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清貢磚

臨清貢磚是山東省的中華傳統手工技藝。明清兩代 “歲征城磚百萬”，當時臨清每年的貢磚燒造實際數量應遠遠超出幾百萬塊的貢磚數量。據考證臨清官窯多分布於運河兩岸。

簡介

明清兩代臨清為州，後升為直隸州管轄夏津、武城、邱縣、館陶四縣。官窯的分布應以臨清為中心，南至現河北省館陶縣境內，北至山東省德州市武城縣、夏津縣，東至現臨清魏灣鄉，原清平縣的漳衛運河及會通河兩岸。在此區域內窯窯相連，常以群聚，康熙時客居臨清的江南文士袁啟旭曾賦詩吟詠燒磚情形：“秋槐月落銀河曉，清淵土裡飛枯草。劫灰助盡林泉空，官窯萬垛青煙裊。”

土質特別

皇家營建所需貢磚在距京城迢迢幾百里之遙的臨清燒造，其原因有兩種。一是燒造貢磚必須所具備的內部原因：首先臨清當地的運河淤積土質好，俗稱“蓮花土”，細膩無雜質，沙粘適宜，用這種土燒出的磚，敲之有聲，斷之無孔，堅硬茁實，不鹼不蝕；再者當地的燒造工藝技術嫻熟、獨特。燒出的磚品種齊全、色澤純正、形狀規整。有詩云：“朱花鈐印體制精，陶模範埴觚稜好。”二是促成皇家指定在臨清燒造貢磚的外部原因：臨清傍臨運河，貢磚燒成檢驗後可直接裝船解運京師。詩曰：“玉河秋水流涓涓，舳艫運磚如絲連”。並且當時臨清是衛所重鎮，屯兵擁眾，又是國家儲糧基地，還是商業都會，可以嚴格控制各地派出徭役滋事生變，滿足窯工生活日用所需。由於臨清傍臨運河，運輸方便，土質特別，水質不鹼，成為當時生產貢磚的首選之地。於是在臨清劃地營建官窯數百座，專設“工部營繕分司督之”。至清代末，燒磚工藝延續達500多年。臨清貢磚除用於北京皇宮等建築外，廣泛用於全國各地。

燒制工藝

臨清貢磚燒制工藝包括：選土、碎土、澄泥、熟泥、制坯、晾坯、驗坯、裝窯、焙燒、洇窯、出窯、成磚檢驗等複雜的燒制工藝。臨清貢磚生產工藝複雜精細，且用土講究，用當地特有的“蓮花土”以及漳衛河水（俗稱陽水）燒制的磚“敲之有聲，斷之無孔，堅硬茁實，不鹼不蝕”。

為保證磚的質量，明清兩代的臨清磚窯，都有一套嚴格的技術操作規程。燒磚用的土，過完大篩子，還要過一遍小篩子，然後再象濾石傑一樣，將土用水過濾，濾滿一池，待泥沉澱後，再從濾池中將泥取出，用腳反覆踩勻，才能用來脫制磚坯。這和燒制陶器的備泥技術差不多。

脫制磚歪是所有工序中最耗體力的一道工序。具體做法是：先在磚模里舖上一層濕布（以便傾倒），然後從踩好的泥堆上取下一塊約七八十斤重的泥團，經過反覆摔揉加工，最後用力摔入磚模中。泥團的大小和用力的大小既要保證磚模的四解四棱填滿填實，又要保證不能因泥團而小而添泥，還則磚坯入窯後燒不成一體。率好後，把帶泥的磚模搬到合適的地方倒出來即可。各窯場都設專人檢查磚坯質量，稜角分明，光滑平正方為合格，不合格者要毀掉重做，因此，一個最好的工匠，一天也只能部400塊磚坯。一般的，一天也就脫二三百塊。

脫制好的磚坯晾乾之後便可裝 窯燒制了。燒磚用的燃料是豆秸或棉柴，因其火旺且勻。燒窯是一項複雜的技術活，必須由經驗豐富的火把勢掌握火候。每窯磚必須燒制半個月方能停火。停火後不能立即出窯，此時的磚是紅色而非青色。要在窯頂預留的水槽內放水，讓水慢慢滲入窯中，水不能太多太急，否則會使窯體炸裂，這稱為洇窯。洇窯約六七天時間，洇畢便可出窯了。由於非雨季可大量積存磚坯，故各窯都能常年連續燒制。燒磚用的豆秸或棉此因用量甚巨，需專門籌措。每燒磚一 窯，約需此“八九萬斤不等。辦柴州縣，除東昌府外，有東平、東阿、陽穀、壽張八處，每年領價辦柴運送各窯”。“各州縣辦柴，俱由運河載送，其清（平）、茌（平）、博（平）、三縣，皆附近窯廠，不通水道。官憫其陸運之艱，往往挾資就州境採買。以至昨一個附近豆秸和棉柴的價格常常居高不下。

遍及南北

北京故宮、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各城門樓、鐘鼓樓、文廟、國子監及各王府營建中所用的臨清貢磚比比皆是，處處可見。明十三陵、清東陵、清西陵等皇家陵園營建中所用的“壽工磚”也由臨清燒造。此外南京中華門城牆、玄武橋，曲阜孔廟，德州減水壩，張秋鎮荊門、阿城、七級等閘壩等處也相繼發現臨清貢磚，這些磚至今不鹼不蝕、敲擊有聲，500多年的歷史中，臨清燒造貢磚時間之長、數量之大是中國任何地方無法比肩的。

臨清貢磚生產工藝是我國勞動人民在生產勞動中取得的獨特經驗，明清時期用此工藝生產的大青磚已被故宮等多處世界級文化遺產建築所用。 幾百年來，此磚不鹼不蝕，質地仍堅硬如石，顯示了臨清貢磚燒制工藝的高超。臨清磚開發並恢復生產後，已用於蓬萊水城和成都杜甫草堂的維修，現正擴大生產規模， 以滿足全國各地古建築的修建使用如今，臨清貢磚燒制技藝被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遺址發掘

遺址位於臨清市東南約12公里的運河右岸，京九鐵路穿越遺址西側,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窯址集中沿河分布，西起河隈張莊村西，東至陳官營村西北，東西綿延約1500米。距河道最近者僅五六十米，遠者約700多米。絕大多數窯址已被夷為平地，個別尚存高出周圍約2—3米的土堆。

窯址結構基本一致，均有長梯形斜坡式操作間、火門、長方形火塘、馬蹄形或長方形窯室及方形煙囪構成。構築建造方式大體相同，皆在原地面上挖相應部位形制的淺坑，周壁用青磚砌成，以磚鋪底。但保存較差，多數僅存底部，磚牆遭破壞。有的窯室及工作間尚存1米深，較差者僅存窯室和煙囪底部的燒結面，但不同時期的窯址形制及規模大小不同。

明代窯址2座。位於發掘區北部，兩窯並列。操作間朝東，長方形斜坡式坑，兩側單磚砌牆，局部僅存底部牆基，寬約2.28—2.6米、長約5—6米。火塘呈橫長方形深

坑，東與操作間相連，內徑橫寬約2.5米、縱深0.8米，深約0.9米。火門位於火塘和操作間之間，遭破壞。窯室平面近“馬蹄形”，內徑橫寬5.6—6.5米、縱深1.9—2.6米，單磚砌牆，局部尚存4—5層磚，磚的一側多數戳印款銘，可辨者有“天啟五年上廠窯戶王甸作頭張義造”，底部以小磚鋪底，平行擺成多排，每排略弧。窯室後部等距分布3個方形煙囪，其中兩側的對稱外伸。煙囪和窯室間立兩塊磚，隔出三個煙道。

清代窯址16座。窯室形制有兩種：近方形和圓角扁長方形。

方形窯室者皆位於發掘區東部，5座南北並列成排。操作間朝西北，窯室近方形，縱深長方形火塘伸入窯室內，窯室後部磚砌兩個方形大煙囪。均遭嚴重破壞，牆和底部磚被取走。窯室規模相當，內徑橫寬約4.2—4.9米、縱深約4.6—5.2米。 圓角扁長方形窯室類的窯址主要分布於發掘區東西兩側，東側的一排工作間大多朝西北，個別向東南，西側的一排工作間均朝東南。窯室的後部等距分布磚砌的3個方形煙囪，煙囪與窯室間立兩塊磚隔出3個煙道。保存情況差別較大，東部一排遭嚴重破壞，窯室周壁、底及操作間兩側牆上的磚基本被取走。唯西部兩座保存較好，窯室及工作間的局部尚存0.5-1米高的磚牆，鋪地磚保存完好。規模大小不一，大者窯室內徑橫寬約7.8、縱深約4.3米，工作間長8.8-9.4、內徑寬1.5米，通長16-18米。小者窯室內徑橫寬約6.5、縱深約2.7米，工作間長5.2、內徑1.4米，通長9.5米。

還發現道路2條，其中1條有明顯的車轍痕，並向河道內延伸，可能與磚的外運有關，但經鑽探，在路與現河道的交接處沒有發現碼頭類遺蹟，可能因機械清淤破壞。另外，清理了取土坑、垃圾坑、儲灰坑、局部活動面及右側的一段大堤等遺蹟。

遺物主要為大量青灰磚，其中完整者且戳印款銘的約100多塊，有款銘的殘塊數百塊。款銘格式、內容一致，長方形單線框內單行楷書，內容有紀年、窯戶及作頭姓名，但不同時代款銘的位置、內容有變化。明代款銘皆戳印於磚的長側面，陽文楷書，發現有“萬曆”紀年的殘塊，其餘為“天啟元年、三年或五年”，窯戶為“王甸”，完整款銘如：“天啟五年上廠窯戶王甸作頭張義造”。清代磚款銘均戳印於端面，絕大部分為陽文楷書，少量為陰文楷書，紀年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幾代。完整且字跡清晰者有：“康熙拾伍年臨清窯戶孟守科作頭巖守才造”、“乾隆九年臨清磚窯戶孟守科作頭崔振先造”、“乾隆四十二年窯戶孟守科作頭崔成造”“道光十年臨磚程窯作頭崔貴造”等。還發現幾塊有紅色印章的磚，印記位於磚的長側面，長方形粗線紅框內印單行6字紅色楷書，字型較大，字跡清晰可辨者為“東昌府臨清磚”，相對應的側面戳印款銘，紀年為乾隆九年。另外，還發現少量青花瓷碗、盤及黃綠釉紅陶盆等生活用器殘片。

從出土的款銘磚判斷，窯址大多屬康熙、乾隆年間，個別應早到天啟年間，最晚的屬道光時期。

據明清史籍及《臨清州志》記載，永樂初，工部在臨清設營繕分司督理燒磚業，歲征城磚百萬，順治十八年裁營繕分司，由山東巡撫領之。至今在故宮、天壇、十三陵及清西陵等皇家建築內，均發現有臨清磚的標識。臨清成為明清兩朝皇家建築用磚主要基地，臨清的磚窯廠在當地也被稱為“官窯”。雖然明清史籍中多有臨清磚的記載，但也隻言片語，內容主要涉及窯廠的管理。這次發掘，是明清燒磚“官窯”遺址的首次大規模揭露，使明清以來坊間一直充滿諸多神秘色彩的貢磚“官窯”得以重新面世，以豐富的實物資料填補了史籍中有關窯址形制、結構及窯廠規模大小等記載的闕如。這對於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明清貢磚燒造技藝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也為運河文化的深入研究及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提供重要的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