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麻官隨想

《芝麻官隨想》是2013年現代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信江。

自序官場如林場——我的私人檔案

第一章 沒有潛規則的時代：留戀從前

最開始遇到的領導最重要

沒有潛規則的時代：好乾部是怎樣煉成的？

把決策機制的效益放到最大

做官真是高危職業嗎？

公車那點事

鐵打的政壇，流水的官

第二章 奇妙的上下級關係：妙在其中

穿針引線的級別

稱謂裡面的大學問

領導要管好“身邊人”：讓他們成長

下級服從上級，上級最好別折騰

小道訊息是如何產生的？

領導的眼光決定一切

基本介紹

• 書名：芝麻官隨想
• 作者：張信江 著
• 頁數：300
• 出版社：現代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1-1

出版信息

版 次：1

字 數：240000

印刷時間：2013-1-1

開 本：16開

紙 張：膠版紙

印 次：1

I S B N：978-7-51-4-31-1-181

包 裝：平裝

作者簡介

張信江，南昌市人，原籍山東桓台縣。上世紀80年代入機關工作。1997年任職江西省新建縣副縣長，卸任後從商，至今。

編輯推薦

“官場非虛構”——“為公書系”之第二部。

繼《不變的是原則，萬變的是方法》 後“為公書系”重磅之作！

當領導是門藝術，當下屬是門技術，芝麻官還要靠心術

一個老縣長的從政寫真，告訴你為官要克服的六險三難：

為官之苦，這有急難險重的擔當

為官之險，這有物慾橫流的誘惑

為官之艱，這有人事關係的規則

為官之樂，這有不辱使命的竊喜

為官之重，這有衣食父母的期許

官場絕非虛構。然而，源於“虛構”的官場小說卻被廣大讀者長期當做仕途參考的“活教材”，閱畢收穫的僅是幾條模稜兩可的“潛規則”。讓真正一些有政場經驗（有的仍在其位）的官員寫出鮮活好讀、實用耐看、官話全無的官場感悟，此為“官場非虛構”的初衷。作者里有國家部委的司長、有管理一方水土的市長、縣長、有縣衙博物館的館長、有國家行政學院公務員考評專家，或偏於歷史官場，或偏於公務員實務，或偏於國家改革，不足而論。

從官場裡來，到官場裡去，官民關係是中國最重要的人際關係，這是生於體制、長於體制的人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為讀者直接點破為官的“道”與“術”，這是閱讀“官場非虛構”為公書系的最大價值。

內容推薦

作者由一個名教師，躋身政界，歷任縣政協副主席、縣長以及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地方政府要職。根據自己真實的從政經驗，對於機關中從政人員之間的競爭，領導對下屬的管理以及下屬的晉升等行政管理核心內容結合真實的例子進行了深刻的闡述。作者從政多年，曾組建過文化公司，熟悉機關政治和官場生態，為讀者帶來的是一部由小見大、由低而高講述中國式從政藝術的教科書。

圖書目錄

自序官場如林場——我的私人檔案

第一章　沒有潛規則的時代：留戀從前

最開始遇到的領導最重要

沒有潛規則的時代：好乾部是怎樣煉成的？

把決策機制的效益放到最大

做官真是高危職業嗎？

公車那點事

鐵打的政壇，流水的官

第二章　奇妙的上下級關係：妙在其中

穿針引線的級別

稱謂裡面的大學問

領導要管好“身邊人”：讓他們成長

下級服從上級，上級最好別折騰

小道訊息是如何產生的？

領導的眼光決定一切

內容節選

第一章 沒有潛規則的時代：留戀從前

沒有潛規則的時代：好乾部是怎樣煉成的？

20世紀80年代的官場，是沒有潛規則的，那時我沒聽過“潛規則”這個詞。許多過來人都這么認為。雖然咱國家沒有施行官員履新“宣誓”的制度，但剛戴上官帽的幸運兒，都懷有知恩圖報的樸素意識，進入官場後擔當責任，直面芸芸眾生，原先的這份意識，逐漸升華了，便有了為勞苦大眾服務的覺悟，在日後不斷的歷練中，視野寬了，見識高了，磨難多了，政治上愈加成熟了，便有了憂國憂民、心懷天下的情懷。

當物質條件豐富了以後，如今社會大眾就看不懂了，咋冒出了什麼潛規則呢？有人解讀，這叫改革的陣痛。是的，淪肌浹髓的改革陣痛舉國感受，但並非不可能逆轉，陣痛是可化解的，這就要讓國家應有的法律法規更加完備起來。

如今在媒體上有時抖出經營官際關係、跑官要官、買官賣官、官官相護，惹得老百姓憤怒出離，後來見的多了也都見怪不怪了。這個不需要物價部門定價的買賣，作為潛規則，潛倒了不少人。在現階段，某些陰暗角落裡潛伏著的魑魅魍魎，就這么尋機運作詭秘叢生的潛規則，一個級別一個價，待價而沽。據報載，有個叫朱育英的人，在沒有任何後台靠山的情況下，就是靠“潛規則”爬上高位的。在其任廣東信宜市委書記及該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期間，涉嫌受賄人民幣1300多萬元、港幣300多萬元、美元20多萬元。為謀求升遷，他向茂名原市委書記羅蔭國行賄20萬元港幣買官帽，得到副廳級職位。在此之前，為達到他的終極目標，他開始做“暖身”運動，為自己與羅蔭國的關係進行4年的“預熱”，先後在春節期間分4次送紅包給羅蔭國，總計人民幣8萬元。有出必有入。這個朱育英從50多歲開始受賄，缺口一開就收不住了。新建鄉下人將這些貪官叫作“糯米強盜”——糯米極富黏性，黏誰誰甩不脫，黏錢錢收進袋。他們比明火執仗的“落草土匪”“高明”之處，就在於比狐狸還黏性十足、還狡猾。他們過著的是兩面人的日子，表面做“清官”，暗地裡做“貪官”。

然而20世紀那些年代，官場要乾淨多了，整個風氣還是很正的。許多兢兢業業做事的同志被提拔當官，沒花一文一煙，直到組織上找談話時才知道自己被提拔了。我進入縣政府班子前，與縣委書記黃春平沒有任何私下交往。他有了主意用我，也沒向我透露絲毫信息，更沒拋鉤“釣魚”。黃春平只是調看了我的檔案，按程式徵求各方意見後，認為我具備到政府來工作的基本條件，於是通過程式，呈報市委。與當縣政協副主席一樣，我沒花一分錢，“事成之後”，也沒有重金或貴重禮品相送。

把決策機制的效益放到最大

基層政府對關乎本區域全局的重大事項做出決策，全靠一個完備的政治體制和機製作保障。我以為，相對而言體制是靜態的，機制卻是動態的，如何把決策機制的效益放到最大，準確周到地運作就是根本性的問題了。

在縣裡一套班子一個團隊，由正副職組成，其中團隊的領頭人是關鍵，作為輔佐的副職，不能因為“副”，而忽視他們的作用。所謂團隊，就是抱成一團的一群。這裡，頭頭的手臂必須是長長的（如美國奧運冠軍菲爾普斯，臂展達2米17），如一場足球開賽之前，隊長把隊員們的頭箍在一起，說：“讓我們一起加油吧！OK！”只有這樣，才能使每個成員在這個體制內形成合力，實現決策機制效益的最大化。否則，就是一團散沙，什麼事都謀劃不了，各踢各的球，像沒頭的蒼蠅似的滿場飛，伴著令人心煩的嗡嗡聲，看似熱鬧，實則扯淡。

各級政府的副職，都是協助政府“一把手”分管多個部門工作的。“一把手”沒有三頭六臂，分身無術，不可能大小權力一人獨攬，事事親為，甚至一手遮天。在我國，各級政府的每個副職領導都有職有權，就像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在中國官場有層次分明的責任機制，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形成層層負責的運作體系。按照馬克思核心價值觀，上下聯動去實現“兩個解放”：把生產力從落後的生產關係束縛中解放出來，把人從被奴役、被束縛的狀態中解放出來。

縣政府置於縣委的領導下，對主持全面工作的縣長負責，各做各的事。在政府建立了“縣長辦公會”工作機制，凡縣長、副縣長有重要工作事項及來自部門的重要問題需要議決，須在會前由縣長和分管縣長提出議題交辦公室匯總，再由辦公室交縣長審定後列出縣長辦公會議題，在會上討論議決。這時候，分管縣長的意見非常重要。涉及到哪個副縣長分管的工作，哪個部門的負責人就列席會議，由分管副縣長發言主張。如議題不涉及自己的分管工作，也得有個表態發言，算上一票。每個議題討論完後，主持會議的縣長匯總小結。最後政府辦公室出《政府辦公會議紀要》，發執行的憑證《政府抄告單》。

凡涉及到根本性的牽動全局的諸如方針政策等方面的問題及特別重大事項，縣委就開黨的會議議決，黨政聯席會或縣委常委（擴大）會議。政府班子成員全體出席或列席這個縣裡黨內高層會議，有陳述自己的觀點、表達可否的話語權。

縣裡各個領導幹部雖有明確的分工，但不分家。副縣長的工作有時與別的副縣長工作交叉在一起，需要相互協同完成。況且縣裡的中心工作一個接一個。例如，我分管教文衛體，這是主業。但又必須熟悉農業及其他行業，我在石埠鄉掛點，鄉里工作涉及面廣，工業、商貿、防洪等無所不包。在會上討論問題時，不能閉目養神作壁上觀，要能說出個ABC，能提出點子。1996年2月，市里開過經濟工作會後，13—14日接連兩天，縣各套班子成員在一起先後與農口和工口部門的負責人座談討論農業、工業發展問題，人人都要發言。我先在農業問題座談會上發言，談了“發展常規農業、特色農業、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突出重點、攻克難點”等6條意見。次日又在工業座談會上談了“工貿一體化市場”等8條意見。兩次會上發言我有事實有數據，都來自調研。會後袁仕鵬縣長說我“不錯，你既能談農業，也能談工業”。我說：“其他領導的發言個個都講得頭頭是道，我是被逼得學了一點。”

在現今，中國的政治體制運作定律就是層級負責制，沒法施行“扁平化”管理，得一級對一級負責，中間不得掉鏈子。如果中間哪一級出了問題，上面就追究下一級的責任（有的工作實行“一票否決”）。在縣政府工作的幾年間，我始終覺得，縣一級黨政班子的黨性觀念很強，鐵定地堅持“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

好多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讀到一種觀點，大意是，世上有兩種人才，一種球型，一種直線型，前者如郭沫若，熟知多種學科，在其間縱橫馳騁，其能量是輻射性的；後者如巴金，在文學領域的造詣，達到一個令人仰止的高峰。由此聯想到，我們不是什麼人才，但看來在中國這樣的政體與機制里，每個縣領導應該具備複合型的知識結構，既要成為自己分管工作的行家，在其他工作上也要熟悉、要懂一些，至少略知一二。這樣當對有關事項作決策時，就能起到“三個臭皮匠”的作用，眾人拾柴就不怕火焰高不起來，那么決策機制的效益就得以最大化了。

有人戲稱縣官是“萬金油”，這也沒說錯，萬金油的功效基本上是複合型的，對頭痛、中暑和蚊蟲叮咬等，有點內外兼治的作用，在中國是種價廉物美的中成外用藥，猶如1元鋼鏰那么一小盒，便於攜帶——旅行、野遊、釣魚等戶外活動時帶上，可在被蚊蟲攻擊落下瘙癢時塗抹，聽說美軍在越戰時也用這個。這就是“萬金油”的價值。我看許多同我一樣的“芝麻官”倒願意做萬金油式的幹部，雖然地位卑微，至少比吃乾飯的，什麼也做不了的人強一點吧！在現行中國體制內的基層政府這個“萬金油”的團隊，把它放大來看其作用，管的是擁有幾十萬之眾的縣域，捨我其誰？

做官真是高危職業嗎？

在一個經濟落後的縣為官，為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大家的擔子都很重，生活只是過得去，比富嚴重不足，比下余有多哉，工作是超負荷的。

當官為“高危職業”之說，是近些年冒出來的。俗話說，“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當官的有權，權錢可交易，真的就不會被銅臭染指，鞋子不濕嗎？其答案簡單又複雜。那時，新建全縣行政系列及事業單位股級以上大小官員有數千人，其中，據2001年縣委辦發的內部通訊錄里副科級以上公務員達730多人，其中犯了事“進去了”的，只是個別人，這就是答案。

我國是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其原因包括經濟發展水平、城鄉體制分割現象嚴重，以及發展機會不平等多方面因素。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好，差距較小，而中部，特別是西部差距就大了。這與城鄉固定資產投資有關。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魏後凱指出：我國城鎮人口不到全國人口的50%，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大部分都投給了大城市。中小城市徵用資源相對來說比較小，這本身是一種發展機會的不平等。中國社科院農發所發布的2011年《農村經濟綠皮書》稱，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巨大，預計2011年這個比例將達到3.26∶1。人們不懷疑這個結論的真實性，因為城鄉收入差距之大，不是始於這幾年，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尖銳地凸現在人們面前。還有一個事實是，八九十年代江西整體居民收入在全國排名也是靠後的（2011年的情況也不妙，2011年省社科院專家在媒體披露，南昌居民收入在中部墊底，在全國排名也靠後）。

在20世紀90年代，縣官的日子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殷實，和我同一屆的副縣長們，每月幾百元的工資都要交給家裡養家餬口，在政治上說不上強勢，每個人的家屬過去是乾什麼的，今天在乾什麼，這是很透明的。我們的家屬，在一般人眼裡看來不怎么光鮮，要么是機關一般幹部，要么就是基層企事業單位的職工和教師，有的在企業工作的連工資都發不出。家屬中沒有一個在富得流油的單位工作，沒有一個“官夫人”，沒有一個“董事長”，沒有一個“總經理”。在兒女中，沒有一個“官二代”，同樣沒有一個“董事長”，沒有一個“總經理”。

縣裡沒有單獨給領導幹部建住宅院，我們縣長和其他縣領導大部分都跟一般幹部住在機關宿舍里，宿舍坐落在一處成不了小區的幹部“村落”里。這裡沒有物業管理，樓前樓後場地雞鴨成群、野狗亂竄，所謂花圃也種上蔬菜。樓下儲藏室住有鄉下來城裡謀生的人家。房間混磚結構，預製板地面，戶型不好，所謂客廳不靠窗戶，幾扇房門對著，光線陰暗得像地下室。有的衛生間還漏水，如不及時找人修好，樓下住戶就有可能朝你房門潑糞。家裡的小孩子稍弄出一點聲響，樓下就會有人上來敲開門干涉：“吵死人！”一家人只得躡手躡腳，關房門還得輕輕扣上。漆黑的樓道牆上儘是“急開鎖”“疏下水道”“修理家電”“專治狐臭”“祖傳秘方”之類亂七八糟的牛皮癬廣告。收廢舊家電報紙的、推銷產品的、自稱能給人消災騙錢的假尼姑，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江湖騙子，都可任意敲開每家的房門。有時樓上無賴小青年深夜惡作劇，敲幾下你家的房門，把你全家驚醒就沒命地跑了，你還逮不著。為了防賊，家家戶戶都裝有防盜窗。我家住三樓，“發明”了在防盜窗台上擱酒瓶、醬油瓶的辦法，一旦毛賊翻窗進來碰倒瓶子，必定稀里嘩啦弄出響聲來。這就是那時縣裡領導幹部的居住環境。

有人說，無論如何當個縣官工資收入總比一般幹部工資高吧，還是很划算的。說這話的人還是不了解實際情況。就工資這一塊兒，同樣級別的幹部，在省市國家機關的就比縣裡的多得多。直到現在（2011年）仍是如此，原先什麼“菜籃子費”，今天的“陽光工資”，都比省市少一大截。前面《自序》里我說過，那年月與我同屆的黨政領導班子成員里，沒有一個家裡能供得起子女出國自費留學。

在這裡，我就縣領導的工資及待遇問題說了這么多，不是抱怨，我攤開的是不爭的事實，以正視聽。城鄉差距在百姓一方就更大了，還有許多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甚至食不果腹，衣不遮體（還有城裡的一部分下崗工人），這毫無疑問是每個為官者必須直面的民生問題，當官就是幹這個的。

普遍的看法是，當官是高危職業。問題不在職業的本身，而在任職的官員。“高危”的反義詞是“低危”，不受嚴格紀律制約的官場就是一塊易滋生腐敗的土壤，人在這裡，危險就在。如能夠好自為之，理性處世，就能使“高危”變“低危”，甚至“零危”。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某些縣裡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權力過於集中，上級領導失察，某些地方和部門單位成了腐敗問題的高發區，窩案串案頻發，讓老百姓深惡痛絕。雖然犯經濟問題的科級幹部和縣官在新建縣也出現過，那屬於鰺魚，至於那些小吏小貪，就是小蝦米了，與貪污百萬千萬元的“巨貪”一比，那簡直是小小巫見大大巫，當然“小小巫”也該罰，理應無論大小一道擼。極端主義的人還說，天下烏鴉一般黑，當官的沒有不撈的，沒有一個好的。如是這樣，那國家就完了，重回到解放前。

舊中國壓在中國人民頭上有“三座大山”，別說“三座大山”，要是大河上下、長城內外，遍地是貪官，就這么一座大山，就足以使全中國生靈塗炭、民不聊生、水深火熱，連“萬惡的舊社會”都不如了。我們不能以偏概全、一葉障目，一竹竿子把一船人打翻，把清白的官員也打了，把CCTV每晚推出的“時代先鋒”和“走基層”里一個個優秀幹部也否決了。

我們應該全面理性地思考和觀察，應看到主流方面，絕大多數幹部還是好的。正因為好人、好乾部多，也由此而決定了黨和國家的性質。否則就難以解釋三十餘年來，特別是近十年，中國何以能不斷地攻堅破題，有如今社會經濟大局的偉大變化呢。這是個很簡單的形式邏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