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九五”時期中央正式提出轉變經濟成長方式以來，中國保持了十幾年持續快速的經濟成長。然而經濟成長與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數量擴張型經濟成長特徵依然明顯，傳統經濟成長方式產生的外部效應越來越大，經濟成長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成長方式轉變成效甚微。為此，國家“十一五”規劃把加快經濟成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作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和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原則。作為資源大省和全國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資源浪費、水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等問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山西省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日益顯現。因此，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強化條件下，儘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大家的共識，對於如何突破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經濟成長的約束，從而儘快轉變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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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副題名
外文題名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shanxi province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論文作者：武芳梅著
導師：武少俊指導
學科專業：國民經濟學
學位級別：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2008
關鍵字；地方經濟， 自然資源， 生態環境， 經濟發展， 山西
館藏號：F127.25
館藏目錄：2009\F127.25\1
中文摘要
從“九五”時期中央正式提出轉變經濟成長方式以來，中國保持了十幾年持續快速的經濟成長。然而經濟成長與資源耗竭、環境惡化的矛盾衝突日益嚴重，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數量擴張型經濟成長特徵依然明顯，傳統經濟成長方式產生的外部效應越來越大，經濟成長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成長方式轉變成效甚微。為此，國家“十一五”規劃把加快經濟成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作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和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原則。作為資源大省和全國重要的能源基地，山西省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資源浪費、水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等問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山西省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日益顯現。因此，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約束強化條件下，儘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大家的共識，對於如何突破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經濟成長的約束，從而儘快轉變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本文正是基於此，藉助於發展經濟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等主流經濟學理論，運用現代計量分析方法，從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探究了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與山西省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並對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約束形式、作用機制進行深入剖析，以此為依據，提出如何轉變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與對策。 圍繞研究主題，本文分七個章節展開研究。第一章是緒論部分，闡明研究背景並提出研究主題，對涉及到的基本概念進行界定，對研究的內容、結構與方法進行歸納總結。第二章是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與經濟成長關係的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回顧與評述，為本選題研究提供理論支持。第三章從經濟發展戰略角度探析其對山西省經濟成長與資源環境的影響，從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引出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經濟成長造成的制約作用。第四章從自然資源角度分析其與山西省經濟成長的關係。以“資源的詛咒”這一假說為基礎，分析礦產資源豐裕對經濟成長造成的質量控制型約束；此外，運用趨勢模型預測等定量分析方法對未來5-10年山西省水資源供求缺口作出預測，分析水資源短缺對經濟成長造成的數量控制型約束，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緩解資源約束的有效途徑。第五章從生態環境角度分析其與山西省經濟成長的關係。借鑑西方經濟理論中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對山西省經濟成長與環境污染關係進行實證檢驗，結果表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倒U型”特徵在山西省表現並不明顯，環境污染各指標與人均收入水平基本處於同步上升階段，說明山西省環境質量正處於惡化階段，因此，不能通過發展經濟來解決環境問題。在此基礎上，歸納出環境變化與山西省經濟成長的雙向反饋機制，即經濟發展通過產業結構演進效應、工業化進程效應和經濟成長方式轉變效應造成了山西省環境質量的下降；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不但造成了直接的經濟損失，針對環境污染採取的環境管制措施也制約了經濟成長，同時，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也降低了投入要素的質量，從而形成對經濟成長的制約。第六章是本研究的歸結點。對目前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涵和核心內容作了界定；同時，通過構建一系列指標體系，對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程度作了定量分析與判斷；最後對如何突破資源與環境約束，有效實施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思路與對策。第七章是結論部分，總結本文主要觀點及創新之處，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未來研究構想。 本文以新的視角，提出了一些新觀點，得出了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結論。本文創新之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視角的創新，另一方面是研究結論的創新。 研究視角的創新體現在：第一，從影響山西省經濟成長方式和資源環境變遷的眾多因素中，找尋出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經濟發展戰略。從全新的視角引出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問題。第二，區別於從資本、勞動等傳統生產要素角度出發分析經濟成長過程與經濟發展方式，而是從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這一維度來探究其與山西省經濟成長的關係以及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 研究結論的創新主要體現在：第一，本文提出了自然資源制約山西省經濟成長的兩種形式及其相應的作用機制。自然資源制約山西省經濟成長的形式有兩種：一是煤炭等礦產資源豐裕對經濟成長造成的質量控制型約束，其作用機制是“荷蘭病”效應、國家政策和資源型產品特徵導致的價值流失、尋租和腐敗、對教育和科技投入的忽視等，這也是“資源詛咒”效應在山西省的顯現。二是水資源短缺對經濟成長造成的數量控制型約束，水資源短缺不但影響了生產和生活的正常進行，而且限制了經濟成長的規模與速度。豐裕的礦產資源和短缺的水資源最終都阻礙了經濟發展。第二，運用數量統計分析方法，首次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在山西省的適應性進行了實證檢驗。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倒U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特徵在山西省表現並不明顯，各污染物排放量與經濟成長基本處於同步上升階段，說明山西省環境質量正處於惡化階段，因此，不能單純依靠發展經濟來解決環境問題。第三，本文界定了轉變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內容，即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轉變以及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此外，通過構建反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程度的五大類42項指標，首次對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程度進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結果與直觀感覺相吻合，即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程度仍處於較低水平。第四，本文提出了轉變山西省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思路。即轉變的前提是發展戰略指導思想的轉變，轉變的核心是政府體制改革與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途徑是發展循環經濟。此外，本文認為，在發展循環經濟的初級階段，要以政府扶持和引導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通過初期階段的扶持和引導，使企業自願走向發展循環經濟的軌道，最終確立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引導為輔，政府、企業和公眾有機結合的動力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