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日報

芝罘日報

1907年10月29日,由日本人桑名貞治郎(又名桑學海)與中國人王子雍、李循芳在煙臺合辦。1915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苛約,市民對該報有排閱情緒,於是王、李與桑名貞治郎拆股,另立《芝罘商報》;《芝罘日報》仍由桑名貞治郎主辦。1919年“五四”運動後,中國人民愛國情緒高漲,《芝罘日報》經營情況日下,由王宗儒糾資接辦,“七七事變”爆發後停刊。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芝罘日報
  • 誕生:1907年
  • 提出:桑名貞治郎
  • 年代:清末
  • 日期:10月29日
芝罘與《芝罘日報》創刊時間考(原名:一張報紙背後的陰謀)
文/滕長富、滕天宇
芝罘,因中國最大的陸連島——芝罘島而得名,現為煙臺市一個區。歷史上該地歸福山縣管轄,煙臺建市後芝罘成為中心區。這裡不僅聚集了奇山所、毓璜頂、煙臺山、使館區、東西炮台等眾多自然與人文一體的城市地標,亦是中國最早與外洋通商的重要口岸之一。煙臺開埠以後,使得這個原本安靜的海邊小城變得更加繁華熱鬧起來。
“芝罘”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在其使用時間上民間多有爭論。日前,筆者在網上看到一篇名為《芝罘辯證》的文章,作者通過大量的資料論證“芝罘”與“之罘”起始與淵源,讀罷受益匪淺!文中這樣寫到:“早在清朝初年,之罘與芝罘就已經通用,不過,一直到宣統三年的國小課本,仍作“之罘”,明確作“芝罘”是在民國時期出版的地圖上。”而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有類似論斷,只不過在時間上較前文晚了許多年。該文以物證論述:“‘芝罘’叫法已經有了好長的歷史,詢問起來沒有一個較為確切的答案。最近得到兩張1934年出版的《之罘日報》,看報頭明明用的是“之罘”,報紙上廣告中“之罘大戲院”的名字亦非“芝罘”,可見當時“之罘”的地位一點也沒有動搖。這樣說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少在公眾場合的行文,“芝罘”還沒有露面,可以說,“芝罘”一名,最早也只能出現在上世紀的30年代末期。但事實並非如此,在筆者所藏一張宣統二年出版的《芝罘日報》上,就為上述兩位作者關於“芝罘”一名論斷提出新的依據。
這張出版於宣統二年七月十五日(注:農曆1910年7月15日)的《芝罘日報》為第885號,報頭“芝罘日報”隸書寫就,兩側繪有二龍戲珠圖案,下端為報社地址:本報開設在煙臺安仁街毓材學堂對門。創辦人為日本浪人桑名貞治郎(中國名:桑學海)與上海允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山東總經理王子雍等,主筆秦倬雲。該報為日報,禮拜日停刊一天。對開四頁(版),皮紙鉛印,亦曾出版過對開八頁(版),四開二頁(版),附張。
該期所載內容大致如下:第一頁(即頭版)與第二頁為本地與津滬廣告,第三頁為省內與本埠新聞,主要載:登州《新太守光裕奉御安民》,萊陽《石榴社長自盡》。第四頁為宮門抄,時評,時事要聞等。主要載:《聞中國商人有發明空中飛船者,又有發明無線電術者》謂,中國人心思靈敏不在各國之下信然。然西人遇事精益求精,不以一得自炫,西國政府優待製造專家,獎勵之補助不遺餘力,此我中國不得不西人以獨步也。文中所提及發明空中飛船事,即1909年9月21日,中國最早的飛機設計師和飛行員馮如,駕駛自己設計製造的飛機,在美國奧克蘭市附近的派得蒙特山丘上試飛,首次飛行取得成功。
另外,筆者注意到在這張《芝罘日報》報眉處,不僅刊載有宣統二年七月十五日年號(宣統二年七月十五日),同時還出現兩個日本明治年號。這兩個年號一個是“明治四十三年八月十九號”(注:該日期即公曆1910年8月19日,而農曆則是同年7月15日),另一個則是“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很顯然第一個年號系本期報紙當日發行時間,而第二個年號則是《芝罘日報》在日本本土註冊登記手續。在舊中國,一般報紙登記形式都寫“大清政府或中華民國郵政局特準掛號認為新聞”,裡面並不顯示註冊時間,而《芝罘日報》則清晰註明核發日期。出現在報眉的這兩個日本年號,一方面證實該報為日本人所辦無疑;另一方面,這個“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即公曆1907年10月29日)”是否與《芝罘日報》的創刊時間有關呢?目前在現有的新聞史料中,對《芝罘日報》僅介紹其創辦年份(即1908年)並無具體出版日期。但這個年份(1908年),是不是前人“想當然”的結果也未可知。筆者依據《芝罘日報》在日本登記註冊(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的這個時間,再對應報紙發行的期數(第885期),同時刨除逢周日休刊一天,三者合一計算後得出如下論斷,即:“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即公曆1907年10月29日,農曆1907年9月23日)”就是《芝罘日報》創刊時間,而非現今資料中所記載的1908年。由此,我們從這張宣統二年出版的《芝罘日報》上得出兩個結論:一,“芝罘”一名並非如上兩文所述,而是從1907年就已在報紙上公開使用。二,這張1910年出版的《芝罘日報》的現身,對於其創刊時間給出了具體答案。
《芝罘日報》在創辦初,印量大約維持三、四百份之間。雖然同時開設有芝罘印書社承攬印刷業務,但終因經營不善,辛亥革命後,報社轉賣給日本駐煙臺領事秘書王宗儒。王接手後《芝罘日報》發行量逐漸擴大,期間增擴為對開八版,報頭亦更換字型由“芝罘”改“之罘”。1937年7月抗戰爆發後,該報即停刊。
對於一個國家來講,任何侵略都遠比不上“文化侵略”更令人觸目驚心。鴉片戰爭後中國門戶洞開,作為教化、麻醉思想的工具,列強紛紛在各地創辦報紙。而《芝罘日報》,即是日人較早到膠東半島實施文化侵略的報紙之一。筆者在資料上曾看到過一組外國人在華辦報的數字統計,從1897年到1938年,僅日本在中國出版報紙就達45種之多,這裡面還尚未計算日偽漢奸報紙。而這張《芝罘日報》創辦之初,日本浪人桑名貞治郎便倚仗駐地領事館撐腰,無論報紙註冊備案還是掛號發行,均肆意妄為無視大清報律。日本領事館在照會膠東道尹交涉員時驕橫地稱:“《芝罘日報》尊奉本國(指日本)法發刊,為本國新聞事業,不受貴國報律之制裁。”此事後來鬧到北京,最終還是以清政府妥協告終。由此,日本對我實施“文化侵略”的嘴臉可見一斑。然而,目前很多資料上說,《芝罘日報》是一張同情“同盟會革命黨人”的報紙云云,現在來看也不過是“司馬昭之心”罷了!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