分子的黨課上，這位旁徵博引的主講老師也變得更加應付自如了。他的講課風采，折服了不少學生。
“他講黨課，不僅讓人覺得這個老師學識淵博，而且說話很真誠。”目前正在中國科學院讀博士的吳勝濤回憶說。他還清楚地記得15年前董老師給自己上黨課時的情景。
幾節黨課之後，當時的高二學生吳勝濤在一天下午放學後，敲門走進了董豐均的辦公室。在張口說話之前，吳勝濤先給這位仰慕已久的政治老師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說明自己的來意。他剛剛從理科班轉到文科班，感覺自己的政治課跟不上，很多考題不會做。他聽一些畢業學長說，董老師不像有些政治老師，上課只會念課本，而是看馬列原著，然後結合課本深入淺出地套用到講課中。所以他冒昧地希望副校長能給自己補課。
學校里有這樣肯學好學的學生，董豐均感到很高興。他告訴這個怯生生的孩子：“沒問題，只要我不開會，你下課後隨時可以來找我。”
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裡，董豐均除了教自己班上那些高一、高二學生的政治課，還在每天下午放學到上晚自習之間，義務輔導自己眼中的這個“可造之才”。每當有會議的時候，他會提前告訴吳勝濤，或是在辦公室里留張紙條。 最終，吳勝濤以全市文科第三名的成績，考進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這番師生情，也成為鄖陽中學校園內的一段佳話。
2002年，吳勝濤大學畢業後，選擇到北京一所很有名的重點中學做了政治老師。他坦言，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董老師的影響。 初執教鞭的年輕人，從他的老師那裡吸取經驗，盡力擴大自己的閱讀面。在上政治課時，吳勝濤欣喜地發現，“只要不照本宣科，言之有物，學生還是很買賬的”。他的努力，也讓他在校內教學考評中，成為最受歡迎的老師之一。
然而在備課的時候，吳勝濤常常發現，有很多問題自己想不通，背下來很容易，跟學生講清楚卻很難。 他經常就這些問題跟人討論，發現不少老師也有同感。但也有人開導這個年輕人：“想那么多幹嗎？中學政治課，對老師來說，只是一個飯碗；對學生來說，也僅僅是為考試而學它。”
有時候，吳勝濤會把課本里那些自己想不通的問題，跟教研員討論。但他發現，進行一般的探討還可行，一旦這些問題成為考題，有了參考答案，再要討論就很難了。 幾年的任教經歷以及與同行之間的交流，讓他越來越覺得，很多老師根本不相信自己所教的東西。“他們覺得政治老師就像電視台的播音員，稿子已經寫好了，照著念就行。”當然，更讓這個年輕人難以理解的是，不少政治老師不僅不看書，而且認為課本里那些東西完全沒有討論的必要。
沒有了“對知識的深信”，這頓時讓吳勝濤失去了授業、解惑的快樂。他甚至覺得，政治老師處境尷尬——“官方說政治很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學校、老師還是學生，都沒把政治課當回事，也沒把課本里的理論當回事。” 他時常把這種感覺跟董老師交流。但董豐均總是告誡這個曾經的學生，當政治老師一定要有優越感。
在湖北省的一次教研會議上，董豐均主動起來發言，話題便是“政治老師一定要有優越感”。他的理由很簡單：孔子能成為萬世師表，不是他語文和數學教得好，也不是他藝術教得好，而是他政治教得好。
但是董豐均也很明白，政治課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並不是像他認為的那么重要。
有一次，省里一位教研員到十堰市傳達中學課程改革的有關精神。在會上，董豐均提出了自己關於政治課教學的一些想法。他說罷，那位教研員隨口嘟囔了一句：“政治不就是一句空洞的口號嗎？”
更讓董豐均一直耿耿於懷的是，從1993年起，理科高考便不再考政治了。他認為這是“國家政權削弱了對政治課的重視”，因為中學政治基本處於“不考就不學”的狀態，而理科學生多，聰明的學生相對也多，這些聰明的大腦大都拋棄了政治課。那些沒法拋棄政治課本的文科生，很多人對政治課也提不起興趣。 董豐均為此憂心忡忡。“政治課除了教娃子們考試，更重要的是要教他們人生哲學。”他強調道。 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更多的時候，政治老師和學生們只是為了考試在學在拼。他們不得不依賴參考答案，進而不得不依賴政治課本。
所以當年輕的政治老師張道旭提出疑問時，董豐均意識到，這個問題需要嚴肅對待了。 除了翻出自己當年的進修課本，這個在妻子眼裡“一輩子愛抬槓，鑽牛角尖”的人，還跑到市圖書館借出了馬克思的《資本論》。
在通讀這些書籍之後，他寫出一篇文章《紙幣到底有哪些職能》，認為“教材應做適當修改”。文章後來發表在2004年第8期的《中學政治教學參考》上，他還收到了70元的稿費。
回到課堂上，他手裡的教科書並沒有如他所願“做適當修改”。他在論文裡所思考的問題，也從來沒有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講過。
雖然已經認定課本有自相矛盾之處，但董豐均在給學生講課時，還是緊扣課本，“即使錯了也要按照課本來”。
“沒辦法，娃子們要參加高考，要升學，而高考只認參考答案，參考答案則以課本為標準。”他感慨說。雖然深刻感受到，這種只背標準答案，不問問題的教學與考試，會禁錮創新精神和思想，但他無能為力。 讓他感到遺憾的是，在教學過程中，雖然自己發現有些地方講不通，不主動去講自己的疑問，但學生也很少提出問題。
論文事件
董豐均特地將2010年12月24日的《人民日報》第12版收藏起來。因為上面刊有原國家總督學柳斌的文章《當前教育最缺“問”》。文章寫道：“我們現在教育模式最大的弊，不是在學‘問’，而是在學‘答’。”董豐均特地將文中類似的語句，用紅筆劃了出來。這一弊端，他感受頗深。
自己的文章在2004年發表後，董豐均把文章寄給了敢於提問的張道旭，算是老師給學生一個“負責任的回答”。
在思考怎樣回答張道旭的過程中，董豐均對貨幣有了更多的思考。2005年，他寫成一篇論文《試析哈耶克<貨幣的非國家化>的不可行性》，拿到一家期刊發表。由於駁斥的是諾貝爾獎得主的觀點，編輯疑慮重重地問他，“會不會鬧笑話？”董豐均告訴對方，“絕對不會，你要相信我。”這篇論文最終發表了。
一年後，他又寫出論文《對當代貨幣的理論闡釋》，針對馬克思提出的“貨幣天然是金銀”一說，他提出“貨幣天然是信用”。
因為這篇論文，董豐均在2006年12月收到一所重點大學學報編輯部的用稿通知。通知說，他的“大作”將會刊載在該刊2007年上半年的“專輯”里，但他需要在收到通知的7天內，交納版面資助費800元。
得知自己的論文可以在核心期刊上發表，董豐均喜出望外，隨即寄出800元。論文如期刊載在該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專輯上，這一度讓他認為自己“解決了前人未能解決的問題”，也體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
然而這種快樂在當年暑假就匆匆消失。一位校友回校看望老師，董豐均跟她聊起了當下的社會現象，感到痛心疾首。不知不覺中，他們的話題轉到學術腐敗上。校友提及，一些學術刊物為了掙錢，常常以出增刊和專輯的形式收取版面費。尤其是“專輯”，印刷後一般只寄給文章作者，而裡面的文章，很多在期刊文獻的資料庫里根本檢索不到。
聽到這些話時，董豐均想到了自己的文章，雖然儘量不動聲色，臉上卻是一陣又一陣的滾燙。 回到辦公室，他迅速在網上檢索，結果真如對方所說。
“我被愚弄了！”董豐均至今仍難以掩飾當時的驚詫與憤怒。
他隨即致信該刊編輯部，願意再出800元錢，要求將論文發表在正刊上。編輯部未予理睬。他再次致函詢問，編輯部終於回信說，“董先生在信中所闡述的文章的學術價值，至少本刊相關編輯對此並不認同”，故只能發在注有“專輯”字樣的增刊里，“只是普遍地，專輯的訂閱量很少”。 “不認同學術價值，但只要給錢就發表，這難道不是惟利是圖、不負責任並且學術良心泯滅嗎？”董豐均憤怒地說道。
他找到自己在武漢當律師的學生，試圖跟編輯部打官司。但學生告訴他，“這種事兒太多，打官司沒什麼意思”。董豐均只好作罷。
就這篇文章，他還曾在朋友的介紹下，與一位經濟學教授取得過聯繫。
打通電話後，教授上來就問：“你是不是想發表文章提職稱？”
董豐均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告訴對方，自己已經“船到碼頭車到站”，關心的不是職稱，而是自己對政治教材的一些想法。教授聽完後，告訴他：“這個問題理論價值不大。” 另一位經濟學教授，在某知名大學主辦的期刊里擔任編輯，是鄖陽中學校友。董豐均給他寄去論文後，打電話告之自己的這篇論文“是要糾正政治教材的錯誤”。
電話那端，教授略有遲疑：“教材，教材？……”董豐均頓時領會到，中學教材里的錯誤，在教授們看來實在是個小問題。
但在董豐均看來，這不可接受。以他的經歷，他知道在教學過程中，中學師生對教材的依賴程度。 “理論界有爭議的東西，我們教學中得按教材上講的處理。教學是為了參加高考，高考得靠正確答案得分。”張道旭說得更直白。 這個當年勇於提問的政治老師坦言，大部分政治老師都是教書匠，對很多問題都沒有思考，或者認為沒有思考的必要，不會像董校長那樣去思考。他介紹說，跟語文、歷史等其他學科不同，即便是在全國範圍內，真正教得好的政治老師也很少。有影響的中學政治老師，大都是編高考複習資料，或者是研究高考命題的老師。
2008年，董豐均發現已經使用了3年的高一《思想政治》教材上，有兩處表述錯誤，一處是“納稅人”的定義里掉了一個關鍵的字，另一處則是將定期儲蓄的存期種類搞錯了。 發現這些錯誤後，董豐均及時寫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當地的一家刊物上。他堅持認為，“教材是最權威的知識載體，不能容許出現可以避免的錯誤。”
2008年，董豐均曾托人將自己的論文發給國內一份權威的經濟類期刊。在等待了3個多月之後，他得到的答覆是：“因版面緊張，無法刊登。”
這樣的拒絕沒有讓董豐均灰心，反而讓他心中有了更多的希望。他認為權威期刊以“版面緊張”而非“沒有學術價值”的理由拒絕自己的論文，或許說明自己的思考和研究並非毫無價值。
在幾張已經起皺的稿紙上，董豐均將自己收集來的各種正規期刊的聯繫方式和地址，很詳細地記錄下來。他先後給這些期刊投稿，最終都換來了同一個杳無音訊的結局。
2009年4月，這篇論文終於在一本名為《現代經濟》的刊物上發表。不過，為此董豐均支付了900元的版面費。3個月後，他的另一篇論文在《中國教育發展研究》上發表，花費了他460元。
這期間，在吳勝濤的聯繫下，北京師範大學的“師範教育·名家講壇”系列之“光榮的人民教師”講座，邀請董豐均講述如何成為一名優秀教師。組織者誤將他介紹為中學特級教師，結果他一上台就糾正，聲明自己只是高級教師。
據他的同事介紹，在最有機會晉升為特級教師那年，身為學校領導的董豐均將機會讓給了一位普通老師。再後來，評特級教師有了課時量的要求，作為校領導的董豐均因為代課少而失去了機會。
這也難免讓外面的人認為，他發表論文是為了評職稱。實際上，在2009年秋天被定為正處級調研員後，董豐均應學校的要求，才首次將自己發表論文的情況匯報給學校。
在2009年6月8日的高考文科綜合考試結束後，57歲的董豐均送走了他所帶的最後一屆高三學生，也告別了他堅守33年的政治課講台。被定為調研員後，他可以不用再上課，也不用每天打卡上班。 不用教課，讓董豐均的日常工作比以前輕鬆了許多，但這多少也讓他覺得有些遺憾。
“把知識講給學生，讓學生理解，看他們會心地笑了，這是一種享受。”董豐均翻著那些自己曾經用過的教科書說道。
說到激動處，董豐均常常會撅著嘴，雙目圓睜，滿臉通紅。他經常跟年輕人說的一句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出版著作
2010年10月，鄖陽中學副校長董豐均潛心研究數年而寫成的學術專著《貨幣天然是信用》，最近由線裝書局出版發行，該書的CIP數據核字為（2010）第134795號。
《貨幣天然是信用》及其作者
《貨幣天然是信用》及其作者《貨幣天然是信用》在人類學術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並論證了“信用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信用”的觀點，第一次提出了貨幣的普遍規律和商品貨幣、信用貨幣的特殊規律，指出貨幣就是商品交換的媒介，其標誌是流通。從而否認了“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的傳統說法，否認了“貨幣是從商品中分離出來的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的傳統定義，是人們對貨幣發展到信用本位階段的最新理論概括。
據董校長講，該書的成果對廓清很多人在貨幣基本理論方面的糊塗認識有一定幫助，有可能會改寫全國大學、高中、中專政治經濟學教材關於貨幣的基本理論。
該書的核心理論完全是董豐均老師的原創和獨創。該書的出版發行也反映了我市在學術研究方面完全可以達到全國較為領先的水平。據悉，作為中學教師在國家級出版社出版發行基礎理論方面的學術專著，董豐均是我市建國以來第一人。據陳，由於他的的《貨幣天然是信用》第一版由線裝書局出版時給的是套書號，不能上網、在書店發行，為了鎖定他的觀點防止有人剽竊其的理論，也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的觀點，特別於2012年3月出了《貨幣天然是信用》第二版。
媒體報導
2011年2月《中國青年報》在“冰點”欄目以《政治課》為題進行整版報導，由此引起關注。
《中國青年報》——《政治課》
《中國青年報》——《政治課》此後，中國之聲進行連線專訪報導。隨後《新華網》、《人民網》、《中華網》、《中國廣播網》、新浪、鳳凰、搜狐等媒體相繼進行援引報導，至此，引起更加廣泛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