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娟

茹志娟：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筆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俠，細節豐富傳神。善於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主要作品集有：《百合花》、《靜靜的產院》、《高高的白楊樹》等。新時期以來發表的主要作品有《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兒女情》、《家務事》。《一支古老的歌》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茹志娟
• 別名：阿如 初旭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25年9月
• 逝世日期：1998年10月
• 職業：作家
• 畢業院校：浙江武康縣武康中學
• 信仰：中國共產黨
• 主要成就：1977年當選上海七屆人民代表
• 代表作品：《百合花》《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兒女情》

人物經歷

茹志娟生於上海。3歲時亡母，幼年隨祖母做手工活為生。11歲進上海私立普志國小讀書，一年後輟學。1938年祖母逝世，曾被送入上海基督會所辦的孤兒院。後經補習插班入浙江武康中學。1943年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任過當過蘇中軍區前線話劇團演員、組長、分隊長、創作組組長等職。此時在《申報》副刊發表作品《生活》。1944年隨兄參加新四軍，發表小說《一個女學生的遭遇》。先後任文工團組長、分隊長、創作組副組長。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創作的話劇《不拿槍的戰士》獲南京軍區55年文藝創作二等獎。1955年轉業到上海，任《文藝月報》編輯。出版小說集《關大媽》、《黎明前的故事》。1958年發表短篇小說《百合花》（《延河》1958年3期），以細膩的筆觸、清新的文風受到茅盾的讚賞，聲譽鵲起。1960年起從事專業文學創作，是中國作協會員，又被選為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理事，出版了小說集《靜靜的產院》。“文革”中創作中斷。1974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藝組工作。1977年當選上海七屆人民代表。1977年發表小說《出山》，重新開始創作。對歷史現實進行反思，批判極左路線的作品《剪輯錯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是其“文革”後的代表作品，文風柔美中見剛強。《剪輯錯了的故事》獲1979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歷任《上海文學》副主編、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協理事等職。還有小說集《高高的白楊樹》、《百合花》等，長篇小說《她從那條路上來》，散文集《惜花人已去》等。 1998年10月7日在上海逝世。

茹志娟

母愛情懷

從孤兒院走出的茹志鵑對母愛有一份特殊的理解，多少年後，當她成為中國傑出作家的時候，人們發現她的作品流淌出來的柔美情緒其實都可以用母愛來詮釋。

茹志鵑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於上海。當她來到世界上時，家庭已經走向前所未有的衰敗。3歲時，母親因患白喉去世，接著父親又拋下家眷不辭而別，幼小的茹志鵑只好跟著祖母奔走於滬杭兩地，靠祖母做手工換錢過活。在杭州，她跟著祖母糊火柴盒、磨錫箔；在上海她跟著祖母到別人家裡翻絲棉、做女傭，或坐在破舊的灶披間裡釘鈕扣、縫貼邊。茹志鵑童年的遭遇使她過早地感受到世態炎涼，對父愛母愛的強烈呼喚衝擊著她的心。

1936年11歲的茹志鵑隨祖母和四哥住在上海普志國小，她就近水樓台在這個國小讀了二年級。然而第二年抗日戰爭爆發了，上海情形危急，祖母又帶著茹志鵑和四哥回到杭州，在一個大雜院裡租到一間房子住下來。不久祖母一病不起，丟下未成年的孫兒、孫女離開了人世。茹志鵑失去了世界上惟一的親情。

失去祖母的茹志鵑和四哥先是由三哥接濟，然後又被迫來到上海自謀生路。四哥進了一家鐘錶廠做學徒，茹志鵑則進了愚園路上的以內馬利孤兒院。這是一所基督教會辦的慈善機構，只收女孩。每日三餐粥，半天做工，半天讀書，晚上便沒完沒了的禱告。茹志鵑對這種囚徒式的生活忍無可忍。為了逃出虎口，她以“死”要挾院方放她出去，最後三哥賠償妹妹在院裡生活數月的膳宿費，領走了妹妹。

茹志鵑懷著一顆憂傷而又迷茫的心在上海街頭彷徨，後來才在三哥的支持下入了一所婦女補習學校，後來同學又介紹她入了一所由美國女信徒在中國開辦的聖經學校。茹志鵑的文化基礎是在這個時候打下的。

一年後，茹志鵑兄妹二人作為淪陷區學生免費插入天目山武康中學三年級。在武康中學讀書時，她涉獵了不少現代文學作品，特別傾慕女作家廬隱及其作品，自己悲苦的身世和作品中悽惋感傷的調子有著強烈的共鳴。她在廬隱作品中找到了那一直蕩漾在內心的女性的溫柔和母愛的細膩。這股激盪於胸的情愫瀰漫到她後來的作品中，也強化了後來她作為母親的角色。她1958年發表的代表作《百合花》是典型的抒情心理風格的小說，以空靈精緻的筆觸展示軍民間的詩情和厚意，柔美、纖細，洋溢著深沉的女性氣質，後來的《靜靜的產院》、《高高的白楊樹》、《剪輯錯了的故事》、《兒女情》、《一支古老的歌》無不蘊含著像百合花一樣迷離的女性的溫存和冷俏。茹志鵑從武康中學畢業時，在上海一家私立國小任教。1943年她隨兄參加新四軍，先在蘇中公學讀書，以後一直在部隊文工團工作，結束了無家可歸的生活。

新中國成立之初，茹志鵑與劇作家王嘯平結為伉儷，育有二女一子。多少年渴望和積澱的母親的激情終於得到釋放。做了母親的茹志鵑是興奮和驕傲的。她認為母愛是神聖的，但並不深奧，如果歸結為四個字，那就是“樸素”和“無私”。

茹志鵑和她的二女兒王安憶被稱為中國文壇柔美的母女花。外界注意到了王安憶的成長與她母親茹志鵑之間的神秘鏈。人們甚至構想茹志鵑如何手把手引導女兒走向輝煌的作家之路。但茹志鵑卻聲言王安憶的文學之路是她個人的選擇。王安憶也坦承她成為作家與她母親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但母親對她最大的影響是母親的形象或角色而不是寫作本身。王安憶1歲多便隨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裡接受最初的教育，讀國小時經常參加區、市的兒歌寫作比賽會，對文學產生了很深的感情。其實當初母親茹志鵑並不希望女兒將來成為作家，她倒曾希望女兒長大後能做個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王安憶上國小之後，茹志鵑特別關心她的算術，經常檢查她的數學作業本。茹志鵑還買過一架舊手風琴，讓兩個女兒安諾、安憶安安穩穩地在家裡學拉手風琴，免得在外面惹出麻煩來。也請過家庭教師，教女兒學英語。可王安憶卻對文學情有獨鐘。國小二年級時第一次看圖作文，別的小朋友三言兩語就寫完了，可王安憶一下子就用去了半個作文本。從此，她就有了專門的作文本，把自己想說的全記在那厚厚的本子上。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茹志鵑和丈夫去了“五七幹校”，大女兒安諾去安徽當了插隊知青。1969年國中畢業的王安憶也來到安徽五河縣頭鋪公社大劉莊大隊插隊勞動。王安憶住在一個農民家中，與主人家的五個兒女同住一屋。在這樣窮鄉僻壤的農村里勞動，舉目無親，剛入社會的王安憶思想波動很大。母親寫信教導她如何面對生活，如何與命運抗爭。

那時一天勞動下來工分剛夠寄一封信。她平時在日記里寫自己，在給母親的信里除了寫自己的思想、勞動外，著重寫在農村的所見所聞。她在信中描寫所在的村莊，周圍的農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寫得很認真，很細緻。她把日記和信當作小說來寫，她在描寫生活的同時認識了生活。王安憶也是從寫給媽媽的信和日記里，無拘無束地、不知不覺開始了她創作前的練筆階段。寫作是女兒的選擇，茹志鵑尊重她的選擇。但她對女兒說，要當作家就要做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

王安憶創作的初期，茹志鵑還看過她寫的初稿，尖銳地提過意見。王安憶去北京文學講習所學習時，曾把她寫的《幻影》寄給母親看。母親看了以後，就給父親看，當母親寫回信時，詳盡地提了意見。後來茹志鵑就拒絕對女兒的作品提意見了。她覺得作家不是靠改稿改出來的，要想做一名優秀的作家必須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探索。

女兒一開始不理解母親對她的“冷淡”，後來才體味到母親的良苦用心。這使得王安憶在創作上漸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從文壇脫穎而出。1976年，王安憶的散文處女作在《江蘇文藝》上發表，接著創作了取材於農村生活的《尾聲》、《這個鬼團》、《小院瑣記》等小說。1978年王安憶調上海《兒童時代》任編輯，1980年小說《雨，沙沙沙》在全國引起反響。

王安憶的筆下多是平凡的小人物，或淒迷執著，或倔強剛毅，但都飽滿可愛、栩栩如生，無不貫穿了王安憶心中的"人性美"和"理解美"。她的小說《流逝》、《小鮑莊》、《小城之戀》、《紀實與虛構》、《長恨歌》在文壇上引發的震動，不僅是藝術的，也是人性的。評論家認為，也許是源於某種血脈相承的東西，也許是女性作家的共通，茹志鵑和王安憶母女有著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思想底蘊，但作品中透出的清新、柔美和正義感同樣精彩。

母親對兒女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茹志鵑經過苦難的童年，經過戰爭的洗禮，對人世間的愛懷著一種無比虔誠的態度。王安憶從母親那裡體味到一種母愛般的人間之情。有一次，女作家陸星兒生了病，王安憶馬上從浦西趕去浦東，幫助辦理各種雜事，料理她的生活。

1999年，在雲南最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辦了一個依靠社會助學的國小四年級班。收讀的都是家境困難的女孩子。王安憶聽到了這個訊息，就與其中一位女孩子結“對子”，每年資助她上學的費用。像她母親一樣，她有中國婦女傳統的美德，一顆樸素而執著的愛心。生活上的王安憶浸潤在自己的讀寫領地里，像一個農人一樣，辛勤從事著自然誠實有所期待的勞動，樸素、安靜，不製造話題和事件，更不炒作自己。理解和繼承了母親所有樸素的美德。

有人說，作為母親，茹志鵑最大的驕傲就是二女兒王安憶的功成名就，但茹志鵑卻認為，作為母親，她只教會了孩子如何面對生活。如何面對生活，如何深刻理解人生的意義，是茹志鵑賦予兒女們的智慧。她的大女兒王安諾在安徽農村飽受鍛鍊，憑著頑強的毅力度過了人生最困難的日子，後來成為了一位出色的語文教師和文學編輯。她的兒子王安桅原來也只是一個售票員，但通過勤學苦練成長為電影劇本的編輯，完成編輯電影劇本上下集《走出地平線》、《無品文官浪漫曲》。其中《走出地平線》電影榮獲1993年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德清緣

茹志娟幼時家貧，3歲喪母。後隨祖母輾轉於上海、杭州兩地袁靠家庭手工勞動艱辛度日。其哥茹笳，上海美專畢業，擔任過某劇團導演，與國民黨武康縣縣長楊維禮為舊識。當時上海在日軍的鐵蹄下社會混亂、民不聊生。茹笳通過楊維禮的關係，1941年秋，把他17歲的妹妹茹志娟轉到辦在莫乾山腰的後塢天泉寺的“武康縣立戰時國中”（前身是湖州東吳大學附中，1938年搬至莫乾山遙現為德清二中）讀書。當時校長為張鏡心，老師有何建春、徐則達、陳錦枚、羅辛蒙等10餘名，羅老師為茹志娟班的語文教師。
校址雖距敵占區有十餘公里之遙，但日軍時有竄犯遙為保學校安全，包括茹志娟在內的200多名師生，又搬遷至崇山環抱，異常偏僻的安吉縣曉村何家祠堂上課。很多學生分散住在當地村民家中。不久，因條件艱苦，遠離武康等原因，學生減至100多人，有3個班。1942年又搬回莫乾山公埠局（現在的俱樂部處）。1943年7月，茹志娟在野武康立國中冶畢業，由她哥茹笳接回到上海，在頤生國小任教半年。
1943年11月22日，她的第一篇小說《生活》在《申報》發表，後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革命部隊期間，創作不少歌詞、快板和廣場秧歌劇。1952年在《文匯報》上發表了解放後第一篇小說《何棟樑和金鳳》。1958年3月在《延河》雜誌上發表了成名作《百合花》。同年9月，被《人民文學》轉載，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後又被改編成電影，許多讀過《百合花》作品的人都知道，裡面有很多描寫山岡堯搬扛毛竹等情形，應該說都是在德清、安吉時茹志娟生活見聞的某些投影。
2003年8月上旬，王安憶到德清尋找母親青少年時的足跡。8月3日，到母親曾經就讀的母校——德清二中，尋訪母親當年的校友，德清二中離休的高級教師，曾與茹志娟同學兩載的汪祖榮向王安憶講述了1941年—1943年其母當時在戰爭陰影籠罩下的學習生活和避亂等情況。這段回憶使王安憶感觸頗深。同年8月5日，王安憶又在原莫乾山報社內為德清縣60多位文學愛好者進行文學講座，講授了寫作動機、寫作背景、寫作命題、寫作方式等課題，並與大家進行座談和面對面的交流，在德清的廣大業餘作者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寫作特點

茹志鵑擅長寫抒情心理小說。表現戰爭題材，以空靈精緻的筆觸展示軍民間的詩情和厚意；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生活，那柔美纖細的筆觸常游弋在勞動女性的心靈世界，顯示人物內心的熱切和性格的賢淑。進入新時期以後，茹志鵑的視野變得更寬廣而深邃，作品“從微笑到沉思”，溫存中透出辛辣，熱情里蘊含冷峻，創作風格有所發展。她的創作以短篇小說見長。筆調清新、俊逸，情節單純明俠，細節豐富傳神。善於從較小的角度去反映時代本質。

人物評價

兒時跟茹志娟在文工團里戰鬥生活了好多年的鄧友梅講述：茹志娟很壯，兩肩寬平，是力量型的女人。鄧友梅說他很小的時候就編在茹志娟的班裡，茹志娟是班長，又是大姐姐，待他情同手足。他的生活、學習及文學愛好，受茹志娟的引導、影響很大。他很懷念她，1998年去上海，和茹志娟的遺體告別，心裡很悲痛、很亂。他說他一定要寫點什麼，《人民文學》約他寫茹志娟，他正在沉澱情緒。跟茹志娟長別的當天，鄧友梅便去了沂蒙山區，一是出差，二是重溫當年。當年的沂蒙山青山綠水，曾經滋潤了茹志娟和她的戰友。毫無疑義，茹志娟是在沂蒙山上採摘了一朵百合花。

說到茹志娟的人格精神，鄧友梅講了一個例子。有一次行軍途中，有一個女團員走不動了，茹志娟二話不說，背起來就走。鄧友梅說，看到女同志背人，一路小跑，真是還沒見到第二例。茹志娟能幹，肯乾，吃苦耐勞，而且性情爽朗、大氣，鮮有女性的矯揉，這與革命隊伍的鍛鍊有關，當然與她的身世也是有牽連的。

貢獻

茹志娟的許多作品如《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如願》、《阿舒》、《三走嚴莊》等都受到過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鏡等老一輩作家的好評，一些作品被譯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

家庭

丈夫--王嘯平 是一位優秀的導演藝術家。早在部隊文工團時期，由他執導的十多部大戲和十多出小戲，均產生了很強反響，獲得了廣大指戰戰員的好評。進入上海人藝後，由他執導的《海濱激戰》、《霓虹燈下的哨兵》、《姜花開了的時候》、《紅鼻子》、《深深的愛》等一大批劇目，更是以嚴謹、質撲而又極富情感張力的特色，贏得了廣大觀眾的喜愛；同時，他早期撰寫的一些涉及舞台藝術的論著，也曾在廣大戲劇工作者、特別是部隊戲劇工作者中，產生過很大影響。

二女兒--王安憶 國當代文學女作家，被視為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自1980年代中期起盛行於中國文壇的“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等文學創作類型的代表性作家。

創作風格

茹志鵑她的許多作品如《百合花》、《靜靜的產院》、《如願》、《阿舒》、《三走嚴莊》等都受到過茅盾、冰心、魏金枝、侯金鏡等老一輩作家的好評，一些作品被譯成日、法、俄、英、越等多國文字在國外出版。新時期以來，茹志鵑又發表了10多篇小說，隨著主題的深化，風格亦有所改變，於清峻中隱含鋒芒。

主要作品

《百合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

《靜靜的產院》(中國青年出版社1962年)《高高的白楊樹》(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年)等。

茹志娟作品

新時期以來發表的主要作品有：

《剪輯錯了的故事》(《人民文學》1979年2月)

《草原上的小路》(《收穫》1979年第3期)

《兒女情》(《上海文學》1980年1月)、《家務事》(《北方文學》1980年第3期)

《一支古老的歌》(《文匯增刊》1980年第3期)

短篇小說集

《關大媽》

《剪輯錯了的故事》

《茹志鵑小說選》等

茹志娟是王安憶的母親。

《百合花》描述的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的戰場。小說以第一人稱的口吻敘述“我”在戰爭爆發前被安排到前線包紮所，由小戰士護送——一個十九歲的農村青年，不善言辭，特別的純樸善良。在事件的發生過程中，無論是與我的相伴而行，還是借被子的情節都突出了小戰士怯於女性，以及與兩個女性之間的微妙關係的變化。沒有太多的筆墨描寫小戰士的動作，只有他和兩個女性的交往以及神態的變化，再就是他的衣裳上的破布片，放在石頭上的饃饃。《百合花》〔被選入北師大版/蘇教版九年級上冊〕　原文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這天打海岸的部隊決定晚上總攻。我們文工團創作室的幾個同志，就由主攻團的團長分派到各個戰鬥連去幫助工作。

大概因為我是個女同志吧！團長對我抓了半天后腦勺，最後才叫一個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紮所去。

包紮所就包紮所吧！反正不叫我進保險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訊員走了。

早上下過一陣小雨，現在雖放了晴，路上還是滑得很，兩邊地里的秋莊稼，卻給雨水沖洗得青翠水綠，珠爍晶瑩。空氣里也帶有一股清鮮濕潤的香味。要不是敵人的冷炮，在間歇地盲目地轟響著，我真以為我們是去趕集的呢！

茹志鵑女兒王安憶

通訊員撒開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開始他就把我撩下幾丈遠。我的腳爛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趕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卻又怕他笑我膽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個人摸不到那個包紮所。我開始對這個通訊員生起氣來。

噯！說也怪，他背後好像長了眼睛似的，倒自動在路邊站下了。但臉還是朝著前面。沒看我一眼。等我緊走慢趕地快要走近他時，他又蹬蹬蹬地自個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摔下幾丈遠。我實在沒力氣趕了，索性一個人在後面慢慢晃。不過這一次還好，他沒讓我撩得太遠，但也不讓我走近，總和我保持著丈把遠的距離。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搖搖擺擺。奇怪的是，我從沒見他回頭看我一次，我不禁對這通訊員發生了興趣。

剛才在團部我沒注意看他，現在從背後看去，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個子，塊頭不大，但從他那副厚實實的肩膀看來，是個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黃軍裝，綁腿直打到膝蓋上。肩上的步槍筒里，稀疏地插了幾根樹枝，這要說是偽裝，倒不如算作裝飾點綴。

沒有趕上他，但雙腳脹痛得像火燒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會後，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頭上坐了下來。他也在遠遠的一塊石頭上坐下，把槍橫擱在腿上，背向著我，好像沒我這個人似的。憑經驗，我曉得這一定又因為我是個女同志的緣故。女同志下連隊，就有這些困難。我著惱的帶著一種反抗情緒走過去，面對著他坐下來。這時，我看見他那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頂多有十八歲。他見我挨他坐下，立即張惶起來，好像他身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局促不安，掉過臉去不好，不掉過去又不行，想站起來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隨便地問他是哪裡人。他沒回答，臉漲得像個關公，訥訥半晌，才說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來他還是我的同鄉呢！

“在家時你乾什麼？”

“幫人拖毛竹。”

我朝他寬寬的兩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片綠霧似的竹海，海中間，一條窄窄的石級山道，盤旋而上。一個肩膀寬寬的小伙，肩上墊了一塊老藍布，扛了幾枝青竹，竹梢長長的拖在他後面，刮打得石級嘩嘩作響。……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鄉生活啊！我立刻對這位同鄉，越加親熱起來。

我又問：“你多大了？”

“十九。”

“參加革命幾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參加革命的？”我問到這裡自己覺得這不像是談話，倒有些像審訊。不過我還是禁不住地要問。

“大軍北撤時我自己跟來的。”

“家裡還有什麼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還有一個姑姑也住在我家裡。”

“你還沒娶媳婦吧？”

“……”他飛紅了臉，更加忸怩起來，兩隻手不停地數摸著腰皮帶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頭，憨憨地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我還想問他有沒有對象，但看到他這樣子，只得把嘴裡的話，又咽了下去。

兩人悶坐了一會，他開始抬頭看看天，又掉過來掃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動身。

當我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我看見他摘了帽子，偷偷地在用毛巾拭汗。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沒出一滴汗，為了我跟他說話，卻害他出了這一頭大汗，這都怪我了。

我們到包紮所，已是下午兩點鐘了。這裡離前沿有三里路，包紮所設在一個國小里，大小六個房子組成品字形，中間一塊空地長了許多野草，顯然，國小已有多時不開課了。我們到時屋裡已有幾個衛生員在弄著紗布棉花，滿地上都是用磚頭墊起來的門板，算作病床。

我們剛到不久，來了一個鄉幹部，他眼睛熬得通紅，用一片硬拍紙插在額前的破氈帽下，低低地遮在眼睛前面擋光。

他一肩背槍，一肩掛了一桿秤；左手挎了一籃雞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鍋，呼哧呼哧的走來。他一邊放東西，一邊對我們又抱歉又訴苦，一邊還喘息地喝著水，同時還從懷裡掏出一包飯糰來嚼著。我只見他迅速地做著這一切。他說的什麼我就沒大聽清。好像是說什麼被子的事，要我們自己去借。我問清了衛生員，原來因為部隊上的被子還沒發下來，但傷員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條棉絮也好。我這時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奮勇討了這件差事，怕來不及就順便也請了我那位同鄉，請他幫我動員幾家再走。他躊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

我們先到附近一個村子，進村後他向東，我往西，分頭去動員。不一會，我已寫了三張借條出去，借到兩條棉絮，一條被子，手裡抱得滿滿的，心裡十分高興，正準備送回去再來借時，看見通訊員從對面走來，兩手還是空空的。

“怎么，沒借到？”我覺得這裡老百姓覺悟高，又很開通，怎么會沒有借到呢？我有點驚奇地問。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哪一家？你帶我去。”我估計一定是他說話不對，說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響可不好。我叫他帶我去看看。但他執拗地低著頭，像釘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聲地把民眾影響的話對他說了。他聽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帶我走了。

我們走進老鄉的院子裡，只見堂屋裡靜靜的，裡面一間房門上，垂著一塊藍布紅額的門帘，門框兩邊還貼著鮮紅的對聯。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幾聲，不見有人應，但響動是有了。一會，門帘一挑，露出一個年輕媳婦來。這媳婦長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樑，彎彎的眉，額前一溜蓬鬆鬆的留海。穿的雖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頭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便大嫂長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說剛才這個同志來，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她聽著，臉扭向裡面，盡咬著嘴唇笑。我說完了，她也不作聲，還是低頭咬著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沒笑完。這一來，我倒有些尷尬了，下面的話怎么說呢！我看通訊員站在一邊，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我，好像在看連長做示範動作似的。我只好硬了頭皮，訕訕的向她開口借被子了，接著還對她說了一遍共產黨的部隊，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這一次，她不笑了，一邊聽著，一邊不斷向房裡瞅著。我說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訊員，好像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半晌，她轉身進去抱被子了。

茹志娟《關大媽》

通訊員乘這機會，頗不服氣地對我說道：“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趕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說。可是來不及了，那個媳婦抱了被子，已經在房門口了。被子一拿出來，我方才明白她剛才為什麼不肯借的道理了。這原來是一條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緞的，棗紅底，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

她好像是在故意氣通訊員，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說：“抱去吧。”

我手裡已捧滿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訊員來拿。沒想到他竟揚起臉，裝作沒看見。我只好開口叫他，他這才繃了臉，垂著眼皮，上去接過被子，慌慌張張地轉身就走。不想他一步還沒有走出去，就聽見“嘶”的一聲，衣服掛住了門鉤，在肩膀處，掛下一片布來，口子撕得不小。那媳婦一面笑著，一面趕忙找針拿線，要給他縫上。通訊員卻高低不肯，挾了被子就走。

剛走出門不遠，就有人告訴我們，剛才那位年輕媳婦，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這條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妝。我聽了，心裡便有些過意不去，通訊員也皺起了眉，默默地看著手裡的被子。我想他聽了這樣的話一定會有同感吧！果然，他一邊走，一邊跟我嘟噥起來了。

“我們不了解情況，把人家結婚被子也借來了，多不合適呀！……”我忍不住想給他開個玩笑，便故作嚴肅地說：“是呀！也許她為了這條被子，在做姑娘時，不知起早熬夜，多幹了多少零活，才積起了做被子的錢，或許她曾為了這條花被，睡不著覺呢。可是還有人罵她死封建。……”

他聽到這裡，突然站住腳，呆了一會，說：“那！……那我們送回去吧！”

“已經借來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認真、為難的樣子，又好笑，又覺得可愛。不知怎么的，我已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呼呼的小同鄉。

他聽我這么說，也似乎有理，考慮了一下，便下了決心似的說：“好，算了。用了給她好好洗洗。”他決定以後，就把我抱著的被子，統統抓過去，左一條、右一條的披掛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紮所以後，我就讓他回團部去。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向我敬了禮就跑了。走不幾步，他又想起了什麼，在自己掛包里掏了一陣，摸出兩個饅頭，朝我揚了揚，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說：“給你開飯啦！”說完就腳不點地的走了。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乾硬的饅頭，看見他背的槍筒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樹枝一起，在他耳邊抖抖地顫動著。

他已走遠了，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在風裡一飄一飄。我真後悔沒給他縫上再走。現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紮所的工作人員很少。鄉幹部動員了幾個婦女，幫我們打水，燒鍋，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婦也來了，她還是那樣，笑眯眯的抿著嘴，偶然從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時不時的東張西望，好像在找什麼。後來她到底問我說：“那位同志弟到哪裡去了？”我告訴她同志弟不是這裡的，他現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說：“剛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氣了！”說完又抿了嘴笑著，動手把借來的幾十條被子、棉絮，整整齊齊的分鋪在門板上、桌子上（兩張課桌拼起來，就是一張床）。我看見她把自己那條白百合花的新被，鋪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塊門板上。

天黑了，天邊湧起一輪滿月。我們的總攻還沒發起。敵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燒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轟炸，照明彈也一個接一個地升起，好像在月亮下麵點了無數盞的汽油燈，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在這樣一個“白夜”里來攻擊，有多困難，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啊！

我連那一輪皎潔的月亮，也憎惡起來了。

鄉幹部又來了，慰勞了我們幾個家做的乾菜月餅。原來今天是中秋節了。

啊，中秋節，在我的故鄉，現在一定又是家家門前放一張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燭，幾碟瓜果月餅。孩子們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盡，好早些分攤給月亮娘娘享用過的東西，他們在茶几旁邊跳著唱著：“月亮堂堂，敲鑼買糖，……”或是唱著：“月亮嬤嬤，照你照我，……”我想到這裡，又想起我那個小同鄉，那個拖毛竹的小伙，也許，幾年以前，他還唱過這些歌吧！

……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餅，想起那個小同鄉大概現在正趴在工事裡，也許在團指揮所，或者是在那些彎彎曲曲的交通溝里走著哩！……

一會兒，我們的炮響了，天空划過幾顆紅色的信號彈，攻擊開始了。不久，斷斷續續地有幾個傷員下來，包紮所的空氣立即緊張起來。

我拿著小本子，去登記他們的姓名、單位，輕傷的問問，重傷的就得拉開他們的符號，或是翻看他們的衣襟。我拉開一個重彩號的符號時，“通訊員”三個字使我突然打了個寒戰，心跳起來。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號上寫著×營的字樣。啊！不是，我的同鄉他是團部的通訊員。但我又莫名其妙地想問問誰，戰地上會不會漏掉傷員。通訊員在戰鬥時，除了送信，還乾什麼，——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問這些沒意思的問題。

戰鬥開始後的幾十分鐘裡，一切順利，傷員一次次帶下來的訊息，都是我們突破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鐵絲網，占領敵人前沿工事打進街了。但到這裡，訊息忽然停頓了，下來的傷員，只是簡單地回答說：“在打。”或是“在街上巷戰。”

但從他們滿身泥濘，極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從那些似乎剛從泥里掘出來的擔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進行著一場什麼樣的戰鬥。

包紮所的擔架不夠了，好幾個重彩號不能及時送後方醫院，耽擱下來。

我不能解除他們任何痛苦，只得帶著那些婦女，給他們拭臉洗手，能吃得的餵他們吃一點，帶著背包的，就給他們換一件乾淨衣裳，有些還得解開他們的衣服，給他們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跡。

做這種工作，我當然沒什麼，可那些婦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開手來，大家都要搶著去燒鍋，特別是那新媳婦。我跟她說了半天，她才紅了臉，同意了。不過只答應做我的下手。

前面的槍聲，已響得稀落了。感覺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實還只是半夜。

外邊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懸得高。前面又下來一個重傷員。屋裡鋪位都滿了，我就把這位重傷員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塊門板上。擔架員把傷員抬上門板，但還圍在床邊不肯走。一個上了年紀的擔架員，大概把我當做醫生了，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說：“大夫，你可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治好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們全體擔架隊員給你掛匾……”他說話的時候，我發現其他的幾個擔架員也都睜大了眼盯著我，似乎我點一點頭，這傷員就立即會好了似的。我心想給他們解釋一下，只見新媳婦端著水站在床前，短促地“啊”了一聲。我急撥開他們上前一看，我看見了一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原來棕紅的臉色，現已變得灰黃。他安詳地合著眼，軍裝的肩頭上，露著那個大洞，一片布還掛在那裡。

“這都是為了我們，……”那個擔架員負罪地說道，“我們十多副擔架擠在一個小巷子裡，準備往前運動，這位同志走在我們後面，可誰知道狗日的反動派不知從哪個屋頂上撂下顆手榴彈來，手榴彈就在我們人縫裡冒著煙亂轉，這時這位同志叫我們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撲在那個東西上了。

……”

新媳婦又短促地“啊”了一聲。我強忍著眼淚，給那些擔架員說了些話，打發他們走了。我迴轉身看見新媳婦已輕輕移過一盞油燈，解開他的衣服，她剛才那種忸怩羞澀已經完全消失，只是莊嚴而虔誠地給他拭著身子，這位高大而又年輕的小通訊員無聲地躺在那裡。……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絆絆地跑去找醫生，等我和醫生拿了針藥趕來，新媳婦正側著身子坐在他旁邊。

政協江都市委員會--茹志娟

她低著頭，正一針一針地在縫他衣肩上那個破洞。醫生聽了聽通訊員的心臟，默默地站起身說：“不用打針了。”我過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

新媳婦卻像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到，依然拿著針，細細地、密密地縫著那個破洞。我實在看不下去了，低聲地說：“不要縫了。”她卻對我異樣地瞟了一眼，低下頭，還是一針一針地縫。我想拉開她，我想推開這沉重的氛圍，我想看見他坐起來，看見他羞澀的笑。但我無意中碰到了身邊一個什麼東西，伸手一摸，是他給我開的飯，兩個乾硬的饅頭。……

衛生員讓人抬了一口棺材來，動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進棺材去。新媳婦這時臉發白，劈手奪過被子，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自己動手把半條被子平展展地鋪在棺材底，半條蓋在他身上。衛生員為難地說：“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月光下，我看見她眼裡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這象徵純潔與感情的花，蓋上了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臉。

正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