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第四屆中國建築傳媒獎邀請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王澍教授擔任評審會主席，並以王澍和陸文宇所提出的“自然建造”作為評獎的參照理念展開評選工作。王澍詳盡地闡釋了這一評獎參照理念。
“自然建造”的核心不是簡單的所謂關注自然，而是從探索、保持差異性的世界觀出發，堅持對差異性的堅持，對統一性的反對。“包括中國的文化，所謂千城一面，都是和統一性有關係的，所以我們堅持的是差異性，這是核心。強調的是手工與現代工藝的共存是探索方向。實際上，這兩者是不能共存的，現代工藝正在全面取締傳統手工；強調在場經驗與實踐，因為很多建築師是不在場的，從概念出發還是從經驗出發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線，我們認為所有建築的基礎都是從經驗入手，所以要強調在場經驗與實踐。強調反思材料和建造方式的文明取向，是因為傳統建築群，包括各民族各國家的地方傳統建築群的材料選擇和建造方式都是有倫理性質的，我們希望能把建築學的思考提高到社會性意義的高度上。最後， 自然建造 很容易被歸結為簡單的地域主義，我們希望它能夠超越地域與國界，它的世界觀、探索方向、倫理觀具有世界範圍內的思考價值。”
基本介紹
第四屆中國建築傳媒獎正式啟動，大獎就評審陣容、評獎理念、評獎規則、獎項設定等進行全面升級。本屆大獎由首位獲得頌洪霸普利茲克建築獎的中國建築師王澍擔綱評審會主席，並以“自然建造”為評獎的參照理念展開評選工作。
“與前三屆相比，不論是評審陣容、評獎理念還是獎項設定上，我們更重視世界性、專業性以及來自學院的力量。”中國建築傳媒獎總監南島說，“中國建築傳媒獎旨在推動關注中國現實、並具有國際視野的建築設計探索。獎項設定的基本價值觀是讓建築親近自然、關注建造、回歸人性。我們希望對符合這一價值取向的艱辛探索進行肯定與推動，並能為世界建築逐步提供來自中國範圍內的建築實踐樣本。”
第四屆中國建築傳媒獎邀請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王澍教授擔任評審會主席，並以王澍和陸文宇所提出的“自然建造”作為評獎的參照理念展開評選工作。從組委會透露的名單來看，此屆評審委員會陣容強大，不僅由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王澍擔任評審會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崔愷，香港建築策展人陳伯康，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副院長葛明，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副院長李翔寧，台灣建築評論家阮慶岳；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王路，國際建築師協會前主席阿爾伯特·杜伯樂(AlbertDubler)，荷蘭建築攝影師伊萬·巴恩(IvanBaan)等人均出現 在評審會名單之中。
獎項升級的核心還體現 在評獎理念的轉變上。本屆建築獎提出以“自然建造”為評獎的參照理念。它從探討保持豐富差異性的世界觀出發，強調手工與現代工藝的共存，強調在場經驗與實踐，強調反思材料與建造方式的倫理取向，追尋立足地域並超越地域與國界的建築價值與人文思考的意義。
王澍詳盡地闡釋了這一評獎參照理念。他表示，“自然建造”的核心不是簡單的所謂關注自然，而是從探索、保持差異性的世界觀出發，堅持對差異性的堅持，對統一性的反對。“包括中國的文化，所謂千城一面，都是和統一性有關係的，所以我們堅持的是差異性，這是核心。強調的是手工與現代工藝的共存是探索方向。實際上，這兩者蒸仔墊是不能共甩埋地雅存的，現代工藝正在全面取締傳統希請閥手工；強調在場經驗與實踐，因為很多建築師是不在場的，從概念出發還是從經驗出發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線，我們認為所有建築的基礎都是從經驗入手，所以要強調在場經驗與實踐。強調反思材料和建造方式的文明取向，是因為傳統建築群，包括各民族各國家的地方傳統建築群的材料選擇和建造方式都是有倫理性質的，我們希望能把建築學的思考提高到社會性意義的高度上。最後， 自然建造 很容易被歸結為簡單的地域主義，我們希望它能夠超越地域與國界，它的世界觀、探索方向、倫理觀具有世界範圍內的思考價值。”
中國建築傳媒獎誕生於2008年，前三屆中國建築傳媒獎的理念為“走向公民建築”，強調建築的社會性與公共性、建築在社會生活中應起的擔當性。大獎組委會副主任、南方都市報常務副總編輯崔向紅表示，經過三屆大獎的洗鍊，獎項理念具備了進一步下探、觸及現代建築本質問題的可能。“自然建造”理念是基於對當下世界建築的采甩嬸發展趨勢與中國本土的現實思考，更具世界範圍與專業領域的針對性。我們主張傳播這一理念，冀望與時代形成共振。
第四屆中國建築傳媒獎評審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主席
王澍：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
委員
崔愷：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
陳伯康(AricChen)：香港M+博物館設計和建築策展人
葛明：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副院長
李翔寧：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副院長
阮慶岳：台灣知名建築評論家、建築策展人
王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原《世界建築》雜誌主編
阿爾伯特·杜伯樂(AlbertDubler)：國際建築師協會前主席
伊萬·巴恩(IwanBaan)：荷蘭知名建築攝影師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6年08月13日 作者：謝湘南 黃璐）
第四屆中國建築傳媒獎評審會主席、中國首位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王澍接受南都專訪，強調“自然建造”概念的提出是針對社會和建築範疇的多個問題：
“自然建造”絕不是簡單的自然材料建房……
究竟何為“自然建造”？“自然建造”概念的提犁坑朽歸出究竟是基於什麼樣的社會語境？南方都立承市報記者在杭州專訪了王澍。
“自然建造”有豐富的針對性
南都：你和陸文宇提出“自然建造”的概念是基於什麼考量？
王澍：這是從現代建築的做法提出的，“自然建造”具有針對性，因為我們受現代建築影響非常大。
“自然建造”有幾個特徵：第一，它是針對大型的工業生產，是以工業生產作為大的背景，它強調的是工業生產的人造物，它和具體的地點、文化背景其實可以沒有關係。
第二，是現代建築推翻了建築的自然歷史過程，中斷了歷史的運動，甚至是反歷史的運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重新討論文化的連續性，需要有一個講述，需要有一個角度。
第三，就是現代建築的潮流下，通過所謂的文化概念來製造新建築，這個變成了一種流行，是和消費社會直接有關的流行性趨勢。
第四，和建築的發生機制有關，實際上整個現代社會的核心就是專業化，所以我們原來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的建築活動，變成了一個完全專業化的體制，一般的人失去了能夠干涉或者掌握建造或者是建築的基本權利。
第五，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現代性造成的深刻衝突，就是人造環境和自然環境的衝突，在所有衝突當中最有普遍性的就是這個衝突。以這種前所未有的人的建造能量，自然已經變得不堪一擊。
第六，有一個非常專業化的話題，就是建築學長期在爭論的功能和形式的問題，到底是功能決定形式還是形式決定功能，從現代和後現代一直爭論這個問題。但看一下現代之前的建築史，我們發現我們可以換一個話題，是建造決定形式還是形式決定建造，這是更基本的問題。
如果再談，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和城市有關的，人工建造物的堆積與自下而上的建造物的生長，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所以整個“自然建造”主題的提出是針對這一系列問題。
再談得遠一點，其實它和社會的形成也非常有關，就是自然形成的社會的社區性的組織結構，是如何被現代建築這種人工設計的方式逐漸瓦解和破壞，這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性。所以“自然建造”絕對不是簡單的自然材料建造的房子，當然最簡單的切入點是這樣。
追求“反標誌性的建築”
南都：你覺得“自然建造”和自然建築，或者說經常提的生態建築、綠色建築這些概念有何關係？
王澍：綠色也好，生態也好，這一類題材都比較技術性，因為對原來建築沒有發問，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了綠色的考慮，這是不是就解決了問題？而且，很顯然講生態和綠色，在前面這些重大問題沒有被衝擊的前提下，很快地變成了一個新產業，生態的技術新產業，它仍然是龐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個新部分。
其實，我們談自然的建造，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要是以社會化的大型生產和消費作為核心的社會，它帶有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的色彩，實際上是這樣的問題。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條和中國很有關的，就是你只要談自然的建造，整個的傾向一定是在追求一種我稱之為“反標誌性的建築”，我們對所有的標誌性建築都沒有興趣。或者說要有標誌性也是以反標誌性的手段來實現的，另外一種至少不是視覺優先的東西。
南都：看你的建築會覺得很親切，但看你的書會有種疏離感，因為裡面有很多專業術語，你怎么看你的建築和你的書寫語言之間的反差？
王澍：我的建築很強調現場性和身體性的經驗，這是只要談到自然性的主題必須以這個為前提。其實大量建築師的作品都是以遠觀或者是外在的角度考慮，而不是人在其中的經驗。如果只是討論身體性和現場的經驗都不是真實的，因為所有的現場都不是只在這裡的現場。
我經常會想到現場，同時整個的思路可以在全世界遊蕩，可以在一千年的尺度上來回，它是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建築是要造起來，造起來基本上是一個生活世界，你會覺得代上帝履行使命，因為建造一個生活世界是上帝乾的。
“自然建造”的建造觀念
南都：有評論對你的建築理念和方法，總結了三個特點：一個是造園，交叉情緒的設計方法；第二個小品主義的追求表現自由的設計理念；三是運用傳統元素作為詩意的表現手法。你認同這三點嗎？
王澍：這個可能是大家最感興趣的，是社會、外在的最感興趣的點而已。其實沒有那么簡單，最少可以加第四條，像這么浪漫的想法如何能在這個很不浪漫的社會裡實現。所以英國有一個雜誌寫了一篇評論，我覺得稍微觸及到這個問題。
他們給我加了一個新的封號，說這是一個“違規大師”，因為我每個作品其實都是面對現行的制度規範，通過一系列的踩紅線的“違規”動作實現的。
我最感興趣的是閱讀法律條文，在所有法律條文裡面沒有說我不能幹的，建築有一大堆法規，建築師和藝術家是不一樣的，建築師是要面對法規建築的，法規沒有說不能這樣。很多人說怎么可以這樣做，我說你讀一下條文，上面沒說不可以，我經常是這樣子來處理問題的。
南都：還有表現小品主義這個概念。
王澍：這裡面是都有的，但都沒有那么簡單。比如說造園，我把它其實已經發展成自然世界的建造觀念，從造園而啟發，但到我手裡的時候就不是造園，而是每一次稱為自然世界的模型建造。
小品也是有針對性的。小品這個主題，一個是對所有主旋律和宏大敘事的消極，它帶有直接的色彩。另外一個也是帶有對所有日常生活的消逝的關注，因為建築師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關心文化的同時會把日常生活徹底忘記。
我們有大量的所謂以文化為主題的新建築，但裡面看不到真正和日常生活有關的東西，所以我用所謂的小品工具來自我救贖，建築需要綜合性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單一武器能解決問題。
強調對自然較少傷害
南都：你如何看手工的建造在當下建築環境中的意義？
王澍：手工的建造在社會的意義，這也是我到2000年前後才產生比較自覺的意識，前提是我在20世紀90年代，與大量建造和工匠密切地接觸，但它可以上升到我改變建築設計的基本方式。
這種問題其實帶有價值觀的取向，包括你如何使用它。比如說我們以前只注重建築用的材料和觀念是不是生態、綠色的考慮，後來開始關注建造過程是不是能採取對自然有較少傷害的方式來實施。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建築師一般不考慮建造過程的價值觀。另外一個主題是關於社會，其實社會和歷史都包含自然屬性，他們都包含了一種我稱之為“類自然物”的狀態，和世界的人工做法截然不同。
南都：你曾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提了當下中國建築現狀的一個說法，有一句話對我觸動比較大，你說“哀莫大於心死”，看得出你對當前的狀態相當的悲觀，如今，你是不是還保持這種悲觀的狀態，還是有一些變化？
王澍：我是既清醒又悲觀的那種，總體我比較悲觀，因為整個的發展趨勢已經形成的這種制度結構，其實它的改變非常痛苦，而且當它已經包裹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在裡面，這種改變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之所以還在工作，是因為我們沒有放棄希望。我對那些看似不重要的零星在某些地方獨立戰鬥的、自下而上的、也不是很有力量的努力都充滿敬畏，我覺得這些東西是未來這個社會的希望。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6年08月17日 作者：謝湘南 黃璐）
中國建築傳媒獎誕生於2008年，前三屆中國建築傳媒獎的理念為“走向公民建築”，強調建築的社會性與公共性、建築在社會生活中應起的擔當性。大獎組委會副主任、南方都市報常務副總編輯崔向紅表示，經過三屆大獎的洗鍊，獎項理念具備了進一步下探、觸及現代建築本質問題的可能。“自然建造”理念是基於對當下世界建築的發展趨勢與中國本土的現實思考，更具世界範圍與專業領域的針對性。我們主張傳播這一理念，冀望與時代形成共振。
第四屆中國建築傳媒獎評審委員會名單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主席
王澍：普利茲克建築獎獲得者、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
委員
崔愷：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設計院總建築師
陳伯康(AricChen)：香港M+博物館設計和建築策展人
葛明：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副院長
李翔寧：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副院長
阮慶岳：台灣知名建築評論家、建築策展人
王路：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原《世界建築》雜誌主編
阿爾伯特·杜伯樂(AlbertDubler)：國際建築師協會前主席
伊萬·巴恩(IwanBaan)：荷蘭知名建築攝影師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6年08月13日 作者：謝湘南 黃璐）
第四屆中國建築傳媒獎評審會主席、中國首位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王澍接受南都專訪，強調“自然建造”概念的提出是針對社會和建築範疇的多個問題：
“自然建造”絕不是簡單的自然材料建房……
究竟何為“自然建造”？“自然建造”概念的提出究竟是基於什麼樣的社會語境？南方都市報記者在杭州專訪了王澍。
“自然建造”有豐富的針對性
南都：你和陸文宇提出“自然建造”的概念是基於什麼考量？
王澍：這是從現代建築的做法提出的，“自然建造”具有針對性，因為我們受現代建築影響非常大。
“自然建造”有幾個特徵：第一，它是針對大型的工業生產，是以工業生產作為大的背景，它強調的是工業生產的人造物，它和具體的地點、文化背景其實可以沒有關係。
第二，是現代建築推翻了建築的自然歷史過程，中斷了歷史的運動，甚至是反歷史的運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重新討論文化的連續性，需要有一個講述，需要有一個角度。
第三，就是現代建築的潮流下，通過所謂的文化概念來製造新建築，這個變成了一種流行，是和消費社會直接有關的流行性趨勢。
第四，和建築的發生機制有關，實際上整個現代社會的核心就是專業化，所以我們原來作為人的基本生存的建築活動，變成了一個完全專業化的體制，一般的人失去了能夠干涉或者掌握建造或者是建築的基本權利。
第五，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現代性造成的深刻衝突，就是人造環境和自然環境的衝突，在所有衝突當中最有普遍性的就是這個衝突。以這種前所未有的人的建造能量，自然已經變得不堪一擊。
第六，有一個非常專業化的話題，就是建築學長期在爭論的功能和形式的問題，到底是功能決定形式還是形式決定功能，從現代和後現代一直爭論這個問題。但看一下現代之前的建築史，我們發現我們可以換一個話題，是建造決定形式還是形式決定建造，這是更基本的問題。
如果再談，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和城市有關的，人工建造物的堆積與自下而上的建造物的生長，這是兩種不同的思路，所以整個“自然建造”主題的提出是針對這一系列問題。
再談得遠一點，其實它和社會的形成也非常有關，就是自然形成的社會的社區性的組織結構，是如何被現代建築這種人工設計的方式逐漸瓦解和破壞，這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性。所以“自然建造”絕對不是簡單的自然材料建造的房子，當然最簡單的切入點是這樣。
追求“反標誌性的建築”
南都：你覺得“自然建造”和自然建築，或者說經常提的生態建築、綠色建築這些概念有何關係？
王澍：綠色也好，生態也好，這一類題材都比較技術性，因為對原來建築沒有發問，只是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了綠色的考慮，這是不是就解決了問題？而且，很顯然講生態和綠色，在前面這些重大問題沒有被衝擊的前提下，很快地變成了一個新產業，生態的技術新產業，它仍然是龐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一個新部分。
其實，我們談自然的建造，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只要是以社會化的大型生產和消費作為核心的社會，它帶有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的色彩，實際上是這樣的問題。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條和中國很有關的，就是你只要談自然的建造，整個的傾向一定是在追求一種我稱之為“反標誌性的建築”，我們對所有的標誌性建築都沒有興趣。或者說要有標誌性也是以反標誌性的手段來實現的，另外一種至少不是視覺優先的東西。
南都：看你的建築會覺得很親切，但看你的書會有種疏離感，因為裡面有很多專業術語，你怎么看你的建築和你的書寫語言之間的反差？
王澍：我的建築很強調現場性和身體性的經驗，這是只要談到自然性的主題必須以這個為前提。其實大量建築師的作品都是以遠觀或者是外在的角度考慮，而不是人在其中的經驗。如果只是討論身體性和現場的經驗都不是真實的，因為所有的現場都不是只在這裡的現場。
我經常會想到現場，同時整個的思路可以在全世界遊蕩，可以在一千年的尺度上來回，它是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因為建築是要造起來，造起來基本上是一個生活世界，你會覺得代上帝履行使命，因為建造一個生活世界是上帝乾的。
“自然建造”的建造觀念
南都：有評論對你的建築理念和方法，總結了三個特點：一個是造園，交叉情緒的設計方法；第二個小品主義的追求表現自由的設計理念；三是運用傳統元素作為詩意的表現手法。你認同這三點嗎？
王澍：這個可能是大家最感興趣的，是社會、外在的最感興趣的點而已。其實沒有那么簡單，最少可以加第四條，像這么浪漫的想法如何能在這個很不浪漫的社會裡實現。所以英國有一個雜誌寫了一篇評論，我覺得稍微觸及到這個問題。
他們給我加了一個新的封號，說這是一個“違規大師”，因為我每個作品其實都是面對現行的制度規範，通過一系列的踩紅線的“違規”動作實現的。
我最感興趣的是閱讀法律條文，在所有法律條文裡面沒有說我不能幹的，建築有一大堆法規，建築師和藝術家是不一樣的，建築師是要面對法規建築的，法規沒有說不能這樣。很多人說怎么可以這樣做，我說你讀一下條文，上面沒說不可以，我經常是這樣子來處理問題的。
南都：還有表現小品主義這個概念。
王澍：這裡面是都有的，但都沒有那么簡單。比如說造園，我把它其實已經發展成自然世界的建造觀念，從造園而啟發，但到我手裡的時候就不是造園，而是每一次稱為自然世界的模型建造。
小品也是有針對性的。小品這個主題，一個是對所有主旋律和宏大敘事的消極，它帶有直接的色彩。另外一個也是帶有對所有日常生活的消逝的關注，因為建築師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在關心文化的同時會把日常生活徹底忘記。
我們有大量的所謂以文化為主題的新建築，但裡面看不到真正和日常生活有關的東西，所以我用所謂的小品工具來自我救贖，建築需要綜合性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單一武器能解決問題。
強調對自然較少傷害
南都：你如何看手工的建造在當下建築環境中的意義？
王澍：手工的建造在社會的意義，這也是我到2000年前後才產生比較自覺的意識，前提是我在20世紀90年代，與大量建造和工匠密切地接觸，但它可以上升到我改變建築設計的基本方式。
這種問題其實帶有價值觀的取向，包括你如何使用它。比如說我們以前只注重建築用的材料和觀念是不是生態、綠色的考慮，後來開始關注建造過程是不是能採取對自然有較少傷害的方式來實施。我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建築師一般不考慮建造過程的價值觀。另外一個主題是關於社會，其實社會和歷史都包含自然屬性，他們都包含了一種我稱之為“類自然物”的狀態，和世界的人工做法截然不同。
南都：你曾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提了當下中國建築現狀的一個說法，有一句話對我觸動比較大，你說“哀莫大於心死”，看得出你對當前的狀態相當的悲觀，如今，你是不是還保持這種悲觀的狀態，還是有一些變化？
王澍：我是既清醒又悲觀的那種，總體我比較悲觀，因為整個的發展趨勢已經形成的這種制度結構，其實它的改變非常痛苦，而且當它已經包裹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在裡面，這種改變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之所以還在工作，是因為我們沒有放棄希望。我對那些看似不重要的零星在某些地方獨立戰鬥的、自下而上的、也不是很有力量的努力都充滿敬畏，我覺得這些東西是未來這個社會的希望。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6年08月17日 作者：謝湘南 黃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