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朐金家大田莊慘案抗戰時期發生在青州的四大慘案之一。是指1938年2月17日（古歷正月十八），駐臨朐日軍以搜尋徐四隊長為名，對我區公所所在地釣魚台、金家樓、大田莊等村莊進行的一次洗劫暴行。
基本介紹
- 名稱：臨朐金家大田莊慘案
- 地點：釣魚台、金家樓、大田莊
- 時間：1938年2月17日
事件背景,事件經過,
事件背景
1937年底，日軍占領臨朐城。當時，臨朐縣下設八個區，王墳鎮隸屬於臨朐縣一區，區公所設在紙坊（今臨朐縣紙坊鎮紙坊村）。日本兵占領臨朐縣城後，紙坊區公所搬到了釣魚台（今王墳鎮釣魚台村）。區公所用來打土匪和維護治安的並沒有什麼正規軍，而是組織了附近村的村民，取名叫“團勇”。他們主要是打土匪，偶爾也打日軍，所以日軍把區公所視為敵人。
國民黨的一個區隊長徐永義，是大田莊（今王墳鎮大田莊村）人，原來駐紮在臨朐城，日本兵進駐臨朐後，徐便躲到了金家樓村（今王墳鎮金家村）緊挨著廟的金家學堂里。徐永義，外號徐四，是國民黨的一個區隊長，人稱徐四隊長。為人比較正義，也曾打過日軍。加之日本兵占領了徐四的“領地”，徐四心裡就窩著一把火。徐四通過探子得知了一些日軍在臨朐城內的布置情況，便在一天夜裡到臨朐城進行偷襲（當地人稱之為“摸鬼子”）。但就在這天晚上，事情有變，原來該是漢奸站的崗哨，卻換上了日軍，徐四他們剛一進去，由於口令不對被日軍識破，徐四他們慌忙逃跑。這次偷襲，非但沒有打著日軍，還死傷了幾個自己的人。
徐四逃回後，再不敢輕舉妄動，但就是這次“摸鬼子”，惹惱了駐在臨朐城內的日本軍，這也是日本兵進行掃蕩的藉口，日本兵製造了“金家大田莊慘案”後，徐四一方面覺得對不住父老鄉親，一方面又深感作為一個軍人的恥辱，最後瘋了，不知所終。
事件經過
1938年2月17日（古歷正月十八），日軍約30餘人，漢奸30餘人，共六、七十人出臨朐城南門，以搜尋徐四隊長為名，到五井（今臨朐縣五井鎮五井村），翻過山嶺進入麻峪溜（平安莊村對面的一個深溜，在國老崮下），出溜後，又兵分兩路，大部分直驅釣魚台，因為他們探知區公所躲到了這裡，加之又認為徐四可能藏在這裡。另一小股日軍沿山路翻山去了東股（今王墳鎮東股村）。
那天上午，老百姓就聽到口信，聽說日軍兵出了臨朐城，上了五井，要路過徐永義駐過的地方——釣魚台、金家樓和田莊。警惕性高的人，帶著衣服、被褥和乾糧跑出村躲了，一些思想麻痹的人，認為咱沒惹著日軍，日軍還能見人就殺？咱好好接待他，不會有什麼事！
日本兵趕到釣魚台時，接近吃早飯時候。村里已無多少人，大部分已經跑掉了，帶著家什、被褥，扶老攜幼地，在這跑的人群中有一個叫劉宗剛的青年，就死在了日軍的槍下。
劉宗剛（無子女，其叔父劉清傑之子劉宗星仍健在）是國民黨抓的壯丁，人稱“團勇”，會用槍，整日裡為區公所催糧，打土匪，偶爾也打日軍。由於年月不太平，劉宗剛選擇了一個極特殊的日子結婚：大年夜。沒想到的是僅僅過了十八天，就在正月十八的中午就死在了日軍的槍口下。那時人們跑著逃命，往往是一家人或是鄰里幾家人一起往山上跑，沒有組織者，近乎是一哄而逃的景象。而這個劉宗剛急乎乎地往西山里跑，直跑到了井峪（今王墳鎮井峪村）的里溜，棉襖敞開著，露出了帶在身上的子彈袋，而此時（已是接近中午）正迎頭碰上了日軍！他所迎頭碰上的日軍就是繞道東股的那一小股兵，他們從東股取山道經馬家稍（今王墳鎮馬家稍村）、井峪、再到釣魚台與原部隊會合。這些日軍看到一個帶有子彈袋的青年狂奔，二話沒說，當即開槍將其打死。
開進釣魚台的大批日軍、漢奸挨家挨戶地搜徐四，找他們的目標，區公所自然被發現，當時區公所的所有人早已溜之大吉，留下兩捆刺刀放在房前，日軍豈肯放過？牽了區公所東邊尹德明家的一頭驢，托上兩捆刺刀走了，走的時候已過中午（約一點左右）。區公所後來自行解散，有的參加了八路軍游擊隊，有的當了漢奸。
日本兵由於事先打探好了，加之有漢奸幫忙，所以這次日軍的目標很明確：就是釣魚台、金家樓、大田莊。
那時，金家村有100多戶，600多人，村莊有五個炮樓，保長叫張建福。李樹武時年5歲，看著人家跑，就對父親（李明山）說，趕快跑吧！可李明山說，他姥姥家就住在臨朐城北關，他在那兒見過日軍，並不殺人，還特彆強調：“日軍很講理，日軍來了，我能跑？我得去接他們。”就是他這一接，送了性命。李樹武等人跑到山裡，很晚才回來，見父親就死在了泉子邊，同時死亡的還有五、六個人。後來聽人說，當時李明山組織了幾個人去接，為首的日軍問他一句，翻譯說：“田莊在哪裡？”李明山說：“不知道”。翻譯又問了一句：“到田莊有幾里路？”李明山又說：“不知道”。翻譯剛向日軍說完，為首的日軍便用槍打死了李明山。後來日軍抓了兩個人：張學東和李璐林當了嚮導，去了大田莊。
張金祿時年12歲，兄妹3人跟申光斗、金鳳起幾家人一起，跑到黃嶺前坡（金家村東北角），日軍用槍掃射的時候，有四、五個人中槍死亡。
在金家樓，日軍呆了也就半個小時，卻致19人喪命。由於在金家沒有搜出徐四，惱怒之下放火燒了半截村（東半片，因為徐四住的學堂就在村東邊）。後來三四年內，日軍還來過四五次，但沒再傷人，由於這一次洗劫，人死了，房子也燒了，緊接著又逢1942年大歉年，人口足足減少了一半。
由於一直沒有找到徐四隊長，日軍氣急敗壞，在嚮導的帶領下徑直向大田莊趕來，現已74歲的褚紀友老人說：“日軍來的時候，太陽快落山了，也就三點左右，我們跑的時候，與日軍碰了個正著，日軍是從松樹嶺上翻山過來的，我看見嚮導走在最前面，30多個日軍都背著槍，走在前面的日軍用搶挑著太陽旗，我與俺娘（當時50歲左右）在北荒與日軍正好走個迎頭，日軍見我們是一老一小，沒理我們。我與俺娘趕忙從地里跑到了東溝。”
大田莊的民眾有大部分沒有跑，原因有二：一是該村有一個姓宋的（小名叫“當”），他姑家是益都縣城，他向村里人說：日軍不打人，只要用桑皮紙中間貼上個紅紙做成一面小旗，見到日軍時拿出來，就會沒事，所以很多人聽信了，思想麻痹大意；二是該村的保長徐永春比較有影響力，他不讓人跑，而是積極組織大田莊的民眾，或拿小旗，或沒拿小旗的，集體出來迎接。這樣那些膽小的、小心的都跑了，那些思想麻痹的、膽子大的都留在了村里。
日軍到村里時近3點左右，保長徐永春帶領一大幫子人忙出來迎接。日軍頭頭吆喝著，翻譯官翻譯著，將老百姓集合到了村西頭（西溝）處，分成兩檔子：拿著小旗的和52歲以上的靠西崖頭站，沒拿小旗的18歲以上51歲以下的青壯年靠東邊的一個石牆根跪著。
西邊的小土崖頭上已經架起了兩挺機槍，人們大氣也不敢喘一下，只聽日軍嗷嗷叫，和扳動機槍的稀里嘩啦的碰撞聲。日軍布置好後，那個軍官嚎叫著，翻譯官翻譯著，說：“把徐永義交出來。三天內交出來無事，三天交不出來，把全莊燒光、殺光。”可是徐永義早已跑得無影無蹤，哪裡有人敢答應。
日軍的機槍響了起來，那些跪著的便全倒下了，這時，翻譯官向軍官嘀咕了一句，於是機槍重又響起，又重新掃了一遍，最後，日軍仍不放心，又用槍挨個翻了一遍，或用槍打，或用刺刀戳，被槍殺的48人中，有6人從血泊和死屍堆里爬出來得以倖免一死，他們是褚繼和、褚繼信、宋繼前、褚永盛、宋玉龍和李福泰，其餘42人全部被害。宋雲瑞一家就攤上5口，打死了3個兒子，兩個孫子。全村4戶殺絕了根。有13個年輕婦女失去了丈夫。家家戶戶的牛、驢牲口和衣服，全被搶得乾乾淨淨。房屋、家具、樹木、草垛能著火的東西，全燒光了，全村只有西南郊的龍王廟沒有燒掉。可憐一個秀麗的村莊瞬間變為一片廢墟。當時154戶，700餘口人，經這一次殺戮、火燒，改嫁的改嫁，逃荒的逃荒，到1942年，又逢上大歉年，人口只剩下了93口。
